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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砚业最兴旺蓬勃的时期，宋代的文人除了用砚研墨，还将其纳入收藏、品鉴与研究的范围之中，甚至还会参与设计与制作砚台。他们将绘画书法、诗词歌赋等艺术表现形式融入砚台的制作中。受文人雅趣影响的砚台，其形制与纹饰不同于以往，在方寸片石之间凝聚了文人的思想情怀，风格质朴典雅，成为后世尊崇的典范。
【关键词】宋代；文人雅趣；砚台；形制；纹饰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砚业最兴旺蓬勃的发展时期，宋代的统治者鉴于前朝藩镇军阀割据的教训，以文治国，重文轻武的风尚，使得宋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朝代。崇文使文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升，文人阶层的壮大，对当时社会思想、文化艺术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房用具中的砚台便是其中之一。
宋代，砚台已由唐代的陶砚演变为石砚。社会风气的变化使得人们对砚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宋代造纸业的发展、印刷术的发明也促使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砚台使用的普及使文人墨客对砚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人们对其要求不仅停留在实用上，随着名坑名砚不断发掘和生产，人们对其开发、制作、工艺提出更高的要求。“四大名砚”虽在唐代就初见端倪，但正式确立是在宋代。“四大名砚”因其丰富多姿的石品花纹，不断创新的形制花式，典雅考究的雕刻工艺，为文人阶层所认同，对其盛赞不已，影响所及，上达帝王公卿，下至庶民学子。
一、文人参与砚台设计与制作
宋代的文人墨客除了用砚研墨，还将其纳入收藏、品鉴与研究的范围之中。明代陈继儒指出：“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一代文豪苏轼嗜砚成癖，被传为佳话，“东坡玩砚”也成为绘画创作的传统题材。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喜爱鉴藏砚石，有得砚石砚山“抱眠三日”之说。以外，如欧阳修、王安石、蔡襄等文人墨客，他们或参与设计与制作砚台，或为砚作铭，留下了丰富的砚文、砚诗，为后人所传诵。不少文人墨客还会为砚著书立说，记下品砚的心得，或对砚台的品类、设计、制作、使用等进行归纳总结，如米芾的《砚史》、高似孙的《砚笺》等。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自己收藏的砚台，一些文人还将自己砚台制成图谱，结集出版。宋代文人参与的一系列砚文化活动，合力将宋代砚文化推上一个高潮。
文房器物时有文人墨客参与设计和制作，作品完成后再请好友品评，对于喜爱的砚台，亦是如此。出自他们手中的砚台因具有了文人品位而身价不菲，“与古铜玉、宋瓷诸器并重”“上者与金玉等价”。文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会将文人理念、绘画书法、诗词歌赋等艺术表现形式融入砚台的制作中，由此产生文人砚。文人砚追求简朴内敛与平淡天真，追求外在形式之下的精神意蕴，风格质朴典雅。
载于《西清砚谱》卷九的《兰亭砚》是米芾亲自参与制作的，被视为文人砚的代表作。这方由端砚石制作而成的砚台，取材于东晋年间，王羲之、谢安、孙卓等四十二位名仕聚于兰亭“曲水流觞”的故事。砚台正面边缘刻有卧蚕纹，右面临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侧面是“兰亭修楔图”。《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也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砚台所刻画的“兰亭修楔图”，画中崇山峻岭、曲桥流水、白鹅嬉水，人物冥神沉思，一派休闲惬意，把魏晋文人日常生活的精神风貌精确地表现出来，使这方砚台集文学、绘画、书法、雕刻于一身。