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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记载了一个众人熟知的“樊迟问稼”的故事：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邢昺疏曰：“此段言礼、义、忠信为治民之要。”这也是孔子批评樊迟的主要原因。士人在学习时本来就应该识其大者而略其小者。此外，《论语·微子》又记载了“长沮、桀溺耦而耕”和“荷蓧丈人”的故事，他们都是从事农业劳动的隐者，孔子对此也是持批判态度的，评前者曰“鸟兽不可与同群也”，评后者曰“欲洁其身而乱大伦”。 士人读圣贤书，本应恪守先师遗训，对农圃采取摒弃的态度才是，但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却产生复杂微妙的变化，这其中以陶渊明和陆游的诗作最为集中、鲜明。故本文以此二人为中心，重点探讨士人对农圃的态度。
一
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他的《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种豆南山下”和《归去来兮辞》更是众人耳熟能详的作品，而陶渊明对农事的态度则集中体现在他的《劝农》组诗中，组诗一共六首。在最后一首中，陶渊明说：“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其中就提到了樊迟（须）和董仲舒，认为前者被鄙视的原因在于所追求耕稼的与儒家“道德”相违;后者足不出户，是因为整日与“琴书”，也就是“道德”的象征为伍。陶渊明对孔子、董仲舒的做法都是认可的，但陶诗还有“若能超然”一语，即，如果真的能如此超然无虑的话，我一定也会高蹈前贤，我怎敢不敛衽屏息，赞美其高尚的道德呢？陶渊明似乎在说自己归隐农耕是由于生计所迫，但当我们仔细分析陶诗时，发现这其实是他早已决定的选择。
《劝农》（其四）曰：“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陇亩。”冀缺耕耨，其妻馌之，事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长沮、桀溺耦而耕的故事见上文所引《论语》，后者是明确被孔子否定了的，为什么陶渊明还是以“贤达”视之呢？陶诗的言外之意是，那些“贤达”之士尚且亲自躬耕，我为什么不能黾勉地从事农业劳作呢？陶渊明除了赞赏“沮溺”之外，对“荷蓧丈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扇上画赞》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辽辽沮溺，耦耕自欣;入鸟不骇，杂兽斯群。”其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完全是转述荷蓧丈人对孔子的批评（《论语·微子》），而陶渊明却以“超超”评之，即超然物外之义，对耦耕的“沮溺”，陶诗亦以“自欣”目之。孔子所批评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到陶渊明这里变成了“入鸟不骇，杂兽斯群”般的存在。孔子讲“鸟兽”，是为了突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陶渊明却选择了“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庄子·山木》）式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陶渊明选择《庄子》中的“鸟兽”而非《论语》中的“鸟兽”，这种潜在意义的替换，说明在恪守“忧道不忧贫”的“先师遗训”的陶渊明思想中，对孔子所论的农圃之事，他保留了自己的想法。陶渊明甘心农圃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是早已厌倦了仕途，以归隐遂其初心;二是从根本接受了农业劳动的合理性。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陶渊明《饮酒》（其十九）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陶渊明“学仕”是出于“长饥”，亦即孟子所谓的“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孟子·万章下》），但在诗人将近三十岁的时候，便体会到了仕途的无奈与辛酸，于是浩然有归志，拂衣而归田里，其中的“多所耻”可谓道出了千古士人的痛心所在。