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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事例，两个人发生了矛盾冲突，找人去评理，然后各人说各人的理，但双方又都拿不出证据，调停人只好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如果这两位有冲突的人去找执法人员的话，司法人员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看下面一个案例。
决断的根基是证据
2013年12月2日上午，北京朝阳香河街道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东北口音的中年妇女遇到一位骑车的外国小伙时，突然摔倒，浑身瘫软。当这位外国小伙去扶她时，这位中年妇女死死抓住这位外国小伙的胳膊不放。这位外国小伙几次想挣脱，都无果而终。中年妇女坚持说外国小伙撞到了她，必须赔偿，导致堵车一个多小时。警察到来后，这位妇女坚持说她很难受，外国小伙带她到医院去检查，没有检查出伤情。最后，警察调解，这位小伙赔偿这位妇女1800元。我们先不管这个案例处理是否得当，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思考一下应该如何处理类似的案件。
我们常常说，判案要以事实为根据，但这里的“事实”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法律事实是被证据验证过的客观事实，这里，证据是最核心的要素。法律事实可以无限接近客观事实，但有时也可能与之完全相反，这跟证据的有无、强弱相关。比如说，甲在乙的威胁下写了一张欠条，欠条上写着：甲欠乙1万元，上面有甲的签名以及还款的日期。当乙拿着欠条到法院要求甲还款时，如果甲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张欠条是在乙威胁下签署的，那么法官只能判处甲还款。在这个案例中，法律事实是甲欠乙1万元，而客观事实是甲不欠乙1万元，两者完全是南辕北辙。
既然法律事实是被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那么应该由谁来举证呢？根据我国民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谁主张法律上的权利谁负责收集证据。正如前面那个中年妇女和外国小伙的案例，中年妇女主张自己的权利，她应该拿出证据说明是那个外国小伙撞到了自己，然后到医院去检查，由医院证明自己受到了伤害，然后通过警方让那个外国小伙赔偿自己的损失。当然，在这个事件中，警方经现场勘察并调取监控录像查明，外国小伙无证驾驶无牌照摩托车，在人行横道内肇事，并且口出粗言，谩骂妇女。最终，警方依法处理了那个外国小伙。
如果双方都拿不出证据应该怎么办？我国古代就有存疑不决的精神，也就是说如果案件有疑点暂不判决。无罪推定是西方法治中最基本的原则，只要没有充足的证据，嫌疑人就要无罪释放。现在，我国法律也有类似的精神，如果证据不足，先不要判以免造成冤假错案。也就是说，如果双方都拿不出证据，最好调解，双方自愿和解是最好的结果，即使不能达成和解，司法人员也不要判决，否则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我们看下面一个案例。
法官判决的影响
2006年11月20日，66岁的南京市民徐寿兰女士在公交汽车站摔倒，造成徐寿兰女士粉碎性骨折，当时在一旁的年轻小伙彭宇把徐寿兰女士送到医院就医，徐女士这次花了十几万元的医疗费。这个时候，矛盾出现了：徐女士向警方报警，说自己是被彭宇撞倒的，彭宇应该承担医疗费。而彭宇则说自己完全没有碰到徐女士，他看到徐女士倒地不起，完全是出于好心做好事，怎么反倒要承担医疗费呢？最后双方走上了法庭，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承接了此案。一审法官认为，双方都拿不出证据，根据公平原则，判处彭宇赔偿40%的医疗费，约5万元。彭宇不服，进行上诉。二审法院以双方和解结案。彭宇赔偿徐寿兰女士1万元现金，双方约定都不在媒体上发布任何消息，同时一审法院的判决失效。5年后，南京市委常委刘志伟公布彭宇案的事实真相，彭宇承认和徐寿兰女士相撞，也发表文章承认了这一事实。