苏轼也会亲自选石制砚，并创制出一些极具个性的砚台，如宋代流行的抄手砚就传为苏轼设计，构思奇巧的龙珠砚和东井砚，清丽秀雅的石渠砚均为苏轼设计。苏轼还创制了自然形砚，追求天然无雕琢，这对后世制作砚台的审美取向产生了很大影响。黄庭坚也一生酷爱砚石，为了制作砚台，他甚至亲自前往龙尾山作实地调查，并作《砚山行》，将龙尾山砚坑的地理环境、砚石品种、石质以及开采情况进行记录。宋代文人参与设计与制作砚台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今，后世很多砚雕名家本身也是文人墨客。
二、受文人影响的砚台形制与纹饰
宋代推崇的理学之风提出“言理而不言情”，对工艺美术的审美风格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简洁质朴取胜。因而宋代工艺品往往具有典雅、平易的风格，很少有繁缛的装饰，予人清淡之美。砚台造型、纹饰也大多古朴雅致，宋人除了重视砚石品质，也开始讲究砚的形制、装饰纹样以及雕工。
宋砚的形制十分丰富，出现了很多体现文人雅士情怀的砚式，诸如莲叶砚、琴形砚、凤字砚、船形砚等，无不被文人雅士赋予极高的文化内涵。莲代表着高雅与圣洁，是历代文人墨客喜爱表现的题材内容，文人借莲抒发自己高雅的志趣和高洁的情怀。因而在砚台创作中出现以莲叶为题材的作品，或以莲叶作砚台的装饰纹样，或将砚台制作成莲叶形，这种砚台造型别致，砚堂呈斜坡形，砚底刻有一足，如荷叶之梗。琴形砚也是文人砚中常见的一种砚式，见于宋代多家砚谱的著录，所刻琴式线条浑厚、简朴古拙，颇受当时文人墨客推崇。明窗净几、布置古琴名砚的书斋，一直为文人所向往，高雅平和的琴声，意境幽远，使人产生无限遐想，以琴为砚，寄予了文人高雅的情环。凤字砚又称“风字砚”，因形似“凤”字外框而得名。在米芾的《砚史》中提及“有如凤字两足者，独此甚多，所谓凤凰池也。盖以上并晋制，见于晋人图画。世俗呼为风字，盖不原兩足之制，谓之凤足。至今端州石工以两眼相对于足傍者，谓之凤足。凤之义取五色英文灿然成章也。”可见宋人对凤字砚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圭砚是仿照古代帝王礼仪时所用的一种礼玉“圭”所制成，但发展到后世，圭多喻为美德，用以赞赏节操之高尚。朱熹以圭比喻美德“圭壁言其质之温润”。文人以古代圭的形状制作砚，实际上是他们追求做人正直高尚，如玉如圭。宋代文人常以物化载体来抒发自己的情怀，砚作为相伴一生的文房器具，船形砚、书卷形砚等砚形设计都承载了文人的精神寄托。宋代还出现一种随形砚，即根据砚石的自然形态进行设计制作，巧用天然石材进行构思，使之符合文人的审美意味和观赏情趣。苏轼就曾倡导天砚，“尝得石，不加斧凿以为砚”，对砚石不多加雕琢、保留其原有纹理，使砚回归到自然的韵味，对于这种随形砚，后人竞相仿效。
对砚台进行装饰早已有之，两汉时期的石砚就已刻有纹饰，然而集文学、书法与雕刻为一体的砚铭装饰直至宋代才兴起，这是宋代文人赏玩砚石之风盛行的结果。宋以前的砚铭，大多为纪年款或题名款，宋代铭砚诗文的兴起成为砚工艺装饰中一道亮丽的风景。铭砚多镌刻于砚侧、砚背、砚面或砚盖，起到装饰砚台、画龙点睛的作用。一般砚铭文字短小精干，或品评砚石，或咏物叙景，或警言自勉，或记事言情，其体裁也十分多样，或诗赋、或散文，篆刻的书体也多变。宋代的砚铭充满文人气息，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大家都留下了众多砚铭，其中苏轼有砚铭二十六首，黄庭坚的《山谷集》中有砚铭二十一首，他们借砚台方寸之地，以诗文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情感。苏轼一生为砚作铭甚多，不少砚铭体现了他的文人情趣和抱负。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从星砚”，为端溪梅花坑石，棕绿色长方式砚，墨池处微凹，旁有一眼凸地如月，砚背中心斜凹，中列柱六十三眼，状如众星罗列。右方侧刻有苏东坡铭文“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
