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特朗普在其任内对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冲击，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上台后的对华军事战略及核战略走向颇受关注。在竞选期间，拜登曾表示将奉行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的核军备发展与核军控政策，包括降低核武器作用、反对核军备竞赛、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重返伊朗核协议，等等。因此，拜登上台有可能为修复中美战略关系、重塑中美战略稳定提供一个新契机。但是，考虑到国际战略格局变化以及大国战略互信缺失，拜登要想重返多边主义、重塑奥巴马时期在核不扩散与核安全领域的国际领导力，同时修复基础薄弱的中美战略稳定性，还将面临一系列现实性和结构性难题。

特朗普“定制威慑”核战略破坏中美战略稳定性

　　自核武器诞生以来，围绕核武器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美国国内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学派，即核制胜学派和核军控学派。核制胜学派（又称核对抗学派）认为，核武器的拒止威慑效应（首次打击）而非惩罚威慑效应（二次打击），更有利于慑止其他国家发动针对美国的攻击。2018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定制威慑”战略，可谓核制胜理念的精准概括，对本就脆弱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造成了冲击。
　　一是确保核领域绝对优势的目标导致大国核军备竞赛风险上升。对奉行“以实力求和平”原则的特朗普而言，美国“必须增强核实力并扩大其核武库”，只有维持一个庞大的、先进的核武库，确保相对于其他核国家的绝对优势，才能“慑止别国的侵略行为，并在威慑失败之后赢得战争”。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美国计划在未来10年和30年间分别投入4940亿美元和1.2万亿美元，用于升级日益老化的“三位一体”核力量系统。美国还谋求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和常规快速打击武器系统，用于削弱和抵消中俄的核報复实力。为了使本国的核反击力量不受减损，中俄两国也在提升自己的战略武器攻防水平。这些都加剧了大国军备竞赛的不稳定性。
　　二是“首先使用”的核武器应用原则触发中美危机升级风险。在核武器使用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奥巴马政府时期“不研发新弹头、不赋予核武器新的军事能力与作战任务”的政策，计划在海基弹道导弹上部署W76-2弹头，在海基潜射导弹上部署W93弹头。此外，特朗普政府拒绝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强调以核武器慑止非核进攻，探讨恢复核试验可能性，在退出《中导条约》后多次展开陆基中导试验并试图将其引入亚太地区，使中国不得不担心美国在地区危机事态中“首战用核”的可能性。尤其是结合当前南海、台海地区的紧张态势，两国之间由“擦枪走火”的风险升级为常规冲突甚至是核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
　　三是对军控条约的“双标做法”导致中美战略互信水平严重倒退。特朗普政府先后退出各类“自缚手脚”的军控条约，对美俄之间仅存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持消极推诿态度，成为破坏和冲击国际军控机制与核不扩散进程的“始作俑者”。另一方面，美国无端指责中国有限核实力并将其作为退约借口，在中国已明确表态不参加三边军控的立场之后，仍在多个国际场合对其进行多轮施压，企图抵消和损害中国在国际军控与核不扩散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和国家形象。中美之间原有的多个战略安全对话机制大多被中断或延期，军控领域的战略互信基础遭到削弱。

