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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花落，斗转星移，离开《山西师大学报》主编的岗位，近20年了。但我和学报同事们的心总连在一起。在相对偏僻而又远离省城的临汾市，《山西师大学报》（文科版）一直跻身于全国高等院校学报的前列。在过去全国高等院校学报核心期刊的基础上，如今成为“全国中文类核心期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中国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华北地区优秀期刊、山西省一级期刊”。我为学报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而欢欣鼓舞。
山西师大学报的领导和同志们，与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每年春节都要给我寄贺卡，2004年的贺卡写着：“我们都忘不了您，是您为学报打好了基础，带出了一支过硬的编务队伍。”这话对我是过誉，但他们的好意我领了。在庆祝学报创刊30周年活动中，又特邀我出席讲话。往事历历，恍然如昨，不禁使我想起过去艰难而欢乐的创业岁月。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刻苦学习，勤奋敬岗；千方百计，提高质量，思想解放，以弱胜强。从中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大背景下，山西文化教育事业前进的一个侧影。
我是1987年初离开师大学报赴省政协任职的。由于师大党委的重视和学报编辑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在我离开前，学报就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到社会的厚爱。1980年，日本中国研究所出版了《中国大学学报总目录》，共选中国17所大学（其中15所是重点大学）学报，山西师大学报即名列其中。全国《大学图书馆通讯》（设北京大学）1983年长文发表了《关于高等院校社科学报核心刊物》一文，山西师大学报名列前茅。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6年底，全国省级以上报刊全文转载或摘要介绍山西师大学报论文共295篇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介绍210篇，《新华文摘》转发14篇，《高校学报文摘》摘要28篇，《文摘报》介绍14篇，《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摘介29篇。当时，它已发行到美、苏、英、法、日、德、瑞士、新西兰、毛里求斯和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个大学学报，要屹立于教育资源雄厚的高等教育界，必须以质量取胜。以1980年为例，当时我院教职工有1300多人，专任教师600多人，但重大的科研成果少，优势学科少，学术带头人少，有造诣、在学术界有威望的专家更少。但是我们也有优势：中青年骨干教师多。且大多是“文革”前国内30多所重点大学培养出来的佼佼者，他们“远缘杂交”、功底扎实，勇于思考，善于创造，综合素质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我们决心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学会自己走路。
一、借助外援，扬长补短，校内校外相结合
在本身力量弱的情况下，我们先借助外援，发展自己。用当时的话讲，就叫借鸡生蛋，借船出海。在前几年，我们先后发表了贾兰坡、白寿彝、侯外庐、任继愈、李健吾、郭汉城、马少波、吴晓铃、吴组缃、王瑶、启功、吴世昌、端木蕻良、贾植芳、王季思、周振甫、霍松林、杜任之、黄楠森、萧灼基、王梦奎、卫兴华、晓亮、刘国光、李秀林、叶朗、胡文彬、陆一帆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的论文。每期有名家坐底，打头阵，再陆续推出我院中青年教师的研究成果。经过十多年锻炼，其中一批人已成为著名的教授、专家，或领导干部。如冯子标同志，当时还是讲师，学报先后发过他《实践之树常青》、《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和经济学界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论争》等一批论文。后来，他成为我国经济界的著名教授，曾担任山西财经大学校长，现任博士生导师。
二、提高学术质量，
坚持学术研究与争鸣探索相结合
从一开始，我们就抓学术质量，鼓励学术创新。比如，在1985年第一期发表了梁衡同志的《文章自然相似论》。他对杨朔散文模式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杨朔式的‘物———人———理’三段论作文法，便是直接将内容和思想都已定死。”“逼得你去虚构、去拔高、去说假话。我认为，现在已需要再来一次新的‘古文运动’破掉这个新八股。”从艺术美学角度，从中国散文史发展的广度，系统批评杨朔式散文的形式主义，在国内这是最早的一篇，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十多家刊物予以介绍。
