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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房”激起了宏图
近代化工实业家范旭东，和英国卜内门公司打了长达16年的交道。
第一次打交道，是在1912年7月。当时范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任职，奉命往欧洲考察盐政，曾顺便参观制碱工业。不料那时各国对制碱工艺技术保密甚严，他在比利时要求参观苏维尔制碱法时碰了钉子，未能如愿。在英国要求参观卜内门公司制碱厂，虽然进了大门，却只让看了看锅炉房，其他毫无所得。这使他深感一个来自工业落后国家的使者，在国外是多么受屈辱和被歧视，这强烈地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
卜内门公司即英国皇家化学工业公司是英国垄断资本大企业之一，在英国议会中有左右政府决策的极大权力。我国当时工业基础薄弱，工业需用的两大基本化工原料——酸和碱，大部份来自卜内门公司;碱的进口量每年近100万担，也受卜内门公司的操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民族工业蓬勃兴起，但发展玻璃、造纸、纺织、染料工业等必需的原料酸和碱，因欧亚交通阻隔而货源断绝。卜内门公司当时在中国有相当存货，却囤积居奇，不予抛售，致使市场碱价大涨，厂商无不叫苦，徒呼奈何。
范旭东立志实业救国，于1914年在塘沽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与此同时，他又着手筹划制碱工业。盐是制碱的主要原料，炼一担碱，需两担盐，盐厂碱厂，本是互辅互长的。当他在塘沽海滩上看到由于缺乏制碱技术，无数个泥封席盖的盐坨不能变为制碱原料，盐民们在凄风苦雨中艰难度日时，对卜内门公司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行径，产生了极度的愤慨。数年前在英国受到的只给看锅炉房的冷遇，又激起了他强烈的民族义愤，他不由得紧握双拳，对着大海发誓：“一个化学家，面对这么丰富的原料而不能有所作为，岂大丈夫耶。我就是死在此地，也要把中国的制碱工业搞起来！”
主权不容侵犯
1916年7月，范旭东和景本白、陈调甫等集得资金40万元，于塘沽购地筹建永利碱厂。1917年10月，永利得到了北京政府原盐免税的优待，并由政府通令：“在永利碱厂厂址一百里内，不得再设同类工厂。”这在中国盐政史上是仅见的。
建厂伊始，千头万绪。制碱工艺极为复杂，各国制碱工业，均为少数几家托拉斯所垄断，相互之间虽有业务联系，但工艺技术则绝不外传。因此，自行设计和自制装备，成为范旭东创建碱厂的主要难题。他一面派陈调甫到美国进修考察，物色人才，引进设备，一面又于1918年春准备以支付设计费为条件，委托卜内门公司代为进行工艺设计。
卜内门公司对永利建厂，是十分敏感的，永利出碱，必将影响它在中国的利益，所以早就忌恨在心。建厂消息刚一传出，他们即放风说“中国人也想制碱呀！？中国的海水，能够制出碱来吗？”他們甚至幸灾乐祸地等待着：没有卜内门参与，中国人休想把碱搞出来！
果然，机会终于等来了！委托设计谈判开始，卜内门的代表，就迫不及待地以咄咄逼人的气焰，提出了几项无理条件：
一、由卜内门公司派人到各个生产部门的主要工序管理生产;
二、永利不准派学徒学习技术;
三、永利产品，全部由卜内门公司统销。
卜内门公司要趁代为设计之机敲一大笔竹杠，这是范旭东早有准备的，但他没有料到卜内门竟会提出如此苛刻的侵犯主权的条件，因此当即予以断然拒绝。
恨不早办三十年
美国传来了陈调甫在美考察参观的情况：到过几个制碱工厂，均被拒之门外;花了2万美元买到了一套制碱工艺图纸，并定到了一部分机器设备，不日可以发运;有个青年博士侯德榜，思维敏捷，工作严谨，动手能力强，是个人才，正是永利急需的专家……。
范旭东坚信人才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求洋人不如自己干。经过切实了解，范决定高薪聘请侯德榜，并坚决把全面负责工厂设计和设备制造安装的技术大权授予了他。另外还聘请了一个美国技师李佐华（译音）协助候德榜工作。