在《饮酒》（其九）中，陶渊明借与“田父”之间的问答来表明心志，田父曰：“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所言所论，与屈原笔下的渔父相似，而陶渊明则答曰：“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用一个“且”字婉拒了田父的建议，并明确表示“吾驾不可回”，而其原因，陶渊明则归纳为“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学仕本无不可，但违背了内心，难道不是又重新陷入了迷惑吗？陶渊明的思考更像是孔子所说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者，从吾所好”（《论语·述而》）。所以后人在阅读《论语》时，既有感于孔子“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坚定信念，也接受了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欲居九夷”的无奈与愤懑，而后者反而更容易引起士人共鸣。
陶渊明归隐多少有点“带性负气”（《朱子语类》卷一四）的意思，但归隐既久，心态当渐平和。陶渊明于是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更为深厚、坚定，同时也是更为简易的原因，即农本思想。陶诗《劝农》（其二）曰：“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远古帝王如舜、禹都亲自参加农耕，自己又有什么理由厌弃这一行为呢？孟子讲“舜发于畎亩之中”，本来是为了说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段，到了陶渊明这里，“大任”已不复希冀，只是为自己安心归隐找个理由罢了，于是乎陶诗中大量与耕作有关的诗句便也都顺理成章了。比如《答庞参军》“朝为灌园，夕掩蓬庐”，《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等。
陶渊明在詩歌中对农事和农本思想的认可，在后世拥有众多的支持者，或者说是异代回音，比如苏轼和陆游。苏轼《次韵段缝见赠》曰：“季子东周负郭田，须知力穑是家传。”苏秦衣锦还乡时，不无感慨地说：“使我有洛阳负廓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其本意是人生不能安于现状，当博取富贵，到苏轼这里却变了家传“力穑”之遗训。而陆游在这方面论述就更多了，比如《读旧稿有感》：“君看老农夫，法亦传后稷。”后稷稼穑，见《诗经·大雅·生民》，陆游是从经学的高度，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源头来肯定农业劳动，这与士人读书问学的源头并无二致，一个“亦”字便将士与农等同。再比如其《杂兴》（其四）：“读《诗》读《七月》，治《书》治《无逸》。王业与农功，事异理则一。”“王业”是一个宏大的、崇高的对象，而“农功”却是琐细的，不怎么被孔子所肯定的，但陆游再一次表明了“理则一”的态度。这既是陆游对自己晚年耕读生活的肯定，也是对前贤如陶渊明者的一种异代呼应。 二
思想的问题解决了，创作也就顺其自然，无所不适了。陶渊明有关农功的诗作前人分析已多，此处不再赘述。这里主要论述另外一位诗人陆游。陆诗的爱国诗最为著名，其他诸如写爱情者，写晚年读书、探梅者，亦拥有众多读者，但陆游也创作了大量的与农事相关的诗作。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中，除陶渊明之外，陆游恐怕是以农事为写作对象，最为集中，数量也最多的诗人。
陆诗首先写了自己与农为伍的心态，这是陆诗中表现得最多的，也是与陶诗最为关联的地方;其次也写到了一些具体的农事劳动。陆游自述“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诗人志在恢复，意气慷慨，“集中十九从军乐”也是陆诗中真切的情感体验。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因受辱而归隐躬耕不同，陆游更多的是激愤无果之后的选择。比如“饱知游宦无多味，莫恨为农老故乡”（《村居书触目》），躬耕故土，是由于游宦无味，亦即《观蔬圃》中所言“白头孤宦成何味，悔不畦蔬过此生”。在《三山卜居今三十有三年矣》（其二）中，陆游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想法：“躬耕至老岂不佳，子孙当以吾为戒。”所戒者何事？陆游在《冬晴闲步东村由故塘还舍作》（其二）里给出了答案：“历尽危机识天意，要令闲健返耕桑。”备尝宦海风波之后，诗人将“返耕桑”视作“天意”，但这种“天意”也并非不可接受，因为诗中还有“闲健”二字，这其中不免有无奈和自嘲，甚至是一丝隐含的激愤，这种情绪几乎贯穿了整个陆诗。《春夜》曰：“惟当速归老，邻父待同耕。”《送客至望云门外》曰：“投檄真须决，邻翁约耦耕。”陆诗曰“速归”，曰“须决”，好像退隐躬耕唯恐不早一样，这就显然有了“带性负气”的意思。
