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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每10平方公里土地上，就会派出一个代表，来看看留民营是怎么回事。
“欢迎您来到中国生态农业第一村——留民营。”导游孔雪梅以这样的开场白向来访的百余名外国游客介绍道，由此“留民营村生态之旅”正式开启。
28年前，北京大兴区的留民营村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的“全球人类生态环境500佳”，一跃成为世界生态农业新村的典范。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自发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基地，留民营至今依然保存着乡村有机农业发展清晰而典型的历史图谱。
很少有村庄像留民营这样与中国生态农业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今年4月“世界最严”的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实施以来，留民营的情况如何？记者带着疑问走访了这个“生态第一村”。
留民营变迁
10月31日，记者来到留民营村，正赶上一群远道而来的德国农业专家，他们专程来这里参观生态农业循环系统。村民们对这种场面显然习以为常了，接待者都操着较为流利的英语。无疑，这样的场景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仍不多见。
耕地少、既不耐旱又不耐涝的留民营村，自古就是中国农村贫穷村落的代表。1969年，张占林接任村支书，“集体化的留民营村”显示出巨大力量。全村千余亩地被分割成百余块儿，分散在沟壑间。张占林带领村民将这些沟、坡进行改造，使之连在一起，变成能够产粮的良田。
老一代留民营人这样描述那段岁月：天不亮就上工，直至天黑才收工，这样周而复始，从1969年劳作到1982年。在此期间，这个200余人的小村庄，平坡填沟造地近2000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年年为国家交粮。通过这样的原始积累，村民们过上了“田成方，树成行，渠成网，家家住上排子房”的幸福生活。
不仅如此，村里还为各户配置彩电、洗衣机、电风扇、太阳灶，建起了沼气池、太阳能浴室。到1982年，其集体固定资产200多万元，年收入59万元，人均年收入3000余元。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光棍儿村”，变成了京郊有名的“六有村”。
集体带给了村民们实实在在的优越感。在1982年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际，留民营没有响应上级“指示”走“分田到户”的道路，在张占林的带领下，继续坚持走统一经营的道路。
就在那一年，北京市环保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来到留民营进行考察。发现这里具备生态农业实验的样板价值。就这样，一次绝好的发展机遇“降临”到留民营。
此后的几年中，留民营重点发展林木种植、畜牧养殖，开发新能源。以沼气为中心，组成了农、林、牧、渔完整的链式生态系统。用秸秆喂养牲畜，产出肉和奶，然后用禽畜粪便制造沼气，沼液、沼渣当肥料再回到农田中去，如此往复循环。
生态农业的样板效应注定使这个小村庄不会平静。1987年6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留民营“全球人类生态环境500佳”，自此留民营被誉为“中国生态农业第一村”。从这一年开始，留民营先后接待国内游客百余万人次，也就是说，在中国每10平方公里土地上，就会派出一个代表，来看看留民营是怎么回事。
作为中国农村生态农业的样板，留民营“红火”了13年。进入20世纪的最后10年，全国各地涌现招商引资潮，在这股潮流中，留民营迷失了自己。生态农业的道路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乡村工业化。通过招商引资，留民营也办了几家村企。然而，这些企业并未给留民营带来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有机种植时代
痛定思痛的留民营，2000年前后才又重新回到发展生态农业的道路上来。这个曾经的“生态第一村”，生态农业的发展已被搁置了整整10年时间。
随着现代社会对食品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确保食品安全成为重要公共卫生议题。在保护环境和食品安全这两大主题的双重驱动下，有机农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再次出发的留民营顺势将效益低下的工业化企业成功剥离，组建了北京青圃蔬菜公司，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基础上，对1500亩土地进行有机蔬菜的开发和生产。
