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一年，《新亚细亚》杂志刊登编辑文章，严厉批判《时报》连载的《西行艳异记》。因为这部书虽号称是作者“走川西松茂等西番部落”的“事实”游记，实际上不仅多有讹误，更是一部“以‘寻艳求异’为能事”空中楼阁般的“旧小说”。而且，该文作者借此书评还特别提出边疆考察应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把对于边疆的‘神奇’的观念改为‘平实’的观念”，二是“把考察边疆的普遍游历的观念改为专门研究的观念”（《为评西行艳异记答时报的编辑先生》，《新亚细亚》二卷一期）。
　　两句如口号般的研究旨向，表明该作者有意鼓励现代式的真实且平实的边疆目光，不仅批判以奇、异为核心的旧式边疆观念，更力图将“旧小说”彻底排除在现代边疆研究的视域之外。这正彰显了近代以来边疆研究的两方面趋向：一是于观察中强调“平实之眼”的价值，打破传统“华”“夷”的阻隔，均以一般之国民而重新认识;二是在选材中偏重真实性为先的史地考证、边政反思、风俗描写，至于专事诡谲奇幻的“旧小说”则难为学者用于实证研究。
　　可如果仔细审视这一时期的出版业，类于《西行艳异记》之类的“旧小说”颇多。如一九四九年广州民智书店、大成书局印行了一本署名林仁超的《琼崖黎洞奇观》，讲述的是作者在海南岛上的奇遇，所记内容虽不至全是荒诞无稽，但作者明显有意挑选奇幻艳丽之事以呈现黎汉间的差异，甚至配图也有意捕捉香艳、猎奇瞬间。因此可以说，严谨真实的研究与奇幻艳丽的小说，一起组成了近代边疆意象的完整图景。虽然这些小说不能成为“专门研究”的材料，但从“历史语境主义”的视角来说，这些“旧小说”的出现并非偶然，当视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边疆兴趣蜂起下的应时之作，虽不具有研究边疆族群的学术价值，但也实在地参与形塑了一般人虚妄的边疆观念。
　　不过，正如微观史家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在《孤岛不孤》（文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中讨论如何理解“非历史源材料”的文学文本那样，在区分真实与虚幻、追溯“真实历史”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奇幻迷人的文学文本中获得什么？金兹伯格在书中就对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历史语境主义”提出了质疑。他以莫尔的《乌托邦》（Utopia）为例，认为不能仅将其视作文艺复兴时期讨论共和政体的政治理论文体，因为莫尔在书中有意地使用了一些希腊语词，是希望能以此提醒具备基本希腊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叙述的虚构性质”。金兹伯格也借此提醒读者，需时时注意文本背后创作者的意图。
　　回到西南边疆研究的领域来说，固然虚实文本的辨识与取合，成就了历史学、民族学对于边域世界的诠释范式。这种范式研究的对象往往是文本中所呈现的“真实的”异质或同质的边域世界，通过现代学者的考证、重建，在读者与写作对象之间建立互通渠道，帮助他们由现实径直抵达文本（无论是传世记载还是田野访谈）所构筑的历史场景中。可是，真实抑或虚构的文本背后，除了作为语境的“历史”以外，还有一个具有写作意图、个人情感、叙事技巧的创作者。换言之，同一时代的文本固然有其历史共性，然而亦有其创作个体，正所谓“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从此角度出发，记载边疆的虚实不一的文本，在现代研究价值引导下的辨识与取合固有其意义，但并不能完全消除创作者个体在宏阔历史中的主体性，因而还需探尋创作者写作意图的贯彻与实现。胡晓真在《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下引此书，只标出页码）一书中，以明代有关西南的文本为中心（不仅采用传统文学文本，如小说、诗词、戏曲，也包括其他由文字来表意或喻意的书写记录，如游记、回忆录、志书等），巧妙地抓住在虚实文本背后的创作者，展开了一系列饶有趣味又引人赞叹的文本分析，对重新理解边疆叙事中的虚与实颇有启发。

