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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故居话沧桑
今天正当世界瞩目的上海世博会隆重兴办之际,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不断迎来海内外嘉宾和八方游客。可是也许有人不知,就在这座国际机场旁不远,保存着一栋中共历史上的杰出领导人张闻天的故居。张闻天诞生于中国东海之滨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出生和童年生活的故居原属江苏省南汇县,解放后被划归上海市郊川沙县,现在属于上海浦东新区。打开上海地图,新区东南角一颗标出“张闻天故居”的红星就正好位于上海新建的国际机场旁边。人们如果从机场出来,沿着远东大道南行不远就可以来到这里。这是一座具有江南水乡风韵的农家院落,四周围着竹篱笆,走进院子,一座一正两厢、砖木结构的平瓦房就展现在人们面前,据说它是张闻天的曾祖母与堂祖父在清光绪年间合建起来的。1900年8月30日(农历庚子年八月初六)张闻天就诞生在这座院子客堂西侧的正屋内。1990年川沙县政府为纪念这位伟人,按原貌修复,宅前有菜园、绿树,宅后一片翠竹掩映着小溪。
环顾张闻天家乡这片故土,东临大海,南侧为杭州湾,北边为长江口,横亘西端的一条大河就是黄浦江。这里原是一块流沙冲积的平原。据史书记载,明代以前这儿是大片盐场,先民大都以煮盐为业。张闻天故居所在的村庄原属南汇县六团乡,这个“六团乡”的“六团”,追溯其源就是最初元朝盐业鼎盛时期为划分盐灶定界设下的建制。后来由于长江淡水南移,盐业衰落,改作农业。经过几番改造和长期耕耘,滩涂变良田。明弘治年间(1503年)《上海县志》上就记叙这里已是“广原腴壤,极目万顷”。可是这片濒江临海的沃土,近一百年来却饱经沧桑,历尽苦难。张闻天故居的这座小小农家院落的经历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写照。
张闻天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人,先祖靠辛勤劳作置下了这点产业。到了张闻天父亲张芹梅成家时,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在张闻天出生之前,父亲为准备儿子的出世,还特地将这座房屋翻修一新。保存至今的张闻天卧室板壁上镌刻的宋朝诗人王禹偁的诗句:“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就是当年翻修时请本村秀才张柱唐书写的。这也反映了父亲寄望未来的儿子读书成才的一番苦心。按当地的习俗,新生儿出生第三天要请乡亲们吃“三朝面”,并给孩子起名字。张柱唐这位能文能诗的秀才,引用《诗经》中的《小雅·鹤鸣》篇的两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为孩子起名“应皋”,字“闻天”,寓意长大后会成大才。
然而,红火了一阵子的张家的日子,往后却并不舒坦。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的动荡,浦东这一带经济屡遭破坏,苛捐杂税不断加重,使得这个张家小村里的男劳力纷纷外出寻求生路,有的参加了革命,没有外出的也多因病早逝。曾经兴盛一时的张家宅成了有名的“寡妇村”。1949年,人们盼来了解放,然而这里的经济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却没有得到多大发展。1958年春天,张闻天进行社会调查回到故乡。这是他自从参加革命离家后33年来第一次回家,亲生父母早已去世,从屋里走出来的是一直未见过面的继母。当他从继母手里接过一块当地百姓渡春荒吃的高粱塌饼时,一面咀嚼,一面不免心酸地发出感慨:解放这么多年,群众的生活还是不富裕啊。此后不久,张闻天本人即蒙冤沉落,而他的家乡也没有如人们所期盼的那样走向繁荣。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座老屋已经是人去屋空。
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5年后,也是张闻天逝世5年后,1981年笔者为编他的文集曾经有机会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是:村里道路坑坑洼洼,到处可见斑驳的破壁,而张闻天故居这座百年老屋已经破旧不堪,就像一个似乎垂危的老人,躺卧在这片多难的土地上。意想不到的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尤其是浦东开发这十多年,使得张闻天出生的这块土地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不但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而且盖成了那样现代化的大型国际机场。随着经济的发展,早在198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就批准川沙县政府的报告,将张闻天故居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决定拨款进行修缮。2001年国务院又将张闻天故居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来到这里参观的人们可以看到,故居周围的农户都住上了花园式的楼房,样式各异的居民楼群,和故居这座古式的江南农舍相映成辉。
普通农民的儿子
一个人的成长,往往首先总是离不开家庭这个重要因素。从目前留下的文字看,张闻天除了填写个人简历之外,很少说到他出生的家庭。只是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所写的一份个人材料中有过一段简要的记叙,说他生于一个富农家庭,并说到他的父亲张芹梅。他说:“父亲以勤劳著名于乡里,故家境开始是向上发展的。全家七人,我为长子,有三妹一弟。常雇短工,不雇长工。全家除我及弟外出读书时不参加生产外,均直接参加生产。”可见这是一个生活上还比较富裕的劳动者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对于张闻天重要的一点,是还具备从小读书的条件。张闻天6岁“发蒙”读私塾,7岁进小学,12岁入高小,15岁念职业学校,17岁考上了培养水利工程人才的高等专科学校——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直到19岁他完全经济独立,父亲为他供读了13年。这对于一个务农的父亲来说也算是为儿子尽到了一份心力,而这对于张闻天一生的发展,却打下一个良好的文化基础。据了解,张闻天同父亲最后的一次见面是1925年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不久他就受组织选派赴苏联深造。由于组织上不让通知家中,故出国前父亲不知。待到父亲来到张闻天出国前工作所在的苏州为儿子送棉衣时,才得知儿子已经远去他国,十分难过,不禁以泪洗面,当着在场的堂弟的面痛哭了一场。时隔33年,也就是1958年,张闻天解放后第一次回到家中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整整16年。到家那一天(4月12日)恰巧是父亲逝世16周年忌辰,面对墙上父亲的遗像,百感交集的张闻天,向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表达了一个归乡游子对养育他成长的父亲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个普通农民崇尚读书,查考起来也有其家庭文化传统的原因。从张家的家族祖辈来看,除多数从事农耕之外,也有一部分是教书行医的,“非读即耕”,家风“尚诚朴,崇节俭”。张闻天祖父的长兄就是一个热心村里文化教育事业的乡董。张闻天小时读的私塾,最初就是伯祖父为了让周围的子弟能够上学兴办起来的。父亲张芹梅虽说是种地出身,却也并非目不识丁的文盲,据老人们说,他小时也读过几年私塾,而且种地善于经营,就同他具有一定的文化有关。说到张闻天小时的家庭教育,不能不说到他的母亲金甜花。她本身就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教过书、行过医。金甜花小时也读过两年私塾。这个从小就知书识礼的女性,自然把娘家诗书传家的传统带到了张家。而且由于性情温和,人也勤快,她嫁到张家之后,生儿育女,成了丈夫勤俭持家的好帮手。
