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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滚石上山,但每次石头都从山顶滚落,如此循环不已。这个简单的神话让人着迷之处,在于它暗示了创世之初就存在的难题:生命的本质,是轻?还是重?在西绪福斯那里,人生的目的就是滚石上山,而那永远往复不停的大石,作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它构成了生命的意义,因此生命的本质是沉重的。
然而,与上述观念针锋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种生命观念,即生命是无目的的,历史是虚无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所代表的狂欢精神,这种出于对人性的渴望而反抗审慎社会规范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追求“生命之轻”的宣言。之后,在人类关于生命本质的探索和思考中,西绪福斯式的“生命之重”与酒神精神的“生命之轻”交替出现,构成人类哲学史上循环往复、永不停歇的话题。
米兰·昆德拉在1982年出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最为我们熟知的、关于讨论生命轻重话题的小说,它以极快的速度风靡全球,成为当代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拍摄为影片《布拉格之恋》,该片被评为1988年美国十佳影片之一,获得戛纳电影奖。尽管菲利普·考夫曼把米兰·昆德拉带有哲学性质的复调式小说改编成颇具商业娱乐性的影像文本招致了不少非议,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导演对生命轻重的细微探讨,《布拉格之恋》不失为我们瞭望米兰·昆德拉内心世界的另一种角度。
带着卡列宁的特蕾莎
有人说,朱丽叶·比诺什像春天里的第一口雪糕,她的美既是天生丽质,又像一架经过精心设计的复杂装置,钟摆在上面弧形地摆动,左侧是古典的欧洲,右侧是赤裸在深渊上的欧洲。比诺什饰演的特蕾莎,按照昆德拉的人物编码关键词来说,就是肉体、灵魂、眩晕、软弱、田园诗与天堂。她如美人鱼一般的游动,深深打动托马斯的心,那纯洁的眼神,孱弱的气质,以及红扑扑的脸蛋,使得托马斯打破惯例收留了她。
然而这奇异的,略带同情的爱才是问题的开始,特蕾莎孤身一人前来投奔托马斯,把全身心的爱交给他,却不料托马斯早已是情场老手,身边有数不清的女人,还有一位红颜知己萨宾娜。仿若菟丝花的特蕾莎忍受着背叛的折磨,紧紧依附托马斯那唯一的怜悯,每日在睡梦中惊醒,常常泪流满面。之后,在萨宾娜的帮助下,特蕾莎从女招待上升为新闻从业人员,并发表了她第一张摄影作品,在庆祝的晚宴上,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折射出成熟女人的魅力,再加一点甜蜜的醋意,托马斯向特蕾莎求了婚,并且购买了小狗卡列宁,这一切表明,似乎幸福的日子会走到永久。
然而,特蕾莎的噩梦再一次浮现,托马斯与其他女人不断调情,与萨宾娜藕断丝连,这对于全身心地爱着托马斯的特蕾莎而言,无疑是最大的侮辱与伤害。在政治事件与日常生活中逐渐走向成熟的特蕾莎这一次选择了带着卡列宁坚定地离开,在留给托马斯的信中她这样写道:“我知道我应该尽力来帮助你,但是我现在做不到了,不但没有成为你的支持,我还成了你的负担,生活对于我来说正是如此沉重,而对你来说却是那么轻松,我的生命无法承受这种轻,这种自由!”在特蕾莎看来,她生命的轻就是托马斯对性的放纵,肉体的纠缠而非心灵的契合就是她生命不能承受的轻,这种轻是托马斯表层行为的轻,却重重砸在特蕾莎最脆弱的深层。
