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锺书”。简直把钱锺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锺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人们的共同心声。
　　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锺书了。《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如：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锺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淡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谦虚谨慎的学者
　　钱锺书狂得直率、自然、可爱、可敬。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钱锺书性格中很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而故步自封，沾沾自喜，他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皇皇巨著，可谓尽善尽美了，但他并不满意，并不引以自豪自傲。他说他对《谈艺录》“壮悔滋深”，对《围城》“不很满意”，对《宋诗选注》“实在很不满意，想付之一炬”，因此他对这些既成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正、补订，自我完善。他对自己著作中每个字句，每一条中、外引文都要逐处地查找核对，从不轻易放过，人们很难在他的书中挑出错误来，戏称之为“文正公”，他却自谦为“文改公”。
　　钱锺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钱锺书65岁做《管锥编》，72岁出版《管锥编增订》，而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功业既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繁琐的订补，且旁征博引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德、法、拉丁等数种语言。其治学精神着实让人感动且叹服，似在学界未有第二人。
　　不幸成为神话或靶子
　　钱锺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锺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锺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锺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锺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一位博士生曾发表《我看钱锺书》一文，声称：“在钱锺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锺书“上课”；1997年1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评钱锺书不行。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锺书却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