从心态上看，宦海浮沉之后的无奈闲居，是陆游与陶渊明最大的不同;从写法上看，陶诗更多的是写自己真实的劳动场景及其感受，比如“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等，而陆游更多的是一种想象书写，是否真的参加了农业劳动，则存有疑问。陆诗多次提到买（租）牛一事，比如“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春耕》），“雪晴农事起，且复议租牛”（《残历》），“谁信即今空谷里，旋租黄犊学春耕”（《杂感》其三），“尔来有喜君知否，买得乌犍万事足”（《初寒》），“筋骸尚给春耕在，便买乌犍亦未迟”（《遣兴》其二），“青箬买来冲雨钓，乌犍租得及时耕”（《独立思故山》）等等，如此频繁地买牛、租牛，很难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再结合陆诗中常用的语典，如“西畴”“荷锄”等，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陆游营造的一种诗学意象，而非真实的生活场景。比如“从今日有喜，农事起西畴”（《正旦后一日》），“朝出钓鱼来北渚，夜驱耕犊上西畴”（《野兴》其一），“邻家殊耐久，相伴荷锄归”（《贫居即事》其四），“九十稽山下，荒畦日荷锄”（《感旧》）等，自从陶渊明写出“将有事于西疇”和“带月荷锄归”之后，这两个词语的内涵便逐渐固定下来，陆诗的大量使用，虽然写的是自己的真实憧憬，但给读者的感觉仍然是一种经营的诗意空间，与陶诗并不是一回事。陆游其他写农事生产生活的，大多也可以作如是观，比如“戴星南亩惯扶犁”（《湖边小行》），“双犊且当乘雨耕”（《反感愤》），“春芜二亩扶犁去”（《道室书事》），“没膝春泥夜叱牛”（《初夏》其三），“且唤邻翁共灌园”（《闵雨》），“且复灌吾园”（《晨兴》）等，因为据陆游《蔬圃》中的自述，他是有仆人的（勤劬赖两奴），因此陆诗所写最多也只是象征性的劳动。
三
陆游的诗曲尽形容，写农事劳动也是如此，而且多有甘心痛快之语，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诗人在历尽宦海风波之后，就一定像他自己所说的“莫恨为农老故乡”“躬耕至老岂不佳”那样吗？他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鲁迅曾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题未定”草》）这个评价同样可以用在陆游身上。
我们可以明显地从陆诗中发现他对农事态度的另一面，比如《老病追感壮岁读书之乐作短歌》曰：“夜半起饭牛，颓然成老农。”“饭牛”的宁戚最终被齐桓公委以国任，这原本是励志的，但陆诗的“颓然”二字，却道尽了不甘，只能“成老农”的陆游很难说是欣然接受、得其所愿。又比如“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小园》其三）之句，行遍天涯的陆游，未尝没有雄伟的抱负，但暮年伴随邻父躬耕应该是起初没有料到的结局。再比如“壮游车辙遍天下，晚落农桑不自知”（《晚兴》），暮途萧然，自落其中而无可奈何，可以想见，诗人于其中是有所挣扎的。更有甚者，陆诗明确表示了对老于农亩的悲观失落，“怅望怀古人，吞声死农亩”（《露坐》），“吞声”是因为心有郁结，反差太大，晚年的陆游心境是平和的，从他的诗作中完全可以肯定这一点，突如其来的“吞声”二字，只能说明陆游心中的梦想还是没有泯灭，有太多的怨屈和不甘。
陆诗不甘心老于农亩，在其诗歌中多有表达。有时表现为无可奈何，比如“归去若为消暮境，一蓑烟雨学春耕”（《宿渔浦》），“学春耕”只是为了消磨晚境而已;有时表现为反语自嘲，比如“余年那恨驱黄犊，除却为农百不宜”（《夜归舟中作》），“除却”恰恰说明陆游经过了反复的权衡和选择;有时表现为激愤之辞，比如“自今焚笔砚，有手但扶犁”（《村居》其二），笔砚是陆游一生的陪伴，陆游的喜爱之情可想而知，比如“此外管城差可人，相从且作明窗友”（《试笔》），这里的“焚笔砚”确乎是过激之辞了，而“但扶犁”也明显是带性负气的表现。于是我们不禁心生疑惑：前文陆诗还在反复地讲“尔来有喜君知否，买得乌犍万事足”，“从今日有喜，农事起西畴”，为什么此处又有这么多的无奈和激愤之辞呢？