2002年，北京青圃60多个品种的有机蔬菜通过原国家环保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的有机食品认证。2003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印发了《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考核管理规定（试行）》。留民营通过考核，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自发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基地。
在国内有机农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北京青圃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利润，还有“紧俏商品”的市场空间。2006年，留民营有日光温室180栋，年产有机蔬菜3800吨，年销售2000余万元。除此，留民营还是荷兰阿姆斯特丹“世界有机种植者大奖”的获得者。
随着外界热钱的涌入，中国的有机农业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06年，私募股权机构投资于有机农业项目的金额仅为0.56亿美元；而2007年，这个数字猛然增长至3.96亿美元；到2010年，其投资金额达14.89亿美元，这一年的投资金额超过了前四年的总和。
与此同时，一些未曾涉猎过农业的大佬们也纷纷进入，中国有机产品的市场份额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汇源果汁的朱新礼在京郊密云区运作1.5万亩的有机区域，联想控股的柳传志成立佳沃集团，期冀打造一个全产业链的食品加工场，万达集团的王健林也在京郊延庆布局有机蔬菜种植。
不过，与巨头们的有机产品相比，以北京青圃为代表的第一批有机蔬菜种植者已占据市场先机。它的有机蔬菜通过70家大型超市进入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公司规模一度达400余人。此时，距北京1500公里以外，从事有机蔬菜种植的上海多利农庄也开始崭露头角。
2010年前后，有专家宣称中国农业已经进入“有机种植时代”。2012年8月，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北京青圃与上海多利农庄展开合作，希望在高品质的有机蔬菜市场占得先机。
“北京青圃” 的迷惘
相比于北京青圃和多利农庄提出“双方携手，互惠共赢”的设计理想，现实展现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走向，双方合作11个月后就不欢而散。北京青圃一位负责人用“两败俱伤”来形容合作失利的影响。 不过，两者在合作初期有过短暂的“蜜月期”。在多利一系列市场推广活动后，来留民营购买、参观有机蔬菜的消费者太多，乘坐的车辆一度要停在村外。
村口一家饭店的老板对于当初的盛况印象深刻。那时，他家店里客人几乎天天爆满，厨师由3人增至6个也无法满足需求。他一度曾想过要开个分店。
饭店老板至今没有弄清楚两者是如何走到“分手”的地步，他也不会知道，除了早期涉足有机行业的公司陷入瓶颈期外，巨头们在有机农业上的布局也并不顺利。
汇源集团自2008年注资有机农业近10亿元至今尚未盈利，亏损由其他项目的补贴维持。万达集团打造的有机农业园，所产绿色食品目前没有对外销售。
业内人士认为，无农业经验的企业，只看到了市场的前景，却忽略有机农业是一个高门槛、投入大、短期盈利不易的产业。而多利与北京青圃合作的失败，则在于二者在管理模式及营销理念上没有融合。
该业内人士举例，多利农庄在进入留民营后，照搬在上海的“自营模式”。除了土地、工人来自留民营外，其管理团队、销售团队都从上海调配。“这其实需要高成本投入，一旦协调不好双方的利益关系，整体执行力很容易出问题”。
这一观点也得到北京青圃技术员孔庆伟的认可，他用“不接地气”来形容多利农庄在留民营实行的管理模式。“这边我们种植的黄瓜眼看要出棚，那边多利的人还继续从上海空运黄瓜，没人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
除了企业自身的因素外，有机产业面临的诸多问题也不容忽视。
据中国农科院最新一份报告《中国发展有机农业机遇、问题及对策》认为，国家虽然大力推进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并向农民提供金融支持以便他们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但对于有机农业的发展并没有实质性的政策、资金、科研技术投入。
孔庆伟称，从事种植有机蔬菜近10年，病虫害和土壤肥力保持是限制有机农业产量提高的根本原因，也是多数从事有机种植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有时遇到虫害，根本就不知道该找哪家科研机构帮助，只能用土办法”。
与多利农庄“分手”后，北京青圃有机蔬菜种植道路并不顺利。因市场遇冷、销售渠道受阻，其品牌影响力大不如从前，目前只为北京若干家饭店提供产品，规模也缩减到380亩，年均销售额维持在百余万元。
