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是一种经久不衰的社会现象。纵观我国历史，由赌博引起的灾难和不幸，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君王好赌，朝纲不振，亡政灭国；百姓爱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乐此不疲，久走黑路，这到底是为什么？本文旨在通过介绍一些历史上的赌博怪象，让读者去思考，让智者去研究。
　　
　　一、魏晋赌风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之风十分盛行，其赌博形式有六博、握槊、双陆、樗蒲、围棋、投壶、弹棋、摊戏、意钱、射箭、象戏、斗草、斗鸡、斗鸭、斗鹅、斗凿等，可谓五花八门。既有前代流传下来的传统门类，又有当代创造出来的新鲜花样。赌博之风愈演愈烈，严重损害了世风的纯朴，使不少有识之士对之深恶痛绝。三国吴人韦昭作《博弈论》，魏国繁钦也作《威仪》，都指出了赌博的危害，主张禁止。东晋初年，著名中兴重臣陶侃发现自己周围的僚属参佐整日喝酒赌博，以致影响了日常工作，便召集全体属下，当众将酒器、赌博工具统统丢到江里，并将参与酗酒和赌博的人当众鞭打，严厉训斥：“如有闲暇，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见《世说新语·政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陶侃禁赌”的故事。虽然有识之士作过种种努力，力图矫正这种恶劣风气，但收效甚微。
　　魏晋许多名士积极参与赌博。西晋大名士王衍与彭城司马权赌射，赢了司马权一头善跑的牛。司马权很舍不得，便对王衍说：“如果你想把它作为坐骑，我无话可说。如果你想吃牛肉，我可以拿20头膘肥体壮的牛来换它。既不影响你的口腹之欲，又保留了我的心爱之物。”但王衍毫不理会司马权的请示，还是把这头牛宰杀吃了。（见《世说新语·任诞》）
　　“书圣”王羲之一家从主子到门生都精于赌博。其子王献之几岁就精通樗蒲，一次看人赌博，断定“南边必败”。他自诩樗蒲技艺高明，不在当时的高手名士荀奉倩、刘真长之下。（见《世说新语·方正》）
　　然而，有的名士赌瘾很大，而技术却差。东晋温峤还没有做高官时，经常与扬州、淮中一带的商人赌博，但根本不是商人的对手。有一次他输得很惨，欠了一身账，无法回家。他和庾亮是好朋友，便在船上大声呼喊庾亮说：“快拿钱来赎我！”庾亮赶快将钱送过去，他才得以回家。像这样的情形还不止一次。《世说新语·任诞》说，如此者“数四”。
　　桓温从小迷恋赌博而不能自拔，也由于赌术不精，常常输得精光不说，还欠人家一大笔债。一次，他欠人家赌债很多，债主多次催他还钱。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求救于当时的一位赌博高手袁耽，可当时袁耽正在服丧期间。桓温担心袁耽不肯应允，便抱着试探的心理去见他。不料袁耽一听，没有半点犹豫和推辞，立即答应了桓温的请求。袁耽脱下丧服，换上便衣，就与桓温一道去与债主决赌。袁耽一上场，债主有眼不识泰山，嘲笑他说，你难道赌技有袁耽高不成！袁耽也不答话，只管与债主下赌。赌注是掷一次骰子10万钱，一直上升到掷一次骰子100万钱。每胜一次，袁耽、桓温便齐声喝叫，旁若无人，一下子就赢得数百万。然后，袁耽才将原来揣在怀里的孝帽扯出来，掷向对方说，你认不认得我袁耽！（见《世说新语·任诞》）骄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与袁耽、桓温赌博的情绪激昂、大声喊叫不同，东晋名士谢安则沉着镇静，含而不露。公元383年，前秦主苻坚率百万大军南伐东晋。东晋兵力空虚，京师一片恐慌。谢安当时被任命为征讨大都督，主持御敌大计。其侄谢玄数次问计，谢安寂而不语，只是会集亲朋，与谢玄围棋赌别墅。谢玄平时棋艺高于谢安，但大敌当前，心神不安，结果输给了谢安。后谢玄破苻坚，将捷报送达谢府。时谢安正与客人下围棋，看过捷报，“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见《晋书·谢安传》）