其实陆游对农事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这种矛盾伴随他的一生。陆游在《题传神》中对自己晚年的身份有一个界定：“半醒半醉常终日，非士非农一老翁。”“非士”是指自己已然退休，与政事无关，或者说“士”所要求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陆游看来已不切实际，“非农”是说自己与农夫毕竟不能等同，是对自己“士”的身份的矛盾性回护。称“士”已无必要，称“农”又不切实际，只有称为“老翁”最合适不过了。 朱熹评陶诗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一四）如果朱熹说得没错，那么陶诗写农耕生活的部分，也应该是隐隐含有桀骜不驯之义的，只不过不像陆游那么明显罢了：“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两个“但”字，便说出了陶诗的孤傲与坚决。从总体上看，陶渊明与陆游在涉及农事的诗歌中都有不平之气的宣泄，但二人又大有不同。陶渊明的归隐，在诗歌中表现最多的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是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天性。陶渊明的归隐躬耕，是他主动的选择，但也正如陶渊明自己说的那样，“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陶渊明心里虽然也有激烈的斗争，但在农事的选择上，最终归于平静，并且心甘情愿，《归去来兮辞》“将有事于西畴”中的“有事”更是郑重其事，坚定不移。而陆游对于农事（象征性）的选择，基本上是无可奈何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其内心确乎有太多不甘。而且，陆游在表示自己坦然接受躬耕这个事实时，更多地强调了谗言对他的诽谤，而不是陶渊明式的对官场和功名本身的厌倦。陆游曾经多次提到谗言、诽谤对他的伤害，比如“未言簿书劳，谗谤随日生”（《晨兴》），“终年饥过半，动步谤居前”（《贫居即事》其六），“谤谗宁复问端倪”（《次韵范参政书怀》其一）等等，于是返归农亩、得保全身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归宿。
四
如果说陶渊明对农圃的书写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卓然高见的话，那么陆游在农事方面的大量创作，则反映出宋人对传统文化注重内在修养，崇尚简朴厚重的普遍实践。苏轼《次韵前篇》曰：“竟无五亩继沮溺，空有千篇凌鲍谢。”苏轼认为自己的诗歌微不足道，没能像沮、溺那样躬耕垄亩反而让自己倍感遗憾。这并非苏轼故作高论，初入宦途时，苏轼就说“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游金山诗》），返乡躬耕是苏轼一生的愿望，只不过一直没有实现。苏轼晚年过着“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詩”（《跋子瞻和陶诗》）的日子，在大量的和陶之作中，苏轼表达了一位兼具伟大人格和伟大文章的诗人对另一位兼具伟大人格与伟大文章的前辈的仰慕。
诸葛亮躬耕南阳，被后人传为一段佳话，出山之后反倒没有了“卧龙”那样高的声誉。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之《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中特意划出了“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一类，尤其讲到了“无表现的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而陶渊明、陆游，包括前半生的诸葛亮，便是这类人物的代表。陶渊明以“贤达”二字评价沮溺，陆游也多有“相呼长沮耕，分喜樊迟圃”（《春雨》）之类的诗句，这些都表现出对原本被孔子批判了的农圃之事的赞扬，可以说代表了士人普遍而真实的精神世界。这其中，陶渊明在相对沉静之中坚守着这份知识分子的品格与担当，而陆游在恢复之志逐渐消磨中，不断地表现出他的矛盾心理。这些共同构成了古代士人对“农圃”的真实态度，即：在亲切与不甘的长期困惑、斗争中长相厮守。