侯德榜勇敢地挑起了重担。在审阅美国买来的图纸时，发现根本不能使用;机器设备也发现缺这少那不配套的情况。总之，一切均需从头做起，工作中困难重重，工程进展十分缓慢，出碱日子更难预期。
不久，工厂资金又告紧，虽经范旭东从久大精盐公司盈利中提出了一部分利润，又以久大公司名义向金城银行借支了一笔款项，也只能度难关于一时。有个股东见到永利如此境况，大为不满，在董事会上对范旭东提出了“弹劾”。范旭东说：“我们在今天创办实业，其目的并不在发财，如只为发财，也不必费这些力气，我们是革命——革列强经济压迫之命。”范旭东获得多数股东支持，建厂工程得以在艰难中一步步前进。
1922年，范旭东去庐山，与卜内门经理李特立不期而遇。卜内门早就等着看永利碱厂的笑话了，他们恨不得永利建厂工程早日垮台。当范旭东与李特立寒喧过后，李特立狡黠地拍着范的肩膀说：“碱对贵国确为重要，只可惜办早了点。就贵国条件而论，其实再等三十年也不算晚。”这分明是奚落中国人无能，范乃理直气壮地反击说：“阁下此言大谬。我国制碱工业，但恨未能早办三十年。我曾闻有人预测永利若无外人协助，再三十年也造不出碱来，我等惟等着憔耳！”说罢淡然一笑，拂袖告别。
报了一箭之仇
1925年春，经过多年苦斗，永利终于制出了纯碱。虽然数量、质量还不尽人意，但这是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碱啊！它凝结着多少人的心血。正当永利为此庆贺时，却又传来了不愉快的消息：“盐务署正在酝酿对永利用盐每担征税二角”的议案。这一议案倘若通过，碱的成本势将大增，足以完全扼杀永利前程。
这突如其来的风波，范旭东意识到其中必有蹊跷。果未出所料：卜内门在商业上捣乱还嫌不够，现在又转到工业上来了。
根据北京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善后借款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借款，应以盐税作抵押;为有效控制盐税，英国得在盐务署设立“盐务稽核所”，其大权全由英人操纵。如今永利厂出碱在即，必将影响卜内门在市场的垄断权，于是英方由稽核所英国人丁恩出面，压盐务署作出“永利厂用盐每担征税二角”的决定。与此同时，英国汇丰银行也趁财政部财政枯竭之机，派员到财政部要挟财政总长陈锦涛，要求批准卜内门公司享有在华制碱特权，否则拒绝借款。 显然，这是卜内门公司压制永利的一系列阴谋。范旭东当即向舆论界力陈发展民族工业之艰难及不平等条约之危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一时群情愤激，势不可遏，北京政府慑于舆论之威力，未敢强制实行，才使卜内门公司阴谋未能得逞。
但卜内门公司扼杀永利的野心不死，他们见硬的一手不行，又改变策略。他们先是通过久大公司的一个职员让他一再向范旭东传话，表示愿意与永利谈判“合作”事宜;接着卜内门公司伦敦首脑尼可逊来华，专邀范旭东在大连会面。在双方会谈中，尼可逊炫耀了一番卜内门公司的资金、技术等如何如何优越之后，表示他们愿意“出资金，出技术”，和永利“合作”。范旭东看穿了尼可逊的花言巧语。卜内门的目的是要在永利入股，从而在内部来控制永利大权。范旭东明确果断地向尼可逊说：“永利股东，自始即以中国国籍者为限，今后也无接受外籍股东的打算。”断然予以拒绝。尼可逊在碰了一鼻子灰之后，仍不死心。不久卜内门公司总经理到天津时，又向永利提出要求会见范旭东。范得此消息后，决定离津去沪，避而不见，临行时留下一言：“彼若来厂，可以安排其参观锅炉房。”后卜内门总经理来厂，果然只得在永利碱厂的锅炉房看了看了事，其余毫无所得。这对我民族制碱工业来说，实是报了十六年前的一箭之仇。
反间计，反压价
范旭东带领全体员工艰苦奋斗十年后，永利制碱技术难关一一被攻克，产量逐日增加，质量大有提高，产品颜色也由原来的粉红色变成白色，“红三角”牌纯碱，终于在市场上崭露头角。卜内门公司此时心急如焚，趁永利纯碱进入市场不久，立足未稳之际，又利用其资金的优势，在市场上一再压低碱价，企图压垮永利。不仅如此，为和永利竞争，卜内门公司甚至卑鄙地收买了本公司天津洋行里的一个雇员王某，指使他打入永利碱厂，窃取永利内部情报。但王某的詭秘行为，很快被永利的余啸秋觉察。余与范旭东商量对策，决定给卜内门来个反间计，由余与王某单线联系。余啸秋当面戳穿了王某的行为，使王十分狼狈，只得乞余宽恕。余即晓以民族大义，同时保证为其保守秘密，但要王某把余啸秋说的假情况提供给卜内门，同时答应付给与卜内门公司相同之“酬金”，王某不敢怠慢，照计而行，自此卜内门得到的“情报”，皆系余啸秋亲自向王某口授的假情报。以后，红三角牌纯碱销路日畅一日，而卜内门公司还蒙在鼓里，在市场上却每每失策。