我们一直强调提高学术质量。在发表学术论文时，同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条件时即组织学术争鸣。先后组织过关于“山药蛋流派”的讨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规律的讨论，李商隐诗歌的讨论，晋国国都的讨论，张良籍贯的讨论，山西地方史的讨论等等。比如，关于“山药蛋流派”的讨论，全国有十多个省市送来文章，持续一年，发表了20多篇论文。《光明日报》发专文予以介绍。在实践中，我们感到发扬学术民主，重视学术争鸣，可使问题讨论深入，引起社会关注，加速中青年教师成长。比如，当时任讲师的孙铭有同志，就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规律提出不同见解，学报就连续发表了他《试论不平衡规律的普遍性———同刘世钰同志商榷》（1981年2月），《试论英法等国不平衡现象产生的原因》（1982年4月）等几篇论文。宁夏大学、西南师大等八所大学都有反响，有的还列入他们的教材参考资料。孙铭有同志也步步深入，系统研究马列文论，陕西人民出版社、艺术出版社先后出了他的专著。如今他已成为著名的马列文艺理论教授。
三、基础研究与服务大局相结合
我们在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史学、文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基础理论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同时注意面向实际，对重大的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总的说处于步履艰难，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学报编辑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当即和政史系、马列教研室联合组织了两次讨论会，并在1978年三期、四期连续发表了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12篇。这在当时，是山西动手较早、集中发表这方面文章最多的一家。再比如，1978年“左”的大寨记工法还占统治地位。在调查研究中，我院教师冯子标同志，看出了它对发展生产力的严重阻碍作用，写出了《试论农村人民公社定额记分制度》，较早地不点名批评了大寨经验中“左”的东西，我们学报在1978年第四期予以发表，《光明日报》予以转载。当时，全国经济理论研讨会也把此文列为重点论文。
四、专题研究与系统配套相结合
许多读者反映，学报发的文章，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杂，看了上期不知道下期，读者感到不过瘾；再一个是闷，文章很长，老气横秋，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当然，学报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办成文艺刊物或专业杂志。所以，我们还是要重点发表各领域原创性的新成果。另一方面，为了使学报相对集中，我们也注意发表配套文章。
这里所说的配套，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每期发的文章，相近的编组发表，使中心相对突出；（2）就数字多少而论，大中小结合。大的1万多字，中的7000字左右，小的3000字以下。有人总说学术研究文章就是要长，不长怎有深度呢？这涉及到文风问题。需要深入开掘、有创见而且确有充分论据的，该长就是要长。但是，没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没有多少新鲜见解的东西，为什么硬要面面俱到、套话连篇呢？难道学术文章非要摆出这样一副严肃面孔吗？我们努力使学报充实，活泼，努力使它文笔犀利，语言精炼，每期发20篇左右的文章，大中小结合，以中型为主，同时在编排上重点突出，版面也做一些必要的美化，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社少，出版论著是很困难的，中青年的教材新著更难出版。我们选择优秀中青年的专著，以讲座连载的形式发表。当时陆续推出的有陆一帆副教授的《美学》、张钦尧副教授的《外国文学》、傅毓钤讲师的《训诂学》、王济亨副教授的《诗品译析》、李孟存副教授等的《晋国史》、卫文选副教授的《历史官职》等。这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他们从中广泛听取意见，深化教材改革，既为出版创造了条件，又对某一学科有个系统的学习，同时也扩大了读者群，特别受到中青年教师和大学生们的欢迎。比如，1984年6月，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来信说：“你们《学报》借的人真多，几本都磨破了，寄钱再购买十本。”连载的教材以后都陆续出版，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
五、面向全国，同时要突出地方和区域特色
