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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9月的一天，爱迪生的助手克鲁西再也熬不住了：“爱迪生先生，我依样画葫芦，画了图，交了卷，也没弄懂您搞的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爱迪生笑了笑，说道：“是会讲话的机器，克鲁西。”
“会讲话的机器？”克鲁西眨着眼睛重复了一句，“您别开玩笑了！”
这时，车间主任卡门正好有事来找爱迪生，听到两个人的谈话，他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您要是能叫它开口说一句话，我情愿输一包特级哈瓦那雪茄！”
克鲁西也附和说：“只要它能说上半句，我再送上一大篓苹果。”
的确，爱迪生的“异想天开”实在是悬乎了点，从古到今，没见过谁能把声音永远留住，让机器开口说话。
不过，爱迪生倒是早有“阴谋”的。他在7月18日的记事簿上就写道：“我要用一块尖端凸起的膜板将人的声音全部予以贮存，在日后需要时再随时自动放出来……”从这天起，在实验室的记事簿上便常常有关于刻录声音的记录。到了8月12日那天，记事簿上又突然出现了“留声机”三个字。
事隔不久，在众人的一片质疑声中，留声机呱呱坠地—— 一个伟大的发明诞生在“荒诞不经”之中。《科学美国人》专栏报道的文章标题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会讲话的机器！”
克鲁西、卡门两位先生呢？愿赌就得服输。后来他们双双心悦诚服地送上了自己的哈瓦那雪茄和苹果……
当然，在科学史上，心悦诚服的还不只是克鲁西和卡门这样的“小人物”，背上“大人物”包袱的数学家高斯也曾惊骇于“一种可怕的新世界”——
20世纪60年代，西方数学界掀起了一场“新数学运动”，喊出了“欧几里得滚蛋”的口号。这场“新数学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当代数学改革家们还不能最后决定怎样对待欧氏几何。不过，这些人也真是太“狂”了：2000多年以来，欧氏几何的“平直世界”、“立方体宇宙”已经根深蒂固，似乎无可替代。
那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如此“口出狂言”呢？这也事出有因。
欧氏几何中有一条“平行公理”：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然而，在后来的2000多年里，多达“一个军团”（美国数学史家之评论）的人，都在证明或否定它的正确中铩羽而归。
时间流转到1823年11月3日，德国一个叫约翰·波利亚的青年写信给他父亲说：“我已经白手起家创造了另一个奇妙的新世界。”1831年，阐述“新世界”的论文《绝对空间的几何》，在他父亲的一本书中以附录形式发表。约翰的“新世界”确实“奇妙”，空间弯曲而不平直，三角形内角和不再是我们熟悉的180度，圆周率不是大约的3.14……
可是，约翰父亲的好朋友高斯看到他的这个“新世界”之后，被惊吓坏了。高斯受惊吓的原因，倒不是觉得约翰这个“世界”有多么“新”——他在早于约翰7年即1816年就把类似的“新世界”基本搞定，并认为它太“不可思议”了，怕被已经根深蒂固信奉欧氏几何的欧洲数学家们嘲笑而不敢公开。用这位胆小的“大人物”写给德国数学家贝塞耳信中的话说，是怕“黄蜂围着耳朵飞”，并会“引起波哀提亚(古希腊一个以愚蠢著称的部落)人的叫嚣”。于是，他出面劝阻……悲愤的约翰不久就含恨九泉之下。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紧接着，各种非欧几何在罗巴切夫斯基、黎曼等人的培育下，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1894年，匈牙利数学物理学会在马洛斯发沙黑利那座久久被遗忘的墓地上，竖起了一座约翰的石像；1960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举行了约翰逝世100周年的纪念会，并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一个数学奖；他的《绝对空间的几何》被列入世界第一流科学经典而光耀千秋。
