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死亡诗社》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在诗歌鉴赏课上，约翰·基廷老师要求一个学生站起来朗读教材的序言部分。那里面提议可以引入数学坐标系统来理解诗歌，把一首诗歌在艺术上的得分标画在横轴上，把诗歌主题的重要性的得分标画在纵轴上，然后两者相乘，计算出覆盖面积，最终以所得面积的大小来判断一首诗的优劣。基廷老师认为这种把诗歌量化的观点是“狗屁”，因为这是在谈论诗歌，而不是安装水管。于是，他建议全班学生动手把自己手中教材上那一页撕掉，后来干脆要求把整章序言部分统统撕掉。
　　基廷老师为什么要让学生撕掉那些教材呢？因为教育不是一个纯技术的活。
　　曾有一位教师给专家留言：你能在教育思想的引领下为一线教师做点实事吗？如写写教案、制作一些课件、搜集每年的中考试题、指导一线教师如何复习等。这位教师的观点在基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许多教师在听专家报告、参加教师培训后经常发出这样的感慨，认为教育情怀是空洞的、毫无价值的，他们需要的是能提高成绩的实在的东西。他们需要技术上的指导和提高，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专业技术职务的提升。如果哪位“教育家”能够写出一本教学技术上的《九阴真经》，那一定会很快被抢购一空。
　　我们知道，好的教育技术可以使教学更轻松、更便捷。如思维导图在教育学中的应用，可以让教师方便地进行宏观设计和微观设计，变抽象的思维过程为具体形象;又如心理学中的各种量规的操作，使一些不可触摸的教育问题变成了可以分析的数据，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可以看得到的参考。
　　于是，就有人把教育技术的功能无限夸大化，把一切教育问题都寄希望于教育技术的提高，各种量化也越来越多地蔓延开来。教学过程要量化、教学结果要量化，甚至一堂课的评价、一位学生的成长、一次学生问题的转化也要用量化的方法。当我们的教育引入了越来越多的技术时，教师变得越来越累了。当我们关注的是越来越繁复的数据时，当我们只是通过数据去判断教学时，当我们只是依靠数据就判断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时，我们其实离教育的真相越来越远了。
　　技术提升的确有助于教师反思和提升，但教育绝不只是一个纯技术的活，因为教育的对象不是没有生命的物品，教师不可能用同一个优秀的“模子”造就出全部一样的优秀人才！
　　可以说，在名校林立的当下，各种“模式”层出不穷，但“模式”成功复制的案例我们却闻所未闻。为什么呢？因为教育的成功绝不只是依靠技术，技术的背后有更高层次的东西，那就是教育的情怀。可以说，如果一味追求技术而舍弃情怀，那就丢失了教育的魂。
　　我们的工作对象是有生命的人，是有思想的人，所以，教师必须要有教育的情怀。因为我们要传递的，不只是知识，更是思想;我们要塑造的，是生命，是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