对于张闻天的成长,除了家庭本身的影响,更要看到的一个特定条件,就是其家乡靠近上海这座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也是当时中外贸易最大的门户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张闻天的家乡距离沪西很近,那时乡下还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到上海主要靠水路,村里人坐船沿着村子南边的浦东运河西行也不过60多里,不到一天就可以到达。对于张闻天的童年,这一地理环境的最大得益,是受新思想的开化较早。差不多民国以前出生的读书人小时都读过私塾,从《三字经》、《千字文》读到四书五经。虽然在维新变法潮流推动下,清政府于1905年已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推行学校教育,但是各地实行起来阻力仍然很大。新建立的小学,人们称之为“洋学堂”。一般旧脑筋的人总是认为还是私塾好,就连一些沿海城镇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许多人童年时都还读的是私塾,而张闻天家乡一个小小的村子,却在科举制被宣布废除不到三年(1907年)就办起了学堂,这在中国农村不能不说是领文化新风之先。这所学堂的创办者就是张闻天的私塾老师张柱唐。这位论典善诗的秀才,思想却很开通。他利用原来私塾所在的张家祠堂办起了名为“养正小学”的洋学堂。这样,张闻天只读了一年私塾,就跟着进了学堂。虽然改制后所学的东西也脱不了当时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套,但是毕竟开始接触到了一点西方科学知识。张闻天小小年纪眼界就开始从“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中国,逐渐扩展到了中国之外的地球大世界。
事实上,张闻天童年读过三所小学,除了家门口的“养正小学”外,10岁便离家到十多里外的一所“康家宅小学”读寄宿。据说张闻天从小就表现出独立的个性,第一次离家上学,父亲因为他年纪小要送他,可是他却坚决不干,一屁股坐在田埂上不走,最后父亲只好妥协,让他一人独自去了学校。初小读完后,他12岁便进入设在县城里官办的南汇“一高”。说到南汇“一高”,创办的时间更早,早在1899年在维新思潮影响下成立的名为“肇新实用学堂”就是它的前身,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张闻天成为该校民国建立后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水准高,教师中有几个是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所用课本全都是上海两家在中国最早开办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新教材。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也高,课程中拿英语一项来说,就要求结业时会用英语写简短的文章。张闻天在全班年纪最小,而成绩却名列前茅。
张闻天一生朴素诚实、勤奋节俭的秉性和作风,应该说同他幼年生长于一个有一定文化教养的农民家庭,不无一定关系。尤其难得的是,这个农民的儿子,一生始终保持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无论职务高低,从不搞个人特殊。解放后,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大女儿维英一直在农村,小女儿引娣长期当工人,儿子虹生在新疆劳动整整16年,张闻天逝世后,才调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名图书馆管理员直至退休。
难忘的上海情结
追溯历史,早在南宋时,上海就曾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镇。据记载,当时从事航海贸易的本地人口就多达五千余人。然而自明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后,上海就长期被隔断了与海外的联系。直至1840年近代鸦片战争西方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上海才在被迫的情况下再次实行开放。到张闻天出生时,上海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东方名港、一个以资本主义近代设备建设起来的国际大都会,同时也成了各种外来文化思想交汇输入的窗口和基地。如果说张闻天童年的成长是间接受到上海文化辐射的影响,那么,他的青年人生就更是与这座城市发生了直接的密切关系。
青年张闻天从他未及成人之年开始,直到他进入而立之年之前,经历了几次人生的转折,而几乎每次转折都与上海这座城市有关。首先1917年,这个17岁的农家子弟就从上海《申报》登的广告上得知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招生的信息,才得以考入这所设在六朝古都的培养高等专门人才的学府,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突破口。两年后(1919年),在五四运动背景下,这位已是“河海”二年级的学子,决心脱离家庭,脱离学校,来到上海独闯世界,这是他人生的又一转折。在上海,他起初投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结果法国未去,却去了日本,半年后又从日本回到上海。20岁出头的张闻天就在这里开始了以译著为生的自由文化人的生涯,其中有近一年时间,一面译作,一面担任上海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这一时期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和《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可以不断地见到这位年轻人的译著。接着,1922年夏他又应美国一家华侨报纸编辑部的聘请,从上海第二次出洋,到达更远的大洋彼岸的美国。他在美一年多期间,一面当报馆编辑,一面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旁听生。这次美国之旅,不仅使他大大拓宽了视野,而且推动了这位年轻人的译著上升到新的高峰。当年与张闻天有过交往的名作家施蛰存,在其《浮生杂咏》中就有一首诗,写的是张闻天1924年从美国回国后住在上海静安寺民厚南里译书的一件趣事:
