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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铭，闻一多先生长女。闻一多生前给她的信中昵称她为“大妹”。闻一多先生被害时，闻铭13岁。新中国成立后，闻铭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学习，毕业后从事翻译、俄语教学等工作。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即后来的苏联文学研究所）工作。20世纪70年代，闻铭笔录了母亲高真有关父亲事迹的口述，并整理成《闻一多牺牲前后纪实》一文发表，该文是研究闻一多的重要文献。
记者：您的父亲闻一多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在您儿时的印象中，他是怎样的呢？
闻铭：父亲闻一多是诗人，也是学者、民主斗士，朱自清先生在文章中也写到这点。父亲曾有一句话：“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句话贯穿了他一生，他的生活中也充满爱，很爱家，很爱学生。
父亲从小就教我们背唐诗。月夜下我们学习《春江花月夜》时，诗歌的意境和当时的情景让我们几乎融入到月色和无垠的宇宙中去了。还有反映现实的诗，如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卖炭翁》等。当时的昆明百姓都很苦，农村也有背着炭去卖的情况。联系现实，我们就更能体会诗句所反映的社会内容。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有特色的。小时候我的二哥很活泼，喜欢捣鼓些小东西。有一次，有个同事来看我父亲，带来一个猫头氢气球。家里有把绿色的瓷壶，二哥就把气球绑在壶嘴上。因为之前化学课上讲过关于钠与水反应生成氢气的知识，他就从学校拿了一点钠，投在壶里，不一会儿竟爆炸了。我趴得最近，险些脸都给弄破了。父亲从屋里出来后并没有责备二哥，而是说了一句英文———意思是一知半解是最危险的。这句话我二哥记了一辈子。妹妹的纪念册让父亲题字，父亲写道：“知识不全在书本里”。
做人方面我们也深深受到父亲的影响。抗战时期，生活很苦，我们家里人口多，虽然父亲是教授，但日子过得很拮据，他的工资只能支撑半个月。最困难时只吃豆渣和白菜，吃不到肉，最好吃的就是豆腐。每每买到了豆腐，父亲会戏谑为白肉。父亲在困难时期也不以为苦，积极面对。父亲美术根基和古文字功底好，会篆刻，所以抗战后期，在同事劝说下父亲开始刻图章养家，父亲认为这是自食其力。当时物价飞涨，家里的生活开销主要是靠父亲刻图章来维持的。我们总是在父亲刻图章的声音中入睡和醒来，睡梦中醒来还能看见父亲刻图章的背影。虽然生活很困难，但父亲很有骨气。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代主席来找父亲刻图章，还准备了优厚润例，却被父亲拒绝了。
父亲在做学问上是无私的，对学生的关怀也热情无私。父亲有个学生做毕业论文需要一些资料，父亲就让他到文科研究所查资料，并且同意他住那儿。那学生找了几天没多少收获，就想回去。父亲把自己多年抄集、整理的资料拿给这个学生，说：“为什么不早拿给你呢？我是有意让你经过一番困苦探索的过程，使你懂得做学问的艰难……要知道，做学问当像你们三湘的女儿红（指湘绣），是成年累月用一针一线辛苦织成的，不是像跑江湖的耍戏法突然变出来的。”季镇怀等父亲的研究生经常来我们家看父亲的手稿。朱自清先生说闻先生和别人都不一样，他的手稿大家都能看。父亲治学既严谨又富于创造性。郭沫若在《闻一多全集》的序言中谈到他对先秦古籍的整理时，这样说：“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父亲对学生的要求也是要有创造性，要独立思考。
记者：您能结合当时国统区黑暗的社会状况，谈谈您的父亲闻一多先生吗？
闻铭：当时在昆明的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门口是打谷场，部队在打谷场训练，条件很差，士兵饭都吃不饱，每人每顿只能吃一碗稀饭。因为军饷被官员层层克扣了。父亲有个远房侄子，参加青年教导团，路过昆明，看到我父亲就向他诉苦。一群满腔热血的士兵不能去打日本人，而是被迫帮助当官的做投机倒把的买卖。比如当官的让士兵买了火腿搬到昆明高价倒卖，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还得做这些，伤透了爱国青年的心。
通往前线的公路上常有一队队被绳子联结在一起行走的壮丁，一个个病弱憔悴，路边也还常见到被抛弃的病兵。还有老百姓面黄肌瘦，地主却脑满肥肠的社会状况，都让父亲非常愤怒。父亲不但在课堂上抨击这样的黑暗现象，还写杂文。这样一来，父亲就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外面谣传国民党要暗杀黑名单上的人。
1944年，父亲的学生来看父亲，当时父亲一手拿着馒头啃一手在磨石图章，父亲自嘲说这是手工业。学生说：“我以你学生的资格，要求你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经不起敬爱的长者的损失。”父亲很感动，流着热泪说：“这是做人的态度，人总有心有血，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安全吗？”学生无言了。父亲依然演讲，写杂文，发出了人民的心声，影响很大，更使父亲受到国民党的憎恨。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青年学生，指使大批武装军人和暴徒袭击西南联大等校，致使四位青年死亡，数十人受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一惨案”。全市学生立即举行总罢课。父亲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亲自写了挽联“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带着我们去灵堂祭奠，还参加了殡仪游行。我那时虽小，上初中，但也参加游行了，联大学生在前面我们在后面；还上街宣传，唱歌，帮着卖学生报。这是非常危险的，满街都有特务，但是在父亲影响下我们一点都没感到怕，我们没有考虑到个人，只是充满忧患意识，希望改变反动统治。