“奇谈怪论”的非欧几何，让我们走出了“平淡无奇”的欧氏空间的牢笼，进入了“五彩缤纷”的弯曲世界——按照相对论的观点，宇宙结构的几何学不是欧氏几何，而是接近非欧几何。非欧几何成了不少理论的基础，揭开了相对论大戏的序幕。
1919年11月6日，英国皇家学会郑重宣布，根据他们各自在不同地点对当年5月29日的日全食观察结果，广义相对论中“光线在太阳附近会转弯”的预言得到验证。
不过，相对论太怪异了。不信，请看美国科普诗人阿瑟尔·布莱尔于1926年发表在诗歌集《数学鹊》中的一首打油诗《相对性》：一个小妞叫不赖，走起路来比光快；今日白天出门去，昨天夜晚返回来。
为了弄懂深奥莫测的相对论，美国的一个富翁出了5000美元征求通俗短文。而英国的一家报纸则用漫画“作答”：侦探手持电筒，电筒发出的一束光拐了两个大弯，照到撬保险柜的小偷身上；漫画的标题是——“爱因斯坦，这是小意思！”那为什么是爱因斯坦，而不是其他人创立了相对论呢？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啊！
原来，提出“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的法国科学家庞加莱和提出“洛仑兹变换”的荷兰科学家洛仑兹等，都曾先于爱因斯坦走到相对论面前。而我们知道，这些原理和变换，都是相对论的基础。但是他们在“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时候，却“雪拥蓝关马不前”了。
那么，横在他们面前的“云”和“雪”是什么呢？是欧几里得和牛顿那可爱又可恨的“经典”——绝对时空！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打碎千百年来的这个束缚人类的“紧箍咒”。
只有别具慧眼的爱因斯坦敢于打出“离经叛道”的轰天重拳，像当时的文章评论的那样，“打倒欧几里得，把牛顿赶到角落”，创立《民族》杂志所说的“通常只在噩梦中出现”的相对论。
1896年前后，“航天之父”俄国人齐奥尔科夫斯基写了他的宇航代表作《在地球之外》。
这本科幻小说写的是2017年发生的事。20位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和工匠乘坐自己建造的飞船飞出大气层，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处于有趣的失重状态。他们建成了大温室，种出了足够食用的蔬菜和水果。他们穿上宇航服从飞船里出来，在太空中飘游。然后，飞船又飞向月球，其中的两个人乘一辆四轮车在月球表面着陆，考察一番之后又点燃火箭离去，与在环绕月球的轨道上等候的母船会合。受这批先驱鼓舞，地球上的人们也大量转移到外层空间，住进环绕地球轨道上的温室住宅。而那20位探险家则继续飞到了火星附近，途中曾在一颗无名小行星上降落。旅途漫漫，许多年过去了，最后，他们成功地返回了地球，重新住进了建在喜马拉雅山上的科学城堡……
即使用100多年之后的当今眼光来看，我们也不能不佩服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预见性和想像力。他心驰神往、魂牵梦萦的星际航行和太空移民，其实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没想到，齐奥尔科夫斯基这杰出的思想却触犯了把持俄国皇家技术协会的老爷们。他们将其视为“异端邪说”，挖苦他是“一个无名之辈、无聊文人”，斥责他“ 企图把青少年引向邪路”。莫斯科一家杂志甚至发表一幅漫画，讽刺他头顶地，脚朝天，腋下夹着大大小小的星球。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因此受到嘲讽。
可贵的是，齐奥尔科夫斯基顶着各种奚落和打击，毫不动摇地坚持着自己的事业——直到他60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他的成就在其后得到世人公认的那一天。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历史以时间之石构筑着公正与尊严”。
“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应该风雨兼程”。“异想天开”的制造者们，在面对“风风雨雨”的时候，坚持 “用事实说话”，让时间来公正裁判。这也是“异想天开”的科学价值所在。