1926年，永利纯碱日产量已达40吨以上，而且达到很高的质量，在美国为纪念建国150周年而举办的费城万国博览会上，永利“红三角”牌纯碱，荣获了金质奖章。喜讯传到塘沽，全厂沸腾。在全厂庆功会上，范旭东万分激动，他奔到楼顶上，亲自点燃了一串鞭炮放起来。在致祝词时，他说：“十年了，大家辛苦了。我的衣服，也显得肥大了！”（意即本人消瘦了许多）不少人听了此言，禁不住流下了兴奋和激动的泪水。
永利纯碱一炮打响，声震全球，中国没有纯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基本化工原料之一的制碱工业起飞了，再也不受卜内门公司卡脖子的气了。卜内门公司也被这炮声震惊，他一点神气也没有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红三角牌的升起。不久，永利和日本三井财团商议委托代销永利纯碱成功，红三角牌以其质量优越及价格低于英国货而大受日本用户欢迎，大大动摇了卜内门公司在日本市场的地位。卜内门公司不得不拉下架子，主动派员找永利商议协调办法，他表示：卜内门公司今后在华销售纯碱的比例，将不超过45%。如需调整价格，当和永利协商，同时要求永利在日本市场上不再削价与卜内门竞争。范旭东坚持“主权不能侵犯，但市场营业可以协商”的原则，表示了同意。
从此，永利与卜内门公司打了长达16年的交道，终以永利的胜利而告一段落。永利碱厂自1916年以资金40万元在塘沽开始筹建，至1926年产品获国际金奖，历时十年，几经艰难曲折，终于取得成功。到1937年，它的产量增至65万担，使进口纯碱由1928年的近100万担降至40万担。永利在南京、汉口、长沙、广州、香港均分设有营业机构，全国分销处有31家，成为全国著名的制碱公司。范旭东在与卜内门公司的周旋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有勇有谋的斗争策略，在当时传为佳话，留传至今。
近代化工实业家范旭东，和英国卜内门公司打了长达16年的交道。
第一次打交道，是在1912年7月。当时范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任职，奉命往欧洲考察盐政，曾顺便参观制碱工业。不料那时各国对制碱工艺技术保密甚严，他在比利时要求参观苏维尔制碱法时碰了钉子，未能如愿。在英国要求参观卜内门公司制碱厂，虽然进了大门，却只让看了看锅炉房，其他毫无所得。这使他深感一个来自工业落后国家的使者，在国外是多么受屈辱和被歧视，这强烈地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
卜内门公司即英国皇家化学工业公司是英国垄断资本大企业之一，在英国议会中有左右政府决策的极大权力。我国当时工业基础薄弱，工业需用的两大基本化工原料——酸和碱，大部份来自卜内门公司;碱的进口量每年近100万担，也受卜内门公司的操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民族工业蓬勃兴起，但发展玻璃、造纸、纺织、染料工业等必需的原料酸和碱，因欧亚交通阻隔而货源断绝。卜内门公司当时在中国有相当存货，却囤积居奇，不予抛售，致使市场碱价大涨，厂商无不叫苦，徒呼奈何。
范旭东立志实业救国，于1914年在塘沽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与此同时，他又着手筹划制碱工业。盐是制碱的主要原料，炼一担碱，需两担盐，盐厂碱厂，本是互辅互长的。当他在塘沽海滩上看到由于缺乏制碱技术，无数个泥封席盖的盐坨不能变为制碱原料，盐民们在凄风苦雨中艰难度日时，对卜内门公司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行径，产生了极度的愤慨。数年前在英国受到的只给看锅炉房的冷遇，又激起了他强烈的民族义愤，他不由得紧握双拳，对着大海发誓：“一个化学家，面对这么丰富的原料而不能有所作为，岂大丈夫耶。我就是死在此地，也要把中国的制碱工业搞起来！”
