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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过劳死认定标准：每月加班80小时以上
2016年10月7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基于《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制定的首部《过劳死等防止对策白皮书》。
2014年11月起施行的《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规定“制定过劳死对策”是中央政府的职责，政府有义务向国会汇报过劳死的状况和具体应对措施。
《过劳死等防止对策白皮书》称，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过劳死认定标准”为每月加班80小时以上。同时，日本的加班工资年率（反映加班工资水平）却在下降。
大约在两周前，与我在东京同一家出版社工作，并且就坐在我旁边的上司，突然离世了。他是我们编辑部的部长，一个人所共知的“工作狂”，刚刚58岁。编辑部长利用周末时间，陪一位知名作家出差，去香港洽谈出版新书事宜。星期天早上，他在酒店房间，突然被一阵剧烈的头痛惊醒。跟他同住一间客房的作家急忙冲到前台，并打电话呼叫救护车，但已经来不及了。编辑部长最终死于脑中风，魂归黄泉。
编辑部长的死是在香港的一家医院被宣告的。随后，他的遗体被送往成田机场（即新东京国际机场）。载着遗体的灵车从成田机场驶至公司大门前，他的妻子和儿子穿着黑色的丧服一起下车。整个公司的人都下楼来，面对着灵车合掌默哀。
默哀结束后，我回到编辑部，不经意间瞥见编辑部长的桌子。桌上的物品，还跟他去香港之前一样，静静地摆放着。盖了章的文件堆积在桌边，还没看完的书摆放在一旁，看起来好像他很快就要回来似的。
编辑部长的死亡原因是中风，但他平素就是一个工作狂，也可以说是过度劳累所致。每隔几年，我身边跟我一起并肩工作的同事，总有一位不幸离世，他们都是40岁到50岁的人。
我这位上司的过世，在日本并没有引发什么关注。但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合作方之一，广告公司电通，却陷入过劳自杀疑云，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2015年12月25日，一名电通的新员工高桥祭，时年24岁，从电通的女子宿舍顶楼跳楼自杀了。
高桥祭的母亲于2016年10月7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会上透露：高桥祭在自杀之前的一个月，加班时长高达105小时，而且在公司的生活宛如军事化管理状态。此前的2016年9月30日，日本的劳动标准监督署认定，高桥祭的自杀死亡是由长时间的过度劳动引发的，已经构成工伤。2016年10月14日，东京劳动局和各府县的劳动局对电通总公司及三家分公司、5家主要分支机构实施了内部检查。
高桥祭的母亲在记者招待会上曝光的，是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幕后主角”——这家公司非正常的工作状态。高桥祭自2015年4月从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毕业进入电通以来，每天都加班至凌晨，不仅如此，还要忍受上司的谩骂，身心日渐衰弱。
电通在公司内部制定了被称为“鬼十条”的“宪法”。这10条社规是1951年由第四代社长吉田秀夫制定的，内容严苛之程度令人震惊，诸如“工作一旦着手就不许丢开，宁死不放手，直至目标完成。”从“鬼十条”的10条规定中，不难看出日本的大型企业，是如何进行军事化管理的。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于2016年10月7日公布的《过劳死等预防措施白皮书》显示，日本去年一年，由于过劳等工作上的原因而自杀的人数攀升至2159人。而日本去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为4117人，也就是说过劳死的人数能达到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
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字显示，去年日本人的平均工作时间高达1719小时。一般来说，像德国一样，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371小时，即少于1500小时的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比较普遍，因此可以说日本是一个超负荷加班的社会。
好在以“电通过劳死事件”为契机，日本现在已经开始针对企业加班开展应对措施。
大型网络证券公司Kabu.com开始在公司推行“内部通货”系统。该公司设定了内部通行的货币单位“大入”（“牛市”的意思），假如员工某一天不加班就回家的话，公司将会奖励“10大入”。在公司附近的餐馆等地方，该虚拟货币可以当作现金券使用。举个例子，公司员工只需要出示智能手机上的“500大入”的余额，500日元的午餐就可以免费享用了。而餐馆把消费证明提交给公司，就可以从公司结算500日元。
位于大阪西郊兵库县的一家叫做SI的IT企业，在日本首次实现对“工作效率”的量化评价，并应用到日常业务之中。例如，某家公司委托该公司创建一个主页，那么在下午3点之前完成工作任务的SI员工所获得的奖金，比下午5点才完成的员工要高得多。并且，如果下午3点就收工的话，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回家。因此，在SI，所有的员工都争分夺秒地工作，甚至舍不得花时间去卫生间。
据说，去年SI的人工费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同时销售业绩上涨了16%。换言之，比之工作时长，工作效率要重要得多。2016年3月，该公司被评选为模范企业。
接下来说说我自己，写这篇文字是在周日的深夜时分，我正在办公室写稿。截稿日期迫近，哪有心思计较什么加班时间。
我旁边的座位，是刚刚过世的编辑部长的位子。此刻，他的桌上已经被整理得很干净。我想，收拾桌子的员工想必也很辛苦，只能加班来做这件事。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真是莫大的讽刺。想到这儿，我双手合十，心里默默地想：“编辑部长，请安息吧！”