[本文为2019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宋诗钞》研究”（2019SJA195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泰州学院人文学院）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邢昺疏曰：“此段言礼、义、忠信为治民之要。”这也是孔子批评樊迟的主要原因。士人在学习时本来就应该识其大者而略其小者。此外，《论语·微子》又记载了“长沮、桀溺耦而耕”和“荷蓧丈人”的故事，他们都是从事农业劳动的隐者，孔子对此也是持批判态度的，评前者曰“鸟兽不可与同群也”，评后者曰“欲洁其身而乱大伦”。 士人读圣贤书，本应恪守先师遗训，对农圃采取摒弃的态度才是，但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却产生复杂微妙的变化，这其中以陶渊明和陆游的诗作最为集中、鲜明。故本文以此二人为中心，重点探讨士人对农圃的态度。
一
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他的《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种豆南山下”和《归去来兮辞》更是众人耳熟能详的作品，而陶渊明对农事的态度则集中体现在他的《劝农》组诗中，组诗一共六首。在最后一首中，陶渊明说：“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其中就提到了樊迟（须）和董仲舒，认为前者被鄙视的原因在于所追求耕稼的与儒家“道德”相违;后者足不出户，是因为整日与“琴书”，也就是“道德”的象征为伍。陶渊明对孔子、董仲舒的做法都是认可的，但陶诗还有“若能超然”一语，即，如果真的能如此超然无虑的话，我一定也会高蹈前贤，我怎敢不敛衽屏息，赞美其高尚的道德呢？陶渊明似乎在说自己归隐农耕是由于生计所迫，但当我们仔细分析陶诗时，发现这其实是他早已决定的选择。
《劝农》（其四）曰：“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陇亩。”冀缺耕耨，其妻馌之，事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长沮、桀溺耦而耕的故事见上文所引《论语》，后者是明确被孔子否定了的，为什么陶渊明还是以“贤达”视之呢？陶诗的言外之意是，那些“贤达”之士尚且亲自躬耕，我为什么不能黾勉地从事农业劳作呢？陶渊明除了赞赏“沮溺”之外，对“荷蓧丈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扇上画赞》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辽辽沮溺，耦耕自欣;入鸟不骇，杂兽斯群。”其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完全是转述荷蓧丈人对孔子的批评（《论语·微子》），而陶渊明却以“超超”评之，即超然物外之义，对耦耕的“沮溺”，陶诗亦以“自欣”目之。孔子所批评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到陶渊明这里变成了“入鸟不骇，杂兽斯群”般的存在。孔子讲“鸟兽”，是为了突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陶渊明却选择了“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庄子·山木》）式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陶渊明选择《庄子》中的“鸟兽”而非《论语》中的“鸟兽”，这种潜在意义的替换，说明在恪守“忧道不忧贫”的“先师遗训”的陶渊明思想中，对孔子所论的农圃之事，他保留了自己的想法。陶渊明甘心农圃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是早已厌倦了仕途，以归隐遂其初心;二是从根本接受了农业劳动的合理性。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陶渊明《饮酒》（其十九）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陶渊明“学仕”是出于“长饥”，亦即孟子所谓的“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孟子·万章下》），但在诗人将近三十岁的时候，便体会到了仕途的无奈与辛酸，于是浩然有归志，拂衣而归田里，其中的“多所耻”可谓道出了千古士人的痛心所在。