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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明社会经济活跃，思想异常繁荣。在繁荣的文化支撑下，晚明名仕和名妓这两个阶级身份悬殊的社会群体，上演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动人的一幕。名妓通过对自身文艺造诣的培养，从而获得了士子的青睐；而士子在无所作为的人生困境中，从名妓身上获得暂时的精神慰藉。本文从晚明名妓群起、士子的集体困境和士妓结合的社会文化解读三方面对士妓交往进行研究。
关键词：晚明；士妓交往；艺术才华；困境；文化观照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经济的繁荣刺激着思想的跃动，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思想家相继出现，他们引领着时代文化浪潮，倡导思想解放、人性解放，强调人欲的正常性，主张男女平等。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士子文人很想有所作为，但强大的传统势力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新旧思想激烈的冲突中，他们很难突围，李贽、达观禅师等人的夭亡就是有力的证明。所以，空有抱负的士子无法施展他们的才华，索性耽溺于烟花柳巷以消遣这种苦闷。同时，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顾湄等一系列秦淮名妓应时代而生，这群特殊的女性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展示了属于自己的时代风采，她们与那个时代的男人相角逐、相辉映，从而构建了晚明社会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线，也引起了后学对晚明的研究热情。尽管士妓的结合有着时代的偶然和必然，但他们的爱憎却谱写了封建社会下男女交往少有的时代宽容。孔尚任的《桃花扇》、吴梅村的《圆圆曲》、余怀的《板桥杂记》等都是反映晚明士妓交往的作品，而钱牧斋的《初学集》、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侯方域的《壮悔堂集》等都有对他们与名妓往昔生活的记录。
一 身在青楼妓馆，心却翰墨飘香
古今中外，自“妓女”这个词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尽了大众的鄙夷。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过太多的妓女，而她们大多随着历史的推移不为人道，只有少数的红颜会在历史中留下一抹记忆。而在晚明却出现了名妓群起的现象，她们不为人们诟病，反而在晚明写下了封建社会少有的女性文化。
据史料统计，晚明妓女最多。就地域而言，晚明妓业主要集中在京师和金陵。在谢肇制的《五杂俎》中，谈到晚明“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余良家”，“宫女、娼妓、僧道，合之已不啻十万人矣”，以致“粉黛倚门充 城市”，可见当时妓业的繁盛。在刘师古的《妓家风月》中称：“明时，北京皇甫坊有东院，有本司胡同。本司者，教坊司也……出城之南院，则昔日之北里旧游也。”且当时寺院也多，而香客却多为妓女，其中京都的戒坛寺，“每每游女之胜，钿车不绝，茶棚酒肆，相挽于路，并有挟妓入寺者”，这些都是京师妓业的胜况。而达到晚明妓业极致的却是金陵的秦淮妓业，当时有十大名妓陈圆圆、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等多出自秦淮。金陵是当时的文化集散地，又是佳丽聚集地，而其知名度又颇多仰仗青楼文化。当时秦淮河畔妓馆林立，《五杂俎》中谈到，“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这些都是时人对金陵妓业的描述。当然，这样庞大的妓业阵容也形成了名妓辈出情况的可能。
要在妓馆，普通的妓女只要卖身就可以了，但想成为名妓，光靠色相是不能持久的，况且在秦淮河畔娱乐的不都是些凡夫俗子，很多文人墨客也是这里的常客。即使他们来此的目的也是享乐，但享乐的品位、层次却与一般的商客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对妓女的享受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官刺激，更多的是寻求符合自身审美品位的精神元素。所以，晚明名妓是在不断迎合这些士大夫们需求的同时，推动着自身文化和人格素养的进步的。因此，除了社会的经济因素外，养成晚明名妓独特风格的正是这些看似消极避世的士子文人。
