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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议罪银”，是清代设立的处置“过失”官吏的制度。主要从该制之缘起、经营、作用等作简要概述。
关键词 “议罪银” 和珅 经营
“议罪银”，又称“认缴银”、“罚项”等，是清乾隆后期设立的一项非常规处置“过失”官吏的措施[1]。此制出台，看法各异，褒贬不一，虽实行了较长一段时间，却知之者甚少。现述缀于此，以慰同行。
一、“议罪银”制度之缘起
“议罪银”是由古代“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始于春秋战国，唐朝（罚俸，在其中后期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行政处分[2]）发生重大变化，清代完备。乾隆中后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以此为基础创立了这种制。皇帝的初衷只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要把它制度化，并作为一项财源。其设立的原因主要是：
（一）维护晚期的明君形象
乾隆帝是一个面子上特别"讲究"的人，本性慷慨，眼光又高，手笔很大，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极，虽各项花费颇多，日常支出巨大，但绝不会仗势豪夺。因为祖制有规。
（二）满足自己的财政需求
乾隆中后期，官吏贪污腐化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加之连年内外征战，大兴土木，诸如：筑行宫；建园、庄；办寿庆等，致使财政开支巨增、国库空虚。而承担这笔资金的内务府的财源又实在有限。
（三）惩治“过失”的官员
正如清代监察御史尹壮图所言：“高宗季年，督抚坐遣，或令缴罚款贷罪[3]。”这就是说，一旦督抚等犯有错误、轻罪，以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只要皇帝认为你有“罪”，那你就要自动掏银子。
二、“议罪银”制度之概述
（一）起讫时间
从目前所能找到的资料，特别是专门记载“议罪银”情况的档案——《密记档》来看：“议罪银制度正式实行于乾隆四十五年前后，此时正是和珅飞黄腾达，官运亨通，掌管户部、吏部与内务府“三库”（即广储司银库、缎库、颜料库）等国家财政大权的时期。这种制度一直到乾隆帝去世，嘉庆亲政初才停止[4]。”
（二）对象、方式和标准
经营对象：主要是各省督、抚等地方高官；掌盐政、织造、税监等；有时还罚及富商大贾。
缴纳的方式：采取“自行缴纳”，多是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
罚银的数额：没有统一的标准，视罪状的轻重而定，多寡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两。大致以职位高低、俸禄多少、官职的肥缺、家庭的厚薄而定。
三、和珅与“议罪银”之经营
（一）首创“议罪银”
和珅是设立议罪银制度的主要倡议者。历史学家牟润孙先生曾说：“这种议罪银做法极可能是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任户部尚书后，替弘历策划出来的，也就从那个时候实行起来[5]。”乾隆帝之所以采纳，是因为此时他极需开辟新的财源，以弥补其巨大的开销。
（二）主管“议罪银”
和珅在议罪银经营中，直着关键和决定作用。
第一，掌握议罪银收入状况。在《密记档》中，保留许多和珅向乾隆汇报议罪议收状况的折子。如：“臣和珅等遵旨查办各处关税应交银两，并自行议罪银两各折，自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查明汇奏后，陆续存记之案，统计十七件……。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所有久未交到者，现已行文，该旗任所严催。为此谨奏[6]……”
第二，按季度定期向乾隆报告。这也从《密记档》中反映出来。
（三）承担“据情代奏”
"议罪银"的议罚权柄由乾隆独掌，但多由和珅从中"据情代奏"。因为在清朝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折的。按规定，只有在京城的宗亲王公贵胄，文职官员中的六部尚书，诸省督、抚和按察使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有皇帝特殊旨令，派往外省查办专门事件等也可直奏。可是即使是有权向皇帝直接上奏的官员中，在个别情况下也有时不能上奏，而需要由其他大臣代奏的。
四、“议罪银”制度之作用
（一）对和珅本人的好处
“议罪银”之制，可谓是“和氏腐败理论”的精髓，将腐败明朗化、合法化。这给他带来的好处主要是可以：贪污部分罪银；借此索贿受贿；拉拢人际关系，形成自己的势力[7]。
（二）对清朝帝国的影响
首先，加剧了吏治的腐败和贪污的盛行。因为议罪银给官吏贪污大开了方便之门，成为官吏贪污的一个遁词。诚如监察御使尹壮图所说：“近有严罚示惩而不觉反邻于姑终者，如督抚自蹈愆尤，皇上不即罢斥，仅罚银数万以充公用。因有自请若干万两者……其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自失者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尹壮图一语道破了议罪银实施的弊病，实际上起不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为贪官壮了胆。
其次，加深了社会危机。议罪银的实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同时使许多官吏和商人受到很大打击和伤害，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与工商业的繁荣，以致加深了社会危机。
总之，这种制度的实施，造成了官员堕落腐化，百姓负担加剧，律法虚置荒废…… 真正是“行了一时之乐，毁了百年基业”，可谓是既不治标亦不治本之举。
参考文献：
[1]唐文基.和珅传[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第二章第二节.
[2]马长林.唐代官吏的罚俸制[J].历史教学，1984，（6）：6-8.
[3]赵尔巽.清史稿[M].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初年，卷三百二十二.
