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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在海南博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将建设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加强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完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多边合作平台，让绿色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
2018年11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倡议”在伦敦召开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双方共同发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旨在推动全球的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中更多地投资绿色和低碳项目，减少高碳、污染性的投资。
绿色金融怎样降“碳”？
公开资料显示，在亚洲区域内，对经济绿色转型已有广泛共识。主要经济体已经积极行动，韩国在去年推出“绿色新政”，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均提出了减排目标，日本已颁布《绿色债券指引》。
2021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将“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列为今年重点工作，绿色发展领域成为信贷支持新重点。
《巴黎协定》确立了2020年后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据测算，如果实现1.5摄氏度目标导向的转型路径，今后30年内，我国大约需要138万亿元的绿色低碳投资。绿色金融需求巨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论坛视频演讲中说，已经联合相关部门，从促进资金流入绿色行业和领域，促进跨境绿色资金流动等方面，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
近期，易纲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到了绿色金融和碳中和。例如，在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15日联合召开的“绿色金融和气候政策”高级别研讨会上，易纲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称，中国的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目标“要求经济全面、系统性转型。在此过程中，绿色金融可发挥‘加速器’的作用”。
“绿色金融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国家开发银行行长欧阳卫民认为。他介绍，目前，国家开发银行的绿色信贷债券超过2.3万亿元，累计发放的绿色信贷债券达700亿元。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透露，中国再保险集团和瑞士再保险集团最近签署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至此，已有39个全球的大型机构签署了该原则。这些机构管理着高达48万亿美元的资产，并共同承诺要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加强绿色低碳投资。
谈到绿色投资原则，易纲也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鼓励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投资过程中，深化落实，并且要评估法律风险，加强信息评估。“我们也支持多边开发机构发挥专长，为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金融相关能力建设。”
据悉，国家开发银行秉持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一带一路”沿线及共建国家的基础设施、产能合作和民生环保领域支持超过1600亿美元。比如支持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项目，建成后平均年发电量超30亿度，每年减少碳排放350万吨。
2021年4月20日，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金融支持碳中和”圆桌会在海南琼海举行。
2020年是走向碳中和的起始年。
联合国前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指出，人们曾经一度认为，需要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之间进行取舍，如今气候行动和碳中和倡议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择项，而是一个必须项，2020年是一个起始年，各国都开始走向碳中和。
潘基文说，在碳中和问题上要建立全球的合作伙伴关系，同心协力，增强合作，重建强大的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危机，确保全人类都能共同迈向这个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
与潘基文观点接近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
金立群说，过去在气候问题上，很多人有种根深蒂固的取舍性思维，即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放缓二选一。这种消极思维方式影响了国际上从高碳到低碳的投资转型。
他建议，把取舍性思维改为相互促进、相互执行的思维，将投资绿色能源看作是对未来的投入。
金立群说，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从高碳向低碳乃至零碳的转型，过去三四十年来中国相关方面的新技术快速发展，并与其他国家积极在技术方面进行合作。“我对于中国的减碳目标充满了信心”。
对中国的减碳目标，潘基文持赞赏态度。
“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所展现的领导力。”潘基文表示，“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工业规模也非常大，要实现这一目标很不容易。”
“欧洲从1990年碳达峰到2050年碳中和目标有60年的时间，而我们只有30年的时间。这么大的规模要在30年内压缩，这是人类史上没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说。
走向碳中和之路，会有哪些波折？
走向碳中和并不容易。数据显示，2019年全世界对化石能源（煤碳、石油等）依赖度是80%，到2040年将减少10%（至70%）。如果这个预测准确，即使是2040年，全世界还会严重依赖化石能源。使用化石能源，是碳排放的“大户”。
韩国大成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世界能源理事会荣誉主席金英薰预计，一旦全球经济恢复，能源需求就会上涨，那时会发现可再生能源不够，人们可能又会转向供应安全、高效的化石能源。减少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随时都可能倒退。所以，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人们一定要有长期准备。
有着这样担忧的，不止一人。
卡内基气候治理倡议执行主任，前联合国气候变化助理秘书长亚诺什·帕兹托说，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如果各国经济复苏，可能会增加就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在这个过程中要采用低碳、低排放的解决方案。“经济复苏必须与低碳发展联系起来，否则全世界就得付两次账单。”
“在克服疫情之后，我们会面临更加艰巨的气候挑战。”德勤亚太执行官辛迪·胡克说。他提示，要在经济和能源方面做长期决策，要注意各种决策的资金是否用于去碳、减碳的事业，来确保经济恢复的坚韧。
潘基文引用非洲谚语“独行快，众行远”，阐述克服气候危机不是一个短跑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人，能够单独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同心协力。”
4月21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闭幕。当天晚间，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委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
绿色债券，是指将募集资金专门用于支持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产业、绿色项目或绿色经济活动，依照法定程序发行并按约定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截至2020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