这一案件引起了一场关于道德的大讨论，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2012年12月，深圳市福田区78岁的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到，保安和路人接连走过，没有一人敢去搀扶，老人悲惨地离开人世。这种消极后果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现在我们再来反思彭宇案还是很有意义的。彭宇案的两次判决都是不合适的。第一审法院在双方都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进行了判决，让人们普遍同情彭宇，认为彭宇做了好事反遭讹诈。第二审法院，徐女士掌握了证据，彭宇也承认了事实，应该通过判决让老百姓了解事实真相，法院却由于案件的舆论影响太大，不敢根据法律证据判决，反而和稀泥让双方通过和解结案，从而掩盖了真相。俗话说：错误的判决比没有判决更可怕。可怕的是有法不依，只要依法判决，就不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我们再看下面的案例。
2013年6月15日，四川达州城区正南花园附近，65岁的蒋婆婆摔倒了，造成了骨折。附近的3个小孩去搀扶她，蒋婆婆抓住一个小孩不放，坚持说是3个小孩撞倒了她，要求赔偿。附近小卖部的陈女士说她亲眼看见老太太自己倒下去的，与3个小孩无关，有7位证人愿意为此作证。蒋婆婆的家属要求3个孩子的家长承担医疗费，调解未果。于是，家属把蒋婆婆送到一个孩子的家里，其父亲江先生不胜其烦。5个月后，3个孩子的家长把蒋婆婆及其儿子以敲诈勒索罪向派出所报案。警官通过调查了解了事实真相，决定对蒋婆婆及其儿子进行行政拘留，并罚款500元。蒋婆婆由于年龄较大，免除行政处罚。
我们分析这个案例，警官完全依法进行，只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不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蒋婆婆主张自己的权利，但她拿不出证据，也就是说找不到法律事实，无法支持自己的主张，反而是3个孩子的家长找到了目击证人证明孩子是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蒋婆婆还要到别人家里死赖着不走，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必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蒋婆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小孩撞了自己，他们完全可以依法推翻此案，让3个孩子的家长受到惩处。只要依法进行，绝不会对社会造成消极的影响。
这里，我们总结一下，没有充分的证据，法官不要判决，能调解就调解，不能调解先放着，决不能当成政治任务去解决；如果有充分的证据，一定要依法公开判决，不要调解解决，影响司法公正。
决断的根基是证据
2013年12月2日上午，北京朝阳香河街道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东北口音的中年妇女遇到一位骑车的外国小伙时，突然摔倒，浑身瘫软。当这位外国小伙去扶她时，这位中年妇女死死抓住这位外国小伙的胳膊不放。这位外国小伙几次想挣脱，都无果而终。中年妇女坚持说外国小伙撞到了她，必须赔偿，导致堵车一个多小时。警察到来后，这位妇女坚持说她很难受，外国小伙带她到医院去检查，没有检查出伤情。最后，警察调解，这位小伙赔偿这位妇女1800元。我们先不管这个案例处理是否得当，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思考一下应该如何处理类似的案件。
我们常常说，判案要以事实为根据，但这里的“事实”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法律事实是被证据验证过的客观事实，这里，证据是最核心的要素。法律事实可以无限接近客观事实，但有时也可能与之完全相反，这跟证据的有无、强弱相关。比如说，甲在乙的威胁下写了一张欠条，欠条上写着：甲欠乙1万元，上面有甲的签名以及还款的日期。当乙拿着欠条到法院要求甲还款时，如果甲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张欠条是在乙威胁下签署的，那么法官只能判处甲还款。在这个案例中，法律事实是甲欠乙1万元，而客观事实是甲不欠乙1万元，两者完全是南辕北辙。
既然法律事实是被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那么应该由谁来举证呢？根据我国民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谁主张法律上的权利谁负责收集证据。正如前面那个中年妇女和外国小伙的案例，中年妇女主张自己的权利，她应该拿出证据说明是那个外国小伙撞到了自己，然后到医院去检查，由医院证明自己受到了伤害，然后通过警方让那个外国小伙赔偿自己的损失。当然，在这个事件中，警方经现场勘察并调取监控录像查明，外国小伙无证驾驶无牌照摩托车，在人行横道内肇事，并且口出粗言，谩骂妇女。最终，警方依法处理了那个外国小伙。