2016年10月7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基于《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制定的首部《过劳死等防止对策白皮书》。
2014年11月起施行的《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规定“制定过劳死对策”是中央政府的职责，政府有义务向国会汇报过劳死的状况和具体应对措施。
《过劳死等防止对策白皮书》称，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过劳死认定标准”为每月加班80小时以上。同时，日本的加班工资年率（反映加班工资水平）却在下降。
大约在两周前，与我在东京同一家出版社工作，并且就坐在我旁边的上司，突然离世了。他是我们编辑部的部长，一个人所共知的“工作狂”，刚刚58岁。编辑部长利用周末时间，陪一位知名作家出差，去香港洽谈出版新书事宜。星期天早上，他在酒店房间，突然被一阵剧烈的头痛惊醒。跟他同住一间客房的作家急忙冲到前台，并打电话呼叫救护车，但已经来不及了。编辑部长最终死于脑中风，魂归黄泉。
编辑部长的死是在香港的一家医院被宣告的。随后，他的遗体被送往成田机场（即新东京国际机场）。载着遗体的灵车从成田机场驶至公司大门前，他的妻子和儿子穿着黑色的丧服一起下车。整个公司的人都下楼来，面对着灵车合掌默哀。
默哀结束后，我回到编辑部，不经意间瞥见编辑部长的桌子。桌上的物品，还跟他去香港之前一样，静静地摆放着。盖了章的文件堆积在桌边，还没看完的书摆放在一旁，看起来好像他很快就要回来似的。
编辑部长的死亡原因是中风，但他平素就是一个工作狂，也可以说是过度劳累所致。每隔几年，我身边跟我一起并肩工作的同事，总有一位不幸离世，他们都是40岁到50岁的人。
我这位上司的过世，在日本并没有引发什么关注。但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合作方之一，广告公司电通，却陷入过劳自杀疑云，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2015年12月25日，一名电通的新员工高桥祭，时年24岁，从电通的女子宿舍顶楼跳楼自杀了。
高桥祭的母亲于2016年10月7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会上透露：高桥祭在自杀之前的一个月，加班时长高达105小时，而且在公司的生活宛如军事化管理状态。此前的2016年9月30日，日本的劳动标准监督署认定，高桥祭的自杀死亡是由长时间的过度劳动引发的，已经构成工伤。2016年10月14日，东京劳动局和各府县的劳动局对电通总公司及三家分公司、5家主要分支机构实施了内部检查。
高桥祭的母亲在记者招待会上曝光的，是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幕后主角”——这家公司非正常的工作状态。高桥祭自2015年4月从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毕业进入电通以来，每天都加班至凌晨，不仅如此，还要忍受上司的谩骂，身心日渐衰弱。
电通在公司内部制定了被称为“鬼十条”的“宪法”。这10条社规是1951年由第四代社长吉田秀夫制定的，内容严苛之程度令人震惊，诸如“工作一旦着手就不许丢开，宁死不放手，直至目标完成。”从“鬼十条”的10条规定中，不难看出日本的大型企业，是如何进行军事化管理的。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于2016年10月7日公布的《过劳死等预防措施白皮书》显示，日本去年一年，由于过劳等工作上的原因而自杀的人数攀升至2159人。而日本去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为4117人，也就是说过劳死的人数能达到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
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字显示，去年日本人的平均工作时间高达1719小时。一般来说，像德国一样，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371小时，即少于1500小时的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比较普遍，因此可以说日本是一个超负荷加班的社会。
好在以“电通过劳死事件”为契机，日本现在已经开始针对企业加班开展应对措施。
大型网络证券公司Kabu.com开始在公司推行“内部通货”系统。该公司设定了内部通行的货币单位“大入”（“牛市”的意思），假如员工某一天不加班就回家的话，公司将会奖励“10大入”。在公司附近的餐馆等地方，该虚拟货币可以当作现金券使用。举个例子，公司员工只需要出示智能手机上的“500大入”的余额，500日元的午餐就可以免费享用了。而餐馆把消费证明提交给公司，就可以从公司结算500日元。
位于大阪西郊兵库县的一家叫做SI的IT企业，在日本首次实现对“工作效率”的量化评价，并应用到日常业务之中。例如，某家公司委托该公司创建一个主页，那么在下午3点之前完成工作任务的SI员工所获得的奖金，比下午5点才完成的员工要高得多。并且，如果下午3点就收工的话，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回家。因此，在SI，所有的员工都争分夺秒地工作，甚至舍不得花时间去卫生间。
据说，去年SI的人工费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同时销售业绩上涨了16%。换言之，比之工作时长，工作效率要重要得多。2016年3月，该公司被评选为模范企业。
接下来说说我自己，写这篇文字是在周日的深夜时分，我正在办公室写稿。截稿日期迫近，哪有心思计较什么加班时间。
我旁边的座位，是刚刚过世的编辑部长的位子。此刻，他的桌上已经被整理得很干净。我想，收拾桌子的员工想必也很辛苦，只能加班来做这件事。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真是莫大的讽刺。想到这儿，我双手合十，心里默默地想：“编辑部长，请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