学报要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在这方面，我们发表了国外教育研究，国内外学术新论评介等论文。但是，作为一所地方高等院校，同时也要面向本地区重大问题的研究，而且要逐步形成地域优势。为此，我们先后开了山西作家研究、山西戏曲研究、太岳解放区历史、牺盟会与决死队、晋国史研究、山西党史人物、山西农业经济地理等。比如，学报1982年第一期发表了《元初戏曲演出的重要史证———山西新绛元墓戏雕考述》，就新绛出土的元初戏雕、舞雕、乐雕和壁画做了考证，说明我国戏曲在元初除城市外，在晋南广大农村已有频繁演出，角色行当有了新的变化，唱堂会的风气十分普遍。晋南的戏曲艺术是当时全国最繁荣的地区。学报还陆续发表了上述作者所写的《从北宋舞楼的出现看中国戏曲的发展———山西中南部三通舞楼碑刻考述》、《试论山西锣鼓杂戏》等论文，引起吴晓铃、郭汉城、马少波、李健吾等专家的高度重视。《文物》、《戏曲研究》、《中国戏曲年鉴》等刊物相继做了介绍。当时，这几位作者还是讲师、助教，以他们为骨干，学校组成了戏曲研究室，以后又发展为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他们先后都成为著名的教授、编审。目前该所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重点研究机构，正筹备招收博士研究生。
再比如关于晋国史研究，当时学报先后连载了《西周时期的晋国》、《晋国的农业》、《晋国的军制》等论文。当时仅是晋国史研究室，后来发展为晋国史研究所。该研究所如今已成为山西师大在全国有影响的重点学术机构，在文化强省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学报一班人解放思想，努力提高学术质量，尊重真理，尊重专家，但不迷信权威。比如，1981年初，一位大军区副政委寄来一篇近两万字的《华主席在山西的军事活动》，我们看后，认为有拔高之嫌，送党委审查。党委书记王增谦（后任省委党校常委副校长）抗日时期曾和华国锋同志一起在文水、交城一带活动。他说，华国锋同志当时做了许多工作，但决不能因为他今天是党中央主席，就编造、就拔高，他签字“此文不宜发表。”1982年2月4日，原文作者致函编辑部道谢：“学报把关好，没有发表那篇多有不实之辞的文章……是对我政治上的真正爱护。”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述：1980年，学报请国学大师、书法家启功题写了刊名。他一共写了横竖三个刊名供选择，我们选用了一幅。字体流畅，苍劲，挺拔，熠熠生辉，使刊物大为增色。但到1984年却出了一件大事。因为应学校恳请，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为山西师范大学题了校名。学校公章、校牌、出入证、毕业证等都换成了胡体，学报刊名怎能不换？这可是对中央的政治态度啊。一方面我们为胡总书记的题字而感动，一方面又为启功大师的刊名题签而恋恋不舍。经过认真讨论，我们认为学术刊物应尊重启功大师。所以专门印了一张插页，刊载了总书记的题名，以告读者，对总书记隆重致敬，诚心致谢。启功题写的刊名，照旧使用，现在仍在使用。
当时，我和陈建中、畅引婷（如今都是著名的教授、编审）与学报全体人员一起，甘苦与共，奋力拼搏，使山西师大学报跻身全国核心期刊之列。我离开学报赴省任职后，曲家源、陈建中、畅引婷相继担任主编，使学报更上一层楼，他们做出了更优异的成绩。从山西师大学报的发展上，反映出山西前进的侧影，也为那个年代留下了一页重要的记录。
山西师大学报的领导和同志们，与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每年春节都要给我寄贺卡，2004年的贺卡写着：“我们都忘不了您，是您为学报打好了基础，带出了一支过硬的编务队伍。”这话对我是过誉，但他们的好意我领了。在庆祝学报创刊30周年活动中，又特邀我出席讲话。往事历历，恍然如昨，不禁使我想起过去艰难而欢乐的创业岁月。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刻苦学习，勤奋敬岗；千方百计，提高质量，思想解放，以弱胜强。从中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大背景下，山西文化教育事业前进的一个侧影。
我是1987年初离开师大学报赴省政协任职的。由于师大党委的重视和学报编辑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在我离开前，学报就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到社会的厚爱。1980年，日本中国研究所出版了《中国大学学报总目录》，共选中国17所大学（其中15所是重点大学）学报，山西师大学报即名列其中。全国《大学图书馆通讯》（设北京大学）1983年长文发表了《关于高等院校社科学报核心刊物》一文，山西师大学报名列前茅。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6年底，全国省级以上报刊全文转载或摘要介绍山西师大学报论文共295篇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介绍210篇，《新华文摘》转发14篇，《高校学报文摘》摘要28篇，《文摘报》介绍14篇，《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摘介29篇。当时，它已发行到美、苏、英、法、日、德、瑞士、新西兰、毛里求斯和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个大学学报，要屹立于教育资源雄厚的高等教育界，必须以质量取胜。以1980年为例，当时我院教职工有1300多人，专任教师600多人，但重大的科研成果少，优势学科少，学术带头人少，有造诣、在学术界有威望的专家更少。但是我们也有优势：中青年骨干教师多。且大多是“文革”前国内30多所重点大学培养出来的佼佼者，他们“远缘杂交”、功底扎实，勇于思考，善于创造，综合素质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我们决心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学会自己走路。
