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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贝蒂·福特走完了她93年的人生旅程，美国人对这位前第一夫人念念不忘，不仅仅因为她“给很多人以重生”，更因为她一以贯之的坦诚和面对苦难的勇气。
有人说，在婚姻和政治中，诚信都可以成为一件礼物或武器。而贝蒂为福特所最为欣赏的一点就是坦率。
她从不会掩饰内心的想法。她会告诉大家，在她戒除酒精和药物的过程中，心理医生帮助了她多少；在公众面前，她也毫不避讳自己对孩子性生活的担忧；甚至在治疗乳腺癌的手术中，医生切除了她的哪个乳房，她都愿意公之于众。
在政治上，她同样拥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她支持妇女在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她把最高法院维护女性堕胎权利的裁决称为“一个伟大的决定”。她的率直个性显著不同于任何其他第一夫人，但在白宫29个月的时间里，她表现得活跃而称职。
对外界保持透明从来不是第一夫人的生存法则。因为在白宫生活，意味着你必须要尽力保持清醒、为总统丈夫“抬轿备马”并使他远离麻烦。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要学会内敛和隐藏个人意图和行为。但是贝蒂却不甘于只做总统身边的一个花瓶。
虽然贝蒂绝不是第一个强大而有影响力的第一夫人，但她却是在个人力量公权化过程中，同时改变自身角色和国家的第一个第一夫人。这也许和她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有关。
两段婚姻
1918年出生的贝蒂·福特成长于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她8岁开始学习舞蹈，后来毅然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加入纽约玛莎·格雷厄姆歌舞团。在纽约的这段经历让她受益匪浅。在她看来，格雷厄姆既是一个舞蹈界的革命者，又是“一个伟大的厉行纪律的人”。贝蒂说，“这给了我今后面对困难不断坚持下去的力量。如果没有她，我可能不会做得有现在好。”
1941年，在贝蒂回到大急流城并嫁给一位名叫威廉·沃伦的家具经销商时，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发挥了作用。这是一段失败的婚姻，她称之为“一份为期5年的误解”。当他们准备以各自的方式生活时，她的前夫患上了糖尿病昏迷症，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她尽心尽力地照顾他，直到他恢复，但最终他们还是离婚了。
不过，在29岁时，她爱上了家乡的一名英雄——一位大学前足球明星和事业正在上升的青年律师，也就是杰拉尔德·福特，未来的美国总统。他们在1948年10月走入婚姻殿堂，两周后福特当选众议员。从此他们一起开始了与众不同的白宫之路。
贝蒂从未为第一夫人的角色而刻意准备，她也没有用几个月或几年去想象自己成为超级大国的领袖夫人。1965年，福特当选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后，大部分时间她都独自在家抚养4个孩子。
然而在1973年，她的命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随着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因丑闻而辞职，福特被尼克松提名为美国副总统。10个月后，又因“水门事件”，她幸运地成为美国第一夫人。
“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但却在特殊的时间走上了历史舞台。虽然当上第一夫人的我还是原来的我。但是，历史的偶然使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78年，在她的自传中，贝蒂对她跃入权力中心如是描述。
活跃于政坛
尽管福特总统是一位智慧、善良的人，但行事作风却是中规中矩，亮点也乏善可陈。这使贝蒂的多彩性格更加凸显无遗。她爱开通俗的玩笑；她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中的“第一妈妈”；她客串出演电影《玛丽·泰勒·摩尔秀》；她甚至穿着长裤游说总统丈夫提名一名女性进入内阁——而福特总统也真的这样做了，把卡拉·希尔斯任命为住房部长。在自传中，她还写道：“我在不断努力争取使最高法院尽快出现一位女法官。”在政坛上的星光夺目，使得她成为1975年《时代周刊》评选的12个年度女性人物之一。
