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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乐记》是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作，是孔孟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集中表现。《乐记》中乐化篇旨在用乐来提高“君子”的道德修养、对人民实行教化。本文从《乐记》的生成年代和作者背景分析出发，得出《乐记》的本质乃在于统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思想统治，实则阶级斗争的产物。
关键词：乐记 乐化篇 乐论 工具
一、何为“乐化”
字典上化的解释为性质或形态改变：“变～。分～。僵～。教（jiào ）～。熔～。融～。潜移默～。～干弋为玉帛。”《乐记》中乐化篇之所以为此取名旨在用乐来提高“君子”的道德修养、对人民实行教化，但实质上我认为它是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不可缺少的工具。
二、《乐记》历史背景分析
要深入剖析《乐记》思想的反对实质，正确估量它在历史上得地位和作用，首先必须确定《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必须把《乐记》放到产生它的那个历史范围之内。
《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宫》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由此我们可得知《乐记》是诸侯王刘德及其豢养反动儒生根据先秦诸家有关音乐的言论编纂而成的。
乐记在西汉武帝时代出现，汉高祖刘邦等是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在他们执政时期执行的是法家路线。他们牢固地掌握着中央权力，在政治上厉行法治，进行改革，限制诸侯王的特权，抵抗匈奴奴隶主的入侵，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有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在文艺上则喜爱郑卫之音，不用雅颂之声，大力倡导新乐。故有《汉书·艺文志》中“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的记载。
但是，汉王朝是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地主阶级对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十分恐惧，所以他们站在剥削者的立场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为了防范农民起义，以延长封建制寿命，便由进步向保守、遵法向尊儒转变。当时的封建社会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地主阶级关心的是如何加强对农民的统治，保住其既得利益，并扩大其政治、经济特权。儒家的反对学说正好迎合了这种政治需要，于是他们把儒家学说搬了过来，加以改造、发挥，用来为他们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他们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礼治”“王道”主张以“雅颂之乐”进行“教化”。
这一套政治主张与革新派形成尖锐地对立。他们向革新派发起进攻，力图影响革新派，改变西汉王朝的法家路线，并企图进而夺取中央权力，以便全面推行其保守倒退的儒家路线。
所以刘德等编纂《乐记》系统鼓吹儒家文艺思想的反动著作。刘德意识到农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对地主阶级利益的最大威胁，因为机遇要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劳动人民如不能节制物质欲望，就会犯上作乱。“乐盈而不反则放。”而要解决这一问题要使劳动人民节制物质欲望，不能用兵革，不能用五刑，而只能靠宣扬“平和之德”，鼓吹“三纲五常”的礼乐去进行“教化”， “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是正焉，进退得齐焉。”从而造成反动儒家人物一心向往的所谓太平盛世。“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公元前130年，刘德带着满脑儒家思想，带着他长期搜集、编纂的儒家著作，去长安见汉武帝，妄图使汉武帝放弃法家路线，接受他的主张，改性儒家路线。汉武帝不仅没有接受这一主张，而且还讽刺刘德。汉武帝“汤以七十里，文王靠百里，王其勉之。”所以，汉武帝初年，是以儒家的失败告终。但这以后保守派在地主阶级内的地位越来越得势，汉元帝后，保守派取得中央权力，《乐记》被奉为经典。
三、《乐记》与《乐论》之比较
荀况的《乐论》是一片代表先秦时期法家文艺思想的、系统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从《乐论》中抄录了700多字，在抄录中对《乐论》的内容作了重大篡改。以下以《乐记》中乐化篇与《乐论》的对比为例：
《乐论》“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明确要求音乐体现法治原则，从各方面为法治服务，以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制复辟、巩固封建制政权的需要。
而《乐记》中则改为“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音乐体现儒家的“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用这种伦理道德来束缚人民，这也是要求文艺不表现法，而表现德，不体现法治，而体现礼治。
《乐论》“故乐者，出所以怔诛也” “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要求音乐反映和歌颂新兴地主阶级镇压奴隶主复辟活动、实现统一的革命暴力，让音乐为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服务。而《乐记》中改为“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从根本上篡改了《乐论》中鲜明的法家思想，代之以露骨的儒家文艺思想。这完全适应了地主阶级由变革前进向保守倒退、由遵法反儒转变的需要，完全适应了地主阶级保守派否定法家路线、推行儒家路线的需要。这种重大的篡改充分暴露了《乐记》文艺思想的反动实质，也充分暴露了刘德这个孔老二忠实信徒醉心推行儒家路线的反动嘴脸。
汉元帝以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抬高《乐记》，贬低《乐论》，这一贬一抬，就是他们尊儒反法态度在文艺领域的反映。
参考文献：