首先，改善妓女的气质。在人们的惯有思维中，妓女多以胭脂粉黛、娇艳欲滴的容貌来满足客人的感官需求，但晚明名妓却不落俗套，她们选择从内在养“气”来充盈自己。而这不是朝夕可就的，所以她们需要从内在着手，通过学习才艺来充实自己。大量的文字记载了晚明名妓的多才多艺。史载：董小宛生性恬淡静雅，不喜喧闹，常常沉浸在经卷、墨海中，其“书法秀媚，楷法遒劲，波折清妍”，远在常人之上。而马湘兰擅长画墨兰，多以瘦石青竹衬托兰的风骨，汤漱玉《玉台画史》中称其“双钩墨兰，旁作筱竹瘦石，气韵绝佳”。而柳如是、王微则以文学才华在江南久负盛名。王微一生留下八部文集；柳如是更是著述颇多，其诗集有《戊寅草》《柳如是诗》《河东诗文集》等，难怪钱谦益对她喜爱有加，终娶在身侧。对于名妓，有一种才艺是必要的，但也有像薛素素之人可身兼数艺，《明诗综》称其“有十能，诗、书、琴、弈、箫，驰马、走索、射弹尤绝技也，予见其手写水墨大士甚工，董尚书未第日，授书禾中，见而爱之。”
其次，她们在外形上多以高雅著称。除了姣好的面容、诗意的气质外，她们在服饰上也大有讲究。柳如是经常一身儒服，陈圆圆则颇有林下风致，“花明雪艳、容辞闲雅”。在居室陈列布置上，她们也追求与一般妓女不同的情调，其居所多布置古画书帧、香茗古琴等，这些都在视觉上给人以雅致的艺术感，使人不会迷恋于美色而忽视人物的内在。余怀的《板桥杂记》描述为“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仙境”，可见文人雅士对她们居所的喜爱。
再次，对人格素养的要求严格。既然一个人生来无法抗拒社会角色的命运定位，那么她可以改变自身对角色的定位。名妓虽身陷红尘，却不甘堕落，在以内外气质皆修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表现出高洁的人格素养。代价是她们时刻都要与市井恶霸抗争，与虚伪之士抗争，与自己的内心抗争，她们在不断的斗争中建立起自身的人格原则与行为规范。董小宛厌倦俗世的生活，渴望在喧嚣中固守内心的宁静，而将其号定为青莲；柳如是则身着儒服，不慕富贵；李香君善辨贤佞，亦侠而儒。所以，在明清鼎革之际，这群名妓能淡定从容地吸引着士子们流连忘返。
二 精英无所作为，末世集体困顿
在中国封建社会，士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们与统治阶级时而对立，时而缓和，时而相互转化。历史上士集团有过巅峰，也有过倾颓。魏晋南北朝时士人同统治集团若即若离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而宋代士子在程朱理学的规范之下就表现出与统治阶级统一的道德规范，但这些士子始终处于一种自我决绝的状态，都有一种属于自我群体的行为准则。到了晚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上层建筑发生了巨大变化，思想也随之激荡。南京师大季桂起教授认为，晚明文化思想变革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的重新发现，由此构成了一股强大的人文主义思潮，它几乎影响到当时的整个士林学风。这促使他们对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重新理解与定位，因而也构成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的确，晚明政治腐败，士人无所作为，他们孤独无助地找寻一种自我的生存方式而不得。尽管钱谦益也提到了“救世”，而且不可否认他们也曾做过努力，一些士人在挽救明朝末世也做出了勇敢的牺牲，但是这对于整体靡溃的社会实在微不足道。所以，当他们在救赎不了社会与自身的时候，思想自然选择了逃亡——或消极地议论或找出口释放。所以明中后期，在以王夫之和李贽为代表的启蒙思想者肯定人欲的思想之下，“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士人们竭力追求声色犬马的现世享乐，在逐芳览胜中打发时日，以消弭自己与社会的冲突，消弭这种群体性的困境。但向来以清高自许的士集团，在孤高自傲的心理指引下，这种狂欢还必须显得不那么低俗，所以许多士人在纵情声色中，又寻求那些高才雅韵的妓女，在推崇她们之时，借香艳酒色来打发自己的困顿，进而表现自己的风流雅致。在背离传统儒学的格物致知，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君子人格之后，在极尽欢乐和个性舒张之时，他们内心深处却备受煎熬。