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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炜是位藏学博士，1958年生于昌都，会说一口地道的藏语，能写一手流利的藏文，因常跑高原而留下一张黑红的脸。
近年来，周炜每年要回西藏，到农牧区做实地调查研究，经常要待好几个月。“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不仅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藏族传统文化也在现代社会中得到很好的传承。”周炜说。
独特而又开放的西藏文化
周炜认为藏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一方面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有形文化，如民俗、服饰、文学、佛教、雕刻、唐卡，还包括它的建筑艺术(寺庙的建筑艺术和传统的建筑艺术)等；另一方面是无形的文化，包括藏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与歌谣，也包括藏医中没有记录下来的药方，手术治疗技术，比如老藏医多年来总结的药方和诊疗方法等。
“藏文化内涵非常丰富，一般认为它是包含政治、经济、语言、文学、宗教甚至法律等在内的一个综合的文化。在藏文化里面，最有特色、最能够吸引人的，应该是藏传佛教。”周炜说。
藏族有文字的历史，从公元7世纪到现在有1000多年。它的发展是综合的，像内地汉族文化一样，是由各个因素构成的。“藏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受到中原和尼泊尔、印度的影响。寺庙的建筑、雕塑、宗教仪轨等都有很多印度、尼泊尔的风格。”周炜说，“在宗教文化上，有两个源头，又吸收了自已传统的东西，以苯教文化为核心，最终吸收兼容了尼泊尔、印度和中原的东西。”
从区域上来看，藏文化具有许多兼容性。“藏族从来都是开放的民族，易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既派出去学习别人的东西，也请其他民族的高僧大德来讲学。在吸收兼容其他民族文化精粹之后，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性。”周炜说。
周炜认为，藏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独特性又得以很好的传承。
藏族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发展
谈及藏文化的保护，少不了要谈到藏传佛教方面的保护。周炜认为，国家在这方面的保护是有目共睹的。他向记者说起他接触较多的两个方面：
一是对寺庙的复建和维护。
60年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在复建、维修藏区寺庙方面，“所花的钱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周炜说：“所有寺庙的壁画，年久失修后就脱落了。解放后，国家对经堂的维修，对佛像、壁画等的维修都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包括布达拉官、大昭寺、扎什伦布寺等寺庙的维修。”
二是对《大藏经》的对勘再版。
早在1987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门在成都成立《大藏经》对勘局，负责将德格版、纳唐版、北京版等版本的《大藏经》进行对勘然后出版。“保护藏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再版《大藏经》。可以说，历史上，没有哪个中央政府能出这么大的力来对勘《大藏经》。”周炜说。
前几年，周炜拿着即将出版的《大藏经》前往藏区征求意见。在乃穷寺，给当时寺庙的一位老活佛看了《大藏经》。活佛拉着他坐在他身边，对他们对勘《大藏经》很感激。“在藏区，能坐在活佛身旁是很高的礼遇。”周炜说。
语言的发展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对藏族的语言权益和语言发展的保护，也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周炜说。
周炜曾于2003年至2005年参与一个国际项目，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权益和语言发展的保护。周炜对比了挪威北极圈内撒迷人语言权益的保护。“我们立法虽然较晚，但在实施和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做得比他们好。”
据周炜介绍，1988年，西藏自治区颁布有关发展藏语文的实施细则，当年自治区做了三件事：一是在教育系统实施藏语文教学的办法，建立双语教学系统；二是在西藏办了好多实验班，政府甚至要求援藏的汉族干部学习藏语言，鼓励汉族人去学习藏语；三是在法律程序、所有官方文件、出版物、新闻媒体上都采用了藏文。“在大街上，所有街道、商铺、机构等的名称，从来都是藏、汉、英三种文字。”周炜说，“藏区都有自己的广播电视台和电台，每天约3个小时。地区有、县里有、乡里也有。”
1951年之前，藏族教育大部分都是传统的寺庙教育。普通农牧民和农奴子弟都很难接受教育。目前，整个西藏依然保留传统的寺庙教育，发扬寺庙经典教育的传统，但同时也引进更多的现代学校，给更多的普通藏民提供教育机会。“像藏族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要学藏语，而我们汉族学生到大学就不开设专门的汉语课。”周炜说。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周炜介绍道，在建筑方面，保存了八廓街传统的结构，但融入了现代元素，如利用现代的建筑材料等。西藏博物馆、新西藏大学的整个建筑风格，保持了传统，但又融人了现代元素。“那些建筑都是藏式的，非常漂亮，但又是现代的。”周炜说。