[1] 王祎.《礼记·乐记》研究论稿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 陈国庆.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章启群．论《乐论》与《乐记》的根本区别——兼论占星学对于先秦儒家礼乐思想的冲击与整合
[4]．哲学研究，2010（2）．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关键词：乐记 乐化篇 乐论 工具
一、何为“乐化”
字典上化的解释为性质或形态改变：“变～。分～。僵～。教（jiào ）～。熔～。融～。潜移默～。～干弋为玉帛。”《乐记》中乐化篇之所以为此取名旨在用乐来提高“君子”的道德修养、对人民实行教化，但实质上我认为它是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不可缺少的工具。
二、《乐记》历史背景分析
要深入剖析《乐记》思想的反对实质，正确估量它在历史上得地位和作用，首先必须确定《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必须把《乐记》放到产生它的那个历史范围之内。
《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宫》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由此我们可得知《乐记》是诸侯王刘德及其豢养反动儒生根据先秦诸家有关音乐的言论编纂而成的。
乐记在西汉武帝时代出现，汉高祖刘邦等是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在他们执政时期执行的是法家路线。他们牢固地掌握着中央权力，在政治上厉行法治，进行改革，限制诸侯王的特权，抵抗匈奴奴隶主的入侵，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有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在文艺上则喜爱郑卫之音，不用雅颂之声，大力倡导新乐。故有《汉书·艺文志》中“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的记载。
但是，汉王朝是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地主阶级对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十分恐惧，所以他们站在剥削者的立场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为了防范农民起义，以延长封建制寿命，便由进步向保守、遵法向尊儒转变。当时的封建社会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地主阶级关心的是如何加强对农民的统治，保住其既得利益，并扩大其政治、经济特权。儒家的反对学说正好迎合了这种政治需要，于是他们把儒家学说搬了过来，加以改造、发挥，用来为他们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他们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礼治”“王道”主张以“雅颂之乐”进行“教化”。
这一套政治主张与革新派形成尖锐地对立。他们向革新派发起进攻，力图影响革新派，改变西汉王朝的法家路线，并企图进而夺取中央权力，以便全面推行其保守倒退的儒家路线。
所以刘德等编纂《乐记》系统鼓吹儒家文艺思想的反动著作。刘德意识到农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对地主阶级利益的最大威胁，因为机遇要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劳动人民如不能节制物质欲望，就会犯上作乱。“乐盈而不反则放。”而要解决这一问题要使劳动人民节制物质欲望，不能用兵革，不能用五刑，而只能靠宣扬“平和之德”，鼓吹“三纲五常”的礼乐去进行“教化”， “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是正焉，进退得齐焉。”从而造成反动儒家人物一心向往的所谓太平盛世。“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公元前130年，刘德带着满脑儒家思想，带着他长期搜集、编纂的儒家著作，去长安见汉武帝，妄图使汉武帝放弃法家路线，接受他的主张，改性儒家路线。汉武帝不仅没有接受这一主张，而且还讽刺刘德。汉武帝“汤以七十里，文王靠百里，王其勉之。”所以，汉武帝初年，是以儒家的失败告终。但这以后保守派在地主阶级内的地位越来越得势，汉元帝后，保守派取得中央权力，《乐记》被奉为经典。
三、《乐记》与《乐论》之比较
荀况的《乐论》是一片代表先秦时期法家文艺思想的、系统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从《乐论》中抄录了700多字，在抄录中对《乐论》的内容作了重大篡改。以下以《乐记》中乐化篇与《乐论》的对比为例：
《乐论》“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明确要求音乐体现法治原则，从各方面为法治服务，以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制复辟、巩固封建制政权的需要。
而《乐记》中则改为“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音乐体现儒家的“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用这种伦理道德来束缚人民，这也是要求文艺不表现法，而表现德，不体现法治，而体现礼治。
《乐论》“故乐者，出所以怔诛也” “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要求音乐反映和歌颂新兴地主阶级镇压奴隶主复辟活动、实现统一的革命暴力，让音乐为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服务。而《乐记》中改为“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从根本上篡改了《乐论》中鲜明的法家思想，代之以露骨的儒家文艺思想。这完全适应了地主阶级由变革前进向保守倒退、由遵法反儒转变的需要，完全适应了地主阶级保守派否定法家路线、推行儒家路线的需要。这种重大的篡改充分暴露了《乐记》文艺思想的反动实质，也充分暴露了刘德这个孔老二忠实信徒醉心推行儒家路线的反动嘴脸。
汉元帝以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抬高《乐记》，贬低《乐论》，这一贬一抬，就是他们尊儒反法态度在文艺领域的反映。
参考文献：
[1] 王祎.《礼记·乐记》研究论稿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 陈国庆.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章启群．论《乐论》与《乐记》的根本区别——兼论占星学对于先秦儒家礼乐思想的冲击与整合
[4]．哲学研究，2010（2）．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