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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明显地留了一手：他事先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向北京的朝廷打报告，而是采取了“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策略，试图来个“先上车，后买票”，等“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再倒逼着清政府上层的承认。
但是，精明的李鸿章这次还是打错了算盘
光绪十三年，也就是西元1887年，正是洋务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全面推行的年代。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认识到现代金融业对于发展国家经济事业的重大意义后，时任清政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派遣自己的助手、曾经在法国政治学院获得过博士学位的道员马建忠，专门与美国商人米建威就筹建“华美银行”一事进行积极磋商。如果这个计划得到落实的话，那么这个华美银行将成为中国最早的一间中外合资的商业银行。
现在想来，熟悉当时官场各种显规则和潜规则的“老油子”李鸿章在做出这个决定时，肯定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他也许早算准了这样的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如果事先走漏了消息，注定会和当年在北京城内出现的第一条铁路一样造成巨大的轰动，并由此引来朝廷上下那些只会“平日袖手谈心性”的清流派们的激烈反对。所以，李鸿章明显地留了一手：他事先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向北京的朝廷打报告，而是采取了“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策略，试图来个“先上车，后买票”，等“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再倒逼着清政府上层的承认。
但是，精明的李鸿章这次还是打错了算盘。这个消息还是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北京御史台的清流们获知了。
晚清庙堂之上的清流们那可不是好惹的一批人啊。这些人都是依靠着传统的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知识分子，其立身之道就是传统的孔孟之学，在清朝的官场上向来被视为根正苗红的“正途”。虽然，他们厕身于“储才养望”之地的御史台和翰林院之间，但平常的日子其实过得清汤寡水，并不逍遥，而要尽快地从后台走向前台，获得“补缺”外放的机会，最好的路径之一就是利用朝廷允许御史和翰林们可以“风闻刺事”的特权，激烈地弹劾当轴的高官大吏，借以引起朝野上下的重视，获得太后和皇帝的赏识。晚清时期有那么一段时间，通过这种方式的确成就了不少的政界“闻人”，像号称“清流四谏”的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宝廷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以说，自从李鸿章在1870年接替了他的恩师曾国藩担任了直隶总督之后，他就一直是清流党们火力所向的一个主要对象。李鸿章即使没有什么过失，他们都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刺儿来微言大义一番，更何况此番是李鸿章自己露出了破绽，公然授人以柄了呢？
于是，在得到要成立华美银行的消息之后，李鸿章和马建忠等人立即遭到了顽固派和清流派的交相攻击和非难。一时间台谏生风，“交章论劾，众议沸腾”，清流们反驳抗议的奏章一道道涌到了慈禧太后和年轻的光绪皇帝面前……
在我们的这个老大帝国，古往今来的情况一般就是这样：干实事的兢兢业业努力了半天取得的那么一点点进展，往往抵不住旁观者的几句冷嘲热讽，局外者的几句风凉话就可以轻易地将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切一扫而光。对此，身在局中的李鸿章可谓感同身受，他后来曾经一针见血地抨击这些站着说话不要腰疼的清流党：“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济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可以想见的是，李鸿章一人之力当然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在强大的反对和非议声中，他的合资银行之梦只能是戛然而止。
这一年的农历八月二十日，在一道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上谕里，明确地告诫李鸿章说：“洋人牟利之心无微不至，稍有不慎即堕其术中，合开银行，关系甚大，后患颇多。”在论述了合资开办现代银行的种种潜在的风险之后，该谕旨随即抓住了李鸿章事先不就此事向朝廷汇报请示这一硬伤，批评李鸿章“未经奏明请旨即经办此事，殊不合朝廷体制，著即行罢议。”
面对当朝最高决策层迎头泼来的这一瓢冷水，从不和上司硬“顶牛”的李鸿章只好快速退却，明令中止了马建忠和米建威正在进行的一切谈判，并立即向朝廷许诺说：“合开银行一事已经遵照谕旨停止办理。”
雄心勃勃的华美银行计划就这样悄悄地胎死腹中了。
