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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陕西民营幼儿园门前发生的惨案,再次地提醒人们,并不是只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公立幼儿园才需要安全保卫,才需要配备钢叉铁网。
5月12日是本期杂志的文字稿件截稿日期,当天早上8点,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民营幼儿园发生一起恶性凶杀案,48岁的犯罪嫌疑人吴焕明持菜刀闯入该村幼儿园,致7名儿童、2名成人死亡,11名儿童受伤。犯罪嫌疑人吴焕明行凶后返回家中自杀身亡。这已经是一个多月之内的第6起幼儿园杀童案件。
同时,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相关负责人在5月10日做客“首都之窗”时表示,在南平案件发生之后,北京及时制止了7起针对中小学幼儿园的案件,抓获了10名犯罪嫌疑人,较好地维护了本市中小学的治安秩序和学生的安全。
如果这些人真的是媒体所言的“反社会之人”,那么有个问题,即使校园保安如何配备钢叉、网兜等防御器械,甚至每所学校都配备警车、警犬,这样的措施是一时的还是常设的?如何才能保护校园的持久安全?
孩子是“不适应症”的牺牲品
南平杀童案已宣告终结,凶手郑民生将接受法律制裁,被执行死刑。然而,一死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无辜的孩子们,成为了一些对极速变化的社会无法适应者用来发泄仇恨与怨念的牺牲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接二连三传来噩耗。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此陨落,时刻拨动着我们内心最弱的那根神经。也难怪一民办企业家以上万月薪雇保镖接送女儿上下学,但这也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究竟在“变态”社会、变态杀手的突然袭击下,我们该如何生存?政府又该如何稳定群众情绪?显然,杀死一个郑民生无法解决问题。
为何“神经病”总是瞄准单纯可爱的孩童,仅因为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吗?孩子是一个家庭的中心,摧毁一个孩子,就破坏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些人在“和谐”社会下屈辱求存,无法活得辉煌,就眼红别人的美好,嫉妒情绪引发变态心理。
著名教育家、广东信孚教育集团创始人信力建在谈到政府应对校园安全问题采取的措施时,更关注如何长久地保护校园的安全。因为类似泰州学校这样的校园案件是偶发性的,可以说几率很低,这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就是在这类案件较少发生之后,相对应的安保措施也放松下来。
偶发性事故并不是就可以不重视不防范,关键在于如何防范。如果一校一警车,如果类似的事故蔓延到超市、小区等其他区域,是否每个超市、每个小区都配警车呢?目前,光是小区保安就超过500万了,但事故仍然是防不胜防。所以,建立一个更有效的防范系统更为重要。
信力建指出,《校园安全法》是一部很积极的法律,也将会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因为校园安全问题矛盾丛生,孩子们的安全威胁来自多方面,并不是地域问题,也无关对象,毒奶粉、天灾、校园暴力等等时刻都在威胁孩子们的生命和健康。所以,这并不是一部法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教育改革的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问题,关系到国民的综合素质问题。
解决或疏导社会矛盾,才是良方
美国是校园枪击案等校园犯罪案件发生率比较高的国家。虽然美国的绝大多数中小学校园没有围墙遮挡,属于半开放状态,但其实校园安全保卫工作处于“外松内紧”的状态中。校外人员在学校里活动必须佩戴标明身份的标签,例如“家长”、“志愿者”等等。弗吉尼亚州的一所小学不久前发生一起儿童放学遭尾随事件,第二天周围的家长就收到不同学校寄来的信件,提醒他们注意孩子的安全,“防患于未然”是美国中小学校园安全的首要目标。
??美国还有一招就是“校园警察”,这个制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确立了。校园警察会行使与真正的警察同样的权利——可以携带枪支、拘捕犯人、按地区法及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办事。一些中小型学校则会与一些保安公司签约,聘用经过专业训练的保安人员。这些“私家”警卫人员也被允许携带火器、警棒或者电棒,但总的来说,他们不能逮捕市民或者拘留嫌疑人,要等真正的警员到达现场。
此次陕西民营幼儿园门前发生的惨案,再次提醒人们,并不是只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公立幼儿园才需要安全保卫,才需要配备钢叉铁网。政府应该转变忽视国有之外单位权益的做法,彻底根除国有事业单位才是一家人的固有思维。人民政府是全民政府,应以为全民服务为宗旨,不能只为国企、公办学校服务,所有孩子的安全都应该得到保障,无论公办、民办,都应一视同仁,任何安保措施不能厚此失彼,不平等的待遇只会加深社会矛盾。
信力建认为杀童案件是社会转型期矛盾的极端化表现:“事实上,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在事故发生后进行防治,而是应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社会转型期有很多矛盾存在,行政部门应该走近老百姓,倾听民意民怨,缓解社会矛盾,让人民直接与官员沟通,疏导民众情绪,依法办事,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或者通过正当的渠道,像建立心理辅导室等心理咨询机制,使民众化解怨气。中国人的浮躁更多时候是缺乏关爱教育,在关心民众经济条件的同时,还要下大力气关心群众的心理需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个也不能少。如果不从这个根源上去解决,即使动用再多警力,把整个国家变成警察上演全武行,矛盾还是存在,而且有可能愈积愈深。”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之内,连续发生6起杀害儿童的案件,频率之密集让人生疑。后面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看到之前的杀童案件报道而效仿之的想法?倘若真的如此,就像考古报道往往成为盗墓者的指南手册一样,此类案件的新闻报道是否也该有所约束。这种约束并非来媒体监管机构的红头禁令,而应是一些新闻从业者的自觉。伯顿著《媒体与社会》中写道:“约77%的研究证明了媒体暴力确实引发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时至今日,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保护校园的长治久安,除了保安和保安制度,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的倾听和疏导。毕竟大禹治水不在堵,而在于疏导。
5月12日是本期杂志的文字稿件截稿日期,当天早上8点,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民营幼儿园发生一起恶性凶杀案,48岁的犯罪嫌疑人吴焕明持菜刀闯入该村幼儿园,致7名儿童、2名成人死亡,11名儿童受伤。犯罪嫌疑人吴焕明行凶后返回家中自杀身亡。这已经是一个多月之内的第6起幼儿园杀童案件。
同时,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相关负责人在5月10日做客“首都之窗”时表示,在南平案件发生之后,北京及时制止了7起针对中小学幼儿园的案件,抓获了10名犯罪嫌疑人,较好地维护了本市中小学的治安秩序和学生的安全。
如果这些人真的是媒体所言的“反社会之人”,那么有个问题,即使校园保安如何配备钢叉、网兜等防御器械,甚至每所学校都配备警车、警犬,这样的措施是一时的还是常设的?如何才能保护校园的持久安全?