记者：您能说说闻一多先生殉难前后的情形吗？
闻铭：1946年暑假内战全面爆发。当时的西南联大（抗日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临时组成）不仅是学术上带头，办学很值得借鉴，而且也是民主堡垒，学生运动走在全国前头。抗战胜利联大解散，三所学校开始回北方复校，学生老师要分批离开，民主力量开始削弱。国民党这时乘虚而入，有所行动。当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父亲去讲学，可以携带全家前往。我们都很高兴，父亲当时也有考虑，他也希望有个安定的环境做学问。但他又觉得不能离开多难的祖国，民主运动还需要他。父亲说：“北方青年也许还需要我。”果然，国民党开始了暗杀行动。
7月11日晚上，李公朴被暗杀，昆明城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传说黑名单上第二号就是闻一多。有个女特务竟连日闯进家来谩骂恐吓，临走时还扔下了恐吓信。但父亲毫无畏惧，安排了李公朴的后事，还要开记者招待会。父亲的最后一次讲演，是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特务在台下起哄，讲演是在一片白色恐怖下进行的。中午回来就有特务跟踪，他下午照常参加记者招待会。会后回家，离家也就十多步了，突然，埋伏已久的特务从背后朝他开了枪，父亲的头部和身上十多处中弹，当场身亡。去接父亲的大哥也中了五枪，腿断了。在最后一次演讲中，父亲说：我们前脚迈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迈进大门。父亲遇难对我们是血的教育。
记者：您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什么促使您入党的？
闻铭：父亲在世时，我虽年少，但对旧社会的黑暗仍深有体会；加上父亲的影响，对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点已深信不疑。父亲的遇难，更使自己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真面目，也更加向往解放区。后来到了解放区，看到了一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这里的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我也更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新中国。这些都促使我立下加入共产党、献身党的事业的志愿。
父亲牺牲之后，我们家八口人的生活来源就没有了。我们在医院收到社会各界的捐款和慰问信，这之后一两年内我们主要靠着捐款生活。1948年到了解放区，政府给我们提供资源，让我们能正常地生活和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依然受到了国家的帮助，所以于我而言，入党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
记者：您的父亲闻一多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在您儿时的印象中，他是怎样的呢？
闻铭：父亲闻一多是诗人，也是学者、民主斗士，朱自清先生在文章中也写到这点。父亲曾有一句话：“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句话贯穿了他一生，他的生活中也充满爱，很爱家，很爱学生。
父亲从小就教我们背唐诗。月夜下我们学习《春江花月夜》时，诗歌的意境和当时的情景让我们几乎融入到月色和无垠的宇宙中去了。还有反映现实的诗，如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卖炭翁》等。当时的昆明百姓都很苦，农村也有背着炭去卖的情况。联系现实，我们就更能体会诗句所反映的社会内容。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有特色的。小时候我的二哥很活泼，喜欢捣鼓些小东西。有一次，有个同事来看我父亲，带来一个猫头氢气球。家里有把绿色的瓷壶，二哥就把气球绑在壶嘴上。因为之前化学课上讲过关于钠与水反应生成氢气的知识，他就从学校拿了一点钠，投在壶里，不一会儿竟爆炸了。我趴得最近，险些脸都给弄破了。父亲从屋里出来后并没有责备二哥，而是说了一句英文———意思是一知半解是最危险的。这句话我二哥记了一辈子。妹妹的纪念册让父亲题字，父亲写道：“知识不全在书本里”。
做人方面我们也深深受到父亲的影响。抗战时期，生活很苦，我们家里人口多，虽然父亲是教授，但日子过得很拮据，他的工资只能支撑半个月。最困难时只吃豆渣和白菜，吃不到肉，最好吃的就是豆腐。每每买到了豆腐，父亲会戏谑为白肉。父亲在困难时期也不以为苦，积极面对。父亲美术根基和古文字功底好，会篆刻，所以抗战后期，在同事劝说下父亲开始刻图章养家，父亲认为这是自食其力。当时物价飞涨，家里的生活开销主要是靠父亲刻图章来维持的。我们总是在父亲刻图章的声音中入睡和醒来，睡梦中醒来还能看见父亲刻图章的背影。虽然生活很困难，但父亲很有骨气。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代主席来找父亲刻图章，还准备了优厚润例，却被父亲拒绝了。
父亲在做学问上是无私的，对学生的关怀也热情无私。父亲有个学生做毕业论文需要一些资料，父亲就让他到文科研究所查资料，并且同意他住那儿。那学生找了几天没多少收获，就想回去。父亲把自己多年抄集、整理的资料拿给这个学生，说：“为什么不早拿给你呢？我是有意让你经过一番困苦探索的过程，使你懂得做学问的艰难……要知道，做学问当像你们三湘的女儿红（指湘绣），是成年累月用一针一线辛苦织成的，不是像跑江湖的耍戏法突然变出来的。”季镇怀等父亲的研究生经常来我们家看父亲的手稿。朱自清先生说闻先生和别人都不一样，他的手稿大家都能看。父亲治学既严谨又富于创造性。郭沫若在《闻一多全集》的序言中谈到他对先秦古籍的整理时，这样说：“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父亲对学生的要求也是要有创造性，要独立思考。