　　谢安还用赌博“教育”后代。谢玄年少时，好戴紫罗香囊，腰间垂挂着绣帕之类的物品。谢安以此为忧，但又不想伤他的自尊心，便骗他和自己赌博，在获胜得到这些佩饰之后，“即烧之”。（见《世说新语·假谲》）
　　一些名人不仅用赌博来“教育”人，有时也有用它来讽刺人。如东晋王敦实力很大，曾将不愿阿附于自己的名士周王杀害，无人敢正面反对，但有人却用赌博术语巧妙地讽刺他。《周 传》说：周 死时，王敦正与一参军樗蒲，参军之马为博头而被杀。参军借此发挥说：“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周字）将登而坠，有似下官此马。”
　　有的名士还用赌博来预测事业成败，如东晋桓温欲伐蜀，很多人认为不见得成功，唯名士刘文认为桓温必胜无疑。有人问为什么，刘说：“以蒲博验之，其不必得，则不为也。”（见《晋书·刘文传》）后来果然桓温伐蜀成功。这个故事，其实也属于算命一类迷信。
　　名士们迷恋赌博，不过目的却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追求物质上的刺激。赌博以钱物作赌注，胜者可轻而易举地获得钱谷、别墅乃至官职，自然诱惑力很大。如东晋桓玄，“见人有好园宅，悉欲取之，勒以樗博而赌之。”（见《太平御览》卷754）输米数百斛后求助袁耽的桓温也属这类典型。
　　


　　有的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满足。魏晋时期，南北分裂，政局动荡，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受到一定影响，人们需要从事一些活动来解除苦闷。而赌场上的气氛一般都比较自由、活跃、紧张，富于刺激性；参与赌博者往往能在赌场上体验到其他场合很难得到的精神上的快感。这一类名士具有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参与赌博不是以获得钱物为目的。如谢安在淝水之战前夕，与谢玄围棋赌别墅，赢了以后，随即回头对侍立在旁的外甥羊昙说：“这座别墅就送给你了。”
　　有的名士则用赌博展示自己不羁的个性。魏晋时期，由于儒家学说受到冲击，玄学兴起，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动摇了，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摆脱传统束缚的趋势。通脱旷达、放任不羁是当时大多数人崇尚追求的风范。于是如同酗酒和服药等一样，赌博成为名士风流通脱旷达的一种标识。在赌博中，他们也大多不以获取钱物为目的。他们看重的是在赌场上可以无拘无束地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和天性，从而求得一种对名士风范的认同，获得一个通脱旷达的名声。像那位不顾居丧之礼，“投马（筹码）绝叫，旁若无人”的袁耽即是这类典型。由于名士们的推波助澜，身体力行，赌博严重腐蚀当时社会的肌体，造成了世风日下，加速了王朝的瓦解。
　　
　　二、清朝赌博杂
　　
　　鸦片战争以后，是中国历史上民间杂赌最为鼎盛时期，一些古代流传下来的赌博游戏得到了“发扬光大”，也出现了一些新玩意。有的赌博方式趁当时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会通和合之际，走向世界，传入西方，在西方世界的一些大赌场里扎下了根。
　　清末赌风盛行的地方主要分布在开埠通商的口岸和沿海的几大城市。但是最为炽烈的地方是在南方，即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省份。广东有位地方官曾上书皇上，称“粤人好赌”，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情况。
　　最大宗的赌类是“番摊”。番摊在中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赌目，它的原名叫“揜钱”（揜是掩的异体字，音同）或“意钱”。汉朝的典籍里有几处提及“博揜”的，可见这种赌的项目在汉朝已经出现。当时是用于随意抓起一把铜钱，用物掩盖起来，让人猜它的数目。清末南方一些地方出现专营番摊的赌馆，叫摊馆。番摊是由赌馆主人做庄家，以定额派彩的形式来进行的一种赌法。它的赌具是“摊子”，最初是用铜钱，后来用各种各样的颗状物来代替。赌法是先由主持人把摊子抓一把出去，用一只碗或别的什么东西把摊子盖起来，不让大家看到究竟有多少数目。待到赌徒下注妥当后，便开摊。