虽然曾有一群身着黑衣的唱诗班妇女聚集在白宫前抗议她的积极游说行为，但总体来说贝蒂的受欢迎度总是大于对她的非议。
她会在某个美丽的日子里跑去乔治城散步，让当地居民大为惊喜，此举也大大提升了她的亲民形象。“我认为他们想看到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做和他们同样的事情。”鉴于贝蒂的超高人气，在197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打出的竞选口号竟是“贝蒂的丈夫竞选总统”。
共和党打出贝蒂牌，还在于她的率直个性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贝蒂认为“拐弯抹角是一种愚蠢的行径”。为此，福特的一些顾问希望她保持内敛和低调，以免消耗她的丈夫在保守群体中的选票。但其他人却明白，她的率性而为所发送的信息，在当时却更具有积极意义。
“水门事件”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降至冰点。因为人们发现，上一届政府的成员，包括以历史上最具压倒性优势连任总统的尼克松，最后证明全部都是“说谎者和恶棍”。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而贝蒂这种无畏、不矫揉造作的诚实，被看作是对这种持续怀疑的唯一解毒剂。
所以，在某电视频道的60分钟节目中，当被问及她的孩子是否抽过大麻时，她直言不讳，认为他们已经试用过了。而当问到如果她的18岁女儿苏珊被发现有外遇她将有何反应时，她说她不会惊讶，而只想知道那个年轻人好还是不好。而节目之后的民意调查也显示，64%的公众赞成这个观点，只有23%的被调查者反对。她甚至和华盛顿的一位专栏作家聊起了她和福特多长时间一起共眠的问题。
“在水门事件中有太多的事情被掩盖，我们希望在福特政府一定不会出现掩盖真相的事情。”她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在福特成为总统的6周后，她得知自己患上了乳腺癌。当时，人们对癌症有不少误解、恐惧，乳房切除术更是禁忌话题。贝蒂却勇敢地与公众分享手术的细节。
在她向外界通报乳腺癌病情后，上百万妇女蜂拥接受乳腺检查。很多人写信告诉福特，贝蒂挽救了她们的生活，因为她帮助她们发现了早期癌症。而爆炸式的癌症检查，使得该病的发病率大幅上升，这被一些研究人员称作“贝蒂波动”。
精神楷模
除了乳腺切除手术，第二个测试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它涉及一场对抗成瘾性的“战争”，这场战争对她来说尤为困难，因为她从14岁开始就开始吸烟。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正是贝蒂纠结于自身角色的时候——政治人物妻子和公民领袖。1964年，46岁的她开始接受物理疗法戒除烟瘾，但疼痛和关节炎使得她开始依赖处方药和晚上的鸡尾酒疗法。
担任第一夫人对她来说是一个治疗方法。这给了她一个方向和重点。然而，在随福特离开白宫的那段日子，贝蒂遭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光，她无法接受退休后的生活剧变，开始颓废起来。
在那些日子里，一度找不到适合她的康复诊所，最后她进入了位于加州的长滩海军医院以戒除对酒精和药物的依赖，在这期间她以坚韧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她同样没有隐藏这个危机，因为她不想让人们认为她的癌症又回来了。4年后，在轮胎大王伦纳德·费尔斯通的帮助下，她筹建了一所以其名字命名的戒毒戒酒中心。
然而，她一度层非常担心，担心自己可能会再次堕落，不能成功地树立她理想中的榜样。“我喜欢喝酒，这让我觉得暖和。”她在1988年的回忆录《快乐的觉醒》里这样写道，“而且我爱药物，他们带走了我的紧张和痛苦。”
只是这一次，她顽强地克服了这些不良嗜好，成为人们心目中对抗致瘾行为的楷模。在康复中心，她并不是有名无实的领袖，她亲自参与到中心的日常运行、管理，在董事会上提出建设性意见，在欢迎中心的支持组织时，也会调侃：“嗨，我是贝蒂，我是一个酒鬼。”
虽然医疗中心使她忙碌不堪，但她长久的婚姻又总让她感到快乐。在其后的岁月里，她和福特一边吃着晚餐一边看电视，或者把玩杜松子酒，也不喝，可谓其乐融融。
对于帮助数万名瘾君子康复的义举，贝蒂不认为她是在执行上帝的任务。“我不认为上帝向下看，并说：‘这是贝蒂，我们将用她使酗酒者清醒过来’，但我确实认为人与人有同样的问题并可以相同的方法去克服。并且我认为上帝允许我和成千上万人一起，携带着这样一个消息给那些患者：你也能成为一个幸存者。因为你总会得到帮助。看看我们，看着我。”