宋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造就了宋代文人的诗意情怀和审美取向。宋代文人在砚台制作中追求雅致与平淡天真，造型简约秀美、比例适中、雕刻恰到好处。在文人审美趣味引导下的砚台设计与制作，匡正过度缀饰的风气，体现出平淡蕴藉的自觉追求，在方寸片石之间，凝聚了文人士大夫立身治学的文化精神，使宋砚的典雅隽永成为后世尊崇的典范。
【关键词】宋代；文人雅趣；砚台；形制；纹饰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砚业最兴旺蓬勃的发展时期，宋代的统治者鉴于前朝藩镇军阀割据的教训，以文治国，重文轻武的风尚，使得宋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朝代。崇文使文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升，文人阶层的壮大，对当时社会思想、文化艺术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房用具中的砚台便是其中之一。
宋代，砚台已由唐代的陶砚演变为石砚。社会风气的变化使得人们对砚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宋代造纸业的发展、印刷术的发明也促使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砚台使用的普及使文人墨客对砚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人们对其要求不仅停留在实用上，随着名坑名砚不断发掘和生产，人们对其开发、制作、工艺提出更高的要求。“四大名砚”虽在唐代就初见端倪，但正式确立是在宋代。“四大名砚”因其丰富多姿的石品花纹，不断创新的形制花式，典雅考究的雕刻工艺，为文人阶层所认同，对其盛赞不已，影响所及，上达帝王公卿，下至庶民学子。
一、文人参与砚台设计与制作
宋代的文人墨客除了用砚研墨，还将其纳入收藏、品鉴与研究的范围之中。明代陈继儒指出：“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一代文豪苏轼嗜砚成癖，被传为佳话，“东坡玩砚”也成为绘画创作的传统题材。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喜爱鉴藏砚石，有得砚石砚山“抱眠三日”之说。以外，如欧阳修、王安石、蔡襄等文人墨客，他们或参与设计与制作砚台，或为砚作铭，留下了丰富的砚文、砚诗，为后人所传诵。不少文人墨客还会为砚著书立说，记下品砚的心得，或对砚台的品类、设计、制作、使用等进行归纳总结，如米芾的《砚史》、高似孙的《砚笺》等。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自己收藏的砚台，一些文人还将自己砚台制成图谱，结集出版。宋代文人参与的一系列砚文化活动，合力将宋代砚文化推上一个高潮。
文房器物时有文人墨客参与设计和制作，作品完成后再请好友品评，对于喜爱的砚台，亦是如此。出自他们手中的砚台因具有了文人品位而身价不菲，“与古铜玉、宋瓷诸器并重”“上者与金玉等价”。文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会将文人理念、绘画书法、诗词歌赋等艺术表现形式融入砚台的制作中，由此产生文人砚。文人砚追求简朴内敛与平淡天真，追求外在形式之下的精神意蕴，风格质朴典雅。
载于《西清砚谱》卷九的《兰亭砚》是米芾亲自参与制作的，被视为文人砚的代表作。这方由端砚石制作而成的砚台，取材于东晋年间，王羲之、谢安、孙卓等四十二位名仕聚于兰亭“曲水流觞”的故事。砚台正面边缘刻有卧蚕纹，右面临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侧面是“兰亭修楔图”。《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也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砚台所刻画的“兰亭修楔图”，画中崇山峻岭、曲桥流水、白鹅嬉水，人物冥神沉思，一派休闲惬意，把魏晋文人日常生活的精神风貌精确地表现出来，使这方砚台集文学、绘画、书法、雕刻于一身。苏轼也会亲自选石制砚，并创制出一些极具个性的砚台，如宋代流行的抄手砚就传为苏轼设计，构思奇巧的龙珠砚和东井砚，清丽秀雅的石渠砚均为苏轼设计。苏轼还创制了自然形砚，追求天然无雕琢，这对后世制作砚台的审美取向产生了很大影响。黄庭坚也一生酷爱砚石，为了制作砚台，他甚至亲自前往龙尾山作实地调查，并作《砚山行》，将龙尾山砚坑的地理环境、砚石品种、石质以及开采情况进行记录。宋代文人参与设计与制作砚台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今，后世很多砚雕名家本身也是文人墨客。