三部委在下发文件的通知中表示，这是“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调结构、转方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018年11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倡议”在伦敦召开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双方共同发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旨在推动全球的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中更多地投资绿色和低碳项目，减少高碳、污染性的投资。
绿色金融怎样降“碳”？
綠色金融可发挥“加速器”作用
公开资料显示，在亚洲区域内，对经济绿色转型已有广泛共识。主要经济体已经积极行动，韩国在去年推出“绿色新政”，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均提出了减排目标，日本已颁布《绿色债券指引》。
2021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将“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列为今年重点工作，绿色发展领域成为信贷支持新重点。
《巴黎协定》确立了2020年后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据测算，如果实现1.5摄氏度目标导向的转型路径，今后30年内，我国大约需要138万亿元的绿色低碳投资。绿色金融需求巨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论坛视频演讲中说，已经联合相关部门，从促进资金流入绿色行业和领域，促进跨境绿色资金流动等方面，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
近期，易纲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到了绿色金融和碳中和。例如，在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15日联合召开的“绿色金融和气候政策”高级别研讨会上，易纲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称，中国的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目标“要求经济全面、系统性转型。在此过程中，绿色金融可发挥‘加速器’的作用”。
“绿色金融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国家开发银行行长欧阳卫民认为。他介绍，目前，国家开发银行的绿色信贷债券超过2.3万亿元，累计发放的绿色信贷债券达700亿元。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透露，中国再保险集团和瑞士再保险集团最近签署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至此，已有39个全球的大型机构签署了该原则。这些机构管理着高达48万亿美元的资产，并共同承诺要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加强绿色低碳投资。
谈到绿色投资原则，易纲也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鼓励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投资过程中，深化落实，并且要评估法律风险，加强信息评估。“我们也支持多边开发机构发挥专长，为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金融相关能力建设。”
据悉，国家开发银行秉持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一带一路”沿线及共建国家的基础设施、产能合作和民生环保领域支持超过1600亿美元。比如支持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项目，建成后平均年发电量超30亿度，每年减少碳排放350万吨。
各国都开始走向碳中和
2020年是走向碳中和的起始年。
联合国前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指出，人们曾经一度认为，需要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之间进行取舍，如今气候行动和碳中和倡议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择项，而是一个必须项，2020年是一个起始年，各国都开始走向碳中和。
潘基文说，在碳中和问题上要建立全球的合作伙伴关系，同心协力，增强合作，重建强大的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危机，确保全人类都能共同迈向这个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
与潘基文观点接近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
金立群说，过去在气候问题上，很多人有种根深蒂固的取舍性思维，即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放缓二选一。这种消极思维方式影响了国际上从高碳到低碳的投资转型。
他建议，把取舍性思维改为相互促进、相互执行的思维，将投资绿色能源看作是对未来的投入。
金立群说，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从高碳向低碳乃至零碳的转型，过去三四十年来中国相关方面的新技术快速发展，并与其他国家积极在技术方面进行合作。“我对于中国的减碳目标充满了信心”。
对中国的减碳目标，潘基文持赞赏态度。
“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所展现的领导力。”潘基文表示，“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工业规模也非常大，要实现这一目标很不容易。”
“欧洲从1990年碳达峰到2050年碳中和目标有60年的时间，而我们只有30年的时间。这么大的规模要在30年内压缩，这是人类史上没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说。
走向碳中和，要有长期准备
走向碳中和之路，会有哪些波折？
走向碳中和并不容易。数据显示，2019年全世界对化石能源（煤碳、石油等）依赖度是80%，到2040年将减少10%（至70%）。如果这个预测准确，即使是2040年，全世界还会严重依赖化石能源。使用化石能源，是碳排放的“大户”。
韩国大成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世界能源理事会荣誉主席金英薰预计，一旦全球经济恢复，能源需求就会上涨，那时会发现可再生能源不够，人们可能又会转向供应安全、高效的化石能源。减少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随时都可能倒退。所以，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人们一定要有长期准备。
有着这样担忧的，不止一人。
卡内基气候治理倡议执行主任，前联合国气候变化助理秘书长亚诺什·帕兹托说，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如果各国经济复苏，可能会增加就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在这个过程中要采用低碳、低排放的解决方案。“经济复苏必须与低碳发展联系起来，否则全世界就得付两次账单。”
“在克服疫情之后，我们会面临更加艰巨的气候挑战。”德勤亚太执行官辛迪·胡克说。他提示，要在经济和能源方面做长期决策，要注意各种决策的资金是否用于去碳、减碳的事业，来确保经济恢复的坚韧。
潘基文引用非洲谚语“独行快，众行远”，阐述克服气候危机不是一个短跑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人，能够单独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同心协力。”
4月21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闭幕。当天晚间，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委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
绿色债券，是指将募集资金专门用于支持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产业、绿色项目或绿色经济活动，依照法定程序发行并按约定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截至2020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
三部委在下发文件的通知中表示，这是“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调结构、转方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