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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说到老师，我们往往想到的是威严，是权威。对于老师，我们往往有的是崇拜，是敬畏。但在美国，老师的概念则完全不同了。在美国，教师仅仅是众多普通职业的一种，他们的收入来自纳税人，因此更像是公仆。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因此与中国的大相径庭。
当我第一次来美国交流学习的时候，被热情的校长领到每个教室作介绍。当时我想：大家正在上课呢，这样打断不太好吧。可走进第一个教室，我就完全放心了：大家正哄笑成一团呢。后来才知道，原来老师刚给大家讲了一件前一天发生在小镇上的趣事。美国的课堂，尤其是大学之前的课堂，是十分随意的。一节45分钟的课，可能有30分钟花在与教学无关的事情上。一般点名就要占用10分钟左右。学生旷课是常事，所以每节课点名是必要的。老师时常一边点名还一边提问：“杰西卡，你家的那条小黑狗昨天跟那只刚来的野猫打架了吗?”“凯瑟琳，你妈妈运回的那一卡车木头是干什么用的?”“托尼?托尼怎么没来?托尼昨天在橄榄球赛中受伤了?”……老师趁着点名的机会，了解了每个学生的信息。点名结束之后，老师甚至会问：“欧文，你最喜欢什么颜色?红色?好，今天我们就用红色粉笔。”
美国中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跟国内学生有一些显著的区别：首先他们从来不站起来回答问题，其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说“不知道”。老师需要不断地给学生暗示，而学生则像猜谜一样，猜着猜着就有可能引入另外一个话题，等到重新回到正题的时候，往往离下课已经不远了。因此总体来说，美国学生上课重在发散思维，而不是系统地、有目标地进行学习。有些老师能够很好地掌握方向，让所聊的话题与学习内容有所联系，有些老师则十分擅长发现学生的个性与专长，让话题来引导教学。
在这样的课堂里学习，进度自然快不了，但是老师从来不给学生压力，让学习总是在一种轻松而愉快的氛围中进行。当然，这种放任学生、缺乏管教的做法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不小的问题。曾经听说隔壁班有个叫Peter的同学，交了一套让人哭笑不得的数学作业。其中有一道题目是“Find x”(求出x的值，find也可译成寻找)。Peter将题目中的“x”圈了起来，然后注释道：“x在这里!”老师在作业旁边诙谐地写了讽刺性的评语“Very funny Peter”(真好笑，Peter)。
美国的老师只鼓励学生，从不批评学生。即使是学生回答错了，老师也会说“这不是最好的答案，请再想想”。记得有一次数学课讲到概率，老师把全班同学分成四个组，让每个组各自讨论然后汇报答案。结果四个组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答案。老师把三种答案一一在黑板上讲解。当然，三种答案其实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在中国，另外两种答案肯定是要得红叉的，可美国老师却对大家说：“这些答案都有一定的道理，只是其中的一种更加科学。”事实上，另两种答案分明就是彻底错误的。美国的教育方式，铸就了大家“没有错误，只有不够好”的观念。
这种观念与中国的“应试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应试教育往往会让很多学生的思维逐渐单一化，即使是文科题，也都限定了十分狭窄的答案范围。学生做的实验是专家们经过反反复复的研究，最后印在书上的。这样做虽然保证了实验的科学性，却把实验的探索性完全抹杀了。相比之下，美国的老师一般不会要求学生做那些难度很高的实验，但他们会让学生自己进行实验设计。一般实验的材料都选用常见的厨房用品，这样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虽然实验的原理或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但学生们在探索过程中学到了很多。老师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学生记住实验本身，而是培养他们的能力：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
当然，只“授人以渔”就教育而言显然是不够的。美国老师只注重收集信息的工具，却不注重信息本身，因此学生经常对具体的问题一问三不知，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网找答案、查书。对于一些高深的知识，这么做也许是高效率的学习方法，可是对于知识储备而言，这是很危险的。很多场合，能够迅速调用头脑中的知识储备来解决问题是一种实力的体现，也是个人素质的标志，这方面美国学生显然不如中国学生。