托马斯的放纵除了带给特蕾莎伤害,也促使特蕾莎成长,如果说托马斯一开始爱的是惊艳之中的特蕾莎,顺便夹带同情的感受,那么之后他与特蕾莎成婚,则是出于对特蕾莎具有自己独立人格时而衍生出的尊重与爱慕,这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膜拜,而非毫无情感的亵玩。特蕾莎的出走,正是她自我意识逐渐完善的见证,她从不能离开托马斯到勇敢地向爱情说不,正是人格战胜浅层情欲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逐渐征服托马斯,使他尾随她,从安全的日内瓦回到战火纷飞的布拉格。托马斯表层的轻刺伤了特蕾莎心灵的重,反之,特蕾莎用这受伤之后心灵的重所衍生出的勇气,打开托马斯潜藏已久的心灵之重,两人才能重回牧歌般的田园生活。
只有卡列宁,那只懵懂乖巧的小狗温润如水的眸子,永远守护在特蕾莎的身边。特蕾莎说在某些时候,卡列宁要比托马斯更加贴近她的心灵,从托马斯的背叛到回归,从日内瓦到布拉格,无论生命是轻还是重,卡列宁总会摇晃着小尾,轻轻微笑。
托马斯和他的手术刀
用花花公子或者玩世不恭这样的语言来形容托马斯丝毫不为过,尤其是丹尼尔·戴·刘易斯那深邃迷人的绿眼睛望着你,嘴里轻轻吐出“请脱下你的衣服”这样的话语时,世上没有几个女人能抵抗如此的魔力。
对他来说,是独居还是与特蕾莎结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选择问题,而是关系到他对存在的可能性的理解。因为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的理想主义者所面临的最大困扰就是无法判断生活中被给定的伴侣是否就是命中注定的另一半,这另一半永远只能以可能性的方式存在,而永远不能变成现实性。托马斯看似轻盈的性爱脚步,实则是一种执着的沉重,即用存在的“可能性”来对抗生命的“一次性”。
托马斯关于爱情的唯一诗性记忆是留给特蕾莎的,他打破从不留宿女人的惯例收留特蕾莎,并拜托情人萨宾娜为她觅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更难得的是托马斯还拥有嫉妒之心,这醋意促使两人走上婚姻的殿堂。此时,婚姻对于特蕾莎来说,意味着神圣、沉重和不可思议的奇妙,而对托马斯来说,则是特蕾莎的微笑。托马斯的性爱游戏仍在继续,他认为自己与其他女人的性友谊并不妨碍在灵魂深处爱着特蕾莎,灵与肉、性与爱的分裂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托马斯的目光,用电影镜头在那些女人的表情、曲线和骨骼上描摹,试图探索出每个女人做爱时不同于其他女人的百万分之一,他把对医学的激情和对女人的激情视为一体,性爱就像一把巨大的手术刀,把每一次做爱视为一次对女人灵魂实施的手术。
国家危难,政局动荡,打破了托马斯与特蕾莎之间的尴尬处境,现实环境的险恶,将两人的情感聚集在一起,当国家受到威胁,生命得不到保障,到处是逼迫、暗杀或者禁令的时候,真正的爱情和友谊往往从细微处爆发。出于对国家民族的热爱,特蕾莎拍摄了多张暴行时的照片,托马斯也发表了讽刺当局的文章,历史的命运与个人的使命结合在一起,特蕾莎的生命之重在环境的巨变下逐渐变得醇厚,而托马斯的轻松态度也在社会的熏染下发生转变,由表层的玩世不恭走向道德的主动承担,总体而言,从单纯的个人隐秘生活到广大的公众事件,生命的意义是由轻到重,由浅薄到深厚。
放下手术刀的托马斯,就如同放弃了调情的权利,他与特蕾莎回到田园乡间,开始一段幸福生活。晨光、草木的清香、卡列宁奔跑的身影,影片画面也一反前段的灰白影像和快速剪接,而呈现出平缓宁静的乡间景象,从混乱的都市回到诗意的田园,生命的轻重取得最均衡的状态。
萨宾娜的黑色礼帽
萨宾娜有一顶黑色礼帽,那是她祖父流传下来的,无论她穿什么衣服,缎带睡衣也好,黑色蕾丝也好,萨宾娜总喜欢把礼帽戴在头上,并在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这顶黑色礼帽怪异、冲动,与她赤裸的身体格格不入,礼帽是激情时的必备物品,萨宾娜在礼帽的催眠下会变得异常兴奋。然而,与其说礼帽是萨宾娜表达激情和个性的道具,不如说它是通向她灵魂深处的通道,这顶男式礼帽在践踏女人自尊的同时却又带给她使用时的快感,她憎恨它,鄙视它,但又怀有奇异的情感,深深陶醉。