正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中所言：“夫饮醇酒近美人，在今日宝贵利达之士大夫，以为是得志而不可不为之乐事。此夫事之极狠庸而不足道者也。然出于千古之英雄，则借以行其痛哭而消泄其无可如何之感愤。愚尝谓酒色鄙事，今古人亦不相及若此。” 因此，在当时士子的文集中，既记述着闲情逸致，也倾诉着内心的不平，凸显着自己与社会的矛盾。虽然文中不免粉饰自身，但也能窥见士人内心无所归依的焦灼。明中后期，由于政治黑暗、士人增多以及科举入仕的有限性，士人仕途不畅现象非常普遍，致使许多人表面鄙视功名、看破名利，内心却依然想要救世，这就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极大反差。所以，文徵明在京城为官时虽然“修国史，侍经宴，岁时上尊汽币，所以慰赐甚厚”，但仍感不快，“不识稼州乐，清梦依然在故乡”。
三 士妓结合的社会文化解读
当晚明士子在面对一种普遍的人生困境而无可解脱之时，这样一批红颜的诞生恰好迎合了孤独的士子，所以两种迥然不同的人在腐朽的末世却和出了知己的悲声。此时，士子需要名妓在精神和肉体上给予释放，而名妓又希冀将自己看似繁华但内心悲凉的命运嫁接在这群迷茫的精英身上，所以这种结合即便是涅 ，对二者都是一种精神上的快慰。
晚明时期，个性张扬的人文意识在较为开放的江南地区开始大面积攒动，而先锋体验者就是名士和名妓。清代理学家陆陇其曾对晚明思想学说导致晚明社会变异的现象评论说：自阳明倡言良知之说，泰州学派等门后学“从而衍之”，“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他的评论虽有学派成见，但从另一个侧面却揭示了晚明异端思想对整个社会的强大影响力。表现在名妓身上，就是对于作为妓女这一社会角色的认同但不屈服。这一时期李贽的“识有长短，非关男女”的男女平等观念推动了女性思想的解放，同时市井文学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她们。冯梦龙的《三言二拍》、李汝珍的《镜花缘》以及饱受争议的《金瓶梅》，这些作品中所体现的女性思想解放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士子对于名妓的认可，以及名妓对于自身精神的追求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这时，那些从小开始培养的文艺才能成为解救她们的良药。每年一次或几次的盒子会、藻花案等大型的士妓聚会，都为名妓展现其魅力和才华创造了条件。所以，当士子在愁闷之际来到莺歌燕舞的秦淮河畔，官场考场的失意早已被眼前这些身兼数艺、又翘楚可人的名妓所洞悉，即便是钱谦益也无法抵挡柳如是一身儒服、谈笑自如的归来，而心念家母病情的冒襄也忍不住去到半塘一睹董小宛的闲静。当然，他们的结合也不无这些名妓们主动追求的结果，但晚明士妓交往则不仅仅是因才子佳人相倾就被后人所夸赞的，士妓结合在客观上萌生了士子更多的创作灵感，侧面也推动了文艺的进步，晚明的许多诗词曲赋都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创作出来的。
当然，名妓的出名，与其才艺是分不开的，但在明清易代之际，她们身上表现出了少有的女性气魄和民族气节，以独特的女性风貌感染着那群避世的士子。她们以柔弱的身姿抵挡着另一个王朝的诱惑，同时也力劝那些明末精英不事贰主。在不得已之下，她们可以为大义而弃情爱。孔尚任《桃花扇》就是对此的最好诠释。
所以，晚明名妓的文采风华不但在秦淮文化、女性文化中熠熠生辉，甚至在整个封建文化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与她们自身的努力和与士子结合是分不开的。历史也正因有这样一批敢想敢做的士妓，才成就了日后为人称道的晚明佳话。同时，他们的事迹也激励着想要求变革新的人们。当然，他们在特殊的历史年代里也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天空，历史才理所当然地记录下他们的身影，他们突破自我、突破世俗、突破时代的阻力，无可置疑地为后人所折服。
参考文献：
[1] 陆嘉淑：《辛斋诗话》，《文渊阁四库全书》，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
[2] 冒襄：《影梅庵忆语》，沈氏拜鸳楼，清（1644-1911）刻本。
[3] 陈焯：《影梅庵忆语题词》，《同人集》，水绘庵，光绪八年（1882）藏版。
[4] 余怀：《板桥杂记》，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
[5] 文徵明：《甫田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
