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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妻丈夫
初春的沈园，湿润又迷糊，像刚刚哭过的美人脸，善搅愁肠。
来访的陆游，恰巧愁肠满腹。前些日子的殿试上，他被秦桧“显黜”了。怪只怪他省试考得太好，名次盖过了秦桧的孙子秦埙，还差点连累了主试的陈考官。朝中的官员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同科学子的宽慰也是隔靴搔痒;就连他的父母，也只是避重就轻地责备他“惰学”。
他多想找人聊聊。
他想起了自己的前妻唐琬。他们以前也常来这里。来这里一起“讨伐”秦桧，说一些在人前不敢说的“大逆不道”的话。
像是许愿灵验一般，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骤相见，又喜又悲。已为人妻的唐琬，身后跟着她的新丈夫赵士程。四目相遇，遇后即分。半晌，赵士程遣人送了些酒菜。婢女告诉他，酒是唐琬准备的。酒杯倒在桌上，酒沿着桌腿向下流。一滴、两滴、三滴……一年、两年、三年……酒泪相和，便有了《钗头凤》：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据说，唐琬也和了一首，但那大约是后人附会的。
陆、唐为何分手，后世揣测纷纭。史书上一句“不当母夫人意”含糊又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陆母。按说，唐琬是陆游母亲的侄女，表亲关系加持的婚姻应当多几分稳定，为什么陆母反而成为这桩姻缘的终结者？
有人说这是典型的“儿媳和自己抢儿子”的婆婆心理，所谓的“唐氏不孕”、“陆游惰学”，都是这一心态下附着的借口。陆、唐成婚不过一两年，怎么断定唐琬今后无法生育？“无后为大”的罪名未免加得太心急了。另一说是，唐琬被休和陆游“语触秦桧”有关。唐琬的父亲唐意因金兵围困，饿死江陵山中。陆、唐的抗金思想和爱国情绪互相影响、持续发酵，以致陆游在进士考试中上疏“斥指朝政”“语触秦桧”。陆游在晚年《记梦》中写道：“少日飞扬翰墨场，忆曾上疏动高皇”，也算侧面证实了这件事。因此，陆母迁怒于唐琬，认为是恶媳挑唆，逼两人解缡。不论哪种说法，都有推断的成分。但是结果是确凿的，陆、唐分开了。面临“要媳妇还是要娘”的男性终极两难选择时，陆游没有立刻束手就擒。起初，他只是佯装休妻，将唐琬藏于别馆，时时去看望。后来陆母听到风声，便经常去查探。终于，某次“小夫妻”避之不及，事情败露，陆、唐二人彻底绝交。（“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周密《齐东野语》）没过多久，陆游和王氏结婚，唐琬改嫁赵士程。史学家朱东润说：“陆游和王氏的结婚至迟当在绍兴十六七年（1146、1147），年二十二三岁。”如此推断，陆游“别馆藏前妻”时，搞不好已经在母命之下与王氏成婚了。
在沈园重逢的两三年后，唐琬死了，时年28岁。那一年陆游31岁，他的仕途还没有开始。和女性不同，对于男性来说，爱情绝无可能成为生命的全部。这段短暂婚姻，只是他漫长人生的一个苦涩的开头，一道让他了解生命里“求而不得”的练习题。当然了，也是一缕缠绕了五十多年的旧梦。在生命的最后一年，85岁的陆游重游沈园，写下了一首《春游》：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很多人说，人生苦短，婚姻苦长。但对陆游来说，可能正好相反。
热血冷官
陆游出生后两年，北宋就灭亡了。举家南渡是他童年生活里重要的命题。一个人的童年又深刻影响着他的成年。从青年时候的“语触秦桧”“ 名动高皇”，到晚年遗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的爱国诗人形象像一把箭，牢牢扎在世人的认知里。但对他自己来说，“诗人”只是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梁启超那句“辜负胸中十萬兵，百无聊赖以诗鸣”才是他的真实写照。可是这句心里话，孝宗听不见，时人听不见，后人亦听不见。1158年，秦桧死了。朝廷中的爱国主义志士开始抬头，时年34岁的陆游，终于重返仕途。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敕令所删定官，主要负责编纂与公布法令，地位不高，职位不重要。但陆游很欣慰，还写了长文感激自己的上级。
可是，他只做了三四年，就被贬为镇江通判。
又做了三年，被贬为隆兴（南昌）通判。
又做了三年，被罢官了。