为译新书《盲乐师》,贤兄振笔未疗饥。
我来为制六丁厄,犹忆仓皇扑火时。
施老回忆诗中所述的故事时说:“张闻天亦为中华书局编辑,与其弟健尔居民厚南里。闻天居前楼,健尔居后楼。健尔亦上海大学学生,我与之善,因而识得闻天。闻天正在译科洛连科之《盲音乐师》,每晚伏案振笔。有一晚,我方登楼,即闻前楼惊叫。趋之,则煤油打汽炉倒翻,滚入床下,火熊熊欲烧及床下书籍报纸。我与健尔急为移床扑火,幸而即熄。是夕,闻天不再译书,三人同出至静安寺散步,以资压惊。”
1925年则是张闻天青年人生更为重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春天,由于在重庆传播民主科学新思想、抨击封建旧道德,张闻天遭到军阀驱逐,返回上海后,即又投入上海爆发的一场大规模的五卅运动中。这两次实际斗争的洗礼终于促使他抛弃做“自由文化人”的志愿,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受组织派遣赴苏联学习。这是他第三次从上海出国学习,而这次一去就是五年。学习结业回国后,他仍然返回到这座自己熟悉的城市,然而这时的上海已非当年他出国时的上海,而是处于国民党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完全转入地下。甫入而立之年的张闻天又在这里经历了两年秘密斗争的考验,并在险恶的环境下挑起了重负,担任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2年底,他便随临时中央撤离上海,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从此离开上海这块故土,一别就是十余载。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又多次来到上海。1951年春,中央决定任命张闻天为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就在上任之前,他抓住一段空隙,到国内一些地区考察,首先去的就是上海,不过由于考察时间紧没有能回老家,而是将他的长女从乡下老家接到浦西住地会面。正是此次会面时,女儿向父亲表示希望在上海安排一个适当工作,父亲却回答说:“你在农村种种地,照顾好母亲和孩子,不是很好吗?”1958年4月,为响应毛泽东关于干部到下面“走马看花”实地考察的号召,张闻天又一次来到上海。就在这次考察期间,他根据一位外贸局长的建议,给中央打报告,建议来年在上海举办一次国际博览会,使当时一部分工业产品从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同时使得国内许多厂矿获得一次“观摩和学习新技术产品的机会”。第二年4月,他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这次会上毛泽东号召要学习“海瑞精神”,要敢于讲话,并提出五个“不怕”。而张闻天则根据会前在一些地区对“大跃进”的实地调查,鉴于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干部面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却不敢讲真话的情况,发言指出,光讲“不怕”一面不够,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的空气,使人敢于讲话”。然而三个多月后,他本人却因为一篇“庐山会议发言”而招致一场获罪17年的“反党”冤案。
1962年,已是戴罪之身的张闻天获准赴南方几个省市进行调查,又一次来到上海。这次来沪调查,据当时与张闻天有过接触的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姚鼐回忆,张闻天在谈话中认为,研究所的每个人都应该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还要读列宁关于经济方面的著作。而他本人正是一面在上海调研,一面读列宁关于物资和市场问题的论著,并写了一条批注:“谁能够更好地利用物资,利用市场,谁就能得到更大的好处。”这次调查结束回到北京后不久,他就向中央写了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然而这篇报告不但没有被采纳,反倒成了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从而进一步挨整。到了“文化大革命”,在北京遭到批斗后他被遣送广东肇庆。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随后他打报告申请要求回北京养病,未能获准,再次申请时,他就提出“以上海为养老地点”,又未获准,这才最后落脚到了无锡。虽然从今天来看,那时“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上海对他来说,其政治环境未见得比无锡有利,然而他所提出的“上海养老”要求,却多少表现出他对这座与其一生有着难舍难分情结的城市的深恋之情。
展示光辉一生的“生平陈列”
过去人们参观张闻天故居时,可以同时看到陈列其中的张闻天生平事迹展览。但由于故居空间有限,观众留滞过长,将影响故居文物的长久保护,加之空间的限制,不能充分展示其一生的事迹,为此,浦东文物保护署和故居管理所在中共浦东区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筹备,于2009年在故居旁新建起了一座“张闻天生平陈列馆”。由于有了这座陈列馆,就使得张闻天光辉的一生的事迹得以比较充分地展示出来。
当人们走近陈列馆的大门时,可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延安时期曾是张闻天学生的宋平同志题写的“张闻天生平陈列馆”门匾高悬在大门上边。进入大厅后,立即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座高高的张闻天全身塑像矗立在大厅中央,身着中山装的张闻天,端庄平和而略带沉思的神情,给观众的印象完全是一副温文而雅、令人可亲可敬的学者风度。
纵观张闻天的一生,这位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的老一辈革命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可以称得上为一位思想家型的政治家。观众进入陈列内容之后,首先就可以看到,整个青年时期张闻天始终是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传播者。陈列图板上和陈列柜内展有一份份珍贵的早年张闻天发表文章的报刊,和一本本出版的图书。这里有他19岁时发表的三篇佳作;也有他1922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做编辑时,发表在当时著名刊物《东方杂志》上的文艺论文《哥德的浮士德》,有学者评论其为中国人写的最早的一篇研究德国文学家歌德名著《浮士德》的论文;这里还有茅盾保存的张闻天从美国回来后写的著名小说《旅途》珍本;还有前几年新发现的,一直保存在中华书局图书馆内的,一部张闻天翻译的《西洋史大纲》亲笔手稿。直至张闻天1925年入党为止,他发表的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文艺理论等方面的论著,以及创作的包括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和各种译著不下数百万字。人们研究党史常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他同王明、博古都是在莫斯科学习过的,为何独是张闻天能从“左”倾错误路线中比较早的自觉地转变?其实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内因,恰恰是同他早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广阔视野的不断扩展,和深厚的科学民主新文化思想不断积累分不开的。