[4][5]冯佐哲.和珅其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88-92
[7]文禾.试析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之嬗变—以和珅为中心[J].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2）
（作者单位：江苏省睢宁县李集中学）
关键词 “议罪银” 和珅 经营
“议罪银”，又称“认缴银”、“罚项”等，是清乾隆后期设立的一项非常规处置“过失”官吏的措施[1]。此制出台，看法各异，褒贬不一，虽实行了较长一段时间，却知之者甚少。现述缀于此，以慰同行。
一、“议罪银”制度之缘起
“议罪银”是由古代“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始于春秋战国，唐朝（罚俸，在其中后期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行政处分[2]）发生重大变化，清代完备。乾隆中后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以此为基础创立了这种制。皇帝的初衷只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要把它制度化，并作为一项财源。其设立的原因主要是：
（一）维护晚期的明君形象
乾隆帝是一个面子上特别"讲究"的人，本性慷慨，眼光又高，手笔很大，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极，虽各项花费颇多，日常支出巨大，但绝不会仗势豪夺。因为祖制有规。
（二）满足自己的财政需求
乾隆中后期，官吏贪污腐化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加之连年内外征战，大兴土木，诸如：筑行宫；建园、庄；办寿庆等，致使财政开支巨增、国库空虚。而承担这笔资金的内务府的财源又实在有限。
（三）惩治“过失”的官员
正如清代监察御史尹壮图所言：“高宗季年，督抚坐遣，或令缴罚款贷罪[3]。”这就是说，一旦督抚等犯有错误、轻罪，以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只要皇帝认为你有“罪”，那你就要自动掏银子。
二、“议罪银”制度之概述
（一）起讫时间
从目前所能找到的资料，特别是专门记载“议罪银”情况的档案——《密记档》来看：“议罪银制度正式实行于乾隆四十五年前后，此时正是和珅飞黄腾达，官运亨通，掌管户部、吏部与内务府“三库”（即广储司银库、缎库、颜料库）等国家财政大权的时期。这种制度一直到乾隆帝去世，嘉庆亲政初才停止[4]。”
（二）对象、方式和标准
经营对象：主要是各省督、抚等地方高官；掌盐政、织造、税监等；有时还罚及富商大贾。
缴纳的方式：采取“自行缴纳”，多是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
罚银的数额：没有统一的标准，视罪状的轻重而定，多寡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两。大致以职位高低、俸禄多少、官职的肥缺、家庭的厚薄而定。
三、和珅与“议罪银”之经营
（一）首创“议罪银”
和珅是设立议罪银制度的主要倡议者。历史学家牟润孙先生曾说：“这种议罪银做法极可能是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任户部尚书后，替弘历策划出来的，也就从那个时候实行起来[5]。”乾隆帝之所以采纳，是因为此时他极需开辟新的财源，以弥补其巨大的开销。
（二）主管“议罪银”
和珅在议罪银经营中，直着关键和决定作用。
第一，掌握议罪银收入状况。在《密记档》中，保留许多和珅向乾隆汇报议罪议收状况的折子。如：“臣和珅等遵旨查办各处关税应交银两，并自行议罪银两各折，自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查明汇奏后，陆续存记之案，统计十七件……。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所有久未交到者，现已行文，该旗任所严催。为此谨奏[6]……”
第二，按季度定期向乾隆报告。这也从《密记档》中反映出来。
（三）承担“据情代奏”
"议罪银"的议罚权柄由乾隆独掌，但多由和珅从中"据情代奏"。因为在清朝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折的。按规定，只有在京城的宗亲王公贵胄，文职官员中的六部尚书，诸省督、抚和按察使以上官员才有资格；有皇帝特殊旨令，派往外省查办专门事件等也可直奏。可是即使是有权向皇帝直接上奏的官员中，在个别情况下也有时不能上奏，而需要由其他大臣代奏的。
四、“议罪银”制度之作用
（一）对和珅本人的好处
“议罪银”之制，可谓是“和氏腐败理论”的精髓，将腐败明朗化、合法化。这给他带来的好处主要是可以：贪污部分罪银；借此索贿受贿；拉拢人际关系，形成自己的势力[7]。
（二）对清朝帝国的影响
首先，加剧了吏治的腐败和贪污的盛行。因为议罪银给官吏贪污大开了方便之门，成为官吏贪污的一个遁词。诚如监察御使尹壮图所说：“近有严罚示惩而不觉反邻于姑终者，如督抚自蹈愆尤，皇上不即罢斥，仅罚银数万以充公用。因有自请若干万两者……其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自失者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尹壮图一语道破了议罪银实施的弊病，实际上起不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为贪官壮了胆。
其次，加深了社会危机。议罪银的实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同时使许多官吏和商人受到很大打击和伤害，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与工商业的繁荣，以致加深了社会危机。
总之，这种制度的实施，造成了官员堕落腐化，百姓负担加剧，律法虚置荒废…… 真正是“行了一时之乐，毁了百年基业”，可谓是既不治标亦不治本之举。
参考文献：
[1]唐文基.和珅传[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第二章第二节.
[2]马长林.唐代官吏的罚俸制[J].历史教学，1984，（6）：6-8.
[3]赵尔巽.清史稿[M].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初年，卷三百二十二.
[4][5]冯佐哲.和珅其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88-92
[7]文禾.试析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之嬗变—以和珅为中心[J].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2）
（作者单位：江苏省睢宁县李集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