在《饮酒》（其九）中，陶渊明借与“田父”之间的问答来表明心志，田父曰：“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所言所论，与屈原笔下的渔父相似，而陶渊明则答曰：“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用一个“且”字婉拒了田父的建议，并明确表示“吾驾不可回”，而其原因，陶渊明则归纳为“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学仕本无不可，但违背了内心，难道不是又重新陷入了迷惑吗？陶渊明的思考更像是孔子所说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者，从吾所好”（《论语·述而》）。所以后人在阅读《论语》时，既有感于孔子“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坚定信念，也接受了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欲居九夷”的无奈与愤懑，而后者反而更容易引起士人共鸣。
陶渊明归隐多少有点“带性负气”（《朱子语类》卷一四）的意思，但归隐既久，心态当渐平和。陶渊明于是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更为深厚、坚定，同时也是更为简易的原因，即农本思想。陶诗《劝农》（其二）曰：“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远古帝王如舜、禹都亲自参加农耕，自己又有什么理由厌弃这一行为呢？孟子讲“舜发于畎亩之中”，本来是为了说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段，到了陶渊明这里，“大任”已不复希冀，只是为自己安心归隐找个理由罢了，于是乎陶诗中大量与耕作有关的诗句便也都顺理成章了。比如《答庞参军》“朝为灌园，夕掩蓬庐”，《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等。
陶渊明在詩歌中对农事和农本思想的认可，在后世拥有众多的支持者，或者说是异代回音，比如苏轼和陆游。苏轼《次韵段缝见赠》曰：“季子东周负郭田，须知力穑是家传。”苏秦衣锦还乡时，不无感慨地说：“使我有洛阳负廓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其本意是人生不能安于现状，当博取富贵，到苏轼这里却变了家传“力穑”之遗训。而陆游在这方面论述就更多了，比如《读旧稿有感》：“君看老农夫，法亦传后稷。”后稷稼穑，见《诗经·大雅·生民》，陆游是从经学的高度，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源头来肯定农业劳动，这与士人读书问学的源头并无二致，一个“亦”字便将士与农等同。再比如其《杂兴》（其四）：“读《诗》读《七月》，治《书》治《无逸》。王业与农功，事异理则一。”“王业”是一个宏大的、崇高的对象，而“农功”却是琐细的，不怎么被孔子所肯定的，但陆游再一次表明了“理则一”的态度。这既是陆游对自己晚年耕读生活的肯定，也是对前贤如陶渊明者的一种异代呼应。 二
思想的问题解决了，创作也就顺其自然，无所不适了。陶渊明有关农功的诗作前人分析已多，此处不再赘述。这里主要论述另外一位诗人陆游。陆诗的爱国诗最为著名，其他诸如写爱情者，写晚年读书、探梅者，亦拥有众多读者，但陆游也创作了大量的与农事相关的诗作。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中，除陶渊明之外，陆游恐怕是以农事为写作对象，最为集中，数量也最多的诗人。
陆诗首先写了自己与农为伍的心态，这是陆诗中表现得最多的，也是与陶诗最为关联的地方;其次也写到了一些具体的农事劳动。陆游自述“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诗人志在恢复，意气慷慨，“集中十九从军乐”也是陆诗中真切的情感体验。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因受辱而归隐躬耕不同，陆游更多的是激愤无果之后的选择。比如“饱知游宦无多味，莫恨为农老故乡”（《村居书触目》），躬耕故土，是由于游宦无味，亦即《观蔬圃》中所言“白头孤宦成何味，悔不畦蔬过此生”。在《三山卜居今三十有三年矣》（其二）中，陆游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想法：“躬耕至老岂不佳，子孙当以吾为戒。”所戒者何事？陆游在《冬晴闲步东村由故塘还舍作》（其二）里给出了答案：“历尽危机识天意，要令闲健返耕桑。”备尝宦海风波之后，诗人将“返耕桑”视作“天意”，但这种“天意”也并非不可接受，因为诗中还有“闲健”二字，这其中不免有无奈和自嘲，甚至是一丝隐含的激愤，这种情绪几乎贯穿了整个陆诗。《春夜》曰：“惟当速归老，邻父待同耕。”《送客至望云门外》曰：“投檄真须决，邻翁约耦耕。”陆诗曰“速归”，曰“须决”，好像退隐躬耕唯恐不早一样，这就显然有了“带性负气”的意思。
