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初,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又被分回北京教书,在这三个地方,我曾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炮打谢富治的反革命嫌疑分子”、“5.16”阴谋分子而受批判,受审查,过了一关又一关……加之我的父亲金城和公公廖鲁言都被列入“中央专案”受审查,我更被视为株连不赦的罪人——“黑帮子女”,受尽歧视和屈辱,无形的重压像沉重的磨盘一样碾挤着我,同时也砥励着我。我用一个肩膀挑起劳动、工作和生活的重担,用另一个肩膀去承受个人和两个家庭遭遇的政治磨难,在人生旅途中艰难跋涉。我看到了许多恶人,他们的虚假、邪恶和丑陋,令我作呕而唾弃;也遇到更多善良的人,慰藉着我的心,许多温暖的手,扶助我前行,而胡耀邦叔叔是这些善者和智者之中最让我敬佩和感激的一位。
　　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在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府右街人行道上,看守“牛棚”的老工人王宝璇遇到了我,他不安地看看四周,没有熟人,便小声对我说:“你爸爸最近犯过两次心脏病,快想办法救他,不然就怕活不出去了!”说完便匆匆走开。我爸爸被“隔离审查”已四年,一不准探视,二不准通信,三不准送钱物,爸爸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听了老王的话,我的心顿时紧缩起来,好心的老王,我真谢谢您,可我又如何救助爸爸呢?
　　在我们走投无路之时,我母亲的学生胡小炜回京探亲,她知道我爸爸的情况后热情地说:“我带你们去找一个人——胡耀邦,他会帮助你们!”胡耀邦曾是我们共青团的书记,我们认识他,可他并不认识我们啊。何况他自己当时也处在被打倒的状态,我们怎么能连累他?他又如何能帮助我们呢?我们带着一连串的疑虑,跟着小炜来到富强胡同耀邦叔叔的家,碰碰运气。小炜将我们径直带往耀邦叔叔的书房,那是夜晚,耀邦叔叔正在灯下看书,见我们进来,便热情地走过来和我们握手。他招呼我们坐下,用和善而又自信的目光看着我和弟弟。我不知耀邦叔叔是否认识我爸爸,便将爸爸的经历,以及被当作叛徒和走资派列入中央专案的情况,尽量客观地做了介绍,最后讲了爸爸生病的情况。我怕耽误耀邦叔叔的时间,又怕引起他的不耐烦,尽量讲得简要一些,而耀邦叔叔却听得十分专注,他的笑容消失了,显得严峻和忧虑。我的心好像更贴近了他,禁不住将积压心头四年的疑问向他倾诉:“中央专案组调查了四年,为什么还不做结论?我爸爸究竟有没有问题?问题到底有多大?”从小受着正统教育的我,把相信党和毛主席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达到迷信的程度,对自己的亲人反而产生疑问,加上四年来千万次“要划清界限”的“再教育”,更叫我无所适从。今天面对耀邦叔叔,我似乎是来寻找答案,更似乎是在宣泄情绪。在那噤若寒蝉的岁月,即使是几十年的战友,过从甚密,相互间也不敢随便讲一句公道话,而耀邦叔叔和我家又素无来往,我对他也不敢怀有什么奢望,他能同情我们也就不错了。然而,出乎我和弟弟的意料,耀邦叔叔低头掐灭了香烟,抬起头来,斩钉截铁地对我们说:“你爸爸有什么问题?他没有问题!你爸爸是抗大第二期十三队的支部书记,我是总政治部副主任,我了解他。他长期在白区工作,最忠诚、最老实、最守纪律。他处理问题非常谨慎。他胆子小,我夸张一点讲,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头。他跟我们当兵的不一样。”他很激动,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停住说:“这样老实的人,也审查四五年,整他干什么?他是一个大好人,就在延安交际处那10年,他做了多少工作啊!”多少年来,我们第一次听到对爸爸的肯定评价,态度是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实事求是,这需要怎样的信任、了解和勇气!耀邦叔叔一语值千金,那滚烫的话语,使我们姐弟多年的积虑顿消,我们那冰冻的心,注入了暖流而热血沸腾,泯灭已久的自信心和尊严感开始复苏起来。
　　耀邦叔叔重新坐了下来,他关切地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我真诚地说:“一想到毛主席那么忙,那么大年纪,就不忍心麻烦他。想给周总理写信,可没有地方收信。”他又点燃一支烟,边吸烟,边对我们说:”你爸爸的处境很不好,这不是你们自家的私事,这是关系到党的干部政策的大问题,审查了这么多年还不做结论,人都要整死了。你们有义务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这不是找麻烦,应该让中央了解有关情况,下决心尽早解决干部问题。”他想了一想又说:“你们还是给周总理写信吧,你爸爸从30年代起就做上层统战工作,周总理对他很了解。写信不要提过多要求,只写一个问题,写你爸爸身体有病,心脏病老发作,眼睛患白内障已失明。你们只提一个要求,要求住院治病。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国民党的监狱还可以保外就医嘛!