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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呼唤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话题。我说过：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没有理想主义精神，就不要从事教育，但我们又是在现实的种种矛盾、困惑中从事教育的。因此，在当代中国，培育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都是很难的，但我们仍要去努力，去挣扎。
我想用自己退休后的经历来说明这个问题。我曾把自己退休后的五年生涯，概括为一句话：“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2002年6月27日，我在北大上完最后一节课。我曾说，自己是北大校园里的一只“乌鸦”，经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理想主义的、具有批判性的（即所谓“不大讲规矩”）的知识分子、教授，在北京大学，以至整个日益体制化与功利化的中国大学校园里，已经难以生存了。我也真该走了。
但我仍然要坚守在教育岗位上。
我到哪里去呢？
到中学去讲鲁迅——这其实是我内心的渴望：回到自己少年时期的“精神家园”，这是一次心灵的“归根”。
我到中学讲鲁迅，还怀有教育实验的目的：一是进行“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的试验，以恢复五四开创的“大学与中学相互交流”、“大学里的人文知识分子参与基础教育建设”的传统；二是做“在中学开设《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的试验，以实现我的“让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文化经典在孩子心上扎根”的教育理想，在我看来，这是一项民族精神的基本建设。
但课上得很艰难，而且遇到了我未曾料到的问题。首先，开课本身就受到很大限制：不敢在高三上，怕影响高考；上课时间也只能在上完正课的四点钟以后，实际上是占据了学生的休息时间，我自己就有一种负罪感。最想不到的是学生的反应。开始听课的学生很多，后来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始终坚持下来的，大约在20名至30名之间，而且都很认真，也确有收获。老师们和鲁迅研究界的朋友都认为这就很不错了。问题是：为什么还有许多学生坚持不下来？后来一位学生对我说了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来听你的课——这位学生一语道破了当下中国中学教育的实情：“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教育者（校长、老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了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学校园，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切不能为应试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越是城市里的重点中学，越是如此。我的教育理想再一次落空了。
但我仍然要坚守在教育岗位上。
到哪里去呢？
这是我的另一个目标：离开中心，到边缘地带、边远地区去，那里更需要我，那里可能存在某种缝隙。于是我到了贵州，我曾在那里度过我的青春岁月。这是一次“寻根之旅”。
我依然带着一个实验课题。在全球化的时代，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有一种认知上的陌生感，情感与心理上的疏离感，这就隐含着个人以至民族失根的危机。我因此提出，要在青少年中进行“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教育。我决定从编写地方文化教材入手，和贵州的朋友一起编写了《贵州读本》，并带着它到贵州大专院校作巡回演讲。
在受到欢迎的同时，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我特意到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去，和他们谈传承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语言的问题。但大学生告诉我，他们学了民族语言没有用，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民族语言的传承，而是如何熟练地掌握汉语和外语。因此，他们向我这位北京来的教授提的问题是：如何学好英语？我遭遇了教育的尴尬：这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错位。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国家。我在北京，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自然强烈地感觉到本土文化（传统文化、地方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失落的危机，因此强调本土文化的保卫和传承问题；而尚处在前现代社会的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年，更关注的却是他们及其家庭的温饱问题——如何尽快脱贫致富，文化（包括语言）的传承他们暂时还无法顾及。面对这样的错位，当然不是要放弃我们的教育理想，而是必須正视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探讨“发展经济与文化传承”、“继承与创新”、“保护和开发”、“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问题，在此基础上调整、丰富、发展我们的教育理想。
这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从事“乡土教材”的编写工作，我想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遇到我遭遇过的问题。我的这些经验教训或许对他们有参考价值，而我自己能够做的工作，却越来越有限了。
但我仍然坚守在教育岗位上。
我把目光又转向新农村建设中的教育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问题。
我的这种转移，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我看来，教育问题在新农村建设和西部开发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认，农村教育人才的培养问题也还没有进入大学教育改革的视野，农村教育事实上是中国教育一个最薄弱的又是关键性的环节。既然认识到这一点，就有责任为之大声疾呼。我对自己说，应该做“雪中送炭”的事，而不是“锦上添花”。另一方面，关心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小学教育，也是一种期待和奢望：或许正因为不被重视，正因为落后，反而存在着某些应试教育没有完全占领的空间，为进行理想教育实验提供某种可能性。这也可以说是“后发展优势”吧。