就在拒绝合开中外合资银行华美银行的前后，诸如铁路、电报等新生事物也都同样遭到了巨大的反对浪潮，以至于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新生事业在中国的境遇一律是举步维艰，四面楚歌……
（作者为文史学者）
但是，精明的李鸿章这次还是打错了算盘
光绪十三年，也就是西元1887年，正是洋务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全面推行的年代。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认识到现代金融业对于发展国家经济事业的重大意义后，时任清政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派遣自己的助手、曾经在法国政治学院获得过博士学位的道员马建忠，专门与美国商人米建威就筹建“华美银行”一事进行积极磋商。如果这个计划得到落实的话，那么这个华美银行将成为中国最早的一间中外合资的商业银行。
现在想来，熟悉当时官场各种显规则和潜规则的“老油子”李鸿章在做出这个决定时，肯定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他也许早算准了这样的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如果事先走漏了消息，注定会和当年在北京城内出现的第一条铁路一样造成巨大的轰动，并由此引来朝廷上下那些只会“平日袖手谈心性”的清流派们的激烈反对。所以，李鸿章明显地留了一手：他事先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向北京的朝廷打报告，而是采取了“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策略，试图来个“先上车，后买票”，等“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再倒逼着清政府上层的承认。
但是，精明的李鸿章这次还是打错了算盘。这个消息还是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北京御史台的清流们获知了。
晚清庙堂之上的清流们那可不是好惹的一批人啊。这些人都是依靠着传统的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知识分子，其立身之道就是传统的孔孟之学，在清朝的官场上向来被视为根正苗红的“正途”。虽然，他们厕身于“储才养望”之地的御史台和翰林院之间，但平常的日子其实过得清汤寡水，并不逍遥，而要尽快地从后台走向前台，获得“补缺”外放的机会，最好的路径之一就是利用朝廷允许御史和翰林们可以“风闻刺事”的特权，激烈地弹劾当轴的高官大吏，借以引起朝野上下的重视，获得太后和皇帝的赏识。晚清时期有那么一段时间，通过这种方式的确成就了不少的政界“闻人”，像号称“清流四谏”的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宝廷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以说，自从李鸿章在1870年接替了他的恩师曾国藩担任了直隶总督之后，他就一直是清流党们火力所向的一个主要对象。李鸿章即使没有什么过失，他们都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刺儿来微言大义一番，更何况此番是李鸿章自己露出了破绽，公然授人以柄了呢？
于是，在得到要成立华美银行的消息之后，李鸿章和马建忠等人立即遭到了顽固派和清流派的交相攻击和非难。一时间台谏生风，“交章论劾，众议沸腾”，清流们反驳抗议的奏章一道道涌到了慈禧太后和年轻的光绪皇帝面前……
在我们的这个老大帝国，古往今来的情况一般就是这样：干实事的兢兢业业努力了半天取得的那么一点点进展，往往抵不住旁观者的几句冷嘲热讽，局外者的几句风凉话就可以轻易地将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切一扫而光。对此，身在局中的李鸿章可谓感同身受，他后来曾经一针见血地抨击这些站着说话不要腰疼的清流党：“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济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可以想见的是，李鸿章一人之力当然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在强大的反对和非议声中，他的合资银行之梦只能是戛然而止。
这一年的农历八月二十日，在一道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上谕里，明确地告诫李鸿章说：“洋人牟利之心无微不至，稍有不慎即堕其术中，合开银行，关系甚大，后患颇多。”在论述了合资开办现代银行的种种潜在的风险之后，该谕旨随即抓住了李鸿章事先不就此事向朝廷汇报请示这一硬伤，批评李鸿章“未经奏明请旨即经办此事，殊不合朝廷体制，著即行罢议。”
面对当朝最高决策层迎头泼来的这一瓢冷水，从不和上司硬“顶牛”的李鸿章只好快速退却，明令中止了马建忠和米建威正在进行的一切谈判，并立即向朝廷许诺说：“合开银行一事已经遵照谕旨停止办理。”
雄心勃勃的华美银行计划就这样悄悄地胎死腹中了。
就在拒绝合开中外合资银行华美银行的前后，诸如铁路、电报等新生事物也都同样遭到了巨大的反对浪潮，以至于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新生事业在中国的境遇一律是举步维艰，四面楚歌……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