一、借助外援，扬长补短，校内校外相结合
在本身力量弱的情况下，我们先借助外援，发展自己。用当时的话讲，就叫借鸡生蛋，借船出海。在前几年，我们先后发表了贾兰坡、白寿彝、侯外庐、任继愈、李健吾、郭汉城、马少波、吴晓铃、吴组缃、王瑶、启功、吴世昌、端木蕻良、贾植芳、王季思、周振甫、霍松林、杜任之、黄楠森、萧灼基、王梦奎、卫兴华、晓亮、刘国光、李秀林、叶朗、胡文彬、陆一帆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的论文。每期有名家坐底，打头阵，再陆续推出我院中青年教师的研究成果。经过十多年锻炼，其中一批人已成为著名的教授、专家，或领导干部。如冯子标同志，当时还是讲师，学报先后发过他《实践之树常青》、《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和经济学界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论争》等一批论文。后来，他成为我国经济界的著名教授，曾担任山西财经大学校长，现任博士生导师。
二、提高学术质量，
坚持学术研究与争鸣探索相结合
从一开始，我们就抓学术质量，鼓励学术创新。比如，在1985年第一期发表了梁衡同志的《文章自然相似论》。他对杨朔散文模式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杨朔式的‘物———人———理’三段论作文法，便是直接将内容和思想都已定死。”“逼得你去虚构、去拔高、去说假话。我认为，现在已需要再来一次新的‘古文运动’破掉这个新八股。”从艺术美学角度，从中国散文史发展的广度，系统批评杨朔式散文的形式主义，在国内这是最早的一篇，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十多家刊物予以介绍。
我们一直强调提高学术质量。在发表学术论文时，同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条件时即组织学术争鸣。先后组织过关于“山药蛋流派”的讨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规律的讨论，李商隐诗歌的讨论，晋国国都的讨论，张良籍贯的讨论，山西地方史的讨论等等。比如，关于“山药蛋流派”的讨论，全国有十多个省市送来文章，持续一年，发表了20多篇论文。《光明日报》发专文予以介绍。在实践中，我们感到发扬学术民主，重视学术争鸣，可使问题讨论深入，引起社会关注，加速中青年教师成长。比如，当时任讲师的孙铭有同志，就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规律提出不同见解，学报就连续发表了他《试论不平衡规律的普遍性———同刘世钰同志商榷》（1981年2月），《试论英法等国不平衡现象产生的原因》（1982年4月）等几篇论文。宁夏大学、西南师大等八所大学都有反响，有的还列入他们的教材参考资料。孙铭有同志也步步深入，系统研究马列文论，陕西人民出版社、艺术出版社先后出了他的专著。如今他已成为著名的马列文艺理论教授。
三、基础研究与服务大局相结合
我们在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史学、文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基础理论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同时注意面向实际，对重大的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总的说处于步履艰难，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学报编辑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当即和政史系、马列教研室联合组织了两次讨论会，并在1978年三期、四期连续发表了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12篇。这在当时，是山西动手较早、集中发表这方面文章最多的一家。再比如，1978年“左”的大寨记工法还占统治地位。在调查研究中，我院教师冯子标同志，看出了它对发展生产力的严重阻碍作用，写出了《试论农村人民公社定额记分制度》，较早地不点名批评了大寨经验中“左”的东西，我们学报在1978年第四期予以发表，《光明日报》予以转载。当时，全国经济理论研讨会也把此文列为重点论文。
四、专题研究与系统配套相结合
许多读者反映，学报发的文章，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杂，看了上期不知道下期，读者感到不过瘾；再一个是闷，文章很长，老气横秋，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当然，学报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办成文艺刊物或专业杂志。所以，我们还是要重点发表各领域原创性的新成果。另一方面，为了使学报相对集中，我们也注意发表配套文章。