也就是说，我对农村教育的关注，同样怀有进行教育实验的企望。但我很清楚，在这个领域，我已经不太可能参与直接的教育实践，而只能作一些思考。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充当“吹鼓手”。在我看来，首先需要确立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与西部开发中的战略地位：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是人的问题，教育是决定新农村建设、西部开发的制约性因素；同时，对农村教育问题应有一个全面的观照与规划。它包括三个方面的教育问题。首先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教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村学校教育”。其次，是社区教育体系中的大众教育，即“农民教育”，也包括“打工者的教育”。其三，是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这也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学教育，特别是地方院校应把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二是青年志愿者的民间组织的培训以及志愿者文化的培育问题。
在我看来，南京浦口行知学校、安徽休宁胜德平民学校、山西柳林县前元庄实验学校的教育实验等，都为农村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我们所期待的教育家正在中国基层民间教育的实践中悄悄地孕育、诞生。我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为这样一些艰难前行的民间教育实验摇旗呐喊，进行某些理论思考，或许这就是我这样一个退休而仍然坚守教育岗位的老人所能够做的事情。
我也因此更坚定了我的三个信念，正是这三个信念，支撑着我，虽“屡战屡败”，仍“屡败屡战”：
教育是立人立国之根本，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长远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我愿意为教育献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教育的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结合，国家主导之外，应有广泛的民间参与，形成相互补充与制约——因此，我愿意做民间教育改革的支持者与参与者。
“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大学教授，学院里的学者有责任参与农村建设事业，包括乡村文化、教育实践。这本来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传统：上世纪30年代北京的大学教授就发动了“博士下乡”运动，成立了“农村建设促进会”——因此，我愿意追随先驱者，为农村文化、教育建设贡献人生之余力，并期待和呼吁更多的大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和有影响的学者更自觉地参与到新农村教育事业中来，这里确实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作者系知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博导）
我想用自己退休后的经历来说明这个问题。我曾把自己退休后的五年生涯，概括为一句话：“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2002年6月27日，我在北大上完最后一节课。我曾说，自己是北大校园里的一只“乌鸦”，经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理想主义的、具有批判性的（即所谓“不大讲规矩”）的知识分子、教授，在北京大学，以至整个日益体制化与功利化的中国大学校园里，已经难以生存了。我也真该走了。
但我仍然要坚守在教育岗位上。
我到哪里去呢？
到中学去讲鲁迅——这其实是我内心的渴望：回到自己少年时期的“精神家园”，这是一次心灵的“归根”。
我到中学讲鲁迅，还怀有教育实验的目的：一是进行“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的试验，以恢复五四开创的“大学与中学相互交流”、“大学里的人文知识分子参与基础教育建设”的传统；二是做“在中学开设《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的试验，以实现我的“让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文化经典在孩子心上扎根”的教育理想，在我看来，这是一项民族精神的基本建设。
但课上得很艰难，而且遇到了我未曾料到的问题。首先，开课本身就受到很大限制：不敢在高三上，怕影响高考；上课时间也只能在上完正课的四点钟以后，实际上是占据了学生的休息时间，我自己就有一种负罪感。最想不到的是学生的反应。开始听课的学生很多，后来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始终坚持下来的，大约在20名至30名之间，而且都很认真，也确有收获。老师们和鲁迅研究界的朋友都认为这就很不错了。问题是：为什么还有许多学生坚持不下来？后来一位学生对我说了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来听你的课——这位学生一语道破了当下中国中学教育的实情：“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教育者（校长、老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了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学校园，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切不能为应试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越是城市里的重点中学，越是如此。我的教育理想再一次落空了。
但我仍然要坚守在教育岗位上。
到哪里去呢？
这是我的另一个目标：离开中心，到边缘地带、边远地区去，那里更需要我，那里可能存在某种缝隙。于是我到了贵州，我曾在那里度过我的青春岁月。这是一次“寻根之旅”。