他犯了个致命的职场错误——站错队，而且还逼自己老板做他不想做的事。陆游所在的南宋职场主要分为两派：主战派和主和派。宋人南渡以后，关于建都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临安和建康。临安是今天的杭州，建康是今天的南京。主和派主张建都临安，一来打消敌人戒心，二来便于敌人南侵时有充足时间逃跑;主战派主张定都建康，便于北伐，收复中原。陆游的老板宋孝宗刚即位时颇有北伐决心，朝廷内定都建康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孝宗的父亲宋高宗是位毫无作战意志的太上皇，每当孝宗准备北伐时，都会遭遇来自德寿宫的阻挠。更重要的是，孝宗自己的意志也不坚定，一旦战事中稍有不利，便立刻退缩，使一切计划成为虚文。
这类高层政策的突变之后还发生过好几次，基本都以主和派的胜利而告终。陆游作为主战派势必也遭到了打击，他最终被弹劾的罪名是：“结交谏官、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那年，陆游40岁。
40岁，对于事业来说，未必大局已定。但陆游似乎已经看到了仕途的尽头。他朝中无人，做过的最高官阶不过是一个司法官员，现在还失业了。他过起了赋闲在家的日子，把精神寄托进了道家。
我们不知道如果陆游潜心道家几十年会不会成为一个思想家，但是命运打断了他的“修行”，又给了他一次建功立业的机会，将他“死灰”般的事业吹了起来。
当然，十年后他会发现，这次复燃的不是他的功业，而是他的幻想。
44岁的陆游被召入蜀，任夔州通判，主管学事兼管农事。还是一个通判，还是一个闲官。 到达夔州后，陆游受聘于王炎幕府開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活。他在当时边境的第一线，经常到骆谷口，仙人原，定军山等战略要塞巡逻，每日与王炎等人商讨北伐计划，甚至参加了大散关的作战。在那里，陆游与他的抗金梦想，愉快地相处了七个月。陆游诗中曾记：有一次路遇老虎，我大喊一声，向前冲去，在老虎立身前扑的一瞬间，将矛插进了它的喉管，血入注地冒着，同行的士兵皆面如土色。（我时在幕府，来往无晨暮。夜宿沔阳驿，朝饭长木铺。雪中痛饮百榼空，蹴踏山林伐狐兔。耽耽北山虎，食人不知数。孤儿寡妇雠不报，日落风生行旅惧。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诗中 “耽耽北山虎，食人不知数。孤儿寡妇雠不报，日落风生行旅惧。”像是隐射北方女真族对中原的侵略。尤其是“打北山虎”，似乎正对应现实中的“北伐”。
后世有人怀疑这是陆游的自夸，一介书生能打虎实在罕见。不论真假，这次“打虎”是陆游抗金热情的集中迸发，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命光彩最夺目的时刻。可惜，这缕光芒只是陆游暗淡仕途尾声中的回光返照，消逝于孝宗又一次衰退的作战意志。
“北伐”计划取消后，陆游继续在四川做了6年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游。”未筹的壮志特别适合消磨在酒楼里，那段时期陆游很多诗都题名“夜醉”、“醉书”。可能是官做得太散漫了，陆游受到的处分是——罢免。言官们说他“燕饮颓放”。陆游沉吟一番说：“燕饮颓放”这个词挺别致的，就作我的别号吧。从此之后，陆游自称“放翁”，后人也常称他为“陆放翁”。
策策桐飘已半空，啼螿渐觉近房栊。一生不作牛衣泣，万事从渠马耳风。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尊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
放翁61岁时，受宋孝宗召见。皇帝对每一个臣子来说都有知遇之恩。在延和殿里，陆游一吐自己对朝政的看法，包括政策的执行应当坚决、军队的训练重在振作士气，以及他认为女真必将自亡于内乱……言毕，孝宗对他说：严陵是个山美水美的好地方，你公事之余，可以去那里作作诗。（“严陵，山青水美，公事之余，卿可前往游览赋咏。”）想来，在孝宗眼里，陆游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诗人。如果再参考一下政敌们的诋毁，他恐怕还是个喜欢标榜爱国的诗人。
晚节之辩
如果说爱国诗人陆游晚节不保，很多人都要跳脚。与史实无关，纯粹情感上不能接受。如果说陆游一生爱情、仕途皆不顺，只剩下爱国诗人美名扬，那么上帝似乎连最后一点名声也不愿意成全他。陆游的晚节一直有争议，很多人说他攀附“奸相”韩侂胄。韩侂胄是不是“奸臣”，自古就吵得不可开交。他做过很多为人指摘的事情，比如参与政变，逼迫宋光宗退位;发动“庆元党禁”，打击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派官员，并最终扩展成一场知识分子的浩劫;以及最重要的，枉顾客观条件，主持“开禧北伐”，以致宋军战败。因此，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