这里所说的配套，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每期发的文章，相近的编组发表，使中心相对突出；（2）就数字多少而论，大中小结合。大的1万多字，中的7000字左右，小的3000字以下。有人总说学术研究文章就是要长，不长怎有深度呢？这涉及到文风问题。需要深入开掘、有创见而且确有充分论据的，该长就是要长。但是，没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没有多少新鲜见解的东西，为什么硬要面面俱到、套话连篇呢？难道学术文章非要摆出这样一副严肃面孔吗？我们努力使学报充实，活泼，努力使它文笔犀利，语言精炼，每期发20篇左右的文章，大中小结合，以中型为主，同时在编排上重点突出，版面也做一些必要的美化，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社少，出版论著是很困难的，中青年的教材新著更难出版。我们选择优秀中青年的专著，以讲座连载的形式发表。当时陆续推出的有陆一帆副教授的《美学》、张钦尧副教授的《外国文学》、傅毓钤讲师的《训诂学》、王济亨副教授的《诗品译析》、李孟存副教授等的《晋国史》、卫文选副教授的《历史官职》等。这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他们从中广泛听取意见，深化教材改革，既为出版创造了条件，又对某一学科有个系统的学习，同时也扩大了读者群，特别受到中青年教师和大学生们的欢迎。比如，1984年6月，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来信说：“你们《学报》借的人真多，几本都磨破了，寄钱再购买十本。”连载的教材以后都陆续出版，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
五、面向全国，同时要突出地方和区域特色
学报要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在这方面，我们发表了国外教育研究，国内外学术新论评介等论文。但是，作为一所地方高等院校，同时也要面向本地区重大问题的研究，而且要逐步形成地域优势。为此，我们先后开了山西作家研究、山西戏曲研究、太岳解放区历史、牺盟会与决死队、晋国史研究、山西党史人物、山西农业经济地理等。比如，学报1982年第一期发表了《元初戏曲演出的重要史证———山西新绛元墓戏雕考述》，就新绛出土的元初戏雕、舞雕、乐雕和壁画做了考证，说明我国戏曲在元初除城市外，在晋南广大农村已有频繁演出，角色行当有了新的变化，唱堂会的风气十分普遍。晋南的戏曲艺术是当时全国最繁荣的地区。学报还陆续发表了上述作者所写的《从北宋舞楼的出现看中国戏曲的发展———山西中南部三通舞楼碑刻考述》、《试论山西锣鼓杂戏》等论文，引起吴晓铃、郭汉城、马少波、李健吾等专家的高度重视。《文物》、《戏曲研究》、《中国戏曲年鉴》等刊物相继做了介绍。当时，这几位作者还是讲师、助教，以他们为骨干，学校组成了戏曲研究室，以后又发展为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他们先后都成为著名的教授、编审。目前该所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重点研究机构，正筹备招收博士研究生。
再比如关于晋国史研究，当时学报先后连载了《西周时期的晋国》、《晋国的农业》、《晋国的军制》等论文。当时仅是晋国史研究室，后来发展为晋国史研究所。该研究所如今已成为山西师大在全国有影响的重点学术机构，在文化强省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学报一班人解放思想，努力提高学术质量，尊重真理，尊重专家，但不迷信权威。比如，1981年初，一位大军区副政委寄来一篇近两万字的《华主席在山西的军事活动》，我们看后，认为有拔高之嫌，送党委审查。党委书记王增谦（后任省委党校常委副校长）抗日时期曾和华国锋同志一起在文水、交城一带活动。他说，华国锋同志当时做了许多工作，但决不能因为他今天是党中央主席，就编造、就拔高，他签字“此文不宜发表。”1982年2月4日，原文作者致函编辑部道谢：“学报把关好，没有发表那篇多有不实之辞的文章……是对我政治上的真正爱护。”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述：1980年，学报请国学大师、书法家启功题写了刊名。他一共写了横竖三个刊名供选择，我们选用了一幅。字体流畅，苍劲，挺拔，熠熠生辉，使刊物大为增色。但到1984年却出了一件大事。因为应学校恳请，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为山西师范大学题了校名。学校公章、校牌、出入证、毕业证等都换成了胡体，学报刊名怎能不换？这可是对中央的政治态度啊。一方面我们为胡总书记的题字而感动，一方面又为启功大师的刊名题签而恋恋不舍。经过认真讨论，我们认为学术刊物应尊重启功大师。所以专门印了一张插页，刊载了总书记的题名，以告读者，对总书记隆重致敬，诚心致谢。启功题写的刊名，照旧使用，现在仍在使用。
当时，我和陈建中、畅引婷（如今都是著名的教授、编审）与学报全体人员一起，甘苦与共，奋力拼搏，使山西师大学报跻身全国核心期刊之列。我离开学报赴省任职后，曲家源、陈建中、畅引婷相继担任主编，使学报更上一层楼，他们做出了更优异的成绩。从山西师大学报的发展上，反映出山西前进的侧影，也为那个年代留下了一页重要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