托马斯之所以能成为萨宾娜的入幕之宾,并保持长久的和谐关系,是因为托马斯理解她,理解礼帽的含义,他们是同一类人:向往自由,释放个性,拒绝媚俗。萨宾娜为这理解而落泪,并敞开自己的灵魂,迎接托马斯的到来。而真正深爱着萨宾娜的情人弗兰茨却没有这么好运,他深爱萨宾娜的眉目、身体和灵魂,却独独觉得这顶礼帽过于怪异,与萨宾娜不相匹配。当弗兰茨说出这一句话时,萨宾娜也就明白他们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因为弗兰茨跟不上她的脚步,理解不了她的梦想和心灵,而这无缘无故的爱怎么能承受生命的重呢?所以当弗兰茨望着空空一室时,萨宾娜的离开已是必然。
对萨宾娜来说,无论是生命的轻,还是生命的重,她都无意沾染。生命太轻,承载不了她天马行空的创意和才气;生命太重,会使自我崩溃,媚俗横生。或者这样的女人,要注定一辈子生活在宁静的孤单的自我天地,有时偶遇像托马斯那样的男人,温暖一下,再静静走开。
《布拉格之恋》也许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里的一小部分,但就是这一小部分,化成影像呈现于我们面前时,也足够我们认真思考生命的轻重问题。影片结尾,早晨回家的路上,特蕾莎甜蜜地望着托马斯微笑,问他此刻正想什么,因为特蕾莎很快乐很满足,托马斯也笑着回答他非常快乐,然后就是一道白光,生命归于无限。
远方的萨宾娜收到托马斯与特蕾莎车祸身亡的消息,在悲痛中留下眼泪,这泪水也许是为情人托马斯而流,也许是为朋友特蕾莎。就像自己身体的某些地方已经消逝,失去那些可亲可敬可爱的朋友,这或许就是萨宾娜生命中最沉重的记忆。不同于小说悬念的设置,导演菲利普·考夫曼直接将生命的怅惘遗留给观众,由插叙开始,把最精致的死亡故事放在结尾,让观众仔细体味快乐中的悲凉,亦即生命轻重的融合,都在灵与肉的死亡中化合为一。
小说结尾,米兰·昆德拉详细描述了托马斯和特蕾莎最后的幸福时光:灯罩下的一只巨大蝴蝶,被头顶的光吓得一惊,扑扑飞起,开始在夜晚的房间里盘旋,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依稀可闻,从楼下丝丝缕缕地升上来。而影片中所描述的是:特蕾莎红扑扑的脸蛋和摇晃着的身体,踏着探戈舞曲的旋律,向深情打量她的托马斯走去,两人相依相偎走向六号房,音乐在房门外戛然而止。优美的文字,暧昧的影像,小说与电影殊途同归,永恒即在其中。■
然而,与上述观念针锋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种生命观念,即生命是无目的的,历史是虚无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所代表的狂欢精神,这种出于对人性的渴望而反抗审慎社会规范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追求“生命之轻”的宣言。之后,在人类关于生命本质的探索和思考中,西绪福斯式的“生命之重”与酒神精神的“生命之轻”交替出现,构成人类哲学史上循环往复、永不停歇的话题。
米兰·昆德拉在1982年出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最为我们熟知的、关于讨论生命轻重话题的小说,它以极快的速度风靡全球,成为当代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拍摄为影片《布拉格之恋》,该片被评为1988年美国十佳影片之一,获得戛纳电影奖。尽管菲利普·考夫曼把米兰·昆德拉带有哲学性质的复调式小说改编成颇具商业娱乐性的影像文本招致了不少非议,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导演对生命轻重的细微探讨,《布拉格之恋》不失为我们瞭望米兰·昆德拉内心世界的另一种角度。
带着卡列宁的特蕾莎
有人说,朱丽叶·比诺什像春天里的第一口雪糕,她的美既是天生丽质,又像一架经过精心设计的复杂装置,钟摆在上面弧形地摆动,左侧是古典的欧洲,右侧是赤裸在深渊上的欧洲。比诺什饰演的特蕾莎,按照昆德拉的人物编码关键词来说,就是肉体、灵魂、眩晕、软弱、田园诗与天堂。她如美人鱼一般的游动,深深打动托马斯的心,那纯洁的眼神,孱弱的气质,以及红扑扑的脸蛋,使得托马斯打破惯例收留了她。