我依然带着一个实验课题。在全球化的时代，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有一种认知上的陌生感，情感与心理上的疏离感，这就隐含着个人以至民族失根的危机。我因此提出，要在青少年中进行“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教育。我决定从编写地方文化教材入手，和贵州的朋友一起编写了《贵州读本》，并带着它到贵州大专院校作巡回演讲。
在受到欢迎的同时，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我特意到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去，和他们谈传承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语言的问题。但大学生告诉我，他们学了民族语言没有用，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民族语言的传承，而是如何熟练地掌握汉语和外语。因此，他们向我这位北京来的教授提的问题是：如何学好英语？我遭遇了教育的尴尬：这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错位。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国家。我在北京，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自然强烈地感觉到本土文化（传统文化、地方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失落的危机，因此强调本土文化的保卫和传承问题；而尚处在前现代社会的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年，更关注的却是他们及其家庭的温饱问题——如何尽快脱贫致富，文化（包括语言）的传承他们暂时还无法顾及。面对这样的错位，当然不是要放弃我们的教育理想，而是必須正视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探讨“发展经济与文化传承”、“继承与创新”、“保护和开发”、“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问题，在此基础上调整、丰富、发展我们的教育理想。
这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从事“乡土教材”的编写工作，我想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遇到我遭遇过的问题。我的这些经验教训或许对他们有参考价值，而我自己能够做的工作，却越来越有限了。
但我仍然坚守在教育岗位上。
我把目光又转向新农村建设中的教育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问题。
我的这种转移，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我看来，教育问题在新农村建设和西部开发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认，农村教育人才的培养问题也还没有进入大学教育改革的视野，农村教育事实上是中国教育一个最薄弱的又是关键性的环节。既然认识到这一点，就有责任为之大声疾呼。我对自己说，应该做“雪中送炭”的事，而不是“锦上添花”。另一方面，关心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小学教育，也是一种期待和奢望：或许正因为不被重视，正因为落后，反而存在着某些应试教育没有完全占领的空间，为进行理想教育实验提供某种可能性。这也可以说是“后发展优势”吧。
也就是说，我对农村教育的关注，同样怀有进行教育实验的企望。但我很清楚，在这个领域，我已经不太可能参与直接的教育实践，而只能作一些思考。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充当“吹鼓手”。在我看来，首先需要确立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与西部开发中的战略地位：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是人的问题，教育是决定新农村建设、西部开发的制约性因素；同时，对农村教育问题应有一个全面的观照与规划。它包括三个方面的教育问题。首先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教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村学校教育”。其次，是社区教育体系中的大众教育，即“农民教育”，也包括“打工者的教育”。其三，是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这也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学教育，特别是地方院校应把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二是青年志愿者的民间组织的培训以及志愿者文化的培育问题。
在我看来，南京浦口行知学校、安徽休宁胜德平民学校、山西柳林县前元庄实验学校的教育实验等，都为农村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我们所期待的教育家正在中国基层民间教育的实践中悄悄地孕育、诞生。我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为这样一些艰难前行的民间教育实验摇旗呐喊，进行某些理论思考，或许这就是我这样一个退休而仍然坚守教育岗位的老人所能够做的事情。
我也因此更坚定了我的三个信念，正是这三个信念，支撑着我，虽“屡战屡败”，仍“屡败屡战”：
教育是立人立国之根本，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长远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我愿意为教育献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教育的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结合，国家主导之外，应有广泛的民间参与，形成相互补充与制约——因此，我愿意做民间教育改革的支持者与参与者。
“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大学教授，学院里的学者有责任参与农村建设事业，包括乡村文化、教育实践。这本来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传统：上世纪30年代北京的大学教授就发动了“博士下乡”运动，成立了“农村建设促进会”——因此，我愿意追随先驱者，为农村文化、教育建设贡献人生之余力，并期待和呼吁更多的大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和有影响的学者更自觉地参与到新农村教育事业中来，这里确实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作者系知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