从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至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是中共乃至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正是张闻天从走上中央总书记岗位(遵义会议后,在红军转战途中,于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共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编者注)到他在中央这个职位上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期,可以说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当人们走进这一部分陈列的时候,一座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和王稼祥的四人雕塑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观众面前,这是对遵义会议作出贡献的最为关键的四位领导人。展览陈列的板面上摆着1979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的邓小平在中央为张闻天平反的追悼会上所作的悼词,正是这篇历史文献首次向公众公布有关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三个重大史实:一是他在会上作了批“左”倾军事路线报告,二是他受会议委托起草决议,三是他“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陈列品中不仅有张闻天起草的并在中央会议上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最初刻本,还有至今保存下来的他在扎西举行的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传达遵义会议的报告原始记录稿。
及至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后,甫抵陕北他就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党和红军要变反“围剿”的国内战争为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目标。一个多月之后他主持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陈列馆展有瓦窑堡会议会址,即张闻天当年在瓦窑堡居住的窑洞照片,照片上不仅可以看到放着两张方桌和几条木板凳的会场,还有张闻天本人居住的卧室,这也正是当年他和刘英结婚的新房。根据刘英回忆,当时毛泽东称张闻天为“明君”,还戏称刘英为“娘娘”。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次日,在讨论如何应对的中央讨论会上,在“审蒋”、“除蒋”一时成为会议主导意见的情况下,张闻天独持冷静态度,表示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六天之后即12月19日,中央作出和平解决的正式决定。陈列板面上不仅展有在陕北保安召开中央讨论会的会址(也是张闻天当年居住的窑洞);还展示了张闻天在12月13日会议上上述发言的原始记录。
众所周知,张闻天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批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从此彻底消失于中国政治舞台。庐山会议那年,张闻天59岁,罢官之后第二年就进入了人生的花甲之年。然而难得的是,在六七十年代那种非常态的中国政治环境中,和个人处于险恶的逆境以致毫无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这位坚强的老人,仍然怀着一颗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不断地、孜孜以求地探索中国建设规律,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和文稿。陈列的这一部分,大量地展示了他阅读马列的批注,和一篇篇“读书笔记”及文稿,其中不少的闪光思想,已经完全被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为符合中国实际的真理。
今年上海世博会举办之际,也正逢张闻天诞辰110周年。在今天人们热情参观这次大规模世博会的时候,笔者就联想起张闻天在早年留学美国时,发表过的一篇纵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论文。文章的末尾有这样一段关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前景十分精彩的话,他说:“我不相信中国人会这样的不争气为人家的奴隶的。我相信不久中国将成为一个光明灿烂的大国!为举世以来所未有的大国!并且其他弱小的民族,也都要跟着起来,各国把所有的文化之华,供献给世界上。”
最近两岸文化交流,台湾著名学者、台湾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在北京清华大学一次演讲中认为,世界历史上凡是称得上代表世纪的大国崛起,都是最终要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对人类文明发展有所贡献。19世纪的英国不仅是殖民帝国和船坚炮利,它同时带来工业文明和科学的兴起,还有人权精神、教育体系、工业建设。20世纪的美国也不只是好莱坞与华尔街,其创新科技的发展与贡献、平民式的民主,还有活泼、进取精神,让更多有才干、有潜力、愿意努力的人都愿意跑到美国去圆他们的美国梦,这是它的贡献。因此他进而认为,如果说中国要称得上真正的大国崛起,最后也必然是落实到文化思想上。他又说,历史上的国家变强之后都很霸道,会不会接下来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一个大国,变强了以后实行王道?而这种王道精神,我想正符合张闻天上面所表述的这番理想,其根本精神就是成为大国之后,要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弱者,让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不论强弱都能充分地展示其文化的精华。因此如果我们能以此次世博会为契机,在文化上真正能够创造出一种对世界上所有各种文明兼容并包,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又是具有多元性的文化,也许这就是中华文化对于这个世界可以作出的新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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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正当世界瞩目的上海世博会隆重兴办之际,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不断迎来海内外嘉宾和八方游客。