然而这奇异的,略带同情的爱才是问题的开始,特蕾莎孤身一人前来投奔托马斯,把全身心的爱交给他,却不料托马斯早已是情场老手,身边有数不清的女人,还有一位红颜知己萨宾娜。仿若菟丝花的特蕾莎忍受着背叛的折磨,紧紧依附托马斯那唯一的怜悯,每日在睡梦中惊醒,常常泪流满面。之后,在萨宾娜的帮助下,特蕾莎从女招待上升为新闻从业人员,并发表了她第一张摄影作品,在庆祝的晚宴上,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折射出成熟女人的魅力,再加一点甜蜜的醋意,托马斯向特蕾莎求了婚,并且购买了小狗卡列宁,这一切表明,似乎幸福的日子会走到永久。
然而,特蕾莎的噩梦再一次浮现,托马斯与其他女人不断调情,与萨宾娜藕断丝连,这对于全身心地爱着托马斯的特蕾莎而言,无疑是最大的侮辱与伤害。在政治事件与日常生活中逐渐走向成熟的特蕾莎这一次选择了带着卡列宁坚定地离开,在留给托马斯的信中她这样写道:“我知道我应该尽力来帮助你,但是我现在做不到了,不但没有成为你的支持,我还成了你的负担,生活对于我来说正是如此沉重,而对你来说却是那么轻松,我的生命无法承受这种轻,这种自由!”在特蕾莎看来,她生命的轻就是托马斯对性的放纵,肉体的纠缠而非心灵的契合就是她生命不能承受的轻,这种轻是托马斯表层行为的轻,却重重砸在特蕾莎最脆弱的深层。
托马斯的放纵除了带给特蕾莎伤害,也促使特蕾莎成长,如果说托马斯一开始爱的是惊艳之中的特蕾莎,顺便夹带同情的感受,那么之后他与特蕾莎成婚,则是出于对特蕾莎具有自己独立人格时而衍生出的尊重与爱慕,这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膜拜,而非毫无情感的亵玩。特蕾莎的出走,正是她自我意识逐渐完善的见证,她从不能离开托马斯到勇敢地向爱情说不,正是人格战胜浅层情欲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逐渐征服托马斯,使他尾随她,从安全的日内瓦回到战火纷飞的布拉格。托马斯表层的轻刺伤了特蕾莎心灵的重,反之,特蕾莎用这受伤之后心灵的重所衍生出的勇气,打开托马斯潜藏已久的心灵之重,两人才能重回牧歌般的田园生活。
只有卡列宁,那只懵懂乖巧的小狗温润如水的眸子,永远守护在特蕾莎的身边。特蕾莎说在某些时候,卡列宁要比托马斯更加贴近她的心灵,从托马斯的背叛到回归,从日内瓦到布拉格,无论生命是轻还是重,卡列宁总会摇晃着小尾,轻轻微笑。
托马斯和他的手术刀
用花花公子或者玩世不恭这样的语言来形容托马斯丝毫不为过,尤其是丹尼尔·戴·刘易斯那深邃迷人的绿眼睛望着你,嘴里轻轻吐出“请脱下你的衣服”这样的话语时,世上没有几个女人能抵抗如此的魔力。
对他来说,是独居还是与特蕾莎结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选择问题,而是关系到他对存在的可能性的理解。因为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的理想主义者所面临的最大困扰就是无法判断生活中被给定的伴侣是否就是命中注定的另一半,这另一半永远只能以可能性的方式存在,而永远不能变成现实性。托马斯看似轻盈的性爱脚步,实则是一种执着的沉重,即用存在的“可能性”来对抗生命的“一次性”。
托马斯关于爱情的唯一诗性记忆是留给特蕾莎的,他打破从不留宿女人的惯例收留特蕾莎,并拜托情人萨宾娜为她觅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更难得的是托马斯还拥有嫉妒之心,这醋意促使两人走上婚姻的殿堂。此时,婚姻对于特蕾莎来说,意味着神圣、沉重和不可思议的奇妙,而对托马斯来说,则是特蕾莎的微笑。托马斯的性爱游戏仍在继续,他认为自己与其他女人的性友谊并不妨碍在灵魂深处爱着特蕾莎,灵与肉、性与爱的分裂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托马斯的目光,用电影镜头在那些女人的表情、曲线和骨骼上描摹,试图探索出每个女人做爱时不同于其他女人的百万分之一,他把对医学的激情和对女人的激情视为一体,性爱就像一把巨大的手术刀,把每一次做爱视为一次对女人灵魂实施的手术。