从心态上看，宦海浮沉之后的无奈闲居，是陆游与陶渊明最大的不同;从写法上看，陶诗更多的是写自己真实的劳动场景及其感受，比如“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等，而陆游更多的是一种想象书写，是否真的参加了农业劳动，则存有疑问。陆诗多次提到买（租）牛一事，比如“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春耕》），“雪晴农事起，且复议租牛”（《残历》），“谁信即今空谷里，旋租黄犊学春耕”（《杂感》其三），“尔来有喜君知否，买得乌犍万事足”（《初寒》），“筋骸尚给春耕在，便买乌犍亦未迟”（《遣兴》其二），“青箬买来冲雨钓，乌犍租得及时耕”（《独立思故山》）等等，如此频繁地买牛、租牛，很难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再结合陆诗中常用的语典，如“西畴”“荷锄”等，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陆游营造的一种诗学意象，而非真实的生活场景。比如“从今日有喜，农事起西畴”（《正旦后一日》），“朝出钓鱼来北渚，夜驱耕犊上西畴”（《野兴》其一），“邻家殊耐久，相伴荷锄归”（《贫居即事》其四），“九十稽山下，荒畦日荷锄”（《感旧》）等，自从陶渊明写出“将有事于西疇”和“带月荷锄归”之后，这两个词语的内涵便逐渐固定下来，陆诗的大量使用，虽然写的是自己的真实憧憬，但给读者的感觉仍然是一种经营的诗意空间，与陶诗并不是一回事。陆游其他写农事生产生活的，大多也可以作如是观，比如“戴星南亩惯扶犁”（《湖边小行》），“双犊且当乘雨耕”（《反感愤》），“春芜二亩扶犁去”（《道室书事》），“没膝春泥夜叱牛”（《初夏》其三），“且唤邻翁共灌园”（《闵雨》），“且复灌吾园”（《晨兴》）等，因为据陆游《蔬圃》中的自述，他是有仆人的（勤劬赖两奴），因此陆诗所写最多也只是象征性的劳动。
三
陆游的诗曲尽形容，写农事劳动也是如此，而且多有甘心痛快之语，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诗人在历尽宦海风波之后，就一定像他自己所说的“莫恨为农老故乡”“躬耕至老岂不佳”那样吗？他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鲁迅曾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题未定”草》）这个评价同样可以用在陆游身上。
我们可以明显地从陆诗中发现他对农事态度的另一面，比如《老病追感壮岁读书之乐作短歌》曰：“夜半起饭牛，颓然成老农。”“饭牛”的宁戚最终被齐桓公委以国任，这原本是励志的，但陆诗的“颓然”二字，却道尽了不甘，只能“成老农”的陆游很难说是欣然接受、得其所愿。又比如“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小园》其三）之句，行遍天涯的陆游，未尝没有雄伟的抱负，但暮年伴随邻父躬耕应该是起初没有料到的结局。再比如“壮游车辙遍天下，晚落农桑不自知”（《晚兴》），暮途萧然，自落其中而无可奈何，可以想见，诗人于其中是有所挣扎的。更有甚者，陆诗明确表示了对老于农亩的悲观失落，“怅望怀古人，吞声死农亩”（《露坐》），“吞声”是因为心有郁结，反差太大，晚年的陆游心境是平和的，从他的诗作中完全可以肯定这一点，突如其来的“吞声”二字，只能说明陆游心中的梦想还是没有泯灭，有太多的怨屈和不甘。
陆诗不甘心老于农亩，在其诗歌中多有表达。有时表现为无可奈何，比如“归去若为消暮境，一蓑烟雨学春耕”（《宿渔浦》），“学春耕”只是为了消磨晚境而已;有时表现为反语自嘲，比如“余年那恨驱黄犊，除却为农百不宜”（《夜归舟中作》），“除却”恰恰说明陆游经过了反复的权衡和选择;有时表现为激愤之辞，比如“自今焚笔砚，有手但扶犁”（《村居》其二），笔砚是陆游一生的陪伴，陆游的喜爱之情可想而知，比如“此外管城差可人，相从且作明窗友”（《试笔》），这里的“焚笔砚”确乎是过激之辞了，而“但扶犁”也明显是带性负气的表现。于是我们不禁心生疑惑：前文陆诗还在反复地讲“尔来有喜君知否，买得乌犍万事足”，“从今日有喜，农事起西畴”，为什么此处又有这么多的无奈和激愤之辞呢？其实陆游对农事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这种矛盾伴随他的一生。