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泸州江阳西路的四川警察学院内，一处名为“龙透关”的古关隘至今仍立于城市的高点。它始建于蜀汉，重建于明清，北临沱江，南抵长江。近代以来，这巍峨的古老关口见证并守护了一段段泸州的红色往事。
　　自1921年起，“肘江負山，枕带双流”的泸州就成为一片红色热土。恽代英等革命志士把这里当作川南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摇篮地;刘伯承等人在这里振臂一呼领导泸州起义;毛泽东留下其军事指挥生涯得意之笔红军长征“四渡赤水”。
　　如泸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何洪波所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红军转战川滇黔，留下了一段段爱民守纪的佳话，更留下许多军队组织纪律建设的光辉篇章，成为泸州红色记忆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川南的革命星火

　　红色历史在泸州留下了许多故事。川南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川南第一个党支部都诞生于泸州。
　　1921年，泸县施行了一系列趋新运动。教育科长卢思赴重庆找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陈育商议川南师范校长、教导主任及教师人选问题，陈育推荐了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王德熙、恽代英分别担任校长和教导主任，同时还聘请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人物为川南师范教师。
　　其中，湖北出生的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921年10月底，他从武汉乘船来到泸州，跨进川南师范校门。
　　恽代英一到川南师范，就在卢思和新派教师的支持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改革教育和改造社会有机结合起来。1922年5月，王德熙调任抚顺知事，恽代英继任川南师范校长。他以该校为基础，影响带动其他学校，并通过各种社会力量，大力提倡新文化，发展社会教育。
　　恽代英在泸州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讲《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引导青年阅读进步书籍，还在泸州城内白塔寺的通俗讲习所和各界有识人士讲演、辩论，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5月5日，恽代英在忠山奎星阁主持秘密会议，成立川南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泸县支部。余泽鸿、张霁帆、曾润百等6名川南师范学堂学生为首批团员。他们常在泸州城内外的忠山、百子图、龙马潭等地活动。1926年，中共泸县党支部在川南师范学堂建立。这是川南的第一个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就是恽代英的学生曾润百。
　　出生于1901年的曾润百是合江县进宝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泸州第一个中共党员。
　　1927年11月，曾润百在重庆与中共临时省委接上关系，受命前往万县策动兵变，次年6月14日，在暴动前十天因被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人高官利诱，酷刑相逼，他在狱中写下家书，称“我之死是为革命而死的，我们的革命事业将来一定会成功的，请家里人不要因我之死报悲观。”6月16日，年仅26岁的曾润百被枪杀于万县鸡公岭，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

首次尝试由党掌握武装

　　龙透关公园内筑有一座泸州起义纪念碑，园内还建有泸顺起义陈列馆。纪念碑总高19.26米，碑座边长12.1米，意在纪念泸顺起义的时间：1926年12月1日。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但开国上将萧克将军却曾高度评价道：“泸顺起义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向长沙进攻，吹响了北伐战争的号角。北伐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连战连捷让共产党人意识到，策动四川军阀起义以策应北伐战争迫在眉睫。倘若起义能够成功，既可牵制川军军阀，又能东出夔门，与北伐大军会师武汉。
　　1926年11月，中共重庆地委确定了泸顺起义方案后，却并没有立即起义。12月1日，军阀赖心辉、邓锡侯对所部将领倾向革命的行动有所觉察，导致起义提前发生。12月15日，刘伯承不得不指挥起义军退出被四川军阀围攻的顺庆，赶到泸州统一指挥起义部队。

　　1927年4月下旬，军阀刘湘、杨森、刘文辉、赖心辉等联名通电拥蒋，拉起一支“川黔联军”攻打泸州。赖心辉指挥联军多次从水路进攻均被起义部队击退，便组织“敢死队”从陆路轮番攻击龙透关。
　　刘伯承亲自到龙透关坐镇指挥，将赖军击退。中共泸县党支部组织川师、泸中等校师生救护和慰问伤员，群众为守关将士送水、送饭，赠送书有“革命军队、伟大力量、以一当十，其气自壮”的布伞，鼓励官兵奋勇杀敌。
　　5月初，武汉国民政府宣布泸州、顺庆起义军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任命刘伯承为军长、黄慕颜为副军长。川军将领李家钰、黄隐、陈鼎等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谴责军阀“重兵围攻泸州武装同志，企图消灭吾川之革命势力”。
　　蒋介石却随即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5路总指挥，继又任命杨森为前敌总指挥。由于泸州被军阀部队围困日久，弹尽粮绝，起义部队内部也出现动摇，甚至与军阀赖心辉达成默契，准备出卖刘伯承等人，导致刘伯承不得不在5月16日离开泸州。历时167天的泸顺起义最终失败。
　　泸顺起义虽然遭遇了失败，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尝试单独掌握军队，为之后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积攒了宝贵的武装斗争经验。1927年7月下旬，朱德、刘伯承等泸顺起义领导人先后抵达武汉。与周恩来讨论总结泸顺起义的经验教训后，于8月1日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赤水河畔播撒红色基因