二

　　历史上对边域从来都不乏好奇者。宋代周去非就曾说，因他曾在南方任官，“荒忽诞漫之俗，瑰诡谲怪之产，耳目所治”，亲友便常常“问以绝域事”，最后“应酬倦矣”，干脆纂著《岭外代答》以备询问（周去非：《岭外代答序》，杨武泉校注本）。更何况，到明代随着物资的丰足，社会上收藏风气盛行，连考据学都出现了“炫博好奇”的风气（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遑论明代以来旅行风气盛行和地理知识的骤增，西南更成为一般士人好奇之所在。因此，在明清时期“眼光向外的好奇意志不断扩散”的氛围之下（9页），“因应出版市场对地理知识的需求”而创作的“西南叙事”层出不穷（11页）。
　　如果从虚实辩证来说，这些文人的好奇“只是一种轻浮的、琐屑的、无聊的文人游戏情调”，能够满足好奇的叙事也往往流于虚妄，对于今人重返真实历史实在毫无助益。但胡晓真却提出“好奇表示能够开放自我，尝试与他者的接触与对话”（60页），“是一种驱动文人开放自我并试图理解异质与他者的力量”（190页）。这意味着因应好奇之风，日益丰富的西南边徼知识，逐渐成为华夏知识体系的一环。不仅在日用类书里关于西南风俗的记载愈加多且奇，透过冯梦龙等文人的书写，来自西南的故事也成为才子佳人阅读的对象。
　　同时，西南也成为“熟悉的陌生者”，而被寄托以特殊的情感。卢梭早就有“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之说，即将他者的文化视为远古“自然”的表现而强调古朴自然的价值，桃花源中“怡然自得”的美好景象与“不知有汉”的时空观念，正好也呈现了此种文化认识。无独有偶，在《滇黔土司婚礼记》中陈鼎（一六五0至？）详细地叙述西南婚礼、婚俗，不仅仅是作为奇与异的谈资，也展露了自我生活与心态的变化。透过文本中的“我”与异文化的交涉，陈鼎将苗蛮边域化作投射远古理想礼治之所在，从而体现出他“对自身文化的回眸”（129页）。可以说，文本的构造创造了文人进入异质世界的缝隙，而催生出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也成为传统时代文人“进入西南”的重要方式。
　　甚至可以说，“对自身文化的回眸”的冲击力正来自荒诞与虚构。屠绅（一七四四至一八0一）在《蟫史》中创作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五虫”世界。他先以虫来指代西南族群，继而指出“人为倮族之一虫”以打破人与虫的界限，这样一来，“先玩弄读者一般人之下对昆虫的鄙贱之心，再骤然点出传统思想中固有的五虫观，促使读者不得不挑战、修正、翻转自己的成见”（288页），屠绅的世界观与他的自我书写巧妙叠合，也迫使读者重新反思华与夷、人与虫之间的界限与意义。试想，若是没有对西南族群虚妄与异质的叙述，读者所感受到的冲击可否如斯？

三

　　既然“好奇”本身具有积极意义，那么叙事无论虚实皆有其价值，甚至对于创作者来说，择以虚实不同，自然也就各据意图。从文类来说，读者很好理解在不同文字中所呈现的不同文学形式。比如，西南地区素有“男女踏歌，宵夜相诱”的跳月习俗，最早记载在明代杨慎的《滇程记》中。清朝前期的陆次云曾在不同文类中书写西南的“跳月”习俗：陆次云在他编纂的志书《峒谿纤志》中对跳月屡有记载，但细节上并不超出杨慎所记;可是他在杂文集《北墅绪言》作有《跳月记》一篇，却用极细腻的描述表现出繁丽精致的装束、华丽香艳的氛围、风趣世故的过程，整篇文章具有浓厚的文学趣味，以致高士奇（一六四五至一七0四）评之是“笔舞墨歌，天花乱坠”。这两种不同文类下形成的不同文字，某种程度上来说，正透露出创作者在不同文本中的技巧与趣味。
　　《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然而文与质之别，却往往被简单视作为虚与实之异。在魏晋以降的文学传统中，官员对于南方边徼的书写大致有两种取向。一种是以“异域伤悲”为主轴，通过描述南方的异族、异物、异候，叠合谪官逐臣的忧惧心情与悲惨人生，而形成独有的南方书写意象（参考薛爱华著：《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程章灿等译）。另一种则是唐中期以后随着南方任官的普遍化，越来越多地出现对南方“循吏”的赞颂与期许，尤其强调华夏“教化”之功。
　　这两种不同的取向在清代田雯（一六三五至一七0四）笔下也产生了“何陋之有”与“岂不陋哉”的纠葛，一面是作为黔地官员应保持的客观理性，所以他在《黔书》中不断展现出“专为治黔者法”之意;一面则是作为文人面临异域时的复杂情感，如《黔陋说》中面对“异域”难以自抑的伤悲、鄙夷、同情之复杂情绪。同样，田汝成（一五0三至一五五七）也是在两个维度上以不同之书写，展现了他两重意象的叠合。一方面他在游记、诗作中流露出他奉使西南的“私人的、复杂的情绪”，而另一方面他则在《炎徼纪闻》中又塑造了他作为股肱之臣于西南的作为，强调该书乃全为政纪，所谓“岂直以文字之华哉？无乃以其有关政纪也”。有趣的是，在后世的审读中，往往将前者视为文学之“虚”，而将后者视为史学之“实”。
　　胡晓真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田汝成与田雯都曾宦游西南，同样都曾以“治理”之目光审视西南的边疆统治，也都留下了被后世视作纪实的“志书”，“应属‘纪实’的文类，是否仍可能是一种自我书写”（137页）？
　　章学诚（一七三八至一八0一）在《文史通义》中曾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又说文中有气、情可动人，都在强调文辞与史事之间的密切关联。如果将“文辞”纳入边疆研究的观察视野，则不难理解“纪实”与“自我书写”间一体两面的关系。
　　比如田汝成在描写西南景观时，用极细腻的文字描绘出峻险的特殊地理，也便从中透露出他的主观判断。不仅如此，他还巧妙地使用对话、声音等来引导读者完成对遥远的西南战争的想象，甚至正因其叙事的丰富与细腻，田汝成的记载也成为冯梦龙等撰述通俗文学的素材。同样地，在田雯《黔书》中治术与文采也产生了在同一文本中的纠缠角力。他将事实的描述与文学的创作，以经纬织锦一般糅合在一起，文采斐然而又不失治道，于是，治理之书与审美经验也在虚实间彼此交织，治术与文采得以共赏。此间之“文辞”，不当只是视作无意义的“繁文”，而应是探寻创作者“自我书写”的必经之途。
　　在一些情况下，对“文辞”的关注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比如，陈鼎的《滇黔土司婚礼记》看似是亲历者的回忆录，实则却是陈鼎以回忆录的叙事语气构筑的“一个真实与虚构交织的寓言世界”（112页）。后世学者若不能识破，概以“真实”视之，甚至力图坐实其中人物，便不自觉落入陈鼎设计的圈套。这是明清文人文章书写中的游戏性情，也是胡晓真在书中反复提及的“文学趣味”。