有人说，在婚姻和政治中，诚信都可以成为一件礼物或武器。而贝蒂为福特所最为欣赏的一点就是坦率。
她从不会掩饰内心的想法。她会告诉大家，在她戒除酒精和药物的过程中，心理医生帮助了她多少；在公众面前，她也毫不避讳自己对孩子性生活的担忧；甚至在治疗乳腺癌的手术中，医生切除了她的哪个乳房，她都愿意公之于众。
在政治上，她同样拥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她支持妇女在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她把最高法院维护女性堕胎权利的裁决称为“一个伟大的决定”。她的率直个性显著不同于任何其他第一夫人，但在白宫29个月的时间里，她表现得活跃而称职。
对外界保持透明从来不是第一夫人的生存法则。因为在白宫生活，意味着你必须要尽力保持清醒、为总统丈夫“抬轿备马”并使他远离麻烦。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要学会内敛和隐藏个人意图和行为。但是贝蒂却不甘于只做总统身边的一个花瓶。
虽然贝蒂绝不是第一个强大而有影响力的第一夫人，但她却是在个人力量公权化过程中，同时改变自身角色和国家的第一个第一夫人。这也许和她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有关。
两段婚姻
1918年出生的贝蒂·福特成长于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她8岁开始学习舞蹈，后来毅然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加入纽约玛莎·格雷厄姆歌舞团。在纽约的这段经历让她受益匪浅。在她看来，格雷厄姆既是一个舞蹈界的革命者，又是“一个伟大的厉行纪律的人”。贝蒂说，“这给了我今后面对困难不断坚持下去的力量。如果没有她，我可能不会做得有现在好。”
1941年，在贝蒂回到大急流城并嫁给一位名叫威廉·沃伦的家具经销商时，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发挥了作用。这是一段失败的婚姻，她称之为“一份为期5年的误解”。当他们准备以各自的方式生活时，她的前夫患上了糖尿病昏迷症，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她尽心尽力地照顾他，直到他恢复，但最终他们还是离婚了。
不过，在29岁时，她爱上了家乡的一名英雄——一位大学前足球明星和事业正在上升的青年律师，也就是杰拉尔德·福特，未来的美国总统。他们在1948年10月走入婚姻殿堂，两周后福特当选众议员。从此他们一起开始了与众不同的白宫之路。
贝蒂从未为第一夫人的角色而刻意准备，她也没有用几个月或几年去想象自己成为超级大国的领袖夫人。1965年，福特当选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后，大部分时间她都独自在家抚养4个孩子。
然而在1973年，她的命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随着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因丑闻而辞职，福特被尼克松提名为美国副总统。10个月后，又因“水门事件”，她幸运地成为美国第一夫人。
“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但却在特殊的时间走上了历史舞台。虽然当上第一夫人的我还是原来的我。但是，历史的偶然使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78年，在她的自传中，贝蒂对她跃入权力中心如是描述。
活跃于政坛
尽管福特总统是一位智慧、善良的人，但行事作风却是中规中矩，亮点也乏善可陈。这使贝蒂的多彩性格更加凸显无遗。她爱开通俗的玩笑；她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中的“第一妈妈”；她客串出演电影《玛丽·泰勒·摩尔秀》；她甚至穿着长裤游说总统丈夫提名一名女性进入内阁——而福特总统也真的这样做了，把卡拉·希尔斯任命为住房部长。在自传中，她还写道：“我在不断努力争取使最高法院尽快出现一位女法官。”在政坛上的星光夺目，使得她成为1975年《时代周刊》评选的12个年度女性人物之一。
虽然曾有一群身着黑衣的唱诗班妇女聚集在白宫前抗议她的积极游说行为，但总体来说贝蒂的受欢迎度总是大于对她的非议。