主权不容侵犯
1916年7月，范旭东和景本白、陈调甫等集得资金40万元，于塘沽购地筹建永利碱厂。1917年10月，永利得到了北京政府原盐免税的优待，并由政府通令：“在永利碱厂厂址一百里内，不得再设同类工厂。”这在中国盐政史上是仅见的。
建厂伊始，千头万绪。制碱工艺极为复杂，各国制碱工业，均为少数几家托拉斯所垄断，相互之间虽有业务联系，但工艺技术则绝不外传。因此，自行设计和自制装备，成为范旭东创建碱厂的主要难题。他一面派陈调甫到美国进修考察，物色人才，引进设备，一面又于1918年春准备以支付设计费为条件，委托卜内门公司代为进行工艺设计。
卜内门公司对永利建厂，是十分敏感的，永利出碱，必将影响它在中国的利益，所以早就忌恨在心。建厂消息刚一传出，他们即放风说“中国人也想制碱呀！？中国的海水，能够制出碱来吗？”他們甚至幸灾乐祸地等待着：没有卜内门参与，中国人休想把碱搞出来！
果然，机会终于等来了！委托设计谈判开始，卜内门的代表，就迫不及待地以咄咄逼人的气焰，提出了几项无理条件：
一、由卜内门公司派人到各个生产部门的主要工序管理生产;
二、永利不准派学徒学习技术;
三、永利产品，全部由卜内门公司统销。
卜内门公司要趁代为设计之机敲一大笔竹杠，这是范旭东早有准备的，但他没有料到卜内门竟会提出如此苛刻的侵犯主权的条件，因此当即予以断然拒绝。
恨不早办三十年
美国传来了陈调甫在美考察参观的情况：到过几个制碱工厂，均被拒之门外;花了2万美元买到了一套制碱工艺图纸，并定到了一部分机器设备，不日可以发运;有个青年博士侯德榜，思维敏捷，工作严谨，动手能力强，是个人才，正是永利急需的专家……。
范旭东坚信人才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求洋人不如自己干。经过切实了解，范决定高薪聘请侯德榜，并坚决把全面负责工厂设计和设备制造安装的技术大权授予了他。另外还聘请了一个美国技师李佐华（译音）协助候德榜工作。
侯德榜勇敢地挑起了重担。在审阅美国买来的图纸时，发现根本不能使用;机器设备也发现缺这少那不配套的情况。总之，一切均需从头做起，工作中困难重重，工程进展十分缓慢，出碱日子更难预期。
不久，工厂资金又告紧，虽经范旭东从久大精盐公司盈利中提出了一部分利润，又以久大公司名义向金城银行借支了一笔款项，也只能度难关于一时。有个股东见到永利如此境况，大为不满，在董事会上对范旭东提出了“弹劾”。范旭东说：“我们在今天创办实业，其目的并不在发财，如只为发财，也不必费这些力气，我们是革命——革列强经济压迫之命。”范旭东获得多数股东支持，建厂工程得以在艰难中一步步前进。
1922年，范旭东去庐山，与卜内门经理李特立不期而遇。卜内门早就等着看永利碱厂的笑话了，他们恨不得永利建厂工程早日垮台。当范旭东与李特立寒喧过后，李特立狡黠地拍着范的肩膀说：“碱对贵国确为重要，只可惜办早了点。就贵国条件而论，其实再等三十年也不算晚。”这分明是奚落中国人无能，范乃理直气壮地反击说：“阁下此言大谬。我国制碱工业，但恨未能早办三十年。我曾闻有人预测永利若无外人协助，再三十年也造不出碱来，我等惟等着憔耳！”说罢淡然一笑，拂袖告别。
报了一箭之仇
1925年春，经过多年苦斗，永利终于制出了纯碱。虽然数量、质量还不尽人意，但这是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碱啊！它凝结着多少人的心血。正当永利为此庆贺时，却又传来了不愉快的消息：“盐务署正在酝酿对永利用盐每担征税二角”的议案。这一议案倘若通过，碱的成本势将大增，足以完全扼杀永利前程。
这突如其来的风波，范旭东意识到其中必有蹊跷。果未出所料：卜内门在商业上捣乱还嫌不够，现在又转到工业上来了。
根据北京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善后借款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借款，应以盐税作抵押;为有效控制盐税，英国得在盐务署设立“盐务稽核所”，其大权全由英人操纵。如今永利厂出碱在即，必将影响卜内门在市场的垄断权，于是英方由稽核所英国人丁恩出面，压盐务署作出“永利厂用盐每担征税二角”的决定。与此同时，英国汇丰银行也趁财政部财政枯竭之机，派员到财政部要挟财政总长陈锦涛，要求批准卜内门公司享有在华制碱特权，否则拒绝借款。 显然，这是卜内门公司压制永利的一系列阴谋。范旭东当即向舆论界力陈发展民族工业之艰难及不平等条约之危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一时群情愤激，势不可遏，北京政府慑于舆论之威力，未敢强制实行，才使卜内门公司阴谋未能得逞。