　　从泸州城区驱车2个小时才可以抵达位于叙永县南部的石厢子乡。石厢子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当年有着“铁脚板”之称的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翻越崎岖的山路来到这里与敌人周旋迂回。
　　遵义会议后，1935年1月29日，红军主力西渡赤水河，向四川的叙永、古蔺地区前进，以摆脱川军，另寻战机。2月3日至5日，中央红军在一渡赤水后到达石厢子，在此度过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春节，进行了遵义会议以来最长的一次休整。 　　现在，一座传递火炬的雕塑被安置在石厢子乡的广场上，以纪念红军在此驻扎的那些日子。
　　石廂子街328号肖有恩家的一间平房的一根门柱上至今仍深深地钉着三枚铜元。1935年2月3日至5日，肖有恩为几位红军领导人提供了住宿。其中一位领导在离开时把这三枚铜元付给肖有恩。
　　因害怕被土匪恶霸抢走，肖有恩把铜元嵌在了门柱里。后来肖有恩才知道，送他铜元的人正是毛泽东。直到前些年肖有恩的侄子肖为勤对老房子进行清理时，才再次发现了这三枚钉在门柱上的铜元。

　　趁着部队休养之际，2月3日晚至2月5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召开了一场重要的会议——“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会议根据遵义会议精神，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这场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完成的中央领导权的交接，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重新确定了红军的行动方针。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大部分敌军被吸引到川滇边境，红军继续留在扎西地区有陷入重围的危险，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毛泽东抓住机会，组织中央红军于2月15日东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红军四渡赤水共转战古蔺54天，三次出入古蔺县境，足迹遍布26个乡镇，先后有800多名古蔺青年投身革命。
　　从石厢子向东北行驶1个多小时即可抵达红军二渡、四渡赤水河所经过的古蔺县太平镇，这里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最重要的渡口，保存着青石板铺就的小路和青瓦木楼，留有红军遗址80多处。时至今日，关于红军作风优良的故事仍在当地百姓间流传着。
　　“我的父亲胡道财是1929年参加红军的老兵，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长征时被编入红三军团，红军遵义整编后，被编入中央纵队参加青杠坡战斗。”今年已70多岁的胡敬华老人经常在家门口为人讲述红军和他父亲的故事。
　　胡道财在1935年1月习水县土城的青杠坡战斗中负伤，拖着一条残腿走到云南扎西又东返黔北，完成四渡赤水战役。当年3月底，由于伤口感染化脓，他在太平镇再也无法随军前进。部队将他和刘向辉等另外5名伤员交给当地地下党组织救护，还给每人发放三块银元养伤。
　　每次讲述这段历史，胡敬华都要郑重地拿出他从江西老家取回的那块属于其父的光荣烈属牌子。胡道财去世时，胡敬华才7岁，兄弟三人不知道父亲和红军、长征的关系，也不知其是江西宁都人。直到1981年，胡敬华在教育系统工作的弟弟申请入党时，因政审原因回到江西宁都寻亲，才搞清父亲当红军的经历。
　　当年大部队离开太平镇后，胡道财牢记组织的保密要求，在乡间装作哑巴，凭力气养活自己。后来，他的一名战友从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后，便奔向陕北。胡道财由于走路困难，最终留在太平镇，一直守口如瓶，直至43岁去世。
　　如今，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洒下的革命火种早已蓬勃，太平镇上的“四渡赤水”干部学院学员不断。镇上总能看到身着灰色红军军装的学员，在循着先辈的脚步继续追寻红色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