可是也许有人不知,就在这座国际机场旁不远,保存着一栋中共历史上的杰出领导人张闻天的故居。张闻天诞生于中国东海之滨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出生和童年生活的故居原属江苏省南汇县,解放后被划归上海市郊川沙县,现在属于上海浦东新区。打开上海地图,新区东南角一颗标出“张闻天故居”的红星就正好位于上海新建的国际机场旁边。人们如果从机场出来,沿着远东大道南行不远就可以来到这里。这是一座具有江南水乡风韵的农家院落,四周围着竹篱笆,走进院子,一座一正两厢、砖木结构的平瓦房就展现在人们面前,据说它是张闻天的曾祖母与堂祖父在清光绪年间合建起来的。1900年8月30日(农历庚子年八月初六)张闻天就诞生在这座院子客堂西侧的正屋内。1990年川沙县政府为纪念这位伟人,按原貌修复,宅前有菜园、绿树,宅后一片翠竹掩映着小溪。
环顾张闻天家乡这片故土,东临大海,南侧为杭州湾,北边为长江口,横亘西端的一条大河就是黄浦江。这里原是一块流沙冲积的平原。据史书记载,明代以前这儿是大片盐场,先民大都以煮盐为业。张闻天故居所在的村庄原属南汇县六团乡,这个“六团乡”的“六团”,追溯其源就是最初元朝盐业鼎盛时期为划分盐灶定界设下的建制。后来由于长江淡水南移,盐业衰落,改作农业。经过几番改造和长期耕耘,滩涂变良田。明弘治年间(1503年)《上海县志》上就记叙这里已是“广原腴壤,极目万顷”。可是这片濒江临海的沃土,近一百年来却饱经沧桑,历尽苦难。张闻天故居的这座小小农家院落的经历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写照。
张闻天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人,先祖靠辛勤劳作置下了这点产业。到了张闻天父亲张芹梅成家时,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在张闻天出生之前,父亲为准备儿子的出世,还特地将这座房屋翻修一新。保存至今的张闻天卧室板壁上镌刻的宋朝诗人王禹偁的诗句:“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就是当年翻修时请本村秀才张柱唐书写的。这也反映了父亲寄望未来的儿子读书成才的一番苦心。按当地的习俗,新生儿出生第三天要请乡亲们吃“三朝面”,并给孩子起名字。张柱唐这位能文能诗的秀才,引用《诗经》中的《小雅·鹤鸣》篇的两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为孩子起名“应皋”,字“闻天”,寓意长大后会成大才。
然而,红火了一阵子的张家的日子,往后却并不舒坦。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的动荡,浦东这一带经济屡遭破坏,苛捐杂税不断加重,使得这个张家小村里的男劳力纷纷外出寻求生路,有的参加了革命,没有外出的也多因病早逝。曾经兴盛一时的张家宅成了有名的“寡妇村”。1949年,人们盼来了解放,然而这里的经济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却没有得到多大发展。1958年春天,张闻天进行社会调查回到故乡。这是他自从参加革命离家后33年来第一次回家,亲生父母早已去世,从屋里走出来的是一直未见过面的继母。当他从继母手里接过一块当地百姓渡春荒吃的高粱塌饼时,一面咀嚼,一面不免心酸地发出感慨:解放这么多年,群众的生活还是不富裕啊。此后不久,张闻天本人即蒙冤沉落,而他的家乡也没有如人们所期盼的那样走向繁荣。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座老屋已经是人去屋空。
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5年后,也是张闻天逝世5年后,1981年笔者为编他的文集曾经有机会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是:村里道路坑坑洼洼,到处可见斑驳的破壁,而张闻天故居这座百年老屋已经破旧不堪,就像一个似乎垂危的老人,躺卧在这片多难的土地上。意想不到的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尤其是浦东开发这十多年,使得张闻天出生的这块土地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不但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而且盖成了那样现代化的大型国际机场。随着经济的发展,早在198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就批准川沙县政府的报告,将张闻天故居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决定拨款进行修缮。2001年国务院又将张闻天故居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来到这里参观的人们可以看到,故居周围的农户都住上了花园式的楼房,样式各异的居民楼群,和故居这座古式的江南农舍相映成辉。
普通农民的儿子
一个人的成长,往往首先总是离不开家庭这个重要因素。从目前留下的文字看,张闻天除了填写个人简历之外,很少说到他出生的家庭。只是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所写的一份个人材料中有过一段简要的记叙,说他生于一个富农家庭,并说到他的父亲张芹梅。他说:“父亲以勤劳著名于乡里,故家境开始是向上发展的。全家七人,我为长子,有三妹一弟。常雇短工,不雇长工。全家除我及弟外出读书时不参加生产外,均直接参加生产。”可见这是一个生活上还比较富裕的劳动者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对于张闻天重要的一点,是还具备从小读书的条件。张闻天6岁“发蒙”读私塾,7岁进小学,12岁入高小,15岁念职业学校,17岁考上了培养水利工程人才的高等专科学校——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直到19岁他完全经济独立,父亲为他供读了13年。这对于一个务农的父亲来说也算是为儿子尽到了一份心力,而这对于张闻天一生的发展,却打下一个良好的文化基础。据了解,张闻天同父亲最后的一次见面是1925年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不久他就受组织选派赴苏联深造。由于组织上不让通知家中,故出国前父亲不知。待到父亲来到张闻天出国前工作所在的苏州为儿子送棉衣时,才得知儿子已经远去他国,十分难过,不禁以泪洗面,当着在场的堂弟的面痛哭了一场。时隔33年,也就是1958年,张闻天解放后第一次回到家中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整整16年。到家那一天(4月12日)恰巧是父亲逝世16周年忌辰,面对墙上父亲的遗像,百感交集的张闻天,向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表达了一个归乡游子对养育他成长的父亲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个普通农民崇尚读书,查考起来也有其家庭文化传统的原因。从张家的家族祖辈来看,除多数从事农耕之外,也有一部分是教书行医的,“非读即耕”,家风“尚诚朴,崇节俭”。张闻天祖父的长兄就是一个热心村里文化教育事业的乡董。张闻天小时读的私塾,最初就是伯祖父为了让周围的子弟能够上学兴办起来的。父亲张芹梅虽说是种地出身,却也并非目不识丁的文盲,据老人们说,他小时也读过几年私塾,而且种地善于经营,就同他具有一定的文化有关。说到张闻天小时的家庭教育,不能不说到他的母亲金甜花。她本身就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教过书、行过医。金甜花小时也读过两年私塾。这个从小就知书识礼的女性,自然把娘家诗书传家的传统带到了张家。而且由于性情温和,人也勤快,她嫁到张家之后,生儿育女,成了丈夫勤俭持家的好帮手。