在采访过程中，周炜一直强调，保护藏文化只有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结合的“活保护”才是有生命力的保护。
周炜比较欣赏藏地出现的朗玛厅。“这是很典型的现代生活方式下藏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他说，朗玛厅实际上是年轻人喜欢的娱乐场所，但在这里能把藏族传统歌舞展现出来。这种保护，不是一种简单的政策上的、法律上的保护，应该是一种活生生的保护，让老百姓参与其中。这种现代生活方式还体现在藏族服饰上，现代的藏族服饰既有藏族传统元素，在材质上又符合国际上保护动物的要求，采用其他材料代替皮质。
周炜认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不是一句口号。“在理解、尊重这个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的基础上，同时知道其传统文化的价值。”周炜说。
经济发展为文化保护和发展奠定基础
在全国各地的对口援助下，在藏族人民的努力下，21世纪以来，西藏经济得到很快发展。“西藏已连续七八年保持12.4％的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西藏的GDP已达500亿元人民币。8年来，中央政府在西藏投入项目超过5000个，总投入1500多亿元人民币。”周炜说。
周炜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西藏自治区在对藏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就有了更强的财政支持。
“在语言的保护方面，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建立一套具体的教育体系是很难想象的。”周炜说，“贝叶经的保护和格萨尔史诗的抢救性保护，都需要强大的财政做后盾。”
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重要的在于要有一个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经常下乡调研的周炜对这点深有感触。目前，新农村建设中的安居工程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保护影响巨大。他说，只有农民生活安逸了’才会有文化上的更多追求，“与过去不一样，现在农民自己有钱可以请藏戏团，可以请格萨尔史诗来念诗，可以装饰房间的佛堂，请人画上壁画，请喇嘛来教课佛经”。
目前，西藏的节日文化也在慢慢恢复。
近年来，周炜每年要回西藏，到农牧区做实地调查研究，经常要待好几个月。“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不仅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藏族传统文化也在现代社会中得到很好的传承。”周炜说。
独特而又开放的西藏文化
周炜认为藏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一方面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有形文化，如民俗、服饰、文学、佛教、雕刻、唐卡，还包括它的建筑艺术(寺庙的建筑艺术和传统的建筑艺术)等；另一方面是无形的文化，包括藏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与歌谣，也包括藏医中没有记录下来的药方，手术治疗技术，比如老藏医多年来总结的药方和诊疗方法等。
“藏文化内涵非常丰富，一般认为它是包含政治、经济、语言、文学、宗教甚至法律等在内的一个综合的文化。在藏文化里面，最有特色、最能够吸引人的，应该是藏传佛教。”周炜说。
藏族有文字的历史，从公元7世纪到现在有1000多年。它的发展是综合的，像内地汉族文化一样，是由各个因素构成的。“藏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受到中原和尼泊尔、印度的影响。寺庙的建筑、雕塑、宗教仪轨等都有很多印度、尼泊尔的风格。”周炜说，“在宗教文化上，有两个源头，又吸收了自已传统的东西，以苯教文化为核心，最终吸收兼容了尼泊尔、印度和中原的东西。”
从区域上来看，藏文化具有许多兼容性。“藏族从来都是开放的民族，易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既派出去学习别人的东西，也请其他民族的高僧大德来讲学。在吸收兼容其他民族文化精粹之后，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性。”周炜说。
周炜认为，藏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独特性又得以很好的传承。
藏族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发展
谈及藏文化的保护，少不了要谈到藏传佛教方面的保护。周炜认为，国家在这方面的保护是有目共睹的。他向记者说起他接触较多的两个方面：
一是对寺庙的复建和维护。
