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革，传统的宗族祠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建筑形制、空间格局、运行管理、文化内涵等方面。而本文将以“人”为主体，展现被时代所遗忘，曾经以看守祠堂为工作的一群人的生活，并且试图通过他们生活和习俗的变化反映时代的变迁。
关键词：“守祠人”;生活与习俗;变迁
芝英镇位于浙江省永康市，自明清以来该地区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应氏祠堂群落，因此，芝英流传着“芝英驮（大），祠堂多”的民谚。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普查人员发现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芝英镇范围内，保存着民国年间的81座祠堂，截止普查结束保存完整的祠堂有52座，而且都是应氏祠堂。如此之多的祠堂，在世代管理和运行的过程中曾产生过一个特殊的工作——“看守祠堂”，因而“守祠人”不仅仅是应氏祠堂变迁的见证者，还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
1 “守祠人”的名称
自古以来，对于“看守祠堂的人”就没有明确的定义，本文称其为“守祠人”是根据芝英人的叫法，指的是守护祠堂的人，负责祠堂的杂务，例如，烧饭、打扫、开门、关门等事务。
从文献资料来看，古往今来有关“守祠人”的研究十分匮乏，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著作谈论到“守祠人”，只是零零散散地出现在宗谱之上，例如，在芝英“应氏家规二十条”中，将“建祠宇”列为首条，并且明确规定，“命一人处守之，兼责以司香烛，时洒扫，供祀事役使焉。”由此可见，按照家规，芝英祠堂大都有“守祠人”。例如，大宗祠堂、用大公祠等。江苏宜兴任氏大宗祠，“立宗子以主稞献，宗长以定名分，宗正以秉权衡，宗相以揆礼义，宗直以资风议，宗史以掌薄版，宗课以管钱名，宗干以充干办。还有一些职员以及‘守祠人’等杂役，分掌族内事。”宜兴任氏大宗祠提出“守祠人”这一名称，并将其明确归为杂役一类。
2 “守祠人”的来源
关于“守祠人”的来源，常建华将“守祠人”归为特定地区的贱民，并指出其在浙江地区与媒婆、轿夫、戏子、乐人等同属于堕民、丐户一类。关于堕民和丐户的来源，书中给出了多种说法，包括“籍没的犯官家属”说、“宋代罪俘之遗”说、“元朝蒙古人之后”说等。其来源众说纷纭，观点不一，并且各种来源传说的真实性还需进一步证实。
芝英“守祠人”主要有以下两种来源：一是周边贫民，迁居于此;二是省内难民，逃难于此。一个王姓“守祠人”说，他们家祖上是来自距离芝英不远的胡库镇黄泥坑。孙氏“守祠人”最早是来自芝英镇临近的古山镇孙宅村。最早来到芝英的原因是因为家里很穷，而芝英作为集镇中心比周围的镇子富裕很多，又由于应氏祠堂众多，需要有人看管，于是爷爷辈干起了看守祠堂的工作。由此可知，有一部分来到芝英的“守祠人“，是芝英镇附近其他镇上的人，大都是因为他们家庭贫苦，而芝英当时富裕，为应氏看守祠堂能使他们获得住所和田地，维持他们的生计。此外，还有一部分“守祠人”来自浙江其他地方。家住思文公祠旁边的陈爷爷祖上也是“守祠人”，祖上陈阿玉是从绍兴逃难来到芝英，逃什么难不太清楚，但是后来就定居在芝英，之后世代守护着思文公祠。概括来说，大多芝英的“守祠人”祖上都是来自浙江省境内，尤其是芝英镇附近地区。
此外，可发现芝英的“守祠人”多是“非”应氏的外姓人。“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一个应氏老爷爷说：“以前守祠、唱戏、抬轿都是下等人做的事情，例如当地民俗信仰活动——八月十三的‘打罗汉唱戏’，我们以前都是请外地的外姓人，去方岩庙会抬轿的轿夫也是外姓人来做，我们应氏的人是不做这种事情的”。①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许多“守祠人”的后代也不愿意提起祖先为应氏守祠的事情，只是说以前就住在祠堂旁边。后来王爷爷说：“古代人有小姓人一说，小姓人是比大姓人低人一等的，旧时应氏宗族给小姓人立有规矩，嫁娶不能坐花轿、穿旗袍、戴凤冠;办酒席不能讲排场，新媳妇过门三天要向村里大姓叩拜，方承认其家媳妇，一般不能同大姓通婚。”②