对这种轻率贬低或蔑视“异想天开”的“时髦”，我们却不能“一笑而过”，而应对以另一个时髦：“没有任何理由”。
（陈放摘自《科学24小时》）
爱迪生笑了笑，说道：“是会讲话的机器，克鲁西。”
“会讲话的机器？”克鲁西眨着眼睛重复了一句，“您别开玩笑了！”
这时，车间主任卡门正好有事来找爱迪生，听到两个人的谈话，他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您要是能叫它开口说一句话，我情愿输一包特级哈瓦那雪茄！”
克鲁西也附和说：“只要它能说上半句，我再送上一大篓苹果。”
的确，爱迪生的“异想天开”实在是悬乎了点，从古到今，没见过谁能把声音永远留住，让机器开口说话。
不过，爱迪生倒是早有“阴谋”的。他在7月18日的记事簿上就写道：“我要用一块尖端凸起的膜板将人的声音全部予以贮存，在日后需要时再随时自动放出来……”从这天起，在实验室的记事簿上便常常有关于刻录声音的记录。到了8月12日那天，记事簿上又突然出现了“留声机”三个字。
事隔不久，在众人的一片质疑声中，留声机呱呱坠地—— 一个伟大的发明诞生在“荒诞不经”之中。《科学美国人》专栏报道的文章标题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会讲话的机器！”
克鲁西、卡门两位先生呢？愿赌就得服输。后来他们双双心悦诚服地送上了自己的哈瓦那雪茄和苹果……
当然，在科学史上，心悦诚服的还不只是克鲁西和卡门这样的“小人物”，背上“大人物”包袱的数学家高斯也曾惊骇于“一种可怕的新世界”——
20世纪60年代，西方数学界掀起了一场“新数学运动”，喊出了“欧几里得滚蛋”的口号。这场“新数学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当代数学改革家们还不能最后决定怎样对待欧氏几何。不过，这些人也真是太“狂”了：2000多年以来，欧氏几何的“平直世界”、“立方体宇宙”已经根深蒂固，似乎无可替代。
那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如此“口出狂言”呢？这也事出有因。
欧氏几何中有一条“平行公理”：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然而，在后来的2000多年里，多达“一个军团”（美国数学史家之评论）的人，都在证明或否定它的正确中铩羽而归。
时间流转到1823年11月3日，德国一个叫约翰·波利亚的青年写信给他父亲说：“我已经白手起家创造了另一个奇妙的新世界。”1831年，阐述“新世界”的论文《绝对空间的几何》，在他父亲的一本书中以附录形式发表。约翰的“新世界”确实“奇妙”，空间弯曲而不平直，三角形内角和不再是我们熟悉的180度，圆周率不是大约的3.14……
可是，约翰父亲的好朋友高斯看到他的这个“新世界”之后，被惊吓坏了。高斯受惊吓的原因，倒不是觉得约翰这个“世界”有多么“新”——他在早于约翰7年即1816年就把类似的“新世界”基本搞定，并认为它太“不可思议”了，怕被已经根深蒂固信奉欧氏几何的欧洲数学家们嘲笑而不敢公开。用这位胆小的“大人物”写给德国数学家贝塞耳信中的话说，是怕“黄蜂围着耳朵飞”，并会“引起波哀提亚(古希腊一个以愚蠢著称的部落)人的叫嚣”。于是，他出面劝阻……悲愤的约翰不久就含恨九泉之下。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紧接着，各种非欧几何在罗巴切夫斯基、黎曼等人的培育下，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1894年，匈牙利数学物理学会在马洛斯发沙黑利那座久久被遗忘的墓地上，竖起了一座约翰的石像；1960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举行了约翰逝世100周年的纪念会，并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一个数学奖；他的《绝对空间的几何》被列入世界第一流科学经典而光耀千秋。
“奇谈怪论”的非欧几何，让我们走出了“平淡无奇”的欧氏空间的牢笼，进入了“五彩缤纷”的弯曲世界——按照相对论的观点，宇宙结构的几何学不是欧氏几何，而是接近非欧几何。非欧几何成了不少理论的基础，揭开了相对论大戏的序幕。