二、受文人影响的砚台形制与纹饰
宋代推崇的理学之风提出“言理而不言情”，对工艺美术的审美风格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简洁质朴取胜。因而宋代工艺品往往具有典雅、平易的风格，很少有繁缛的装饰，予人清淡之美。砚台造型、纹饰也大多古朴雅致，宋人除了重视砚石品质，也开始讲究砚的形制、装饰纹样以及雕工。
宋砚的形制十分丰富，出现了很多体现文人雅士情怀的砚式，诸如莲叶砚、琴形砚、凤字砚、船形砚等，无不被文人雅士赋予极高的文化内涵。莲代表着高雅与圣洁，是历代文人墨客喜爱表现的题材内容，文人借莲抒发自己高雅的志趣和高洁的情怀。因而在砚台创作中出现以莲叶为题材的作品，或以莲叶作砚台的装饰纹样，或将砚台制作成莲叶形，这种砚台造型别致，砚堂呈斜坡形，砚底刻有一足，如荷叶之梗。琴形砚也是文人砚中常见的一种砚式，见于宋代多家砚谱的著录，所刻琴式线条浑厚、简朴古拙，颇受当时文人墨客推崇。明窗净几、布置古琴名砚的书斋，一直为文人所向往，高雅平和的琴声，意境幽远，使人产生无限遐想，以琴为砚，寄予了文人高雅的情环。凤字砚又称“风字砚”，因形似“凤”字外框而得名。在米芾的《砚史》中提及“有如凤字两足者，独此甚多，所谓凤凰池也。盖以上并晋制，见于晋人图画。世俗呼为风字，盖不原兩足之制，谓之凤足。至今端州石工以两眼相对于足傍者，谓之凤足。凤之义取五色英文灿然成章也。”可见宋人对凤字砚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圭砚是仿照古代帝王礼仪时所用的一种礼玉“圭”所制成，但发展到后世，圭多喻为美德，用以赞赏节操之高尚。朱熹以圭比喻美德“圭壁言其质之温润”。文人以古代圭的形状制作砚，实际上是他们追求做人正直高尚，如玉如圭。宋代文人常以物化载体来抒发自己的情怀，砚作为相伴一生的文房器具，船形砚、书卷形砚等砚形设计都承载了文人的精神寄托。宋代还出现一种随形砚，即根据砚石的自然形态进行设计制作，巧用天然石材进行构思，使之符合文人的审美意味和观赏情趣。苏轼就曾倡导天砚，“尝得石，不加斧凿以为砚”，对砚石不多加雕琢、保留其原有纹理，使砚回归到自然的韵味，对于这种随形砚，后人竞相仿效。
对砚台进行装饰早已有之，两汉时期的石砚就已刻有纹饰，然而集文学、书法与雕刻为一体的砚铭装饰直至宋代才兴起，这是宋代文人赏玩砚石之风盛行的结果。宋以前的砚铭，大多为纪年款或题名款，宋代铭砚诗文的兴起成为砚工艺装饰中一道亮丽的风景。铭砚多镌刻于砚侧、砚背、砚面或砚盖，起到装饰砚台、画龙点睛的作用。一般砚铭文字短小精干，或品评砚石，或咏物叙景，或警言自勉，或记事言情，其体裁也十分多样，或诗赋、或散文，篆刻的书体也多变。宋代的砚铭充满文人气息，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大家都留下了众多砚铭，其中苏轼有砚铭二十六首，黄庭坚的《山谷集》中有砚铭二十一首，他们借砚台方寸之地，以诗文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情感。苏轼一生为砚作铭甚多，不少砚铭体现了他的文人情趣和抱负。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从星砚”，为端溪梅花坑石，棕绿色长方式砚，墨池处微凹，旁有一眼凸地如月，砚背中心斜凹，中列柱六十三眼，状如众星罗列。右方侧刻有苏东坡铭文“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
宋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造就了宋代文人的诗意情怀和审美取向。宋代文人在砚台制作中追求雅致与平淡天真，造型简约秀美、比例适中、雕刻恰到好处。在文人审美趣味引导下的砚台设计与制作，匡正过度缀饰的风气，体现出平淡蕴藉的自觉追求，在方寸片石之间，凝聚了文人士大夫立身治学的文化精神，使宋砚的典雅隽永成为后世尊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