为他平反的人说，韩侂胄主战，秦桧主和，将他和秦桧并列于《奸臣传》实在有失公允。
支持“奸臣说”的认为，韩侂胄的“北伐”是为了自己的历史名声。秦桧求和，侂胄求战，虽立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为了一己之私。“主战”还是“主和”并不是划分忠奸的标准。总的来看，韩侂胄属于“权相”偏奸那一类。
对于老年陆游来说，收复中原是一口在胸中徘徊了六七十年的志气，它早已经失控于理智，成为一种执念。而韩侂胄主持的“开禧北伐”是他生前看见河山收复的唯一希望。有位学宋史的朋友跟我说，陆游晚年就是一个天天在家看新闻联播的退休老干部。当时宋国派往金国的外交使节，也和现在的媒体一样，报喜不报忧。所以陆游得到的讯息总有偏误，都是“金国很乱”、“我们应该趁此收复北方”之类的。在抗金执念和“新闻联播”的交叉影响下，陆游产生了很多“亲韩”举动，包括重新出来做官、为他撰写《南园记》、《阅古泉记》等。他还在韩侂胄生日之际写了一首诗，赞扬他的“中兴之功”：
问今何人致太平？绵地万里皆春耕。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
在当时就有很多人质疑他的晚节，朱熹很有先见之明地说：“（陆游）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
陆游对此倒是没什么思想障碍，他曾把自己和韩侂胄的关系比作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关系：在国家大事上，可以共事;在私人关系上，没必要因为政见不同，而发生无谓的纠纷。
晚年的陆游很像堂吉诃德，在时人已经逐渐放弃恢复中原，或者只是利用“抗金”为自己博取美名时，陆游还是紧紧盯着忽明忽灭的“复国”希望，并为这盏希望搭进了浮浮沉沉的宦海一生，被同为做官的人批评“不合时宜”、“喜论恢复”，甚至因此赔上了晚年的清誉，最终成为那个时代一个苦涩而怪异的战士。但诗人终究是诗人，陆游比常人看得很开，也比常人看得很远。他在开禧北伐失败后写下了“毁誉要须千载定，功名已向隔生求”，作为留给世世代代质疑者的，不算反驳的反驳。
初春的沈园，湿润又迷糊，像刚刚哭过的美人脸，善搅愁肠。
来访的陆游，恰巧愁肠满腹。前些日子的殿试上，他被秦桧“显黜”了。怪只怪他省试考得太好，名次盖过了秦桧的孙子秦埙，还差点连累了主试的陈考官。朝中的官员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同科学子的宽慰也是隔靴搔痒;就连他的父母，也只是避重就轻地责备他“惰学”。
他多想找人聊聊。
他想起了自己的前妻唐琬。他们以前也常来这里。来这里一起“讨伐”秦桧，说一些在人前不敢说的“大逆不道”的话。
像是许愿灵验一般，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骤相见，又喜又悲。已为人妻的唐琬，身后跟着她的新丈夫赵士程。四目相遇，遇后即分。半晌，赵士程遣人送了些酒菜。婢女告诉他，酒是唐琬准备的。酒杯倒在桌上，酒沿着桌腿向下流。一滴、两滴、三滴……一年、两年、三年……酒泪相和，便有了《钗头凤》：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据说，唐琬也和了一首，但那大约是后人附会的。
陆、唐为何分手，后世揣测纷纭。史书上一句“不当母夫人意”含糊又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陆母。按说，唐琬是陆游母亲的侄女，表亲关系加持的婚姻应当多几分稳定，为什么陆母反而成为这桩姻缘的终结者？
有人说这是典型的“儿媳和自己抢儿子”的婆婆心理，所谓的“唐氏不孕”、“陆游惰学”，都是这一心态下附着的借口。陆、唐成婚不过一两年，怎么断定唐琬今后无法生育？“无后为大”的罪名未免加得太心急了。另一说是，唐琬被休和陆游“语触秦桧”有关。唐琬的父亲唐意因金兵围困，饿死江陵山中。陆、唐的抗金思想和爱国情绪互相影响、持续发酵，以致陆游在进士考试中上疏“斥指朝政”“语触秦桧”。陆游在晚年《记梦》中写道：“少日飞扬翰墨场，忆曾上疏动高皇”，也算侧面证实了这件事。因此，陆母迁怒于唐琬，认为是恶媳挑唆，逼两人解缡。不论哪种说法，都有推断的成分。但是结果是确凿的，陆、唐分开了。面临“要媳妇还是要娘”的男性终极两难选择时，陆游没有立刻束手就擒。起初，他只是佯装休妻，将唐琬藏于别馆，时时去看望。后来陆母听到风声，便经常去查探。终于，某次“小夫妻”避之不及，事情败露，陆、唐二人彻底绝交。（“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周密《齐东野语》）没过多久，陆游和王氏结婚，唐琬改嫁赵士程。史学家朱东润说：“陆游和王氏的结婚至迟当在绍兴十六七年（1146、1147），年二十二三岁。”如此推断，陆游“别馆藏前妻”时，搞不好已经在母命之下与王氏成婚了。