陆游在《题传神》中对自己晚年的身份有一个界定：“半醒半醉常终日，非士非农一老翁。”“非士”是指自己已然退休，与政事无关，或者说“士”所要求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陆游看来已不切实际，“非农”是说自己与农夫毕竟不能等同，是对自己“士”的身份的矛盾性回护。称“士”已无必要，称“农”又不切实际，只有称为“老翁”最合适不过了。 朱熹评陶诗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一四）如果朱熹说得没错，那么陶诗写农耕生活的部分，也应该是隐隐含有桀骜不驯之义的，只不过不像陆游那么明显罢了：“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两个“但”字，便说出了陶诗的孤傲与坚决。从总体上看，陶渊明与陆游在涉及农事的诗歌中都有不平之气的宣泄，但二人又大有不同。陶渊明的归隐，在诗歌中表现最多的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是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天性。陶渊明的归隐躬耕，是他主动的选择，但也正如陶渊明自己说的那样，“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陶渊明心里虽然也有激烈的斗争，但在农事的选择上，最终归于平静，并且心甘情愿，《归去来兮辞》“将有事于西畴”中的“有事”更是郑重其事，坚定不移。而陆游对于农事（象征性）的选择，基本上是无可奈何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其内心确乎有太多不甘。而且，陆游在表示自己坦然接受躬耕这个事实时，更多地强调了谗言对他的诽谤，而不是陶渊明式的对官场和功名本身的厌倦。陆游曾经多次提到谗言、诽谤对他的伤害，比如“未言簿书劳，谗谤随日生”（《晨兴》），“终年饥过半，动步谤居前”（《贫居即事》其六），“谤谗宁复问端倪”（《次韵范参政书怀》其一）等等，于是返归农亩、得保全身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归宿。
四
如果说陶渊明对农圃的书写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卓然高见的话，那么陆游在农事方面的大量创作，则反映出宋人对传统文化注重内在修养，崇尚简朴厚重的普遍实践。苏轼《次韵前篇》曰：“竟无五亩继沮溺，空有千篇凌鲍谢。”苏轼认为自己的诗歌微不足道，没能像沮、溺那样躬耕垄亩反而让自己倍感遗憾。这并非苏轼故作高论，初入宦途时，苏轼就说“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游金山诗》），返乡躬耕是苏轼一生的愿望，只不过一直没有实现。苏轼晚年过着“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詩”（《跋子瞻和陶诗》）的日子，在大量的和陶之作中，苏轼表达了一位兼具伟大人格和伟大文章的诗人对另一位兼具伟大人格与伟大文章的前辈的仰慕。
诸葛亮躬耕南阳，被后人传为一段佳话，出山之后反倒没有了“卧龙”那样高的声誉。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之《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中特意划出了“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一类，尤其讲到了“无表现的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而陶渊明、陆游，包括前半生的诸葛亮，便是这类人物的代表。陶渊明以“贤达”二字评价沮溺，陆游也多有“相呼长沮耕，分喜樊迟圃”（《春雨》）之类的诗句，这些都表现出对原本被孔子批判了的农圃之事的赞扬，可以说代表了士人普遍而真实的精神世界。这其中，陶渊明在相对沉静之中坚守着这份知识分子的品格与担当，而陆游在恢复之志逐渐消磨中，不断地表现出他的矛盾心理。这些共同构成了古代士人对“农圃”的真实态度，即：在亲切与不甘的长期困惑、斗争中长相厮守。
[本文为2019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宋诗钞》研究”（2019SJA195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泰州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