较中国的学校而言，美国学校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班级里学生相对较少，因此教学过程就很人性化。老师不仅能够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有全面的了解，而且可以关心学生生活上的琐事。学生因此也能得到更多特殊的帮助。第二次来到美国，我所读的大学，学生不到10000个。现在我平均每天都会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和系主任聊天。这在中国的大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恰恰是这种人数上的优势，使每个美国学生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关注，能够得到自己最需要的帮助。
我们大学的教授会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我们做作业的情况，有时还主动给有浓厚学习兴趣的个别同学专门的资料。更令人惊讶的是，教授们平时都在不断地“充电”，他们有的时候会坐在教室里和我们一同听课——数学系的教授修西班牙语，政治系的教授修艺术课——这种现象在美国很常见，而这种学生和教授之间所形成的“同学关系”，更为师生间互相交流架起了桥梁。一个同时修数学和西班牙语的学生，也许可以帮助数学教授学习西班牙语，而同时也得到了教授在数学上无微不至的辅导。作为一个国际学生，我更是得到了教授们的百般关照。过节放假的时候，教授会请我去他们家，有的还做了我的免费房东。因为不像中国的校园那样人山人海，美国的学生几乎可以认识学校里的每一个人(美国也有大学校，但小学校居多)。要办事，要寻求帮助就方便多了。
中国的小学生，即使是中学生，都把帮助老师(诸如擦黑板之类)当作自己的义务。而在美国，老师是为学生服务的。老师不仅要自己擦黑板，而且还有义务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要求，以帮助、鼓励他们学习。我作为交流学生在美国学习时碰到过一个特别好的化学老师，每次班里有同学过生日，她都会买来巧克力分给每个人，每当学生取得一点点进步的时候，她就自己掏钱买奖品，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她还会自费把饭店的厨师请进教室来办一桌酒席，请大家吃饭。当老师试着降低自己的地位，尝试着与学生平等相待的时候，教育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学生不仅得到了知识，拥有了自信，而且学会了感激。
当我第一次来美国交流学习的时候，被热情的校长领到每个教室作介绍。当时我想：大家正在上课呢，这样打断不太好吧。可走进第一个教室，我就完全放心了：大家正哄笑成一团呢。后来才知道，原来老师刚给大家讲了一件前一天发生在小镇上的趣事。美国的课堂，尤其是大学之前的课堂，是十分随意的。一节45分钟的课，可能有30分钟花在与教学无关的事情上。一般点名就要占用10分钟左右。学生旷课是常事，所以每节课点名是必要的。老师时常一边点名还一边提问：“杰西卡，你家的那条小黑狗昨天跟那只刚来的野猫打架了吗?”“凯瑟琳，你妈妈运回的那一卡车木头是干什么用的?”“托尼?托尼怎么没来?托尼昨天在橄榄球赛中受伤了?”……老师趁着点名的机会，了解了每个学生的信息。点名结束之后，老师甚至会问：“欧文，你最喜欢什么颜色?红色?好，今天我们就用红色粉笔。”
美国中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跟国内学生有一些显著的区别：首先他们从来不站起来回答问题，其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说“不知道”。老师需要不断地给学生暗示，而学生则像猜谜一样，猜着猜着就有可能引入另外一个话题，等到重新回到正题的时候，往往离下课已经不远了。因此总体来说，美国学生上课重在发散思维，而不是系统地、有目标地进行学习。有些老师能够很好地掌握方向，让所聊的话题与学习内容有所联系，有些老师则十分擅长发现学生的个性与专长，让话题来引导教学。
在这样的课堂里学习，进度自然快不了，但是老师从来不给学生压力，让学习总是在一种轻松而愉快的氛围中进行。当然，这种放任学生、缺乏管教的做法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不小的问题。曾经听说隔壁班有个叫Peter的同学，交了一套让人哭笑不得的数学作业。其中有一道题目是“Find x”(求出x的值，find也可译成寻找)。Peter将题目中的“x”圈了起来，然后注释道：“x在这里!”老师在作业旁边诙谐地写了讽刺性的评语“Very funny Peter”(真好笑，Peter)。