[6] 季桂起：《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作者简介：贾明秀，女，1988—，山西忻州人，华东交通大学2010级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关键词：晚明；士妓交往；艺术才华；困境；文化观照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经济的繁荣刺激着思想的跃动，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思想家相继出现，他们引领着时代文化浪潮，倡导思想解放、人性解放，强调人欲的正常性，主张男女平等。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士子文人很想有所作为，但强大的传统势力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新旧思想激烈的冲突中，他们很难突围，李贽、达观禅师等人的夭亡就是有力的证明。所以，空有抱负的士子无法施展他们的才华，索性耽溺于烟花柳巷以消遣这种苦闷。同时，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顾湄等一系列秦淮名妓应时代而生，这群特殊的女性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展示了属于自己的时代风采，她们与那个时代的男人相角逐、相辉映，从而构建了晚明社会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线，也引起了后学对晚明的研究热情。尽管士妓的结合有着时代的偶然和必然，但他们的爱憎却谱写了封建社会下男女交往少有的时代宽容。孔尚任的《桃花扇》、吴梅村的《圆圆曲》、余怀的《板桥杂记》等都是反映晚明士妓交往的作品，而钱牧斋的《初学集》、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侯方域的《壮悔堂集》等都有对他们与名妓往昔生活的记录。
一 身在青楼妓馆，心却翰墨飘香
古今中外，自“妓女”这个词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尽了大众的鄙夷。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过太多的妓女，而她们大多随着历史的推移不为人道，只有少数的红颜会在历史中留下一抹记忆。而在晚明却出现了名妓群起的现象，她们不为人们诟病，反而在晚明写下了封建社会少有的女性文化。
据史料统计，晚明妓女最多。就地域而言，晚明妓业主要集中在京师和金陵。在谢肇制的《五杂俎》中，谈到晚明“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余良家”，“宫女、娼妓、僧道，合之已不啻十万人矣”，以致“粉黛倚门充 城市”，可见当时妓业的繁盛。在刘师古的《妓家风月》中称：“明时，北京皇甫坊有东院，有本司胡同。本司者，教坊司也……出城之南院，则昔日之北里旧游也。”且当时寺院也多，而香客却多为妓女，其中京都的戒坛寺，“每每游女之胜，钿车不绝，茶棚酒肆，相挽于路，并有挟妓入寺者”，这些都是京师妓业的胜况。而达到晚明妓业极致的却是金陵的秦淮妓业，当时有十大名妓陈圆圆、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等多出自秦淮。金陵是当时的文化集散地，又是佳丽聚集地，而其知名度又颇多仰仗青楼文化。当时秦淮河畔妓馆林立，《五杂俎》中谈到，“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这些都是时人对金陵妓业的描述。当然，这样庞大的妓业阵容也形成了名妓辈出情况的可能。
要在妓馆，普通的妓女只要卖身就可以了，但想成为名妓，光靠色相是不能持久的，况且在秦淮河畔娱乐的不都是些凡夫俗子，很多文人墨客也是这里的常客。即使他们来此的目的也是享乐，但享乐的品位、层次却与一般的商客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对妓女的享受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官刺激，更多的是寻求符合自身审美品位的精神元素。所以，晚明名妓是在不断迎合这些士大夫们需求的同时，推动着自身文化和人格素养的进步的。因此，除了社会的经济因素外，养成晚明名妓独特风格的正是这些看似消极避世的士子文人。