“守祠人”的工作特殊，加之作为“小姓”人群，其铭刻在人心中的印象就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群体，不仅表现在应氏的外部认同上，还体现在“守祠人”对自身的内部认知上。如同岳永逸对北京天桥艺人的描述，“守祠人”也必须要从原有的生活世界、社会空间中脱离出来，融入一个新的生活世界、社会空间中，抛弃前者的秩序、规则，遵循后者的文化逻辑与理念并实践。
3 “守祠人”的生活与习俗
3.1 “门卫”
按照应氏家规，芝英祠堂都有“守祠人”，并且为其安排住所。“守祠人”大都住在祠堂旁边的房子里，与守祠人住房相连的是祠堂的仓房、烧饭的伙房等，有时候会统称“伙房”。据孙爷爷说，他现在住的房子就是以前天言公祠的“伙房”。思文公祠的“守祠人”陈爷爷一家，自来到芝英就世代住在思文公祠旁边的小四合院内。芝英其他许多祠堂都建有“伙房”，据《芝英应氏宗谱》记载，“大宗祠堂外，西边有伙房和守祠人住房，大门偏西围墙，有小门通往伙房”。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永康开始土地改革，土改主要完成了永康县土地、房屋、山场、杂地等的重新分配，且主要原则是“地主、常会、族产、庙产没收，富农出租部分征收，中农不动”，1951年4月，全县有59435户农户领到了土地房产证。据村民说，土改时，祠堂变成了集体财产，许多祠堂分给私人居住或者归为村里集体财产，有的甚至做了厂房。虽然许多祠堂已被损坏，有的甚至不存在了，但是“守祠人”依然居住在祠堂旁边的房子里，只是房子再也不是從前祠堂的“伙房”，而是“守祠人”自己私人的房子了。
3.2 “管理员”
祠堂的大门需要“守祠人”看守，看守祠堂除了白天开祠堂门，晚上关祠堂门外，还要负责祠堂的日常洒扫。孙爷爷说：“以前天言公祠里面住有两个应氏的老头，因为年纪大了，也没有后代，就住在祠堂里，但是祠堂的日常管理事务，两个老头也不曾承担。解放前，爷爷和爸爸都帮着看守祠堂，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例如，谷子放在祠堂里，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粮仓，为了防止被盗，晚上需要锁门。或者祠堂议决宗族大事、祭祀、开仓等事情的时候，就把祠堂打开。”
1937年抗战爆发，为安置浙西难民，1938年，芝英许多祠堂成为难民制造工厂，如天言公祠、天成公祠、小宗祠堂等。“大跃进”时期，秋收晚上割麦子没有火把照明，村民就烧灵牌来当火把。后来集体化时期，祠堂变成生产队的集体财产，由各个生产队自己管理，也就不需要守祠了。
3.3 “厨师”
芝英应氏宗谱中记载，“祠堂会负责收租、祭祀。置有碗、碟、桌等物品，可随时启用。”祠堂在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守祠人”就需要去帮忙烧饭，准备祭祀的供品等。后来祠堂没有了祭祀活动，但祠堂有其他事情，“守祠人”也帮忙烧饭。孙爷爷说，每个祠堂都有自己的族产，收租是祠堂理事会自己管理，他父亲主要是负责给理事会等烧饭，虽不给父亲工钱，但是帮祠堂烧饭的当天，孙爷爷他们全家都会在祠堂里吃饭。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对房屋等财产的划分，许多祠堂成为私人财产，祠堂的祭祀、议决大事、储粮备荒的功能逐渐消失，祠堂没有活动举办，自然就不需要“守祠人”帮祠堂做饭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祠堂的功能也发生着变化，由最初的祭祀场所，逐渐变成私人居住场所，而最初依靠祠堂生活的这一特殊群体，他们的生活也随着祠堂的变化而变化。由以前管理祠堂事务，到看守祠堂，再到仅仅是住在曾经是祠堂的房子里，“守祠人”的“前世”与“今生”的变化也反映着中国社会的变迁。
注释：①本段叙述整理自芝英二村应子贤老人口述。
②本段叙述整理自芝英二村王明钱老人口述。
③本段叙述整理自芝英一村孙炳奎老人口述。
参考文献：
[1] 经君建.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9：165-167.
[2] 岳永逸.近代北京天桥艺人的来源及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8.
[3] 永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永康市志[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4] 芝英应氏宗谱（2014年重修本）[Z].