国家危难,政局动荡,打破了托马斯与特蕾莎之间的尴尬处境,现实环境的险恶,将两人的情感聚集在一起,当国家受到威胁,生命得不到保障,到处是逼迫、暗杀或者禁令的时候,真正的爱情和友谊往往从细微处爆发。出于对国家民族的热爱,特蕾莎拍摄了多张暴行时的照片,托马斯也发表了讽刺当局的文章,历史的命运与个人的使命结合在一起,特蕾莎的生命之重在环境的巨变下逐渐变得醇厚,而托马斯的轻松态度也在社会的熏染下发生转变,由表层的玩世不恭走向道德的主动承担,总体而言,从单纯的个人隐秘生活到广大的公众事件,生命的意义是由轻到重,由浅薄到深厚。
放下手术刀的托马斯,就如同放弃了调情的权利,他与特蕾莎回到田园乡间,开始一段幸福生活。晨光、草木的清香、卡列宁奔跑的身影,影片画面也一反前段的灰白影像和快速剪接,而呈现出平缓宁静的乡间景象,从混乱的都市回到诗意的田园,生命的轻重取得最均衡的状态。
萨宾娜的黑色礼帽
萨宾娜有一顶黑色礼帽,那是她祖父流传下来的,无论她穿什么衣服,缎带睡衣也好,黑色蕾丝也好,萨宾娜总喜欢把礼帽戴在头上,并在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这顶黑色礼帽怪异、冲动,与她赤裸的身体格格不入,礼帽是激情时的必备物品,萨宾娜在礼帽的催眠下会变得异常兴奋。然而,与其说礼帽是萨宾娜表达激情和个性的道具,不如说它是通向她灵魂深处的通道,这顶男式礼帽在践踏女人自尊的同时却又带给她使用时的快感,她憎恨它,鄙视它,但又怀有奇异的情感,深深陶醉。
托马斯之所以能成为萨宾娜的入幕之宾,并保持长久的和谐关系,是因为托马斯理解她,理解礼帽的含义,他们是同一类人:向往自由,释放个性,拒绝媚俗。萨宾娜为这理解而落泪,并敞开自己的灵魂,迎接托马斯的到来。而真正深爱着萨宾娜的情人弗兰茨却没有这么好运,他深爱萨宾娜的眉目、身体和灵魂,却独独觉得这顶礼帽过于怪异,与萨宾娜不相匹配。当弗兰茨说出这一句话时,萨宾娜也就明白他们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因为弗兰茨跟不上她的脚步,理解不了她的梦想和心灵,而这无缘无故的爱怎么能承受生命的重呢?所以当弗兰茨望着空空一室时,萨宾娜的离开已是必然。
对萨宾娜来说,无论是生命的轻,还是生命的重,她都无意沾染。生命太轻,承载不了她天马行空的创意和才气;生命太重,会使自我崩溃,媚俗横生。或者这样的女人,要注定一辈子生活在宁静的孤单的自我天地,有时偶遇像托马斯那样的男人,温暖一下,再静静走开。
《布拉格之恋》也许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里的一小部分,但就是这一小部分,化成影像呈现于我们面前时,也足够我们认真思考生命的轻重问题。影片结尾,早晨回家的路上,特蕾莎甜蜜地望着托马斯微笑,问他此刻正想什么,因为特蕾莎很快乐很满足,托马斯也笑着回答他非常快乐,然后就是一道白光,生命归于无限。
远方的萨宾娜收到托马斯与特蕾莎车祸身亡的消息,在悲痛中留下眼泪,这泪水也许是为情人托马斯而流,也许是为朋友特蕾莎。就像自己身体的某些地方已经消逝,失去那些可亲可敬可爱的朋友,这或许就是萨宾娜生命中最沉重的记忆。不同于小说悬念的设置,导演菲利普·考夫曼直接将生命的怅惘遗留给观众,由插叙开始,把最精致的死亡故事放在结尾,让观众仔细体味快乐中的悲凉,亦即生命轻重的融合,都在灵与肉的死亡中化合为一。
小说结尾,米兰·昆德拉详细描述了托马斯和特蕾莎最后的幸福时光:灯罩下的一只巨大蝴蝶,被头顶的光吓得一惊,扑扑飞起,开始在夜晚的房间里盘旋,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依稀可闻,从楼下丝丝缕缕地升上来。而影片中所描述的是:特蕾莎红扑扑的脸蛋和摇晃着的身体,踏着探戈舞曲的旋律,向深情打量她的托马斯走去,两人相依相偎走向六号房,音乐在房门外戛然而止。优美的文字,暧昧的影像,小说与电影殊途同归,永恒即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