对于张闻天的成长,除了家庭本身的影响,更要看到的一个特定条件,就是其家乡靠近上海这座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也是当时中外贸易最大的门户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张闻天的家乡距离沪西很近,那时乡下还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到上海主要靠水路,村里人坐船沿着村子南边的浦东运河西行也不过60多里,不到一天就可以到达。对于张闻天的童年,这一地理环境的最大得益,是受新思想的开化较早。差不多民国以前出生的读书人小时都读过私塾,从《三字经》、《千字文》读到四书五经。虽然在维新变法潮流推动下,清政府于1905年已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推行学校教育,但是各地实行起来阻力仍然很大。新建立的小学,人们称之为“洋学堂”。一般旧脑筋的人总是认为还是私塾好,就连一些沿海城镇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许多人童年时都还读的是私塾,而张闻天家乡一个小小的村子,却在科举制被宣布废除不到三年(1907年)就办起了学堂,这在中国农村不能不说是领文化新风之先。这所学堂的创办者就是张闻天的私塾老师张柱唐。这位论典善诗的秀才,思想却很开通。他利用原来私塾所在的张家祠堂办起了名为“养正小学”的洋学堂。这样,张闻天只读了一年私塾,就跟着进了学堂。虽然改制后所学的东西也脱不了当时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套,但是毕竟开始接触到了一点西方科学知识。张闻天小小年纪眼界就开始从“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中国,逐渐扩展到了中国之外的地球大世界。
事实上,张闻天童年读过三所小学,除了家门口的“养正小学”外,10岁便离家到十多里外的一所“康家宅小学”读寄宿。据说张闻天从小就表现出独立的个性,第一次离家上学,父亲因为他年纪小要送他,可是他却坚决不干,一屁股坐在田埂上不走,最后父亲只好妥协,让他一人独自去了学校。初小读完后,他12岁便进入设在县城里官办的南汇“一高”。说到南汇“一高”,创办的时间更早,早在1899年在维新思潮影响下成立的名为“肇新实用学堂”就是它的前身,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张闻天成为该校民国建立后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水准高,教师中有几个是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所用课本全都是上海两家在中国最早开办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新教材。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也高,课程中拿英语一项来说,就要求结业时会用英语写简短的文章。张闻天在全班年纪最小,而成绩却名列前茅。
张闻天一生朴素诚实、勤奋节俭的秉性和作风,应该说同他幼年生长于一个有一定文化教养的农民家庭,不无一定关系。尤其难得的是,这个农民的儿子,一生始终保持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无论职务高低,从不搞个人特殊。解放后,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大女儿维英一直在农村,小女儿引娣长期当工人,儿子虹生在新疆劳动整整16年,张闻天逝世后,才调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名图书馆管理员直至退休。
难忘的上海情结
追溯历史,早在南宋时,上海就曾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镇。据记载,当时从事航海贸易的本地人口就多达五千余人。然而自明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后,上海就长期被隔断了与海外的联系。直至1840年近代鸦片战争西方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上海才在被迫的情况下再次实行开放。到张闻天出生时,上海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东方名港、一个以资本主义近代设备建设起来的国际大都会,同时也成了各种外来文化思想交汇输入的窗口和基地。如果说张闻天童年的成长是间接受到上海文化辐射的影响,那么,他的青年人生就更是与这座城市发生了直接的密切关系。
青年张闻天从他未及成人之年开始,直到他进入而立之年之前,经历了几次人生的转折,而几乎每次转折都与上海这座城市有关。首先1917年,这个17岁的农家子弟就从上海《申报》登的广告上得知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招生的信息,才得以考入这所设在六朝古都的培养高等专门人才的学府,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突破口。两年后(1919年),在五四运动背景下,这位已是“河海”二年级的学子,决心脱离家庭,脱离学校,来到上海独闯世界,这是他人生的又一转折。在上海,他起初投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结果法国未去,却去了日本,半年后又从日本回到上海。20岁出头的张闻天就在这里开始了以译著为生的自由文化人的生涯,其中有近一年时间,一面译作,一面担任上海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这一时期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和《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可以不断地见到这位年轻人的译著。接着,1922年夏他又应美国一家华侨报纸编辑部的聘请,从上海第二次出洋,到达更远的大洋彼岸的美国。他在美一年多期间,一面当报馆编辑,一面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旁听生。这次美国之旅,不仅使他大大拓宽了视野,而且推动了这位年轻人的译著上升到新的高峰。当年与张闻天有过交往的名作家施蛰存,在其《浮生杂咏》中就有一首诗,写的是张闻天1924年从美国回国后住在上海静安寺民厚南里译书的一件趣事:
为译新书《盲乐师》,贤兄振笔未疗饥。
我来为制六丁厄,犹忆仓皇扑火时。