这封信先不提作结论的要求,要求太多,反而不易解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住身体,就可以熬到做结论。”我们听了他恳切而又切实可行的建议,真如暑天嚼冰,头脑立即清醒起来。我们姐弟如获至宝,就站起来告辞:“谢谢您,耀邦叔叔,我们现在就回去写信。”可耀邦叔叔伸手示意要我们坐下,说:“不要急,不要急!我们在一起研究研究,这封信怎么写?怎样才能让周总理亲自看到?这是最重要的。”我和弟弟面面相觑,无计可施,便同时向耀邦叔叔投去期待的目光,期待他一定会授予锦囊妙计,耀邦叔叔十分认真地说:“你写信一定要言简意赅,言辞恳切,只写一页信纸,三四百字就够了。因为周总理很忙,秘书一看见长信,就要做摘录,一摘录难免表达不准确,又要拖好几天时间。你们的信如果只有一页纸,简明扼要,就会被直接送到总理手中。你写字要一笔一画,要尽量规矩,字要写得大,让总理看起来省一点力气。”停了一下他又叮咛说:“信封上要写明落款,写明寄信人是统战部副部长金城之子。字也要写得大,写得规矩,这才能引起传递信件人的注意。他会尽快把信转递到总理手上。”
　　第二天,我将写好的信稿送给耀邦叔叔看,他连连称赞说:“写得好,言辞恳切、感人,不愧为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我受了称赞,既欣慰又辛酸,忍不住说:“可惜我大学毕业不能研究文学,尽给爸爸写申诉了。”耀邦叔叔笑笑说:“这是暂时的,将来你能有机会研究你的专业的,我们国家大学毕业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耀邦叔叔看了信封上落款,署名是“金矛”。我解释说:“我弟弟怕信落到造反派或专案组手里,怕连累我挨整,不让我署名。”我弟弟说:“我姐姐是党员,这几年挨了很多整;我是老百姓,学的是舰艇设计,受牵连转业回来,现在在一个工厂当工人,再整也把我整不到哪去了,所以由我来署名。”耀邦叔叔称赞弟弟的自我牺牲精神,也称赞我们家庭内部的团结。他说:“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你们家还没有攻破,你们经受了考验,你们要团结,还要和广大群众团结,群众不讲话,但心里很清楚,对人对事都有公论。”然后,他又兴奋地告诉我们:“我打听到了给周总理送信的门路,你们到中南海北门,北门对面有一排木板墙,墙内是正在施工的工地,板墙有一处缺口,你们走进缺口就会看见木板墙后面站着一位解放军同志,你们把信交给他,请他务必把信转交周总理。你们去试试看,我知道有人曾从这里给周总理送信,总理收到了。那位解放军战士会收下你们的信的。”迷津一经指点,我们惊喜交加,便遵嘱将信送去,果然被收下。
　　后来经爸爸回忆,在我们送出信后不久的一天,有两位身穿军装的同志来看他,态度非常和气,主要询问他的健康状况,谈话后一直目送爸爸,看着他步履蹒跚地拄杖上楼,他们甚至还过来搀扶了他一把……不久,爸爸就被送进了北大医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又来到耀邦叔叔家,问他关于我公公廖鲁言“叛徒集团”的案子,是否可能在全会上了结。耀邦叔叔说:“十年动乱留下很多冤案,天安门事件,刘少奇事件,叛徒集团事件,都是大案、要案。这些问题都会解决,但是斗争很复杂,中央专案组还在,他们辛辛苦苦整了十来年,罗织种种罪名,要全部推翻,他们不甘心;“四人帮”的残余还在起作用,有些要害部门,像中央组织部还被他们把持着,干部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过程。我也寄希望于这次会议,寄希望于叶帅等老一辈革命家,我也会努力去讲话,但是斗争是艰巨的,我不能保证这次会议一定能解决“叛徒集团”的问题,但我相信最终是要解决的,你们要有信心,要有韧性的斗争精神,你们的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耀邦叔叔始终是如此,讲话坦诚、实在,从不空许愿,从不打包票,从不给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宁可讲七分话,干十二分事,而得到十分成绩,绝不像有的人那样,讲十二分话,干三分事,空口许诺,一事无成,哗众取宠。他总是言传身教,带领我们脚踏实地去与邪恶战斗。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能有一点实干精神的话,那是和耀邦叔叔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熏陶分不开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比预料的好,好得多!”这是全会结束后,耀邦叔叔对去拜访他的人讲的第一句话。那天阳光明媚,虽是冬日,但院子里并无寒意,站了许多人,有几位扶杖老者被请到椅子上坐下,“小字辈”的人全都站着。耀邦叔叔像召开新闻发布会似的,容光焕发,精神振奋,从我结识他以来,从未见过他如此地高兴。他说:“三中全会开得出乎意料的好,可以和七大相比,是真正的团结胜利的大会。”当人们称赞耀邦同志对这次会议所发生的作用时,他谦逊地说:“主要是叶帅他们这些老一辈革命家起了决定性作用。”接着,他请李昭阿姨把他的亲戚从新疆带来的西瓜切给大家吃。冬日的阳光下,大家吃着脆甜的新疆瓜,真是甜到了心里。
　　(责编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