她会在某个美丽的日子里跑去乔治城散步，让当地居民大为惊喜，此举也大大提升了她的亲民形象。“我认为他们想看到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做和他们同样的事情。”鉴于贝蒂的超高人气，在197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打出的竞选口号竟是“贝蒂的丈夫竞选总统”。
共和党打出贝蒂牌，还在于她的率直个性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贝蒂认为“拐弯抹角是一种愚蠢的行径”。为此，福特的一些顾问希望她保持内敛和低调，以免消耗她的丈夫在保守群体中的选票。但其他人却明白，她的率性而为所发送的信息，在当时却更具有积极意义。
“水门事件”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降至冰点。因为人们发现，上一届政府的成员，包括以历史上最具压倒性优势连任总统的尼克松，最后证明全部都是“说谎者和恶棍”。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而贝蒂这种无畏、不矫揉造作的诚实，被看作是对这种持续怀疑的唯一解毒剂。
所以，在某电视频道的60分钟节目中，当被问及她的孩子是否抽过大麻时，她直言不讳，认为他们已经试用过了。而当问到如果她的18岁女儿苏珊被发现有外遇她将有何反应时，她说她不会惊讶，而只想知道那个年轻人好还是不好。而节目之后的民意调查也显示，64%的公众赞成这个观点，只有23%的被调查者反对。她甚至和华盛顿的一位专栏作家聊起了她和福特多长时间一起共眠的问题。
“在水门事件中有太多的事情被掩盖，我们希望在福特政府一定不会出现掩盖真相的事情。”她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在福特成为总统的6周后，她得知自己患上了乳腺癌。当时，人们对癌症有不少误解、恐惧，乳房切除术更是禁忌话题。贝蒂却勇敢地与公众分享手术的细节。
在她向外界通报乳腺癌病情后，上百万妇女蜂拥接受乳腺检查。很多人写信告诉福特，贝蒂挽救了她们的生活，因为她帮助她们发现了早期癌症。而爆炸式的癌症检查，使得该病的发病率大幅上升，这被一些研究人员称作“贝蒂波动”。
精神楷模
除了乳腺切除手术，第二个测试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它涉及一场对抗成瘾性的“战争”，这场战争对她来说尤为困难，因为她从14岁开始就开始吸烟。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正是贝蒂纠结于自身角色的时候——政治人物妻子和公民领袖。1964年，46岁的她开始接受物理疗法戒除烟瘾，但疼痛和关节炎使得她开始依赖处方药和晚上的鸡尾酒疗法。
担任第一夫人对她来说是一个治疗方法。这给了她一个方向和重点。然而，在随福特离开白宫的那段日子，贝蒂遭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光，她无法接受退休后的生活剧变，开始颓废起来。
在那些日子里，一度找不到适合她的康复诊所，最后她进入了位于加州的长滩海军医院以戒除对酒精和药物的依赖，在这期间她以坚韧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她同样没有隐藏这个危机，因为她不想让人们认为她的癌症又回来了。4年后，在轮胎大王伦纳德·费尔斯通的帮助下，她筹建了一所以其名字命名的戒毒戒酒中心。
然而，她一度层非常担心，担心自己可能会再次堕落，不能成功地树立她理想中的榜样。“我喜欢喝酒，这让我觉得暖和。”她在1988年的回忆录《快乐的觉醒》里这样写道，“而且我爱药物，他们带走了我的紧张和痛苦。”
只是这一次，她顽强地克服了这些不良嗜好，成为人们心目中对抗致瘾行为的楷模。在康复中心，她并不是有名无实的领袖，她亲自参与到中心的日常运行、管理，在董事会上提出建设性意见，在欢迎中心的支持组织时，也会调侃：“嗨，我是贝蒂，我是一个酒鬼。”
虽然医疗中心使她忙碌不堪，但她长久的婚姻又总让她感到快乐。在其后的岁月里，她和福特一边吃着晚餐一边看电视，或者把玩杜松子酒，也不喝，可谓其乐融融。
对于帮助数万名瘾君子康复的义举，贝蒂不认为她是在执行上帝的任务。“我不认为上帝向下看，并说：‘这是贝蒂，我们将用她使酗酒者清醒过来’，但我确实认为人与人有同样的问题并可以相同的方法去克服。并且我认为上帝允许我和成千上万人一起，携带着这样一个消息给那些患者：你也能成为一个幸存者。因为你总会得到帮助。看看我们，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