　　开摊的方法是由摊主用一根竹子，把摊子每4颗为一组慢慢扒开，扒到最后一组，如果只剩下1颗，便叫作开1摊；剩下2颗，便叫作开2摊，接下去就是开3、开4了。由于开摊会得出4种结果，所以赌法分为4门，而赔率则有番、角、稔、正4种。所谓“番”，只有开1摊才算中，赔率是一赔三，九成派彩。所谓“角”，就是赌徒投注2门，投中1门便算赢，赔率是一赔一。“稔”和“角”差不多。至于“正”，这是一胜两和的赌法。押注3门，中了其中的1门便算赢，其余两门便算和。例如赌徒押“一正”，即是以1为本，假如开1摊便算中，开2摊或4摊算和，如果开3摊便算输了，因为1和3是对门。“正”的赔率是一赔一，九成派彩。
　　


　　清代盛行的杂赌，还有“闱姓”一项。查阅《辞源》有“闱姓”一条，记载是广东地方特有的赌博，何人发明已无从考查。这种赌博是科举时代的产物，闱是指科举时代考状元的试院，如会试称为春闱，乡试称为秋闱等等。闱姓的赌法，是猜测今科状元到底由姓什么的人考中。事前，主会方面已将参加会试的各省举子的人名资料搜集起来，公布有资格上京会试的各省举人的姓名。张、王、李、陈等姓是大姓，举人人数多，猜中的机会自然就多，所以赔率低些。若干僻姓，如司空、上官、桂、苻等等，举子人数很少，有时只有一二名，赔率自然高。投注者可凭自己的心意下注。开奖的办法是依照北京会试放榜的名次为准。
　　乡试也是一样，赌法亦相同，所以闱姓每逢乡试、会试都开奖。这种赌博到民国，因废除科举制，自然不禁自绝。
　　闱姓赌博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第一，它是利用科举考试来进行的。科举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所以许多人感觉到闱姓和其他的赌博不同，乃“高雅”之举，这样就吸引了不少中、上层人士参加。第二，这种赌博不是用一般赌具来进行，开彩的依据又是官方的“金榜”，因此不像其他赌博容易作弊和容易上当。但是，其中照样可以弄虚作假、串通舞弊，不法之徒从中渔利。
　　大赌商们为了控制考试的结果，一般是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贿赂考官录取一些僻姓而又不当取的人；另一种是从考生方面着手，他们选几个稀姓而文章又不著名的考生，考试时为此姓考生替考，不索什么报酬，如果此姓得中，则投买的人可得彩，两得其利。光绪十一年，广东考官叶大焯及其幕友就因枉法营私，取得谢礼，而被打了100大板，革职流放3000里。
　　除以上两项赌博外，还有一种“字花”，或叫“花会”的赌博方式，它的蔓延区域更广，而且持续的时间更久。字花厂在香港一直以半公开的形式出现，直至1877年才告绝迹。“花会”的起源时间与地点，据《辞源》说是在清道光年间，浙江的黄岩盛行花会。花会赌博，是用36个人名（有的地方用34个人名），由博者在其中自由选择一名或数名，随意下注，各注钱数，用一张纸书写清楚密封后交人带去赌厂。如果投注者射中主方（厂方）当日所开出的一个人名时，主方就得以30倍于赌注的钱付给彩金，不中则所有的赌钱都归厂方。各地的花会所编的字花书，各有各的不同，但都自成一个体系，比如有的地方用《水浒》梁山泊中的36名英雄。
　　花会赌博除具有一般赌博之害外，还有其特别的地方，就是赌徒面特别广。花会俗称为“抄家赌”或“家常赌”，形容其覆盖面广，凡有花会赌厂设立的地方，其周围数十里的人们，不论贫富、男女、老少，几乎十之七八，皆要参加，就像“家常便饭”一样。之所以有如此大吸引力，首先因为下注很灵活，大小不限注，厂方只求注多，不求大小。其次是可以利用“带花会的”（经纪人）作间接赌，无碍于自己抛头露面，这对妇女们有特别的吸引力。还有，花会每天只开一次，使人有隔一夜的考虑时间，不似番摊赌博那样连续不断地赌下去，容易招致倾家荡产的危险。故人们多乐于此赌，不以为诫。
　　清朝民间的杂赌十分丰富，除了番摊、闱姓、花会、麻将、牌九，还有什么白鸽票、山票、铺票、骰宝等等，真是光怪陆离、五光十色。
　　