孩子是“不适应症”的牺牲品
南平杀童案已宣告终结,凶手郑民生将接受法律制裁,被执行死刑。然而,一死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无辜的孩子们,成为了一些对极速变化的社会无法适应者用来发泄仇恨与怨念的牺牲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接二连三传来噩耗。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此陨落,时刻拨动着我们内心最弱的那根神经。也难怪一民办企业家以上万月薪雇保镖接送女儿上下学,但这也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究竟在“变态”社会、变态杀手的突然袭击下,我们该如何生存?政府又该如何稳定群众情绪?显然,杀死一个郑民生无法解决问题。
为何“神经病”总是瞄准单纯可爱的孩童,仅因为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吗?孩子是一个家庭的中心,摧毁一个孩子,就破坏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些人在“和谐”社会下屈辱求存,无法活得辉煌,就眼红别人的美好,嫉妒情绪引发变态心理。
著名教育家、广东信孚教育集团创始人信力建在谈到政府应对校园安全问题采取的措施时,更关注如何长久地保护校园的安全。因为类似泰州学校这样的校园案件是偶发性的,可以说几率很低,这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就是在这类案件较少发生之后,相对应的安保措施也放松下来。
偶发性事故并不是就可以不重视不防范,关键在于如何防范。如果一校一警车,如果类似的事故蔓延到超市、小区等其他区域,是否每个超市、每个小区都配警车呢?目前,光是小区保安就超过500万了,但事故仍然是防不胜防。所以,建立一个更有效的防范系统更为重要。
信力建指出,《校园安全法》是一部很积极的法律,也将会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因为校园安全问题矛盾丛生,孩子们的安全威胁来自多方面,并不是地域问题,也无关对象,毒奶粉、天灾、校园暴力等等时刻都在威胁孩子们的生命和健康。所以,这并不是一部法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教育改革的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问题,关系到国民的综合素质问题。
解决或疏导社会矛盾,才是良方
美国是校园枪击案等校园犯罪案件发生率比较高的国家。虽然美国的绝大多数中小学校园没有围墙遮挡,属于半开放状态,但其实校园安全保卫工作处于“外松内紧”的状态中。校外人员在学校里活动必须佩戴标明身份的标签,例如“家长”、“志愿者”等等。弗吉尼亚州的一所小学不久前发生一起儿童放学遭尾随事件,第二天周围的家长就收到不同学校寄来的信件,提醒他们注意孩子的安全,“防患于未然”是美国中小学校园安全的首要目标。
??美国还有一招就是“校园警察”,这个制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确立了。校园警察会行使与真正的警察同样的权利——可以携带枪支、拘捕犯人、按地区法及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办事。一些中小型学校则会与一些保安公司签约,聘用经过专业训练的保安人员。这些“私家”警卫人员也被允许携带火器、警棒或者电棒,但总的来说,他们不能逮捕市民或者拘留嫌疑人,要等真正的警员到达现场。
此次陕西民营幼儿园门前发生的惨案,再次提醒人们,并不是只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公立幼儿园才需要安全保卫,才需要配备钢叉铁网。政府应该转变忽视国有之外单位权益的做法,彻底根除国有事业单位才是一家人的固有思维。人民政府是全民政府,应以为全民服务为宗旨,不能只为国企、公办学校服务,所有孩子的安全都应该得到保障,无论公办、民办,都应一视同仁,任何安保措施不能厚此失彼,不平等的待遇只会加深社会矛盾。
信力建认为杀童案件是社会转型期矛盾的极端化表现:“事实上,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在事故发生后进行防治,而是应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社会转型期有很多矛盾存在,行政部门应该走近老百姓,倾听民意民怨,缓解社会矛盾,让人民直接与官员沟通,疏导民众情绪,依法办事,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或者通过正当的渠道,像建立心理辅导室等心理咨询机制,使民众化解怨气。中国人的浮躁更多时候是缺乏关爱教育,在关心民众经济条件的同时,还要下大力气关心群众的心理需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个也不能少。如果不从这个根源上去解决,即使动用再多警力,把整个国家变成警察上演全武行,矛盾还是存在,而且有可能愈积愈深。”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之内,连续发生6起杀害儿童的案件,频率之密集让人生疑。后面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看到之前的杀童案件报道而效仿之的想法?倘若真的如此,就像考古报道往往成为盗墓者的指南手册一样,此类案件的新闻报道是否也该有所约束。这种约束并非来媒体监管机构的红头禁令,而应是一些新闻从业者的自觉。伯顿著《媒体与社会》中写道:“约77%的研究证明了媒体暴力确实引发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时至今日,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保护校园的长治久安,除了保安和保安制度,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的倾听和疏导。毕竟大禹治水不在堵,而在于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