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小说《边城》是一场美丽的爱情悲剧故事。在这场爱情和亲情悲剧的故事中，并不像一般作品中那样讲诉善与恶的冲突、欲念与贪恋的纠缠，而是本于善与善的冲突、真与真的错位，谱写一曲命运的悲歌。努力与命运抗争的老船夫、追求爱情的翠翠、追求自由恋爱婚姻的傩送等，他们无不在命运面前感到无力和无助，而这种无助感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与他们产生了感同身受的内心真实感受。
　　关键词：《边城》 悲剧命运 沈从文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台湾女作家张小娴说：“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悲伤。”爱本无对错，只是时机的种种不合拍、命运的种种不凑巧，而造成了悲剧。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围绕在湘西边城生存的几位普通农人和兵士的悲剧结局，表达了对边城人们无力把握命运，一代又一代继承悲凉人生命运的深深慨叹。小说中美好的一切最终只能存留在记忆里：深爱着翠翠的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疼爱着翠翠的祖父也在暴风雨的夜晚忧郁死去；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这段异常温暖的亲情，也因唯一亲人的离去而从此缺失。如此一部极力张扬人性美的小说却以悲剧而告终，这不能不使读者感叹命运之殇。
　　从构成小说最重要的故事情节上说，《边城》并没有脱离一般爱情故事常用的“三角恋”乃至“四角恋”的架构。老二傩送与哥哥天保两人几乎同时爱上家庭贫困、美丽清纯的翠翠，翠翠从小无父无母，与祖父相依为命。在当地的一次端午节划船比赛活动中，翠翠与傩送两人偶然相遇，并一见钟情，之后翠翠委婉拒绝哥哥天保的两次正式上门提亲。在翠翠与傩送兄弟二人的恋爱纠结之外，当地的王团总也看中了傩送，愿意以一座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王团总的女儿和船总的儿子傩送应该算门当户对，般配得很，但傩送并不愿意接受那座新碾坊，在心里他只认定要和翠翠在一起。但傩送的内心选择，翠翠和她的爷爷并不知道，从而产生了重重的误会，最终以悲剧结尾。《边城》的故事中，每个人物的性格都近乎完美，待人真诚友善，富有人情味。老船夫、船总顺顺、杨马兵、城里的小摊小贩、过渡船客、军人、妓女等，与当地美丽旖旎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沈从文在对傩送和翠翠两位主人公的刻画，是所有其文学作品中性格、气质刻画得最完美的形象之一。傩送出身于军人家庭，“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忘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年纪轻轻，但学得了“做人的勇气与义气”，“又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得到了茶峒人的尊敬。傩送连他的名字都来自于父亲船总顺顺的私心，父亲认为他是“傩神送来的”礼物。傩送“年纪青青的脸黑肩膊宽”，长得美丽，外号“岳云”，与戏台上小生岳云有相近的神气，年过十岁便能入水闭气捉到鸭子，才气过人。翠翠则是一位美丽善良而又单纯的少女，“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翠翠无疑是作者笔下倾心雕琢的一块璞玉，是沈从文心中所有充满人情味的湘西女子的化身。
　　《边城》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以优美别致的风土人情为背景，通过那些至真至善的普通人物身上发生的命运悲剧，赋予了小说浓厚的文明失落色彩，隐含了对现实生活中古老文明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社会物欲泛滥的批判。从翠翠和爷爷的身世看，这是一个残破的家庭，70岁的摆渡老人，13岁的孙女翠翠，一条通人性的黄狗，住在溪边没有邻居、没有亲朋的地方。因为这条小溪是川湘来往的通道，为方便来往，官家在溪上安排了唯一一只方头渡船，行人过溪后再越小山走到一里路远的茶峒城边。从小失去父母的翠翠便一直随爷爷在这相对封闭的地方生活。溪边还有座白色小塔，山城人将这座小塔与茶峒风水关联起来。到结尾，这座矗立了多年的小塔竟被一场来势凶猛的大雨冲得坍塌倒掉，加之摆渡老人在雷雨将息时无声无息的逝去，故事中的人物“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稀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作品就这样在生与死的沉重命题中，弥散开来一份浓浓的感伤，正是这种自然非造作的忧伤基调，反而增加了作品悲剧主题的深度与厚度。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题识五种》中写道：“1936年3月15日早上看过一遍，心中很凄凉。”又写：“3月21日看此书一遍。觉得很难受，真像自己在那里守灵。人事就是这样子，自己造囚笼，关着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来崇拜。生存真是一种可怜的事情。”善与善的冲突、真与真的错位，使得男女主人公之间看似无任何纠葛矛盾的美丽爱情结局未定，爱着他们的那些善良人们的死去，活着的人也只空留一声叹息和一生遗憾。生存的命题在小说中显得异乎沉重与悲哀。
　　的确，边城人性的纯美、生命的张力和命运的无常是作者深层次表现的主题，但作者并不以悲观激愤和烦躁怨怒的心情来写。作为自小生长于湘西凤凰小城、在北平大城市一贯以“乡下人”自称的沈从文先生，是怀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暖”，用近乎抒情式的笔调专注于写他熟悉的那些农人和兵士们的悲欢离合。在小说“题记”中他解释了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这位自小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山城”的文学大师，“让我们还知道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那里是“世界一小角隅”，“那里的环境还未被内战破坏，农民还保留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但作品并不仅限于此，在那个富有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地方，在那些普通而善良的人身上，同样经历着生老死别，经历着爱与愁的痛楚。他们努力生存，而不是生活；看似事出偶然，却处处隐伏与预设悲剧的玄机；深爱，却难以触摸到对方的心灵，不能厮守。这就是每个读者虽身在故事之外，又因为爱着故事中那些善良的人们，对他们命运和人事无常的无限感叹。
　　翠翠的爷爷虽70岁了，却一直是个努力不为命运打败的人。独生女儿和未成婚女婿的双双自杀并没有让他为难，他独自履行抚养着翠翠的义务，同时又很忠实地履行摆渡的职责，双份责任让他“感到生活的力量”，得到了大家的敬重。但这位认真生活的老人在孙女的终身大事上，同对当初自己的女儿一样感到无力无助，没能看到孙女的幸福而死去，陷入了命运的浮浮沉沉里。翠翠的母亲，也就是老船夫的独生女儿，爱上了一位茶峒军人、当地唱歌的“第一手”，并有了孩子。两人相约“私奔”，但女儿不忍心离开孤独的父亲，“无远走的勇气”，而爱人既已违背作为军人的名誉，又不能和心上人在一起，便服毒自杀。翠翠母亲因为未婚先孕的羞惭，又因为爱人的死，最后在爱情和亲情面前做了一个痛苦地选择：生下女儿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义无反顾地追随爱人而去，留下了女儿和孤独的祖父相依为命，在平静中一点点生存下去，继续接受命运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