首先，改善妓女的气质。在人们的惯有思维中，妓女多以胭脂粉黛、娇艳欲滴的容貌来满足客人的感官需求，但晚明名妓却不落俗套，她们选择从内在养“气”来充盈自己。而这不是朝夕可就的，所以她们需要从内在着手，通过学习才艺来充实自己。大量的文字记载了晚明名妓的多才多艺。史载：董小宛生性恬淡静雅，不喜喧闹，常常沉浸在经卷、墨海中，其“书法秀媚，楷法遒劲，波折清妍”，远在常人之上。而马湘兰擅长画墨兰，多以瘦石青竹衬托兰的风骨，汤漱玉《玉台画史》中称其“双钩墨兰，旁作筱竹瘦石，气韵绝佳”。而柳如是、王微则以文学才华在江南久负盛名。王微一生留下八部文集；柳如是更是著述颇多，其诗集有《戊寅草》《柳如是诗》《河东诗文集》等，难怪钱谦益对她喜爱有加，终娶在身侧。对于名妓，有一种才艺是必要的，但也有像薛素素之人可身兼数艺，《明诗综》称其“有十能，诗、书、琴、弈、箫，驰马、走索、射弹尤绝技也，予见其手写水墨大士甚工，董尚书未第日，授书禾中，见而爱之。”
其次，她们在外形上多以高雅著称。除了姣好的面容、诗意的气质外，她们在服饰上也大有讲究。柳如是经常一身儒服，陈圆圆则颇有林下风致，“花明雪艳、容辞闲雅”。在居室陈列布置上，她们也追求与一般妓女不同的情调，其居所多布置古画书帧、香茗古琴等，这些都在视觉上给人以雅致的艺术感，使人不会迷恋于美色而忽视人物的内在。余怀的《板桥杂记》描述为“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仙境”，可见文人雅士对她们居所的喜爱。
再次，对人格素养的要求严格。既然一个人生来无法抗拒社会角色的命运定位，那么她可以改变自身对角色的定位。名妓虽身陷红尘，却不甘堕落，在以内外气质皆修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表现出高洁的人格素养。代价是她们时刻都要与市井恶霸抗争，与虚伪之士抗争，与自己的内心抗争，她们在不断的斗争中建立起自身的人格原则与行为规范。董小宛厌倦俗世的生活，渴望在喧嚣中固守内心的宁静，而将其号定为青莲；柳如是则身着儒服，不慕富贵；李香君善辨贤佞，亦侠而儒。所以，在明清鼎革之际，这群名妓能淡定从容地吸引着士子们流连忘返。
二 精英无所作为，末世集体困顿
在中国封建社会，士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们与统治阶级时而对立，时而缓和，时而相互转化。历史上士集团有过巅峰，也有过倾颓。魏晋南北朝时士人同统治集团若即若离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而宋代士子在程朱理学的规范之下就表现出与统治阶级统一的道德规范，但这些士子始终处于一种自我决绝的状态，都有一种属于自我群体的行为准则。到了晚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上层建筑发生了巨大变化，思想也随之激荡。南京师大季桂起教授认为，晚明文化思想变革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的重新发现，由此构成了一股强大的人文主义思潮，它几乎影响到当时的整个士林学风。这促使他们对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重新理解与定位，因而也构成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的确，晚明政治腐败，士人无所作为，他们孤独无助地找寻一种自我的生存方式而不得。尽管钱谦益也提到了“救世”，而且不可否认他们也曾做过努力，一些士人在挽救明朝末世也做出了勇敢的牺牲，但是这对于整体靡溃的社会实在微不足道。所以，当他们在救赎不了社会与自身的时候，思想自然选择了逃亡——或消极地议论或找出口释放。所以明中后期，在以王夫之和李贽为代表的启蒙思想者肯定人欲的思想之下，“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士人们竭力追求声色犬马的现世享乐，在逐芳览胜中打发时日，以消弭自己与社会的冲突，消弭这种群体性的困境。但向来以清高自许的士集团，在孤高自傲的心理指引下，这种狂欢还必须显得不那么低俗，所以许多士人在纵情声色中，又寻求那些高才雅韵的妓女，在推崇她们之时，借香艳酒色来打发自己的困顿，进而表现自己的风流雅致。在背离传统儒学的格物致知，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君子人格之后，在极尽欢乐和个性舒张之时，他们内心深处却备受煎熬。正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中所言：“夫饮醇酒近美人，在今日宝贵利达之士大夫，以为是得志而不可不为之乐事。此夫事之极狠庸而不足道者也。然出于千古之英雄，则借以行其痛哭而消泄其无可如何之感愤。愚尝谓酒色鄙事，今古人亦不相及若此。” 因此，在当时士子的文集中，既记述着闲情逸致，也倾诉着内心的不平，凸显着自己与社会的矛盾。虽然文中不免粉饰自身，但也能窥见士人内心无所归依的焦灼。明中后期，由于政治黑暗、士人增多以及科举入仕的有限性，士人仕途不畅现象非常普遍，致使许多人表面鄙视功名、看破名利，内心却依然想要救世，这就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极大反差。所以，文徵明在京城为官时虽然“修国史，侍经宴，岁时上尊汽币，所以慰赐甚厚”，但仍感不快，“不识稼州乐，清梦依然在故乡”。
