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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扩大消费、改善民生的前提条件,也将为中国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向消费主导模式转变奠定基础。
一、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十分突出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增长,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但是居民收入的增长却较为缓慢,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不同步,派生了消费率低、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问题。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持续下降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个人三者之间进行分配,数据表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8年的53.4%下降为2007年的39.7%,而政府所得由13.14%提高为14.16%,企业所得由18.99%提高为31.29%。发达国家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时,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1:4:5,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约为50%左右,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比目前发达国家低30个百分点,比其他国家低15—20个百分点。
(二)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尽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个别年份较高,但总体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速长期大大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参见下图。1978—200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8%,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7.2%和7.1%,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别比经济增长慢2.6和2.7个百分点。
(三)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
从收入差距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之间、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主要表现为:第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内部差距扩大过快,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1993年为3.81倍,2007年扩大为8.7倍,14年间该差距扩大了4.89倍。第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1,,2000年为2.79:1,2008年进一步扩大为3.3:1。城乡差距已大大高于国际标准。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实物福利和补贴等隐形收入,城乡差距可能更大。第三,垄断行业的工资收入大大高于普通行业工资收入,粗略估计,前者是后者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从基尼系数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7年达到0.48。世界银行报告还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收入分配方式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明显提升、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为增加居民收入和改善民生提供了条件,同时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要求从增加收入入手。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任务,要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方针,加快形成内需外需协调发展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要想扩大内需,必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增加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收入分配合理才能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的内在要求。
(二)满足人民群众新期盼的重要途径
粗略计算,2009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3678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GDP75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国家,756-299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2996—926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9266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国家。按此标准,我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水平,消费阶段也由温饱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性的较高阶段。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国无论是生产力水平还是社会文明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基础有条件逐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居民消费相对不足等问题。与此同时,人民群众消费加快升级,出现了进一步改善生活水平、分享经济成果的新期盼和更高愿望,这就要求我们实现发展理念由“经济增长优先”向“富民发展优先”的转变,发展路径由“国富民强”向“民富国强”的转变。总之,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奋斗目标的近期要求,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远期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活新期盼的重要途径。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调整消费储蓄格局的需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美国的消费过度和中国的消费不足均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桎梏,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增强了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发展,各国必须调整现有消费储蓄格局。对于中国来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是外需减少后的消费水平不足,长期存在的高储蓄和低消费结构问题凸现出来。在双顺差时代,虽然消费不足,但高储蓄和高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消化,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格局、产业分工和资金流向出现较大变化,依靠国际市场消化过剩产能的途径难以为继,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扩大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而要扩大消费、增强消费能力,收入分配亟待进行实质性的调整,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千方百计惠利于民是扩大消费的充分必要条件。
三、调整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内容
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不仅涉及城市居民还要考虑农民,不仅包括工资收入的调整,还要增加保障收入。
第一,充分保障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基本权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充分保障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基本权益,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努力形成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同步或者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格局,通过劳动收入的保障奠定消费提升的物质基础。
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努力向劳动者倾斜。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较大幅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居民收入的提升加强消费需求的主体基础。
第三,改革和完善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建立健全垄断企业所得向全民所有者合理转移的机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
第四,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建立健全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有效机制,完善税收调节制度,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通过增加持久性收入改善居民消费长远预期。
第五,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力争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过上更幸福和更有尊严的生活。
第六,把调整收入分配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配合收入分配改革,2010年我国在改善民生方面将迈出较大步伐。主要包括:继续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财政拟安排保障性住房专项补助资金632亿元,比上年增加81亿元;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落实五项重点工作,继续扩大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今年要把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120元,比上年增长50%;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投入,中央财政拟安排3185亿元,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扎实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范围由现在10%的县扩大到23%的县。