如果双方都拿不出证据应该怎么办？我国古代就有存疑不决的精神，也就是说如果案件有疑点暂不判决。无罪推定是西方法治中最基本的原则，只要没有充足的证据，嫌疑人就要无罪释放。现在，我国法律也有类似的精神，如果证据不足，先不要判以免造成冤假错案。也就是说，如果双方都拿不出证据，最好调解，双方自愿和解是最好的结果，即使不能达成和解，司法人员也不要判决，否则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我们看下面一个案例。
法官判决的影响
2006年11月20日，66岁的南京市民徐寿兰女士在公交汽车站摔倒，造成徐寿兰女士粉碎性骨折，当时在一旁的年轻小伙彭宇把徐寿兰女士送到医院就医，徐女士这次花了十几万元的医疗费。这个时候，矛盾出现了：徐女士向警方报警，说自己是被彭宇撞倒的，彭宇应该承担医疗费。而彭宇则说自己完全没有碰到徐女士，他看到徐女士倒地不起，完全是出于好心做好事，怎么反倒要承担医疗费呢？最后双方走上了法庭，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承接了此案。一审法官认为，双方都拿不出证据，根据公平原则，判处彭宇赔偿40%的医疗费，约5万元。彭宇不服，进行上诉。二审法院以双方和解结案。彭宇赔偿徐寿兰女士1万元现金，双方约定都不在媒体上发布任何消息，同时一审法院的判决失效。5年后，南京市委常委刘志伟公布彭宇案的事实真相，彭宇承认和徐寿兰女士相撞，也发表文章承认了这一事实。
这一案件引起了一场关于道德的大讨论，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2012年12月，深圳市福田区78岁的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到，保安和路人接连走过，没有一人敢去搀扶，老人悲惨地离开人世。这种消极后果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现在我们再来反思彭宇案还是很有意义的。彭宇案的两次判决都是不合适的。第一审法院在双方都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进行了判决，让人们普遍同情彭宇，认为彭宇做了好事反遭讹诈。第二审法院，徐女士掌握了证据，彭宇也承认了事实，应该通过判决让老百姓了解事实真相，法院却由于案件的舆论影响太大，不敢根据法律证据判决，反而和稀泥让双方通过和解结案，从而掩盖了真相。俗话说：错误的判决比没有判决更可怕。可怕的是有法不依，只要依法判决，就不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我们再看下面的案例。
2013年6月15日，四川达州城区正南花园附近，65岁的蒋婆婆摔倒了，造成了骨折。附近的3个小孩去搀扶她，蒋婆婆抓住一个小孩不放，坚持说是3个小孩撞倒了她，要求赔偿。附近小卖部的陈女士说她亲眼看见老太太自己倒下去的，与3个小孩无关，有7位证人愿意为此作证。蒋婆婆的家属要求3个孩子的家长承担医疗费，调解未果。于是，家属把蒋婆婆送到一个孩子的家里，其父亲江先生不胜其烦。5个月后，3个孩子的家长把蒋婆婆及其儿子以敲诈勒索罪向派出所报案。警官通过调查了解了事实真相，决定对蒋婆婆及其儿子进行行政拘留，并罚款500元。蒋婆婆由于年龄较大，免除行政处罚。
我们分析这个案例，警官完全依法进行，只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不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蒋婆婆主张自己的权利，但她拿不出证据，也就是说找不到法律事实，无法支持自己的主张，反而是3个孩子的家长找到了目击证人证明孩子是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蒋婆婆还要到别人家里死赖着不走，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必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蒋婆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小孩撞了自己，他们完全可以依法推翻此案，让3个孩子的家长受到惩处。只要依法进行，绝不会对社会造成消极的影响。
这里，我们总结一下，没有充分的证据，法官不要判决，能调解就调解，不能调解先放着，决不能当成政治任务去解决；如果有充分的证据，一定要依法公开判决，不要调解解决，影响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