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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底，北京气温骤降。老纪穿了件羊皮坎肩，坐了一夜的火车，来到北京佑安医院。他断断续续发烧两三个月了，这次想彻底检查一下。
老纪是山西闻喜县农民，曾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這次来京，他还带了两个蛇皮袋，里面装了几百件布老虎、绣花鞋、香包、红丝带等手工艺品，都是村里的艾滋病病友做的。他想，“世界艾滋病日”前后，也许有机会把这些东西卖掉。
新闻播出之后，村里炸了窝
2004年11月30日，老纪在北京参加了一次“世界艾滋病日”活动。当晚，在电视新闻里，他看见了自己，脸正冲着镜头。
新闻播出之后，村里炸了窝。刚开始，看新闻的人并不多，但是，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广。这一下，老纪的艾滋病身份彻底暴露了。
第二天一早，他的手机响了。老婆哭着说：“不让你上电视，你非要上，这下露脸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儿子也跑没了……”
老纪如同一盆凉水浇头，半天没回过神来。他立刻坐上火车回家。到了村里，他才知道事情闹大了。以前的熟人，看见他远远地就躲了，生怕被传染上。
老婆告诉他，儿子昨晚住校，同学们看了电视，知道他爸是艾滋病，都在嘲笑他，还把他的椅子扔到外面，不让他在教室里坐。儿子跑回家，说不想上学了。“我骂了他，说学费都交了，不上学咋行？结果，孩子就跑了。”老婆后悔地说。
于是，老纪赶紧去找，整个村子都找遍了，就是没人影。7天后，儿子突然站在家门口，老纪把他拉进屋。原来，儿子逃学后，躲在一个废弃的果园棚里，饿了就从地上捡几个烂苹果，冷了就钻进草堆里。在刺骨的寒风中，他实在扛不住了，才想到回家，但是，他再也不愿意上学了。结果，初中没毕业，就到外地当了搬运工。
当时，老纪的女儿上小学。在学校，同学们都说她有艾滋病。她摸过的地方，别人都不敢碰。一下课，全班人都跑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对于这些，女儿都藏在心里，从来不说。直到有一天，她回家后突然哭起来，老纪才知道真相。于是，老纪拿着艾滋病宣传资料找到了校长，校长随后开了会，告诉同学们艾滋病不可怕。后来，女儿转到了县中学，生活才恢复平静。
老纪家的窑洞，多年前被雨冲塌了。村里有人盖了新房，窑洞空着，就让他住了。老纪从北京一回来，窑主就找上门来，撵他赶快搬家。老纪很生气，说没地方去，就是不搬。
正在老纪焦头烂额的时候，老婆感冒了，早晨起来还吐血。村里人疯传，她也染上艾滋病了，胃都出血了。老婆听到这些，气得躺在炕上闹绝食，三天不吃不喝。老纪做好饭，老婆一把推开，说一家人都让他害惨了。老纪一气之下，开着摩托车就往外面冲，说：“你不活了，我也不活了！”结果，老婆躺不住了，马上喊人去追老纪，终于在山沟里把老纪截住了。老纪一屁股坐在地上，哞哞地哭，像头受伤的老牛。
后来，在几位病友的帮助下，老婆同意去医院治疗。结果，不是胃出血，而是牙龈出血，吃了点药就好了。
“最难的时候总算过去了。从去年起，村里人办红白喜事，也开始请我了。”老纪宽慰地说。在他看来，这是6年来最大的变化。
第一次吃请时，他高高兴兴地坐上了桌。村里一般是8人一桌，可他一坐下，其他人就假装有事，一个个全没影了。有人还讽刺他：“你一个人吃一桌啊？”这时，他才意识到，原来有的村民还是对他另眼看待。有了这次教训，他再赴宴时，专找外村人的桌子坐，因为外村人不认识他。
最苦恼的，还是看病难
最让老纪苦恼的，还是看病难。艾滋病人的免疫力差，经常感冒发烧。村里有个卫生室，但离他家较远，不太方便。邻村倒是有3个私人诊所，但一见他来，谁也不给输液。一名村医说：“我不挣你的钱，你走吧。如果我给你一扎，村里人都不来了，我就得关门。”他到县医院看病，医生一看验血结果，脸立刻就沉下来说：“到外面看去吧！”
无奈，他只好学着自己扎针输液。在药店，他每次都是买一大箱盐水、葡萄糖、头孢等，回家自己输。唯一的问题是，由于这些药是自购的，新农合不给报销。这些年，他家里堆满了空瓶子，连收破烂的人都好奇地问：“你家是卖药的吧？”
老纪久病成医，不仅要给自己输液，还要管其他病友。邻村的艾滋病人感冒发烧，都给他打电话。他知道艾滋病人的难处，总是二话不说就去。
两年前，邻村有一对艾滋病夫妻，突然病重，躺在床上起不来，家里一贫如洗。老纪实在看不下眼了，就到县政府反映情况。那天，他在县政府门口等了一上午，总算堵住了一名县领导。那名县领导问：“你找我干甚？”老纪说：“我想反映点艾滋病人的事。”领导不耐烦地说：“有困难找民政去，别找我！”