三 士妓结合的社会文化解读
当晚明士子在面对一种普遍的人生困境而无可解脱之时，这样一批红颜的诞生恰好迎合了孤独的士子，所以两种迥然不同的人在腐朽的末世却和出了知己的悲声。此时，士子需要名妓在精神和肉体上给予释放，而名妓又希冀将自己看似繁华但内心悲凉的命运嫁接在这群迷茫的精英身上，所以这种结合即便是涅 ，对二者都是一种精神上的快慰。
晚明时期，个性张扬的人文意识在较为开放的江南地区开始大面积攒动，而先锋体验者就是名士和名妓。清代理学家陆陇其曾对晚明思想学说导致晚明社会变异的现象评论说：自阳明倡言良知之说，泰州学派等门后学“从而衍之”，“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他的评论虽有学派成见，但从另一个侧面却揭示了晚明异端思想对整个社会的强大影响力。表现在名妓身上，就是对于作为妓女这一社会角色的认同但不屈服。这一时期李贽的“识有长短，非关男女”的男女平等观念推动了女性思想的解放，同时市井文学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她们。冯梦龙的《三言二拍》、李汝珍的《镜花缘》以及饱受争议的《金瓶梅》，这些作品中所体现的女性思想解放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士子对于名妓的认可，以及名妓对于自身精神的追求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这时，那些从小开始培养的文艺才能成为解救她们的良药。每年一次或几次的盒子会、藻花案等大型的士妓聚会，都为名妓展现其魅力和才华创造了条件。所以，当士子在愁闷之际来到莺歌燕舞的秦淮河畔，官场考场的失意早已被眼前这些身兼数艺、又翘楚可人的名妓所洞悉，即便是钱谦益也无法抵挡柳如是一身儒服、谈笑自如的归来，而心念家母病情的冒襄也忍不住去到半塘一睹董小宛的闲静。当然，他们的结合也不无这些名妓们主动追求的结果，但晚明士妓交往则不仅仅是因才子佳人相倾就被后人所夸赞的，士妓结合在客观上萌生了士子更多的创作灵感，侧面也推动了文艺的进步，晚明的许多诗词曲赋都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创作出来的。
当然，名妓的出名，与其才艺是分不开的，但在明清易代之际，她们身上表现出了少有的女性气魄和民族气节，以独特的女性风貌感染着那群避世的士子。她们以柔弱的身姿抵挡着另一个王朝的诱惑，同时也力劝那些明末精英不事贰主。在不得已之下，她们可以为大义而弃情爱。孔尚任《桃花扇》就是对此的最好诠释。
所以，晚明名妓的文采风华不但在秦淮文化、女性文化中熠熠生辉，甚至在整个封建文化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与她们自身的努力和与士子结合是分不开的。历史也正因有这样一批敢想敢做的士妓，才成就了日后为人称道的晚明佳话。同时，他们的事迹也激励着想要求变革新的人们。当然，他们在特殊的历史年代里也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天空，历史才理所当然地记录下他们的身影，他们突破自我、突破世俗、突破时代的阻力，无可置疑地为后人所折服。
参考文献：
[1] 陆嘉淑：《辛斋诗话》，《文渊阁四库全书》，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
[2] 冒襄：《影梅庵忆语》，沈氏拜鸳楼，清（1644-1911）刻本。
[3] 陈焯：《影梅庵忆语题词》，《同人集》，水绘庵，光绪八年（1882）藏版。
[4] 余怀：《板桥杂记》，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
[5] 文徵明：《甫田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
[6] 季桂起：《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作者简介：贾明秀，女，1988—，山西忻州人，华东交通大学2010级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