市场遇阻，加上国内有机认证复杂，北京青圃打算走出口道路。然而，出口市场竞争激烈，企业想要进入也并不容易。
北京青圃陷入了困境。
“欢迎您来到中国生态农业第一村——留民营。”导游孔雪梅以这样的开场白向来访的百余名外国游客介绍道，由此“留民营村生态之旅”正式开启。
28年前，北京大兴区的留民营村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的“全球人类生态环境500佳”，一跃成为世界生态农业新村的典范。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自发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基地，留民营至今依然保存着乡村有机农业发展清晰而典型的历史图谱。
很少有村庄像留民营这样与中国生态农业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今年4月“世界最严”的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实施以来，留民营的情况如何？记者带着疑问走访了这个“生态第一村”。
留民营变迁
10月31日，记者来到留民营村，正赶上一群远道而来的德国农业专家，他们专程来这里参观生态农业循环系统。村民们对这种场面显然习以为常了，接待者都操着较为流利的英语。无疑，这样的场景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仍不多见。
耕地少、既不耐旱又不耐涝的留民营村，自古就是中国农村贫穷村落的代表。1969年，张占林接任村支书，“集体化的留民营村”显示出巨大力量。全村千余亩地被分割成百余块儿，分散在沟壑间。张占林带领村民将这些沟、坡进行改造，使之连在一起，变成能够产粮的良田。
老一代留民营人这样描述那段岁月：天不亮就上工，直至天黑才收工，这样周而复始，从1969年劳作到1982年。在此期间，这个200余人的小村庄，平坡填沟造地近2000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年年为国家交粮。通过这样的原始积累，村民们过上了“田成方，树成行，渠成网，家家住上排子房”的幸福生活。
不仅如此，村里还为各户配置彩电、洗衣机、电风扇、太阳灶，建起了沼气池、太阳能浴室。到1982年，其集体固定资产200多万元，年收入59万元，人均年收入3000余元。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光棍儿村”，变成了京郊有名的“六有村”。
集体带给了村民们实实在在的优越感。在1982年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际，留民营没有响应上级“指示”走“分田到户”的道路，在张占林的带领下，继续坚持走统一经营的道路。
就在那一年，北京市环保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来到留民营进行考察。发现这里具备生态农业实验的样板价值。就这样，一次绝好的发展机遇“降临”到留民营。
此后的几年中，留民营重点发展林木种植、畜牧养殖，开发新能源。以沼气为中心，组成了农、林、牧、渔完整的链式生态系统。用秸秆喂养牲畜，产出肉和奶，然后用禽畜粪便制造沼气，沼液、沼渣当肥料再回到农田中去，如此往复循环。
生态农业的样板效应注定使这个小村庄不会平静。1987年6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留民营“全球人类生态环境500佳”，自此留民营被誉为“中国生态农业第一村”。从这一年开始，留民营先后接待国内游客百余万人次，也就是说，在中国每10平方公里土地上，就会派出一个代表，来看看留民营是怎么回事。
作为中国农村生态农业的样板，留民营“红火”了13年。进入20世纪的最后10年，全国各地涌现招商引资潮，在这股潮流中，留民营迷失了自己。生态农业的道路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乡村工业化。通过招商引资，留民营也办了几家村企。然而，这些企业并未给留民营带来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有机种植时代
痛定思痛的留民营，2000年前后才又重新回到发展生态农业的道路上来。这个曾经的“生态第一村”，生态农业的发展已被搁置了整整10年时间。
随着现代社会对食品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确保食品安全成为重要公共卫生议题。在保护环境和食品安全这两大主题的双重驱动下，有机农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再次出发的留民营顺势将效益低下的工业化企业成功剥离，组建了北京青圃蔬菜公司，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基础上，对1500亩土地进行有机蔬菜的开发和生产。