美国的老师只鼓励学生，从不批评学生。即使是学生回答错了，老师也会说“这不是最好的答案，请再想想”。记得有一次数学课讲到概率，老师把全班同学分成四个组，让每个组各自讨论然后汇报答案。结果四个组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答案。老师把三种答案一一在黑板上讲解。当然，三种答案其实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在中国，另外两种答案肯定是要得红叉的，可美国老师却对大家说：“这些答案都有一定的道理，只是其中的一种更加科学。”事实上，另两种答案分明就是彻底错误的。美国的教育方式，铸就了大家“没有错误，只有不够好”的观念。
这种观念与中国的“应试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应试教育往往会让很多学生的思维逐渐单一化，即使是文科题，也都限定了十分狭窄的答案范围。学生做的实验是专家们经过反反复复的研究，最后印在书上的。这样做虽然保证了实验的科学性，却把实验的探索性完全抹杀了。相比之下，美国的老师一般不会要求学生做那些难度很高的实验，但他们会让学生自己进行实验设计。一般实验的材料都选用常见的厨房用品，这样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虽然实验的原理或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但学生们在探索过程中学到了很多。老师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学生记住实验本身，而是培养他们的能力：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
当然，只“授人以渔”就教育而言显然是不够的。美国老师只注重收集信息的工具，却不注重信息本身，因此学生经常对具体的问题一问三不知，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网找答案、查书。对于一些高深的知识，这么做也许是高效率的学习方法，可是对于知识储备而言，这是很危险的。很多场合，能够迅速调用头脑中的知识储备来解决问题是一种实力的体现，也是个人素质的标志，这方面美国学生显然不如中国学生。
较中国的学校而言，美国学校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班级里学生相对较少，因此教学过程就很人性化。老师不仅能够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有全面的了解，而且可以关心学生生活上的琐事。学生因此也能得到更多特殊的帮助。第二次来到美国，我所读的大学，学生不到10000个。现在我平均每天都会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和系主任聊天。这在中国的大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恰恰是这种人数上的优势，使每个美国学生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关注，能够得到自己最需要的帮助。
我们大学的教授会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我们做作业的情况，有时还主动给有浓厚学习兴趣的个别同学专门的资料。更令人惊讶的是，教授们平时都在不断地“充电”，他们有的时候会坐在教室里和我们一同听课——数学系的教授修西班牙语，政治系的教授修艺术课——这种现象在美国很常见，而这种学生和教授之间所形成的“同学关系”，更为师生间互相交流架起了桥梁。一个同时修数学和西班牙语的学生，也许可以帮助数学教授学习西班牙语，而同时也得到了教授在数学上无微不至的辅导。作为一个国际学生，我更是得到了教授们的百般关照。过节放假的时候，教授会请我去他们家，有的还做了我的免费房东。因为不像中国的校园那样人山人海，美国的学生几乎可以认识学校里的每一个人(美国也有大学校，但小学校居多)。要办事，要寻求帮助就方便多了。
中国的小学生，即使是中学生，都把帮助老师(诸如擦黑板之类)当作自己的义务。而在美国，老师是为学生服务的。老师不仅要自己擦黑板，而且还有义务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要求，以帮助、鼓励他们学习。我作为交流学生在美国学习时碰到过一个特别好的化学老师，每次班里有同学过生日，她都会买来巧克力分给每个人，每当学生取得一点点进步的时候，她就自己掏钱买奖品，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她还会自费把饭店的厨师请进教室来办一桌酒席，请大家吃饭。当老师试着降低自己的地位，尝试着与学生平等相待的时候，教育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学生不仅得到了知识，拥有了自信，而且学会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