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衣般礴”，就是脱去上衣，盘腿而坐。
　　《庄子·田子方》里，描述了一位很狂放的画家。宋元公召集画师作画，大家都来受命，人人行礼如仪，接受了国君的揖答，便恭恭谨谨地舔笔调色，承命挥毫。这一日，画师到得很齐，连殿外也坐着许多。唯有一位画师姗姗来迟。见国君本该诚惶诚恐、快步前趋，他却悠然自若、步履舒缓。君臣礼毕，他看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就转身回了住所。宋元公派人去打探，只见此人已经脱掉上衣，正光着膀子，盘腿大坐。宋元公听说后，便道：“行，这可是位真画家。”
　　这位“解衣般礴”的人物姓甚名谁？不知道。画的是什么？也不知道。画得怎么样？还不知道。其实，也不必知道。
　　但凡粗知画史的人，对这位“解衣般礴”的“真画家”就不会陌生。人们喜爱他真挚自由的创作状态，更喜爱他狂放无拘的性格品性，哪怕对其姓氏名讳、绘画题材、艺术造诣等无从知晓。狂放无拘绝非凡夫俗子所能具备，也距离寻常百姓的生活十分遥远。正因为不具备、太遥远，才感觉奇异;正因为奇异，才能充实人们的日常见闻，从而赢得更热烈的爱。
　　这种热爱甚至能够主导公众对文艺家及其作品的偏爱。李白和杜甫齐名，尽管杜甫更关怀民生的疾苦，尽管中唐以来的评论家在不断开掘着杜诗的新意义，但大众却依然故我，更热爱天赋奇才的李白，更推重如江似云的李诗。
　　原因虽有种种，但与风格气象、吟咏内容等诗歌因素比较，李、杜人生经历的不同显然更加重要。虽然杜甫也“旷放不自检”，但毕竟“奉儒守官”、困顿终生，他的经历真实得近乎平淡。李白不同，他狂放豪迈，仗剑好侠，笑傲王侯，显达过，又蹭蹬了，一生浪漫多彩。奇诗、奇人必有奇事。
　　史书的记录终归有限，这不要紧，人们可以驰骋想象，填充生发。李白有过令皇帝调羹、力士脱靴的事迹，这还不够奇异，于是，又演绎出杨贵妃伺候“谪仙人”的情节。李白“斗酒诗百篇”，但光作诗尚不足展示长才，于是，又增添了他用外国语“醉草吓蛮书”的传奇。既然杜甫死于饮酒吃肉，那李白就必须死得更洒脱，于是，李白传说的大结局就惊世骇俗：酩酊之中，投水捉月。甚至传为李白的书迹也汪洋恣肆，磊落不凡。
　　说来不免让关怀现实的文艺家、理论家气为之泄：大众竟然全不在乎文学史家的深入剖析，也绝不顾忌评论家的谆谆教导，他们不会去穷究诗理，甚至不大关心诗歌为谁而作。因此，人们不知听了多少真实、虚幻或者亦真亦幻的李白故事。而杜甫呢？其事迹仅见于载籍。李白传说是由千百年来的无数百姓不断生发演绎的，杜甫却凄凉落寞。
　　李、杜同是偉大诗人，尽管文学史家总在阐发着杜甫更加伟大的文学与历史意义，但李、杜的民间“身后”差异巨大，这差异一定在于李白的人生更瑰奇。因此，才有人把他编排得比杜甫更狂放、更博学、更浪漫，公众形象也因此更加高大，流畅天然的李诗也因此更令百姓赞美。其实，还不仅寻常百姓，文艺家也大抵如此。因此，古今不知有多少表现李白的创作，戏剧已不必说，连绘画也常常有之，甚至还有名家名作。
　　狂放、奇特的个性总能使文艺家取得仅凭造诣无法企及的声誉，显然，文艺家们也深谙此理，因此，狂、癫、绝成了艺术史上常见的现象。真狂、真癫、真绝当然十分可爱，可为邀名猎誉的表演却一定做作，也很难成功。
　　比如，清代的道释画家杨芝就是位失败者。他喜作大画，还说：“安得三十丈大壁，磨墨一缸，以田家除场大帚蘸之，乘快马以扫数笔，庶几手臂方舒，而心胸以畅也。”倘若真有人布置妥帖，杨芝确实也乘上快马，狂扫了数笔，但他舒畅与否，他人仍无从知晓。然而，那画绝不美妙却可以断言。杨画家的造诣肯定不高，证明有二：其一，虽有人说其作“愈大愈妙”，但今日难见，佳作必非如此;其二，清代去今不远，文献留存尚多，而我们却找不到稍多的美誉。至于上引的杨芝高论，或属大言欺人，或属谬论误己，二者必居其一。说大言欺人，是因它超出常情、常理太多;说谬论误己，是因为在知名画家里，根本搜寻不到杨芝其人。
　　由此可知，百姓喜爱的文艺家虽然往往狂放，但前提是先得有真才华、有好作品，比如李白，没有仅因疯癫而名垂青史。再有，狂放一定要发乎天性、真率自然。矫情、造作终归不灵。如杨芝的落寞还只是正常的遭际，若装疯卖傻、倚疯撤邪大发劲儿了，在今日，离公安局、拘留所或者精神病院也就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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