施老回忆诗中所述的故事时说:“张闻天亦为中华书局编辑,与其弟健尔居民厚南里。闻天居前楼,健尔居后楼。健尔亦上海大学学生,我与之善,因而识得闻天。闻天正在译科洛连科之《盲音乐师》,每晚伏案振笔。有一晚,我方登楼,即闻前楼惊叫。趋之,则煤油打汽炉倒翻,滚入床下,火熊熊欲烧及床下书籍报纸。我与健尔急为移床扑火,幸而即熄。是夕,闻天不再译书,三人同出至静安寺散步,以资压惊。”
1925年则是张闻天青年人生更为重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春天,由于在重庆传播民主科学新思想、抨击封建旧道德,张闻天遭到军阀驱逐,返回上海后,即又投入上海爆发的一场大规模的五卅运动中。这两次实际斗争的洗礼终于促使他抛弃做“自由文化人”的志愿,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受组织派遣赴苏联学习。这是他第三次从上海出国学习,而这次一去就是五年。学习结业回国后,他仍然返回到这座自己熟悉的城市,然而这时的上海已非当年他出国时的上海,而是处于国民党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完全转入地下。甫入而立之年的张闻天又在这里经历了两年秘密斗争的考验,并在险恶的环境下挑起了重负,担任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2年底,他便随临时中央撤离上海,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从此离开上海这块故土,一别就是十余载。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又多次来到上海。1951年春,中央决定任命张闻天为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就在上任之前,他抓住一段空隙,到国内一些地区考察,首先去的就是上海,不过由于考察时间紧没有能回老家,而是将他的长女从乡下老家接到浦西住地会面。正是此次会面时,女儿向父亲表示希望在上海安排一个适当工作,父亲却回答说:“你在农村种种地,照顾好母亲和孩子,不是很好吗?”1958年4月,为响应毛泽东关于干部到下面“走马看花”实地考察的号召,张闻天又一次来到上海。就在这次考察期间,他根据一位外贸局长的建议,给中央打报告,建议来年在上海举办一次国际博览会,使当时一部分工业产品从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同时使得国内许多厂矿获得一次“观摩和学习新技术产品的机会”。第二年4月,他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这次会上毛泽东号召要学习“海瑞精神”,要敢于讲话,并提出五个“不怕”。而张闻天则根据会前在一些地区对“大跃进”的实地调查,鉴于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干部面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却不敢讲真话的情况,发言指出,光讲“不怕”一面不够,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的空气,使人敢于讲话”。然而三个多月后,他本人却因为一篇“庐山会议发言”而招致一场获罪17年的“反党”冤案。
1962年,已是戴罪之身的张闻天获准赴南方几个省市进行调查,又一次来到上海。这次来沪调查,据当时与张闻天有过接触的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姚鼐回忆,张闻天在谈话中认为,研究所的每个人都应该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还要读列宁关于经济方面的著作。而他本人正是一面在上海调研,一面读列宁关于物资和市场问题的论著,并写了一条批注:“谁能够更好地利用物资,利用市场,谁就能得到更大的好处。”这次调查结束回到北京后不久,他就向中央写了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然而这篇报告不但没有被采纳,反倒成了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从而进一步挨整。到了“文化大革命”,在北京遭到批斗后他被遣送广东肇庆。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随后他打报告申请要求回北京养病,未能获准,再次申请时,他就提出“以上海为养老地点”,又未获准,这才最后落脚到了无锡。虽然从今天来看,那时“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上海对他来说,其政治环境未见得比无锡有利,然而他所提出的“上海养老”要求,却多少表现出他对这座与其一生有着难舍难分情结的城市的深恋之情。
展示光辉一生的“生平陈列”
过去人们参观张闻天故居时,可以同时看到陈列其中的张闻天生平事迹展览。但由于故居空间有限,观众留滞过长,将影响故居文物的长久保护,加之空间的限制,不能充分展示其一生的事迹,为此,浦东文物保护署和故居管理所在中共浦东区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筹备,于2009年在故居旁新建起了一座“张闻天生平陈列馆”。由于有了这座陈列馆,就使得张闻天光辉的一生的事迹得以比较充分地展示出来。
当人们走近陈列馆的大门时,可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延安时期曾是张闻天学生的宋平同志题写的“张闻天生平陈列馆”门匾高悬在大门上边。进入大厅后,立即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座高高的张闻天全身塑像矗立在大厅中央,身着中山装的张闻天,端庄平和而略带沉思的神情,给观众的印象完全是一副温文而雅、令人可亲可敬的学者风度。
纵观张闻天的一生,这位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的老一辈革命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可以称得上为一位思想家型的政治家。观众进入陈列内容之后,首先就可以看到,整个青年时期张闻天始终是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传播者。陈列图板上和陈列柜内展有一份份珍贵的早年张闻天发表文章的报刊,和一本本出版的图书。这里有他19岁时发表的三篇佳作;也有他1922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做编辑时,发表在当时著名刊物《东方杂志》上的文艺论文《哥德的浮士德》,有学者评论其为中国人写的最早的一篇研究德国文学家歌德名著《浮士德》的论文;这里还有茅盾保存的张闻天从美国回来后写的著名小说《旅途》珍本;还有前几年新发现的,一直保存在中华书局图书馆内的,一部张闻天翻译的《西洋史大纲》亲笔手稿。直至张闻天1925年入党为止,他发表的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文艺理论等方面的论著,以及创作的包括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和各种译著不下数百万字。人们研究党史常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他同王明、博古都是在莫斯科学习过的,为何独是张闻天能从“左”倾错误路线中比较早的自觉地转变?其实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内因,恰恰是同他早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广阔视野的不断扩展,和深厚的科学民主新文化思想不断积累分不开的。