6年来，老纪一直吃国家免费提供的抗病毒药物，去年耐药了，需要重新换药。他找到运城市的一家医院，结果，医生一看是他，就是不给换。老纪说：“前几年，我陪病友来过这里，那个医生态度很恶劣，我就给卫生局长打电话，投诉了他。也许是因为我告过状，他才这么对待我。”
空闲时，老纪总想起当年卖血的事情。那是1993年，他才28岁，村里有个地下单采血浆站，很多人都去卖血挣钱。一次抽400毫升，给50元。老纪先后卖了7次，只拿到5次的钱，因为后来血站就被查封了，血头被抓，钱也没拿到。当时，他们把血抽出来后，都混在一个容器里。分离出血浆后，红血球再输回体内，而这恰恰让很多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那时没知识，还以为把红血球输回来对身体有好处，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老纪说。
幸运的是，老纪的老婆、孩子都没感染。他说：“我和家人吃饭，从来不分碗筷。我吃剩的饭，我老婆也吃。要是手划破了，出血了，我就会注意，让他们别碰。其他方面基本没有影响。”
“这一两年，不知是咋了，老是生病。别说干活了，就是发个短信都费力，身上乏得很。”老纪的声音有点沙哑。
要是政府能给一些优惠政策
这些年，老纪已经习惯了别人的冷眼。
2005年，他看见村里人盖房子，就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当个小工。人家说：“现在人够了，不够再叫你。”其实，当天晚上，那家人还在村里到处找小工呢。
老纪是一个内心很要强的人，这些年从没找过政府领导。村里人都说：“你上过电视，成名人了，有啥困难国家都会管。没钱了，打个电话就有人送。”对此，老纪只能苦笑。
现在，老纪还想做点生意。比如，开个药材收购点，把村民的药材收上来，再卖到城里，但是，这至少需要三四万元本钱。他说，要是政府能给艾滋病人一些优惠政策，信用社再给贷点款，生活就不愁了。
2010年12月1日，老纪还住在佑安医院。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医药费欠了几千元。老婆来电话说，煤又涨了价，家里的开支越来越大，都快撑不住了。为此，老纪很是着急。一有空儿，他就在楼道里打电话：“喂，求你个事，帮我问问哪里需要红丝带？”
窗外，寒风吹着落叶。床下，两个蛇皮袋还是满满的。
摘自《人民日报》2010.12.2
老纪是山西闻喜县农民，曾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這次来京，他还带了两个蛇皮袋，里面装了几百件布老虎、绣花鞋、香包、红丝带等手工艺品，都是村里的艾滋病病友做的。他想，“世界艾滋病日”前后，也许有机会把这些东西卖掉。
新闻播出之后，村里炸了窝
2004年11月30日，老纪在北京参加了一次“世界艾滋病日”活动。当晚，在电视新闻里，他看见了自己，脸正冲着镜头。
新闻播出之后，村里炸了窝。刚开始，看新闻的人并不多，但是，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广。这一下，老纪的艾滋病身份彻底暴露了。
第二天一早，他的手机响了。老婆哭着说：“不让你上电视，你非要上，这下露脸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儿子也跑没了……”
老纪如同一盆凉水浇头，半天没回过神来。他立刻坐上火车回家。到了村里，他才知道事情闹大了。以前的熟人，看见他远远地就躲了，生怕被传染上。
老婆告诉他，儿子昨晚住校，同学们看了电视，知道他爸是艾滋病，都在嘲笑他，还把他的椅子扔到外面，不让他在教室里坐。儿子跑回家，说不想上学了。“我骂了他，说学费都交了，不上学咋行？结果，孩子就跑了。”老婆后悔地说。
于是，老纪赶紧去找，整个村子都找遍了，就是没人影。7天后，儿子突然站在家门口，老纪把他拉进屋。原来，儿子逃学后，躲在一个废弃的果园棚里，饿了就从地上捡几个烂苹果，冷了就钻进草堆里。在刺骨的寒风中，他实在扛不住了，才想到回家，但是，他再也不愿意上学了。结果，初中没毕业，就到外地当了搬运工。
当时，老纪的女儿上小学。在学校，同学们都说她有艾滋病。她摸过的地方，别人都不敢碰。一下课，全班人都跑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对于这些，女儿都藏在心里，从来不说。直到有一天，她回家后突然哭起来，老纪才知道真相。于是，老纪拿着艾滋病宣传资料找到了校长，校长随后开了会，告诉同学们艾滋病不可怕。后来，女儿转到了县中学，生活才恢复平静。