第七,调整城乡分配结构,促进农民收入稳步提高。稳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持平或适度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的水平,切实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转移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把补贴制度长期化、规范化,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消费结构不协调、消费水平不均衡、消费倾向偏低的矛盾。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一、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十分突出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增长,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但是居民收入的增长却较为缓慢,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不同步,派生了消费率低、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问题。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持续下降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个人三者之间进行分配,数据表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8年的53.4%下降为2007年的39.7%,而政府所得由13.14%提高为14.16%,企业所得由18.99%提高为31.29%。发达国家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时,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1:4:5,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约为50%左右,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比目前发达国家低30个百分点,比其他国家低15—20个百分点。
(二)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尽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个别年份较高,但总体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速长期大大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参见下图。1978—200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8%,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7.2%和7.1%,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别比经济增长慢2.6和2.7个百分点。
(三)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
从收入差距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之间、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主要表现为:第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内部差距扩大过快,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1993年为3.81倍,2007年扩大为8.7倍,14年间该差距扩大了4.89倍。第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1,,2000年为2.79:1,2008年进一步扩大为3.3:1。城乡差距已大大高于国际标准。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实物福利和补贴等隐形收入,城乡差距可能更大。第三,垄断行业的工资收入大大高于普通行业工资收入,粗略估计,前者是后者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从基尼系数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7年达到0.48。世界银行报告还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收入分配方式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明显提升、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为增加居民收入和改善民生提供了条件,同时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要求从增加收入入手。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任务,要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方针,加快形成内需外需协调发展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要想扩大内需,必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增加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收入分配合理才能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的内在要求。
(二)满足人民群众新期盼的重要途径
粗略计算,2009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3678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GDP75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国家,756-299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2996—926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9266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国家。按此标准,我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水平,消费阶段也由温饱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性的较高阶段。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国无论是生产力水平还是社会文明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基础有条件逐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居民消费相对不足等问题。与此同时,人民群众消费加快升级,出现了进一步改善生活水平、分享经济成果的新期盼和更高愿望,这就要求我们实现发展理念由“经济增长优先”向“富民发展优先”的转变,发展路径由“国富民强”向“民富国强”的转变。总之,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奋斗目标的近期要求,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远期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活新期盼的重要途径。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调整消费储蓄格局的需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美国的消费过度和中国的消费不足均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桎梏,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增强了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发展,各国必须调整现有消费储蓄格局。对于中国来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是外需减少后的消费水平不足,长期存在的高储蓄和低消费结构问题凸现出来。在双顺差时代,虽然消费不足,但高储蓄和高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消化,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格局、产业分工和资金流向出现较大变化,依靠国际市场消化过剩产能的途径难以为继,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扩大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而要扩大消费、增强消费能力,收入分配亟待进行实质性的调整,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千方百计惠利于民是扩大消费的充分必要条件。
三、调整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内容
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不仅涉及城市居民还要考虑农民,不仅包括工资收入的调整,还要增加保障收入。
第一,充分保障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基本权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充分保障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基本权益,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努力形成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同步或者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格局,通过劳动收入的保障奠定消费提升的物质基础。
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努力向劳动者倾斜。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较大幅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居民收入的提升加强消费需求的主体基础。
第三,改革和完善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建立健全垄断企业所得向全民所有者合理转移的机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
第四,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建立健全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有效机制,完善税收调节制度,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通过增加持久性收入改善居民消费长远预期。
第五,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力争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过上更幸福和更有尊严的生活。
第六,把调整收入分配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配合收入分配改革,2010年我国在改善民生方面将迈出较大步伐。主要包括:继续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财政拟安排保障性住房专项补助资金632亿元,比上年增加81亿元;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落实五项重点工作,继续扩大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今年要把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120元,比上年增长50%;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投入,中央财政拟安排3185亿元,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扎实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范围由现在10%的县扩大到23%的县。
第七,调整城乡分配结构,促进农民收入稳步提高。稳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持平或适度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的水平,切实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转移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把补贴制度长期化、规范化,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消费结构不协调、消费水平不均衡、消费倾向偏低的矛盾。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