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中美元首第一场会晤。会晤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好梦相通的言下之意是，我们尊重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梦想，也愿意与人们一同体会梦想牵引之下的幸福。这一点让美国人感到熟悉，因为在许多年前，那位告诉人们“我有一个梦想”的马丁·路德·金，也同样说过“一个人只有在信仰中才会幸福”。一个很微妙的事实是，许多曾经对中国有误解和猜疑的人，在来到中国后，在切身感受到“中国梦”及其背后的平和心态后，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对中国的诸多认识。
　　美国梦（American Dream）源于从欧洲驶向北美大陆的“五月花”号，定型于华盛顿等开国元勋的制度设计，升华于林肯总统的“废奴宣言”。它最初是开拓梦，而后是建国梦，镀金时代表现为致富梦，进步时代则诠释为机会均等之梦。而这一切，都与希望有关。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期待并设想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从一开始就被描绘成希望之乡。所以，美国人对国家传统的忠诚肯定了关于美好未来的设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对于未来的美好蓝图和自信，凝聚了美国，使之具有活力和创造力。
　　使美国梦一词在美国变得家喻户晓的是1931年5月詹姆斯·亚当斯完成的《美国史诗》一书。这部书的主题是：“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美国梦一词出现在1931年并非偶然，“当时，尽管1929年的股市暴跌已经预示了将要持续多年的大萧条的开始，但人们还是存在一种进取和实现潜力的情绪。”这种情绪和潜在的动能，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敏锐地捕捉到了，从而成为罗斯福新政最根本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今，中国梦的提出，既有时代需求，也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民渴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梦”与“美国梦”的相遇，是增进民族理解的机会，也是对“中国威胁论”的釜底抽薪。
　　正如一些学者所总结的那样，美国对于“中国威胁论”的担忧主要来源于两个领域，首先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美国人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产品，让他们害怕中国人会逐渐夺走美国人的市场、工作和资源；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中美之间在政治、社会制度以及价值理念中产生的冲突。而进一步地说，就是对“中国梦”认识的缺乏。
　　由于一些美国媒体的选择性的报道，一些政客的“问题制造”，一些利益集团的利己驱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带有偏见的、不完整的”的印象，没有充分了解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给美国以至世界带来的机会，没有充分感受到中国人“追梦”的真挚与诚意，没有充分体察到“中国梦”与“美国梦”在本质上的接近——聪明、勤奋与坚忍不拔是实现梦想的必要条件，社会的宽容与“大熔炉”效应是实现梦想的大环境，而个人的进取与个性化的人生选择则是实现梦想的小环境和初始动力。
　　民族之梦的丰富内涵在于，千千万万个寻梦者的努力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也使梦想之园繁花似锦。
　　换言之，这也意味着，中美两国有着更为广阔的理解和相互欣赏的空间。这也是中美两国战略互信的重要文化和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