老纪家的窑洞，多年前被雨冲塌了。村里有人盖了新房，窑洞空着，就让他住了。老纪从北京一回来，窑主就找上门来，撵他赶快搬家。老纪很生气，说没地方去，就是不搬。
正在老纪焦头烂额的时候，老婆感冒了，早晨起来还吐血。村里人疯传，她也染上艾滋病了，胃都出血了。老婆听到这些，气得躺在炕上闹绝食，三天不吃不喝。老纪做好饭，老婆一把推开，说一家人都让他害惨了。老纪一气之下，开着摩托车就往外面冲，说：“你不活了，我也不活了！”结果，老婆躺不住了，马上喊人去追老纪，终于在山沟里把老纪截住了。老纪一屁股坐在地上，哞哞地哭，像头受伤的老牛。
后来，在几位病友的帮助下，老婆同意去医院治疗。结果，不是胃出血，而是牙龈出血，吃了点药就好了。
“最难的时候总算过去了。从去年起，村里人办红白喜事，也开始请我了。”老纪宽慰地说。在他看来，这是6年来最大的变化。
第一次吃请时，他高高兴兴地坐上了桌。村里一般是8人一桌，可他一坐下，其他人就假装有事，一个个全没影了。有人还讽刺他：“你一个人吃一桌啊？”这时，他才意识到，原来有的村民还是对他另眼看待。有了这次教训，他再赴宴时，专找外村人的桌子坐，因为外村人不认识他。
最苦恼的，还是看病难
最让老纪苦恼的，还是看病难。艾滋病人的免疫力差，经常感冒发烧。村里有个卫生室，但离他家较远，不太方便。邻村倒是有3个私人诊所，但一见他来，谁也不给输液。一名村医说：“我不挣你的钱，你走吧。如果我给你一扎，村里人都不来了，我就得关门。”他到县医院看病，医生一看验血结果，脸立刻就沉下来说：“到外面看去吧！”
无奈，他只好学着自己扎针输液。在药店，他每次都是买一大箱盐水、葡萄糖、头孢等，回家自己输。唯一的问题是，由于这些药是自购的，新农合不给报销。这些年，他家里堆满了空瓶子，连收破烂的人都好奇地问：“你家是卖药的吧？”
老纪久病成医，不仅要给自己输液，还要管其他病友。邻村的艾滋病人感冒发烧，都给他打电话。他知道艾滋病人的难处，总是二话不说就去。
两年前，邻村有一对艾滋病夫妻，突然病重，躺在床上起不来，家里一贫如洗。老纪实在看不下眼了，就到县政府反映情况。那天，他在县政府门口等了一上午，总算堵住了一名县领导。那名县领导问：“你找我干甚？”老纪说：“我想反映点艾滋病人的事。”领导不耐烦地说：“有困难找民政去，别找我！”
6年来，老纪一直吃国家免费提供的抗病毒药物，去年耐药了，需要重新换药。他找到运城市的一家医院，结果，医生一看是他，就是不给换。老纪说：“前几年，我陪病友来过这里，那个医生态度很恶劣，我就给卫生局长打电话，投诉了他。也许是因为我告过状，他才这么对待我。”
空闲时，老纪总想起当年卖血的事情。那是1993年，他才28岁，村里有个地下单采血浆站，很多人都去卖血挣钱。一次抽400毫升，给50元。老纪先后卖了7次，只拿到5次的钱，因为后来血站就被查封了，血头被抓，钱也没拿到。当时，他们把血抽出来后，都混在一个容器里。分离出血浆后，红血球再输回体内，而这恰恰让很多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那时没知识，还以为把红血球输回来对身体有好处，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老纪说。
幸运的是，老纪的老婆、孩子都没感染。他说：“我和家人吃饭，从来不分碗筷。我吃剩的饭，我老婆也吃。要是手划破了，出血了，我就会注意，让他们别碰。其他方面基本没有影响。”
“这一两年，不知是咋了，老是生病。别说干活了，就是发个短信都费力，身上乏得很。”老纪的声音有点沙哑。
要是政府能给一些优惠政策
这些年，老纪已经习惯了别人的冷眼。
2005年，他看见村里人盖房子，就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当个小工。人家说：“现在人够了，不够再叫你。”其实，当天晚上，那家人还在村里到处找小工呢。
老纪是一个内心很要强的人，这些年从没找过政府领导。村里人都说：“你上过电视，成名人了，有啥困难国家都会管。没钱了，打个电话就有人送。”对此，老纪只能苦笑。
现在，老纪还想做点生意。比如，开个药材收购点，把村民的药材收上来，再卖到城里，但是，这至少需要三四万元本钱。他说，要是政府能给艾滋病人一些优惠政策，信用社再给贷点款，生活就不愁了。
2010年12月1日，老纪还住在佑安医院。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医药费欠了几千元。老婆来电话说，煤又涨了价，家里的开支越来越大，都快撑不住了。为此，老纪很是着急。一有空儿，他就在楼道里打电话：“喂，求你个事，帮我问问哪里需要红丝带？”
窗外，寒风吹着落叶。床下，两个蛇皮袋还是满满的。
摘自《人民日报》201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