　　三、民国赌博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大者数十县，小者一两县。每到周末、节假日，军官们或在家中、或在赌场聚首，总是要大赌一番。特别是春节期间，各部将领为联络感情，都要借拜年、吃春酒的机会，大赌特赌。驻省城的3个军长，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都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他们进驻成都后，赌风大盛，大批赌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赌场有两类：公开的叫明堂子，不公开或半公开的叫私窝子，明堂子有名的有4家，分别在牌坊巷、狮子巷、塘坎街、笆笆巷。规模都比较大。老板不是军阀也是有来头的人，后台很硬，不怕抓捕。赌资用现金。每日参赌者有好几百人。老板靠抽头赢利，值百抽五；另外，场内还附设鸦片烟馆，供有烟癖的人过瘾。赌徒越多，赌资越大，老板赢利越大。一年下来少则几万，多则逾十万。好些人成了成都屈指可数的富豪。比如当过营长的王安懋，靠开赌场发财，数年之间挣得数十万元家当，在陕西街修了一座规模颇大、富丽堂皇的公馆。
　　至于大大小小的私窝子赌场，在成都更是星罗棋布，几乎遍及全市大小街巷（当时，整个城区共约1100条街巷）。规模大的也有好几十家，大都设在师、旅长们的公馆里头。比如：西沟头巷唐英师长家，鼓楼南街邓国璋师长家、刘元琮旅长家，红庙子袁松生参谋长家，三多里文孟陶副官长家，以及邓锡侯部刁文俊的福建会馆等都是恶名昭著的大赌场。外面有武装保护，内有良好的生活设施，还有烟、酒、茶及上等的饭菜招待。私窝子赌场，因只允许高官权贵参加，一般的下级军官、小商人、袍哥、平民百姓，是不允许进入的。表面上不兴抽头，只在赌桌上放一个装头钱的盒子，伪称客人可以放点小费以赏给下人。参赌者心知肚明，这只是主人的虚词，故每次仍按值百抽五的老规矩投入。最后这笔为数可观的钱，仍然归入主人家账下。
　　此外，还有一种聚赌的形式，就是“摆片”。即一些相熟的地主、商人、大袍哥、土匪头，他们既不愿去明堂子，又无法进私窝子，便彼此相约，以某人为召集人。此公以请客方式，在他的公馆聚赌。时间通常在白天，以半月或一二月为一期，称为一片，轮流作东。主持人称片官。聚赌时，一切的安全、饭食、招待由片官负责。参赌者没有应酬、礼节的拘束，大受赌徒欢迎。据说，这种别开生面的形式是广汉赌王侯少煊首创的。
　　民国时因赌博引出的怪事也很多。二十四军旅长赵佩三，驻防外地。1932年冬天，二十四军与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在成都巷战期间，他带上军需官到军部领当月饷银。银洋到手，赵赌瘾大发。心想：凭着手上这二三十万块钱，加上近来的好手气，到赌场上赚上它几万块是不在话下的。尽管当时两军的炮火正激烈，军长刘文辉叮咛他立即返回驻地，抓紧官兵的训练，以便随时率部投入战场。赵当面奉命唯谨，可一到晚上便心急火燎地奔到赌场，豪气满怀地当起了赌红宝的宝官。谁知，那天晚上他的手气格外的臭，开出的一次次宝，屡屡被压中。到五更时分，全旅饷项被他输得一干二净，连回防地的盘缠钱也没剩下。刘文辉知道后大为震怒，气得脸气铁青，派人将他叫去，狠狠扇了几个耳光。奈何，前线军情紧急，此时正值用人之际，只好重新补发饷款。
　　二十四军驻扎宜宾的旅长覃筱楼，在青年时代就是远近闻名的赌鬼，每赌必通宵达旦。1927年春节，他在成都春熙路利丰银号推牌九当宝官，也是晦气冲天，一夜之间竟输掉20余万元，除向赌场借了几万元还债，还打下多张欠条。这个数字对平民百姓来讲，实在骇人听闻，用它买枪可以装备一个旅而绰绰有余，用它养家可以足够1万人1年的生活费。好在覃筱楼是宜宾土皇帝，宜宾与出产云土（高级鸦片烟）的云南毗邻。此后，他即凭借手中的权力，从云南弄进大批云土，然后武装运到川东、川西各地，才偿还了这笔赌债。