60年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在复建、维修藏区寺庙方面，“所花的钱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周炜说：“所有寺庙的壁画，年久失修后就脱落了。解放后，国家对经堂的维修，对佛像、壁画等的维修都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包括布达拉官、大昭寺、扎什伦布寺等寺庙的维修。”
二是对《大藏经》的对勘再版。
早在1987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门在成都成立《大藏经》对勘局，负责将德格版、纳唐版、北京版等版本的《大藏经》进行对勘然后出版。“保护藏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再版《大藏经》。可以说，历史上，没有哪个中央政府能出这么大的力来对勘《大藏经》。”周炜说。
前几年，周炜拿着即将出版的《大藏经》前往藏区征求意见。在乃穷寺，给当时寺庙的一位老活佛看了《大藏经》。活佛拉着他坐在他身边，对他们对勘《大藏经》很感激。“在藏区，能坐在活佛身旁是很高的礼遇。”周炜说。
语言的发展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对藏族的语言权益和语言发展的保护，也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周炜说。
周炜曾于2003年至2005年参与一个国际项目，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权益和语言发展的保护。周炜对比了挪威北极圈内撒迷人语言权益的保护。“我们立法虽然较晚，但在实施和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做得比他们好。”
据周炜介绍，1988年，西藏自治区颁布有关发展藏语文的实施细则，当年自治区做了三件事：一是在教育系统实施藏语文教学的办法，建立双语教学系统；二是在西藏办了好多实验班，政府甚至要求援藏的汉族干部学习藏语言，鼓励汉族人去学习藏语；三是在法律程序、所有官方文件、出版物、新闻媒体上都采用了藏文。“在大街上，所有街道、商铺、机构等的名称，从来都是藏、汉、英三种文字。”周炜说，“藏区都有自己的广播电视台和电台，每天约3个小时。地区有、县里有、乡里也有。”
1951年之前，藏族教育大部分都是传统的寺庙教育。普通农牧民和农奴子弟都很难接受教育。目前，整个西藏依然保留传统的寺庙教育，发扬寺庙经典教育的传统，但同时也引进更多的现代学校，给更多的普通藏民提供教育机会。“像藏族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要学藏语，而我们汉族学生到大学就不开设专门的汉语课。”周炜说。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周炜介绍道，在建筑方面，保存了八廓街传统的结构，但融入了现代元素，如利用现代的建筑材料等。西藏博物馆、新西藏大学的整个建筑风格，保持了传统，但又融人了现代元素。“那些建筑都是藏式的，非常漂亮，但又是现代的。”周炜说。
在采访过程中，周炜一直强调，保护藏文化只有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结合的“活保护”才是有生命力的保护。
周炜比较欣赏藏地出现的朗玛厅。“这是很典型的现代生活方式下藏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他说，朗玛厅实际上是年轻人喜欢的娱乐场所，但在这里能把藏族传统歌舞展现出来。这种保护，不是一种简单的政策上的、法律上的保护，应该是一种活生生的保护，让老百姓参与其中。这种现代生活方式还体现在藏族服饰上，现代的藏族服饰既有藏族传统元素，在材质上又符合国际上保护动物的要求，采用其他材料代替皮质。
周炜认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不是一句口号。“在理解、尊重这个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的基础上，同时知道其传统文化的价值。”周炜说。
经济发展为文化保护和发展奠定基础
在全国各地的对口援助下，在藏族人民的努力下，21世纪以来，西藏经济得到很快发展。“西藏已连续七八年保持12.4％的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西藏的GDP已达500亿元人民币。8年来，中央政府在西藏投入项目超过5000个，总投入1500多亿元人民币。”周炜说。
周炜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西藏自治区在对藏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就有了更强的财政支持。
“在语言的保护方面，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建立一套具体的教育体系是很难想象的。”周炜说，“贝叶经的保护和格萨尔史诗的抢救性保护，都需要强大的财政做后盾。”
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重要的在于要有一个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经常下乡调研的周炜对这点深有感触。目前，新农村建设中的安居工程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保护影响巨大。他说，只有农民生活安逸了’才会有文化上的更多追求，“与过去不一样，现在农民自己有钱可以请藏戏团，可以请格萨尔史诗来念诗，可以装饰房间的佛堂，请人画上壁画，请喇嘛来教课佛经”。
目前，西藏的节日文化也在慢慢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