1919年11月6日，英国皇家学会郑重宣布，根据他们各自在不同地点对当年5月29日的日全食观察结果，广义相对论中“光线在太阳附近会转弯”的预言得到验证。
不过，相对论太怪异了。不信，请看美国科普诗人阿瑟尔·布莱尔于1926年发表在诗歌集《数学鹊》中的一首打油诗《相对性》：一个小妞叫不赖，走起路来比光快；今日白天出门去，昨天夜晚返回来。
为了弄懂深奥莫测的相对论，美国的一个富翁出了5000美元征求通俗短文。而英国的一家报纸则用漫画“作答”：侦探手持电筒，电筒发出的一束光拐了两个大弯，照到撬保险柜的小偷身上；漫画的标题是——“爱因斯坦，这是小意思！”那为什么是爱因斯坦，而不是其他人创立了相对论呢？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啊！
原来，提出“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的法国科学家庞加莱和提出“洛仑兹变换”的荷兰科学家洛仑兹等，都曾先于爱因斯坦走到相对论面前。而我们知道，这些原理和变换，都是相对论的基础。但是他们在“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时候，却“雪拥蓝关马不前”了。
那么，横在他们面前的“云”和“雪”是什么呢？是欧几里得和牛顿那可爱又可恨的“经典”——绝对时空！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打碎千百年来的这个束缚人类的“紧箍咒”。
只有别具慧眼的爱因斯坦敢于打出“离经叛道”的轰天重拳，像当时的文章评论的那样，“打倒欧几里得，把牛顿赶到角落”，创立《民族》杂志所说的“通常只在噩梦中出现”的相对论。
1896年前后，“航天之父”俄国人齐奥尔科夫斯基写了他的宇航代表作《在地球之外》。
这本科幻小说写的是2017年发生的事。20位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和工匠乘坐自己建造的飞船飞出大气层，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处于有趣的失重状态。他们建成了大温室，种出了足够食用的蔬菜和水果。他们穿上宇航服从飞船里出来，在太空中飘游。然后，飞船又飞向月球，其中的两个人乘一辆四轮车在月球表面着陆，考察一番之后又点燃火箭离去，与在环绕月球的轨道上等候的母船会合。受这批先驱鼓舞，地球上的人们也大量转移到外层空间，住进环绕地球轨道上的温室住宅。而那20位探险家则继续飞到了火星附近，途中曾在一颗无名小行星上降落。旅途漫漫，许多年过去了，最后，他们成功地返回了地球，重新住进了建在喜马拉雅山上的科学城堡……
即使用100多年之后的当今眼光来看，我们也不能不佩服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预见性和想像力。他心驰神往、魂牵梦萦的星际航行和太空移民，其实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没想到，齐奥尔科夫斯基这杰出的思想却触犯了把持俄国皇家技术协会的老爷们。他们将其视为“异端邪说”，挖苦他是“一个无名之辈、无聊文人”，斥责他“ 企图把青少年引向邪路”。莫斯科一家杂志甚至发表一幅漫画，讽刺他头顶地，脚朝天，腋下夹着大大小小的星球。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因此受到嘲讽。
可贵的是，齐奥尔科夫斯基顶着各种奚落和打击，毫不动摇地坚持着自己的事业——直到他60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他的成就在其后得到世人公认的那一天。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历史以时间之石构筑着公正与尊严”。
“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应该风雨兼程”。“异想天开”的制造者们，在面对“风风雨雨”的时候，坚持 “用事实说话”，让时间来公正裁判。这也是“异想天开”的科学价值所在。
对这种轻率贬低或蔑视“异想天开”的“时髦”，我们却不能“一笑而过”，而应对以另一个时髦：“没有任何理由”。
（陈放摘自《科学2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