[5] 古山镇孙氏宗谱（2011年重修本）[Z].
作者简介：曹洪兰（1994—），女，安徽六安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在读。
关键词：“守祠人”;生活与习俗;变迁
芝英镇位于浙江省永康市，自明清以来该地区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应氏祠堂群落，因此，芝英流传着“芝英驮（大），祠堂多”的民谚。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普查人员发现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芝英镇范围内，保存着民国年间的81座祠堂，截止普查结束保存完整的祠堂有52座，而且都是应氏祠堂。如此之多的祠堂，在世代管理和运行的过程中曾产生过一个特殊的工作——“看守祠堂”，因而“守祠人”不仅仅是应氏祠堂变迁的见证者，还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
1 “守祠人”的名称
自古以来，对于“看守祠堂的人”就没有明确的定义，本文称其为“守祠人”是根据芝英人的叫法，指的是守护祠堂的人，负责祠堂的杂务，例如，烧饭、打扫、开门、关门等事务。
从文献资料来看，古往今来有关“守祠人”的研究十分匮乏，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著作谈论到“守祠人”，只是零零散散地出现在宗谱之上，例如，在芝英“应氏家规二十条”中，将“建祠宇”列为首条，并且明确规定，“命一人处守之，兼责以司香烛，时洒扫，供祀事役使焉。”由此可见，按照家规，芝英祠堂大都有“守祠人”。例如，大宗祠堂、用大公祠等。江苏宜兴任氏大宗祠，“立宗子以主稞献，宗长以定名分，宗正以秉权衡，宗相以揆礼义，宗直以资风议，宗史以掌薄版，宗课以管钱名，宗干以充干办。还有一些职员以及‘守祠人’等杂役，分掌族内事。”宜兴任氏大宗祠提出“守祠人”这一名称，并将其明确归为杂役一类。
2 “守祠人”的来源
关于“守祠人”的来源，常建华将“守祠人”归为特定地区的贱民，并指出其在浙江地区与媒婆、轿夫、戏子、乐人等同属于堕民、丐户一类。关于堕民和丐户的来源，书中给出了多种说法，包括“籍没的犯官家属”说、“宋代罪俘之遗”说、“元朝蒙古人之后”说等。其来源众说纷纭，观点不一，并且各种来源传说的真实性还需进一步证实。
芝英“守祠人”主要有以下两种来源：一是周边贫民，迁居于此;二是省内难民，逃难于此。一个王姓“守祠人”说，他们家祖上是来自距离芝英不远的胡库镇黄泥坑。孙氏“守祠人”最早是来自芝英镇临近的古山镇孙宅村。最早来到芝英的原因是因为家里很穷，而芝英作为集镇中心比周围的镇子富裕很多，又由于应氏祠堂众多，需要有人看管，于是爷爷辈干起了看守祠堂的工作。由此可知，有一部分来到芝英的“守祠人“，是芝英镇附近其他镇上的人，大都是因为他们家庭贫苦，而芝英当时富裕，为应氏看守祠堂能使他们获得住所和田地，维持他们的生计。此外，还有一部分“守祠人”来自浙江其他地方。家住思文公祠旁边的陈爷爷祖上也是“守祠人”，祖上陈阿玉是从绍兴逃难来到芝英，逃什么难不太清楚，但是后来就定居在芝英，之后世代守护着思文公祠。概括来说，大多芝英的“守祠人”祖上都是来自浙江省境内，尤其是芝英镇附近地区。
此外，可发现芝英的“守祠人”多是“非”应氏的外姓人。“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一个应氏老爷爷说：“以前守祠、唱戏、抬轿都是下等人做的事情，例如当地民俗信仰活动——八月十三的‘打罗汉唱戏’，我们以前都是请外地的外姓人，去方岩庙会抬轿的轿夫也是外姓人来做，我们应氏的人是不做这种事情的”。①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许多“守祠人”的后代也不愿意提起祖先为应氏守祠的事情，只是说以前就住在祠堂旁边。后来王爷爷说：“古代人有小姓人一说，小姓人是比大姓人低人一等的，旧时应氏宗族给小姓人立有规矩，嫁娶不能坐花轿、穿旗袍、戴凤冠;办酒席不能讲排场，新媳妇过门三天要向村里大姓叩拜，方承认其家媳妇，一般不能同大姓通婚。”②
“守祠人”的工作特殊，加之作为“小姓”人群，其铭刻在人心中的印象就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群体，不仅表现在应氏的外部认同上，还体现在“守祠人”对自身的内部认知上。如同岳永逸对北京天桥艺人的描述，“守祠人”也必须要从原有的生活世界、社会空间中脱离出来，融入一个新的生活世界、社会空间中，抛弃前者的秩序、规则，遵循后者的文化逻辑与理念并实践。