但卜内门公司扼杀永利的野心不死，他们见硬的一手不行，又改变策略。他们先是通过久大公司的一个职员让他一再向范旭东传话，表示愿意与永利谈判“合作”事宜;接着卜内门公司伦敦首脑尼可逊来华，专邀范旭东在大连会面。在双方会谈中，尼可逊炫耀了一番卜内门公司的资金、技术等如何如何优越之后，表示他们愿意“出资金，出技术”，和永利“合作”。范旭东看穿了尼可逊的花言巧语。卜内门的目的是要在永利入股，从而在内部来控制永利大权。范旭东明确果断地向尼可逊说：“永利股东，自始即以中国国籍者为限，今后也无接受外籍股东的打算。”断然予以拒绝。尼可逊在碰了一鼻子灰之后，仍不死心。不久卜内门公司总经理到天津时，又向永利提出要求会见范旭东。范得此消息后，决定离津去沪，避而不见，临行时留下一言：“彼若来厂，可以安排其参观锅炉房。”后卜内门总经理来厂，果然只得在永利碱厂的锅炉房看了看了事，其余毫无所得。这对我民族制碱工业来说，实是报了十六年前的一箭之仇。
反间计，反压价
范旭东带领全体员工艰苦奋斗十年后，永利制碱技术难关一一被攻克，产量逐日增加，质量大有提高，产品颜色也由原来的粉红色变成白色，“红三角”牌纯碱，终于在市场上崭露头角。卜内门公司此时心急如焚，趁永利纯碱进入市场不久，立足未稳之际，又利用其资金的优势，在市场上一再压低碱价，企图压垮永利。不仅如此，为和永利竞争，卜内门公司甚至卑鄙地收买了本公司天津洋行里的一个雇员王某，指使他打入永利碱厂，窃取永利内部情报。但王某的詭秘行为，很快被永利的余啸秋觉察。余与范旭东商量对策，决定给卜内门来个反间计，由余与王某单线联系。余啸秋当面戳穿了王某的行为，使王十分狼狈，只得乞余宽恕。余即晓以民族大义，同时保证为其保守秘密，但要王某把余啸秋说的假情况提供给卜内门，同时答应付给与卜内门公司相同之“酬金”，王某不敢怠慢，照计而行，自此卜内门得到的“情报”，皆系余啸秋亲自向王某口授的假情报。以后，红三角牌纯碱销路日畅一日，而卜内门公司还蒙在鼓里，在市场上却每每失策。
1926年，永利纯碱日产量已达40吨以上，而且达到很高的质量，在美国为纪念建国150周年而举办的费城万国博览会上，永利“红三角”牌纯碱，荣获了金质奖章。喜讯传到塘沽，全厂沸腾。在全厂庆功会上，范旭东万分激动，他奔到楼顶上，亲自点燃了一串鞭炮放起来。在致祝词时，他说：“十年了，大家辛苦了。我的衣服，也显得肥大了！”（意即本人消瘦了许多）不少人听了此言，禁不住流下了兴奋和激动的泪水。
永利纯碱一炮打响，声震全球，中国没有纯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基本化工原料之一的制碱工业起飞了，再也不受卜内门公司卡脖子的气了。卜内门公司也被这炮声震惊，他一点神气也没有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红三角牌的升起。不久，永利和日本三井财团商议委托代销永利纯碱成功，红三角牌以其质量优越及价格低于英国货而大受日本用户欢迎，大大动摇了卜内门公司在日本市场的地位。卜内门公司不得不拉下架子，主动派员找永利商议协调办法，他表示：卜内门公司今后在华销售纯碱的比例，将不超过45%。如需调整价格，当和永利协商，同时要求永利在日本市场上不再削价与卜内门竞争。范旭东坚持“主权不能侵犯，但市场营业可以协商”的原则，表示了同意。
从此，永利与卜内门公司打了长达16年的交道，终以永利的胜利而告一段落。永利碱厂自1916年以资金40万元在塘沽开始筹建，至1926年产品获国际金奖，历时十年，几经艰难曲折，终于取得成功。到1937年，它的产量增至65万担，使进口纯碱由1928年的近100万担降至40万担。永利在南京、汉口、长沙、广州、香港均分设有营业机构，全国分销处有31家，成为全国著名的制碱公司。范旭东在与卜内门公司的周旋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有勇有谋的斗争策略，在当时传为佳话，留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