在沈园重逢的两三年后，唐琬死了，时年28岁。那一年陆游31岁，他的仕途还没有开始。和女性不同，对于男性来说，爱情绝无可能成为生命的全部。这段短暂婚姻，只是他漫长人生的一个苦涩的开头，一道让他了解生命里“求而不得”的练习题。当然了，也是一缕缠绕了五十多年的旧梦。在生命的最后一年，85岁的陆游重游沈园，写下了一首《春游》：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很多人说，人生苦短，婚姻苦长。但对陆游来说，可能正好相反。
热血冷官
陆游出生后两年，北宋就灭亡了。举家南渡是他童年生活里重要的命题。一个人的童年又深刻影响着他的成年。从青年时候的“语触秦桧”“ 名动高皇”，到晚年遗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的爱国诗人形象像一把箭，牢牢扎在世人的认知里。但对他自己来说，“诗人”只是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梁启超那句“辜负胸中十萬兵，百无聊赖以诗鸣”才是他的真实写照。可是这句心里话，孝宗听不见，时人听不见，后人亦听不见。1158年，秦桧死了。朝廷中的爱国主义志士开始抬头，时年34岁的陆游，终于重返仕途。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敕令所删定官，主要负责编纂与公布法令，地位不高，职位不重要。但陆游很欣慰，还写了长文感激自己的上级。
可是，他只做了三四年，就被贬为镇江通判。
又做了三年，被贬为隆兴（南昌）通判。
又做了三年，被罢官了。
他犯了个致命的职场错误——站错队，而且还逼自己老板做他不想做的事。陆游所在的南宋职场主要分为两派：主战派和主和派。宋人南渡以后，关于建都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临安和建康。临安是今天的杭州，建康是今天的南京。主和派主张建都临安，一来打消敌人戒心，二来便于敌人南侵时有充足时间逃跑;主战派主张定都建康，便于北伐，收复中原。陆游的老板宋孝宗刚即位时颇有北伐决心，朝廷内定都建康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孝宗的父亲宋高宗是位毫无作战意志的太上皇，每当孝宗准备北伐时，都会遭遇来自德寿宫的阻挠。更重要的是，孝宗自己的意志也不坚定，一旦战事中稍有不利，便立刻退缩，使一切计划成为虚文。
这类高层政策的突变之后还发生过好几次，基本都以主和派的胜利而告终。陆游作为主战派势必也遭到了打击，他最终被弹劾的罪名是：“结交谏官、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那年，陆游40岁。
40岁，对于事业来说，未必大局已定。但陆游似乎已经看到了仕途的尽头。他朝中无人，做过的最高官阶不过是一个司法官员，现在还失业了。他过起了赋闲在家的日子，把精神寄托进了道家。
我们不知道如果陆游潜心道家几十年会不会成为一个思想家，但是命运打断了他的“修行”，又给了他一次建功立业的机会，将他“死灰”般的事业吹了起来。
当然，十年后他会发现，这次复燃的不是他的功业，而是他的幻想。
44岁的陆游被召入蜀，任夔州通判，主管学事兼管农事。还是一个通判，还是一个闲官。 到达夔州后，陆游受聘于王炎幕府開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活。他在当时边境的第一线，经常到骆谷口，仙人原，定军山等战略要塞巡逻，每日与王炎等人商讨北伐计划，甚至参加了大散关的作战。在那里，陆游与他的抗金梦想，愉快地相处了七个月。陆游诗中曾记：有一次路遇老虎，我大喊一声，向前冲去，在老虎立身前扑的一瞬间，将矛插进了它的喉管，血入注地冒着，同行的士兵皆面如土色。（我时在幕府，来往无晨暮。夜宿沔阳驿，朝饭长木铺。雪中痛饮百榼空，蹴踏山林伐狐兔。耽耽北山虎，食人不知数。孤儿寡妇雠不报，日落风生行旅惧。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诗中 “耽耽北山虎，食人不知数。孤儿寡妇雠不报，日落风生行旅惧。”像是隐射北方女真族对中原的侵略。尤其是“打北山虎”，似乎正对应现实中的“北伐”。