从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至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是中共乃至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正是张闻天从走上中央总书记岗位(遵义会议后,在红军转战途中,于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共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编者注)到他在中央这个职位上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期,可以说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当人们走进这一部分陈列的时候,一座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和王稼祥的四人雕塑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观众面前,这是对遵义会议作出贡献的最为关键的四位领导人。展览陈列的板面上摆着1979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的邓小平在中央为张闻天平反的追悼会上所作的悼词,正是这篇历史文献首次向公众公布有关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三个重大史实:一是他在会上作了批“左”倾军事路线报告,二是他受会议委托起草决议,三是他“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陈列品中不仅有张闻天起草的并在中央会议上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最初刻本,还有至今保存下来的他在扎西举行的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传达遵义会议的报告原始记录稿。
及至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后,甫抵陕北他就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党和红军要变反“围剿”的国内战争为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目标。一个多月之后他主持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陈列馆展有瓦窑堡会议会址,即张闻天当年在瓦窑堡居住的窑洞照片,照片上不仅可以看到放着两张方桌和几条木板凳的会场,还有张闻天本人居住的卧室,这也正是当年他和刘英结婚的新房。根据刘英回忆,当时毛泽东称张闻天为“明君”,还戏称刘英为“娘娘”。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次日,在讨论如何应对的中央讨论会上,在“审蒋”、“除蒋”一时成为会议主导意见的情况下,张闻天独持冷静态度,表示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六天之后即12月19日,中央作出和平解决的正式决定。陈列板面上不仅展有在陕北保安召开中央讨论会的会址(也是张闻天当年居住的窑洞);还展示了张闻天在12月13日会议上上述发言的原始记录。
众所周知,张闻天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批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从此彻底消失于中国政治舞台。庐山会议那年,张闻天59岁,罢官之后第二年就进入了人生的花甲之年。然而难得的是,在六七十年代那种非常态的中国政治环境中,和个人处于险恶的逆境以致毫无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这位坚强的老人,仍然怀着一颗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不断地、孜孜以求地探索中国建设规律,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和文稿。陈列的这一部分,大量地展示了他阅读马列的批注,和一篇篇“读书笔记”及文稿,其中不少的闪光思想,已经完全被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为符合中国实际的真理。
今年上海世博会举办之际,也正逢张闻天诞辰110周年。在今天人们热情参观这次大规模世博会的时候,笔者就联想起张闻天在早年留学美国时,发表过的一篇纵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论文。文章的末尾有这样一段关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前景十分精彩的话,他说:“我不相信中国人会这样的不争气为人家的奴隶的。我相信不久中国将成为一个光明灿烂的大国!为举世以来所未有的大国!并且其他弱小的民族,也都要跟着起来,各国把所有的文化之华,供献给世界上。”
最近两岸文化交流,台湾著名学者、台湾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在北京清华大学一次演讲中认为,世界历史上凡是称得上代表世纪的大国崛起,都是最终要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对人类文明发展有所贡献。19世纪的英国不仅是殖民帝国和船坚炮利,它同时带来工业文明和科学的兴起,还有人权精神、教育体系、工业建设。20世纪的美国也不只是好莱坞与华尔街,其创新科技的发展与贡献、平民式的民主,还有活泼、进取精神,让更多有才干、有潜力、愿意努力的人都愿意跑到美国去圆他们的美国梦,这是它的贡献。因此他进而认为,如果说中国要称得上真正的大国崛起,最后也必然是落实到文化思想上。他又说,历史上的国家变强之后都很霸道,会不会接下来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一个大国,变强了以后实行王道?而这种王道精神,我想正符合张闻天上面所表述的这番理想,其根本精神就是成为大国之后,要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弱者,让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不论强弱都能充分地展示其文化的精华。因此如果我们能以此次世博会为契机,在文化上真正能够创造出一种对世界上所有各种文明兼容并包,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又是具有多元性的文化,也许这就是中华文化对于这个世界可以作出的新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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