四

　　胡晓真在序言中说，关于“内部的他者”（王明珂语）、“内地的边缘”（鲁西奇语）之西南文学，虽然有“少数民族史学”（如“彝族文学史”）或是以地域为范围的“贵州文学史”“云南文学史”等，却未出现以西南为思考中心的文学研究。但是，“西南”恰是一个特别且重要的主题，“是文化、政治、战争、美学、地理、民族、性别等诸多问题的辐辏交点”（4页），所以，她提出要以“西南”作为方法。
　　虽然有评论说“全书的关键字是‘作者’以及他的情感与叙事，……‘西南’并不是重点”（何翠萍：《从人类学“作者效应”角度读（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台湾人类学刊》二0一七年十二月），但以笔者来看，或许正是“西南”不远不近的暧昧距离，产生不实不虚的空间，成为社会观念、个人情感、身份立场、历史传统的竞技场，由此过去与现在、阅读与写作都透过创作者的书写，构成整套的喻意系统，而呈现出不同的情感、思想、认同与世界观念。
　　因此，以今人眼光所区分、辨识、取合的虚实文本，或在古人笔下并未有此泾渭分明之观念，更借由西南特殊场域与意象，而形成了不同文本的竞逐。胡曉真称之为“西南知识系统”：“与西南地区有关的文本，不论其文类归属为史、为志、为记，或小说，都展现一个共同的特色，亦即历史、传说、见闻与想象虚构在同一话语体系中互参互证，又彼此竞逐。”（179页）
　　这种虚实掺杂的知识系统，不仅于当时可为文人趣味的游戏，可作自我书写的民族志，更在时代的脉络下，叠加不同的集体心理，而成为创作者不断“复写”与“覆写”的源头。明初女土司奢香从具有戏剧性的“裸挞”之主角，随着时代变迁、民族政策等因素的转变，转化为传奇性女土司、女英雄;明末协助镇压乱民的秦良玉也在动荡的民国时期，在救亡图存的集体心理下被重新唤醒。这“复写”与“覆写”一起“层累地”造成了有关西南的历史意象，并改写着西南“内部”视角叙事的形成。像是九十年代出现的《大理古佚书钞》，显然就是在“云南无史”观念下，隐藏的“劫余的创伤”之心态而生成的作史意图。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问题——在真实与虚拟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奇幻迷人的西南叙事文本中获得什么？
　　这当然是从“实证研究”立场所发出的疑问，或许并不需要回答，因为文学诠释中所展现的创作者的“个人书写”，并不在回答“历史事实”的问题，且某种程度上正与今日的心灵可直接沟通。甚至，虚构本身也并不影响情感的再现，就像金圣叹（一六0八至一六六一）说的，施耐庵能“亲动心”而写淫妇、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读者自能感受其中之情。
　　但除此，透过对“文学趣味”的细致品味，还让我们看到关于西南记述中的“文学趣味”往往在现代人对古代边地记述惯已接受的知识、观念、意象的重构中被一一忽视，而使得“著述”之作，隐隐有简单化约为知识性“史料”的趋向。那么，重新回到今古对话之中，今日的读者当如何面对创作者的阅读与写作，接受作者的世故与真情，实证研究者自应注意分辨、剖析。从此意义上来说，《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也如胡晓真所期待的，能从虚实莫辨的明清文学之中，剖析“旧小说”的创作者在文本中所孕育的情感、思想，努力跳脱出事实性的论述与固定化的文化图景，呈现出她所期望的“超越文字的表象，以剖析西南叙事的复杂性”（7页），为“当代人文学科互跨并琢磨研究范式”提供了示范。
　　（《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胡晓真，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二0一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