后世有人怀疑这是陆游的自夸，一介书生能打虎实在罕见。不论真假，这次“打虎”是陆游抗金热情的集中迸发，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命光彩最夺目的时刻。可惜，这缕光芒只是陆游暗淡仕途尾声中的回光返照，消逝于孝宗又一次衰退的作战意志。
“北伐”计划取消后，陆游继续在四川做了6年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游。”未筹的壮志特别适合消磨在酒楼里，那段时期陆游很多诗都题名“夜醉”、“醉书”。可能是官做得太散漫了，陆游受到的处分是——罢免。言官们说他“燕饮颓放”。陆游沉吟一番说：“燕饮颓放”这个词挺别致的，就作我的别号吧。从此之后，陆游自称“放翁”，后人也常称他为“陆放翁”。
策策桐飘已半空，啼螿渐觉近房栊。一生不作牛衣泣，万事从渠马耳风。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尊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
放翁61岁时，受宋孝宗召见。皇帝对每一个臣子来说都有知遇之恩。在延和殿里，陆游一吐自己对朝政的看法，包括政策的执行应当坚决、军队的训练重在振作士气，以及他认为女真必将自亡于内乱……言毕，孝宗对他说：严陵是个山美水美的好地方，你公事之余，可以去那里作作诗。（“严陵，山青水美，公事之余，卿可前往游览赋咏。”）想来，在孝宗眼里，陆游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诗人。如果再参考一下政敌们的诋毁，他恐怕还是个喜欢标榜爱国的诗人。
晚节之辩
如果说爱国诗人陆游晚节不保，很多人都要跳脚。与史实无关，纯粹情感上不能接受。如果说陆游一生爱情、仕途皆不顺，只剩下爱国诗人美名扬，那么上帝似乎连最后一点名声也不愿意成全他。陆游的晚节一直有争议，很多人说他攀附“奸相”韩侂胄。韩侂胄是不是“奸臣”，自古就吵得不可开交。他做过很多为人指摘的事情，比如参与政变，逼迫宋光宗退位;发动“庆元党禁”，打击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派官员，并最终扩展成一场知识分子的浩劫;以及最重要的，枉顾客观条件，主持“开禧北伐”，以致宋军战败。因此，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
为他平反的人说，韩侂胄主战，秦桧主和，将他和秦桧并列于《奸臣传》实在有失公允。
支持“奸臣说”的认为，韩侂胄的“北伐”是为了自己的历史名声。秦桧求和，侂胄求战，虽立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为了一己之私。“主战”还是“主和”并不是划分忠奸的标准。总的来看，韩侂胄属于“权相”偏奸那一类。
对于老年陆游来说，收复中原是一口在胸中徘徊了六七十年的志气，它早已经失控于理智，成为一种执念。而韩侂胄主持的“开禧北伐”是他生前看见河山收复的唯一希望。有位学宋史的朋友跟我说，陆游晚年就是一个天天在家看新闻联播的退休老干部。当时宋国派往金国的外交使节，也和现在的媒体一样，报喜不报忧。所以陆游得到的讯息总有偏误，都是“金国很乱”、“我们应该趁此收复北方”之类的。在抗金执念和“新闻联播”的交叉影响下，陆游产生了很多“亲韩”举动，包括重新出来做官、为他撰写《南园记》、《阅古泉记》等。他还在韩侂胄生日之际写了一首诗，赞扬他的“中兴之功”：
问今何人致太平？绵地万里皆春耕。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
在当时就有很多人质疑他的晚节，朱熹很有先见之明地说：“（陆游）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
陆游对此倒是没什么思想障碍，他曾把自己和韩侂胄的关系比作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关系：在国家大事上，可以共事;在私人关系上，没必要因为政见不同，而发生无谓的纠纷。
晚年的陆游很像堂吉诃德，在时人已经逐渐放弃恢复中原，或者只是利用“抗金”为自己博取美名时，陆游还是紧紧盯着忽明忽灭的“复国”希望，并为这盏希望搭进了浮浮沉沉的宦海一生，被同为做官的人批评“不合时宜”、“喜论恢复”，甚至因此赔上了晚年的清誉，最终成为那个时代一个苦涩而怪异的战士。但诗人终究是诗人，陆游比常人看得很开，也比常人看得很远。他在开禧北伐失败后写下了“毁誉要须千载定，功名已向隔生求”，作为留给世世代代质疑者的，不算反驳的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