记者：您能结合当时国统区黑暗的社会状况，谈谈您的父亲闻一多先生吗？
闻铭：当时在昆明的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门口是打谷场，部队在打谷场训练，条件很差，士兵饭都吃不饱，每人每顿只能吃一碗稀饭。因为军饷被官员层层克扣了。父亲有个远房侄子，参加青年教导团，路过昆明，看到我父亲就向他诉苦。一群满腔热血的士兵不能去打日本人，而是被迫帮助当官的做投机倒把的买卖。比如当官的让士兵买了火腿搬到昆明高价倒卖，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还得做这些，伤透了爱国青年的心。
通往前线的公路上常有一队队被绳子联结在一起行走的壮丁，一个个病弱憔悴，路边也还常见到被抛弃的病兵。还有老百姓面黄肌瘦，地主却脑满肥肠的社会状况，都让父亲非常愤怒。父亲不但在课堂上抨击这样的黑暗现象，还写杂文。这样一来，父亲就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外面谣传国民党要暗杀黑名单上的人。
1944年，父亲的学生来看父亲，当时父亲一手拿着馒头啃一手在磨石图章，父亲自嘲说这是手工业。学生说：“我以你学生的资格，要求你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经不起敬爱的长者的损失。”父亲很感动，流着热泪说：“这是做人的态度，人总有心有血，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安全吗？”学生无言了。父亲依然演讲，写杂文，发出了人民的心声，影响很大，更使父亲受到国民党的憎恨。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青年学生，指使大批武装军人和暴徒袭击西南联大等校，致使四位青年死亡，数十人受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一惨案”。全市学生立即举行总罢课。父亲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亲自写了挽联“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带着我们去灵堂祭奠，还参加了殡仪游行。我那时虽小，上初中，但也参加游行了，联大学生在前面我们在后面；还上街宣传，唱歌，帮着卖学生报。这是非常危险的，满街都有特务，但是在父亲影响下我们一点都没感到怕，我们没有考虑到个人，只是充满忧患意识，希望改变反动统治。
记者：您能说说闻一多先生殉难前后的情形吗？
闻铭：1946年暑假内战全面爆发。当时的西南联大（抗日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临时组成）不仅是学术上带头，办学很值得借鉴，而且也是民主堡垒，学生运动走在全国前头。抗战胜利联大解散，三所学校开始回北方复校，学生老师要分批离开，民主力量开始削弱。国民党这时乘虚而入，有所行动。当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父亲去讲学，可以携带全家前往。我们都很高兴，父亲当时也有考虑，他也希望有个安定的环境做学问。但他又觉得不能离开多难的祖国，民主运动还需要他。父亲说：“北方青年也许还需要我。”果然，国民党开始了暗杀行动。
7月11日晚上，李公朴被暗杀，昆明城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传说黑名单上第二号就是闻一多。有个女特务竟连日闯进家来谩骂恐吓，临走时还扔下了恐吓信。但父亲毫无畏惧，安排了李公朴的后事，还要开记者招待会。父亲的最后一次讲演，是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特务在台下起哄，讲演是在一片白色恐怖下进行的。中午回来就有特务跟踪，他下午照常参加记者招待会。会后回家，离家也就十多步了，突然，埋伏已久的特务从背后朝他开了枪，父亲的头部和身上十多处中弹，当场身亡。去接父亲的大哥也中了五枪，腿断了。在最后一次演讲中，父亲说：我们前脚迈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迈进大门。父亲遇难对我们是血的教育。
记者：您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什么促使您入党的？
闻铭：父亲在世时，我虽年少，但对旧社会的黑暗仍深有体会；加上父亲的影响，对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点已深信不疑。父亲的遇难，更使自己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真面目，也更加向往解放区。后来到了解放区，看到了一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这里的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我也更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新中国。这些都促使我立下加入共产党、献身党的事业的志愿。
父亲牺牲之后，我们家八口人的生活来源就没有了。我们在医院收到社会各界的捐款和慰问信，这之后一两年内我们主要靠着捐款生活。1948年到了解放区，政府给我们提供资源，让我们能正常地生活和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依然受到了国家的帮助，所以于我而言，入党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