3 “守祠人”的生活与习俗
3.1 “门卫”
按照应氏家规，芝英祠堂都有“守祠人”，并且为其安排住所。“守祠人”大都住在祠堂旁边的房子里，与守祠人住房相连的是祠堂的仓房、烧饭的伙房等，有时候会统称“伙房”。据孙爷爷说，他现在住的房子就是以前天言公祠的“伙房”。思文公祠的“守祠人”陈爷爷一家，自来到芝英就世代住在思文公祠旁边的小四合院内。芝英其他许多祠堂都建有“伙房”，据《芝英应氏宗谱》记载，“大宗祠堂外，西边有伙房和守祠人住房，大门偏西围墙，有小门通往伙房”。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永康开始土地改革，土改主要完成了永康县土地、房屋、山场、杂地等的重新分配，且主要原则是“地主、常会、族产、庙产没收，富农出租部分征收，中农不动”，1951年4月，全县有59435户农户领到了土地房产证。据村民说，土改时，祠堂变成了集体财产，许多祠堂分给私人居住或者归为村里集体财产，有的甚至做了厂房。虽然许多祠堂已被损坏，有的甚至不存在了，但是“守祠人”依然居住在祠堂旁边的房子里，只是房子再也不是從前祠堂的“伙房”，而是“守祠人”自己私人的房子了。
3.2 “管理员”
祠堂的大门需要“守祠人”看守，看守祠堂除了白天开祠堂门，晚上关祠堂门外，还要负责祠堂的日常洒扫。孙爷爷说：“以前天言公祠里面住有两个应氏的老头，因为年纪大了，也没有后代，就住在祠堂里，但是祠堂的日常管理事务，两个老头也不曾承担。解放前，爷爷和爸爸都帮着看守祠堂，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例如，谷子放在祠堂里，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粮仓，为了防止被盗，晚上需要锁门。或者祠堂议决宗族大事、祭祀、开仓等事情的时候，就把祠堂打开。”
1937年抗战爆发，为安置浙西难民，1938年，芝英许多祠堂成为难民制造工厂，如天言公祠、天成公祠、小宗祠堂等。“大跃进”时期，秋收晚上割麦子没有火把照明，村民就烧灵牌来当火把。后来集体化时期，祠堂变成生产队的集体财产，由各个生产队自己管理，也就不需要守祠了。
3.3 “厨师”
芝英应氏宗谱中记载，“祠堂会负责收租、祭祀。置有碗、碟、桌等物品，可随时启用。”祠堂在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守祠人”就需要去帮忙烧饭，准备祭祀的供品等。后来祠堂没有了祭祀活动，但祠堂有其他事情，“守祠人”也帮忙烧饭。孙爷爷说，每个祠堂都有自己的族产，收租是祠堂理事会自己管理，他父亲主要是负责给理事会等烧饭，虽不给父亲工钱，但是帮祠堂烧饭的当天，孙爷爷他们全家都会在祠堂里吃饭。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对房屋等财产的划分，许多祠堂成为私人财产，祠堂的祭祀、议决大事、储粮备荒的功能逐渐消失，祠堂没有活动举办，自然就不需要“守祠人”帮祠堂做饭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祠堂的功能也发生着变化，由最初的祭祀场所，逐渐变成私人居住场所，而最初依靠祠堂生活的这一特殊群体，他们的生活也随着祠堂的变化而变化。由以前管理祠堂事务，到看守祠堂，再到仅仅是住在曾经是祠堂的房子里，“守祠人”的“前世”与“今生”的变化也反映着中国社会的变迁。
注释：①本段叙述整理自芝英二村应子贤老人口述。
②本段叙述整理自芝英二村王明钱老人口述。
③本段叙述整理自芝英一村孙炳奎老人口述。
参考文献：
[1] 经君建.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9：165-167.
[2] 岳永逸.近代北京天桥艺人的来源及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8.
[3] 永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永康市志[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4] 芝英应氏宗谱（2014年重修本）[Z].
[5] 古山镇孙氏宗谱（2011年重修本）[Z].
作者简介：曹洪兰（1994—），女，安徽六安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