　　邓锡侯部一个姓谢的旅长，精通赌道，虽不好说是赌场百战百胜的战将，但每赌总称得上是八九不离十的赢家。日复一日，他硬是靠赌挣下万贯家财，并用以购置军火，招募军队，带着几百铁哥儿们投到邓锡侯麾下，逐次擢升至高级军官。他率部从川北移驻成都后，一次，军部未按时发饷，眼看全旅官兵马上就要断炊，军需处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催旅长拿钱。谢不温不火地说：“急什么！我们这就去银行取。”处长兴冲冲地跟在他后面。谁知谢进的是一个高级赌场。处长很纳闷，说“旅长，你走错了，这是赌场。”“你嘀咕啥子！赌场就是我的银行。”两人进入赌场。不过半天功夫，谢旅长硬是凭他那精妙的赌技，捞到几万元，把军需处长打发走了。刘湘部师长潘文华是仁寿县文公乡人，家境贫寒，年少失学，为维持生计，在镇上一所赌场当了“灵宝”（小伙计）。他天资聪慧，机敏过人，记忆力又极强，能在短时间内熟记每副赌具的细微特征。比如，一副麻将牌，只要他搓过几圈，即可将每张牌竹背的纹路铭记于心。后来进入军界当带兵官，遇到军费困难，他往往就以此“特长”，从赌场筹来饷项，渡过难关。1918年他当团长时，所在师在军阀混战中被熊克武等打败，他随师长钟体道败退到陕南石泉。寄人篱下，仰人鼻息。陕南官方每月施舍的一点钱，给部队吃稀饭都不够，无奈之下，他只好重操旧业，凭着一手非凡的赌艺，在赌场中与当地的豪绅巨富相周旋。硬是用一笔笔赚项，维持了全团人几个月的伙食。
　　赌场无父子，只有敌我双方，没有至爱亲朋。从4个“耍”字上可充分说明。
　　一是耍横。石肇武青年时是川南一带的江洋大盗，被刘文辉招安后，一路青云直上，随刘进驻成都，任二十四军警卫旅长。他嗜赌如命，输了钱，不翻梢不准走人，有人借故离开，他就叫勤务兵把他抓回来。一次，他做成清一色，和边三万，这是个死张：堂上现了一张，下首碰了三张。但他却乘大家不注意，将堂上那张抓来和了。他脸上暴出横肉，背后两个勤务兵虎视眈眈。众人慑于威势，被迫认输。
　　二是耍滑。20世纪20年代初期，熊克武、但懋辛的一军打败了刘湘、杨森的二军，一军众多将领云集成都，许多人成为赌场常客。第二混成旅长张冲常同边防军司令赖心辉等一道打麻将。张冲在战场上是敢打敢拼的战将，在牌桌上也是耍滑头的高手。他每见别人做成大牌时，就装着无意丢一张牌到地上，借钻到桌下拾牌，站起时一家伙将牌桌拱翻，口里还连连表示道歉，这样一次次地躲过了“劫难”。但这种把戏弄多了也不灵。有一次，当他又俯身拾牌之际，警惕性高的赖心辉急切地大吼一声：“伙计们，快按紧牌桌，张冲又要开拱了。”顿时，包括张冲在内的人全都大笑起来。
　　三是耍赖。输钱耍赖，赌场中屡见不鲜。驻扎遂宁的四川边防军旅长李注东，十输九赖账。一次，他同二十四军参谋长兼城防司令张鹤龄同赌，输钱后鼓舌如簧，钱不出堂。张是省城武装部队首脑，权势显赫，焉能容他耍赖，伸手就扇了他几耳光。李当即喊来卫兵，大有动武之意。张怒斥：“这里不是遂宁，是成都。你小子敢动我一根毫毛，我马上叫你身首两地。”一句话把他镇住了。耍赖不成，只好规规矩矩掏出支票付清了债。
　　四是耍假。赌场上弄虚作假赢黑心钱，是家常便饭，尤其对外边来参赌的“土佬肥”，更是不整白不整。张致祥是崇庆县的大地主，有良田4000多亩。他素爱搓点麻将，不时涉足成都赌场。一次，与张相识的几个混混，有营、团长，有袍哥，也有土匪头，彼此相约把这“土佬肥”大整一下，就热情邀约张同赌，张不知有诈，欣然同意。开始两天，张赢了几千块，高兴得心花怒放。第三四天，风云突变。就在几位赌友的殷殷“照护”下，坐上“轿子”的张致祥便一输再输，总共输去约30万块大洋，被迫回家变卖了全部房地产才了结这笔账。
　　历来，赌场犹如销金窟，再多的钱都花得掉。赌徒中众多人为此负了债，荡了产，有的甚至送了命。二十九军第三师副官长杨文卓，在成都赌运不济，连赌连输，输光全部家财后，气出病来，一命呜呼，老婆改嫁。成都兵工厂总办（厂长）胡春田，一次在利丰银号打“乱出”牌，熬个通宵，送掉1.8万元。隔不多时，为了“翻梢”，又同二十四军旅长刘元璋赌牌九。奈何时运不济，再触霉头，欠债3万多。他哀求刘缓期偿还。刘为羞辱他，硬逼着他把自己的小姨太送刘公馆“陪烟”（即同刘共睡一张烟榻，为之裹烟）。胡春田屡赌屡输，致债台高筑，最后卖掉了所有田地房廊、金银细软才了事。二十八军旅长刘耀奎，卖了公馆又卖田契，甚至连老婆的狐皮袄子也卖了抵债。二十一军禁烟处长乔仲权，几天内输去十几万元，被迫到松潘倒腾鸦片，以积攒本钱，重返赌场，求得东山再起。果然，他经过一两年的捣鼓，弄到几万大洋。正兴冲冲、喜洋洋地计划凯旋故里寻求“翻梢”时，谁知计划被黑道人物侦知，派人在半途设伏，将其所带的全部款项劫掠一空，并当胸一枪送他上了黄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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