拜登的核政策主张及核战略走向

　　与共和党相反，民主党人多隶属于核军控学派（又称核威慑学派），更强调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反对进行核试验并与他国进行核军备竞赛，支持以军控谈判削减核武器与常规军备，以降低核意外和核升级风险。拜登的核政策主张基本反映了核军控学派的核心要义。上台后，他将着力在下述几个领域修复特朗普政府的核外交政策遗产，重塑美国在核军控与不扩散领域中的国际领导力和号召力。
　　首要任务是解决《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存续问题。作为美俄之间仅有的双边核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发挥着维持世界上两个最庞大核国家“战略稳定器”的关键作用。在进行两轮双边磋商之后，2020年11月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延期一年、并暂时冻结既有核弹头”达成初步一致。拜登已明确表示，执政后的优先任务之一是延续该条约，并以此为基础签订新的军控条约。这一目标的棘手之处在于，该条约将于2021年2月5日到期，给1月20日就职的拜登只留下16天的解决时间。此外，美俄仅就续约问题形成初步意愿，但尚未涉及“如何冻结核弹头及其后续核查”等具体细节问题，美俄若想达成新的军控条约仍前路漫漫。
　　其次是表示重返伊朗核协议。 根据协议，伊朗不得提炼丰度为3.67%以上的浓缩铀，停建阿拉克重水反应堆，拆除部分离心机设备等。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宣布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伊朗核协议），对伊朗施加数轮制裁并使用无人机对其高级将领实施“定点清除”行动。这一政策引发了伊朗的强硬反制，2019年5月伊朗宣布进入核协议第五阶段，大幅度增加离心机生产数量和钚存储量。拜登在竞选期间多次表示，“一个可核查、多边的外交协议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途径”，“如果伊朗重新遵守该条约，美国将考虑重新加入该条约，并遵守承诺与其他盟友携手合作助伊朗返回无核轨道”。但是，拜登政府要想重返伊朗核协议，还需解决一些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难题，如取消特朗普自2018年5月以来轮番施加的对伊制裁，拆除伊朗“违规建设”的离心机装备，等等。
　　三是重新评估“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特朗普政府支持核首先使用原则，使核武库处于“基于预警发射”的高戒备状态。拜登表示上台后将降低美国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视核武器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后诉诸手段”（Last Resort）。2020年8月公布的民主党政策纲领将核武器的惟一作用定位于“威慑针对美国的核进攻，并在必要条件下进行反击”，这实际上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的另一种表述。美国要想承认这一原则，将面临来自盟友的强烈反对，因为该原则有可能损害美国延伸威慑和安全承诺的有效性。 　　四是延缓核武器现代化进程。拜登在里根执政时期担任国会参议员时，曾明确反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出台及美苏核军备竞赛。特朗普执政期间，拜登对其在核军备领域的扩军备战深表担忧，认为美国斥巨资用于维持既有核武库和研发新型核武器，“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财力，还有可能重蹈冷战覆辙，引发新的核军备竞赛”。面对特朗普政府高达数万亿美元的核武器升级经费，民主党派认为美国仅保留基本的核威慑能力即可，海空基核威慑力量足以维持美国的基本核威慑力，而陆基核力量不仅耗资巨大，且处于高戒备状态，极易引发意外核战争风险。因此，拜登上台后，有可能削减核武器现代化项目经费，并推迟高达2640亿美元的“新型陆基战略威慑系统”项目的研发和部署进程。

重塑中美战略稳定的契机和挑战

　　拜登上台后面临着国家安全领域内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优先任务，诸如疫情管控、网络风险、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核安全、能源安全等。鉴于中国在这些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拜登可能谋求在这些领域与中国重启合作，中美两国可凭借多重安全合作强化战略沟通、累积战略互信。
　　民主党政府支持以军控条约限制恶性军备竞赛，强调削减核军费开支、延缓陆基核力量现代化进程、反对研发和部署低当量核弹头，对研发和部署地区导弹防御系统持克制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缓解特朗普任内激化的地区核军备竞赛和核升级风险。因此，应当承认拜登执政为重塑和修复中美战略稳定提供了重要机遇。但也要看到，在大国竞争的结构性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改善和提升的空间仍是有限的。

　　美国已明确将大国战略竞争视为其面临的首要战略威胁，且美国国内政治中强烈的“反华”共识和普通民众当中的“厌华”情绪，已基本难以逆转，这样的趋势也将继续深刻影响美国对中国核实力和核政策的战略判断，即认为“中国将成为匹敌美俄的第三核大国”，成为美国在核领域的主要战略威胁和竞争对手。2020年9月14日，美军现任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表示，“美国在历史上首次面临两个超级核大国的安全威胁，俄罗斯排第一，中国紧随其后”。2020年9月，美国防部照例发布《中国军力报告》，声称“中国的核武库将在未来10年翻倍增长”，认为中国核实力的增长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特朗普强拉中国进行三边军控谈判，给中国制造了较大战略压力，但始终未出台三边军控谈判的具体方案和举措。究期原因，一是由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计数规则并不适用于中国，拉中国加入美俄双边核裁军条约缺少合理性与合法性;二是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政府在军控谈判领域缺乏专业和系统思考，只能以一些中俄反对的临时提案来拖延时间和转移压力。
　　考虑到民主党政府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热衷于核优势与核竞赛，为了限制和抵消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拜登政府可能利用《中导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或其他条约，加大对中国核裁军的外部施压力度。首先是以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为交换条件，迫使中国接受美俄军控条约中既定的计数规则或核查方案，或者要求中国“冻结核武库、公布核数量”，中国恐将面临“被核查”或“被透明”难题。其次是利用中国海空基核力量明显弱于美国海空基核力量的“非对称现实”，搭建一个三边《中导条约》，借机削弱中国以陆基核力量为基石的有限威慑力。第三是利用国际舞台或多边机制，凭借盟友规则规制对手的行为，在2021年的《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联合国五常会议、东盟地区论坛或其他多边机制中，以深度核裁軍问题给中国制造新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