2002年，北京青圃60多个品种的有机蔬菜通过原国家环保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的有机食品认证。2003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印发了《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考核管理规定（试行）》。留民营通过考核，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自发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基地。
在国内有机农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北京青圃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利润，还有“紧俏商品”的市场空间。2006年，留民营有日光温室180栋，年产有机蔬菜3800吨，年销售2000余万元。除此，留民营还是荷兰阿姆斯特丹“世界有机种植者大奖”的获得者。
随着外界热钱的涌入，中国的有机农业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06年，私募股权机构投资于有机农业项目的金额仅为0.56亿美元；而2007年，这个数字猛然增长至3.96亿美元；到2010年，其投资金额达14.89亿美元，这一年的投资金额超过了前四年的总和。
与此同时，一些未曾涉猎过农业的大佬们也纷纷进入，中国有机产品的市场份额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汇源果汁的朱新礼在京郊密云区运作1.5万亩的有机区域，联想控股的柳传志成立佳沃集团，期冀打造一个全产业链的食品加工场，万达集团的王健林也在京郊延庆布局有机蔬菜种植。
不过，与巨头们的有机产品相比，以北京青圃为代表的第一批有机蔬菜种植者已占据市场先机。它的有机蔬菜通过70家大型超市进入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公司规模一度达400余人。此时，距北京1500公里以外，从事有机蔬菜种植的上海多利农庄也开始崭露头角。
2010年前后，有专家宣称中国农业已经进入“有机种植时代”。2012年8月，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北京青圃与上海多利农庄展开合作，希望在高品质的有机蔬菜市场占得先机。
“北京青圃” 的迷惘
相比于北京青圃和多利农庄提出“双方携手，互惠共赢”的设计理想，现实展现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走向，双方合作11个月后就不欢而散。北京青圃一位负责人用“两败俱伤”来形容合作失利的影响。 不过，两者在合作初期有过短暂的“蜜月期”。在多利一系列市场推广活动后，来留民营购买、参观有机蔬菜的消费者太多，乘坐的车辆一度要停在村外。
村口一家饭店的老板对于当初的盛况印象深刻。那时，他家店里客人几乎天天爆满，厨师由3人增至6个也无法满足需求。他一度曾想过要开个分店。
饭店老板至今没有弄清楚两者是如何走到“分手”的地步，他也不会知道，除了早期涉足有机行业的公司陷入瓶颈期外，巨头们在有机农业上的布局也并不顺利。
汇源集团自2008年注资有机农业近10亿元至今尚未盈利，亏损由其他项目的补贴维持。万达集团打造的有机农业园，所产绿色食品目前没有对外销售。
业内人士认为，无农业经验的企业，只看到了市场的前景，却忽略有机农业是一个高门槛、投入大、短期盈利不易的产业。而多利与北京青圃合作的失败，则在于二者在管理模式及营销理念上没有融合。
该业内人士举例，多利农庄在进入留民营后，照搬在上海的“自营模式”。除了土地、工人来自留民营外，其管理团队、销售团队都从上海调配。“这其实需要高成本投入，一旦协调不好双方的利益关系，整体执行力很容易出问题”。
这一观点也得到北京青圃技术员孔庆伟的认可，他用“不接地气”来形容多利农庄在留民营实行的管理模式。“这边我们种植的黄瓜眼看要出棚，那边多利的人还继续从上海空运黄瓜，没人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
除了企业自身的因素外，有机产业面临的诸多问题也不容忽视。
据中国农科院最新一份报告《中国发展有机农业机遇、问题及对策》认为，国家虽然大力推进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并向农民提供金融支持以便他们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但对于有机农业的发展并没有实质性的政策、资金、科研技术投入。
孔庆伟称，从事种植有机蔬菜近10年，病虫害和土壤肥力保持是限制有机农业产量提高的根本原因，也是多数从事有机种植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有时遇到虫害，根本就不知道该找哪家科研机构帮助，只能用土办法”。
与多利农庄“分手”后，北京青圃有机蔬菜种植道路并不顺利。因市场遇冷、销售渠道受阻，其品牌影响力大不如从前，目前只为北京若干家饭店提供产品，规模也缩减到380亩，年均销售额维持在百余万元。
市场遇阻，加上国内有机认证复杂，北京青圃打算走出口道路。然而，出口市场竞争激烈，企业想要进入也并不容易。
北京青圃陷入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