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的逻辑应该是，人们喜欢听真话。不是吗？谁愿意听假话请举手。可这不举手本身就是一个假象，多数人都是嘴上说不愿听假话，但当受到百般逢迎千般恭维时又浑身毛孔舒畅，认定那就是真话。
　　低成本高回报的小九九每个人都会算，有了买方市场，说假话的人自然越来越多，假话也说得越来越像真的。说真话有时恰恰适得其反，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古代朝廷设“拾遗”“补阙”，像杜甫、白居易等都曾担任过这种谏官。就是专门给皇上挑毛病、提意见、敲警钟的。工作状态就是“一脑门子官司”“横挑鼻子竖挑眼”“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就要求谏官为忠直不阿的耿介之士。为江山社稷，为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在关键时刻，敢于冒死进言。但是，谏官十有八九没好下场。因揭人主逆鳞、触怒龙颜，被贬官流放甚至被残杀者何止少数。中唐韩愈早晨给宪宗上《论佛骨表》，下午就遭贬谪上路，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是也。宋代欧阳修因上《与高司谏书》，为遭贬谪的范仲淹说几句公道话，仁宗即下诏将他贬往荒僻的峡州夷陵。所谓“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是也。
　　唐太宗李世民十分注意照镜子。公元643年，他十分器重的大臣魏征病故，李世民大哭，说：“人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镜，可以知兴替；用人作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死去，我丧失一面镜子。”一个皇帝居然为死了一个臣子而如此傷心，这是为何？原来魏征不是个普通官员，他是李世民的“镜子”。魏征在朝中任谏议大夫，他的职责就是对皇上“进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提出批评建议。魏征十分尽职，在他任期内，先后提出数百次“谏言”。有时候，他的批评很尖锐，甚至当庭与李世民发生争论。但最后李世民还是采纳了他的谏言。原因是李世民心中有个最大的忧患，就是怕本朝重蹈隋朝灭亡的悲剧。前车之鉴，岂能忘怀？他明白，魏征的批评是为了维护本朝的大局。有一回，李世民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察天下事，不致被蒙蔽呢？”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说，遇事要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
　　善于纳谏是李世民在歷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事，但遍寻史书，却也记载了一些魏徵如何劝谏的事，其他的臣子，谁敢像魏徵那样直言？相反的例子倒是有。有一阵子，唐太宗上朝时，总是发现龙椅上热乎乎的，便怀疑是值夜班的越国公汪华之子所为。屁股乱放便是僭越，当诛之。可第二天还是如此，那就接着再杀。一连杀其9子，汪华依然隐忍不辩。后来发现是一只猫蜷在上面睡觉，真相大白后，唐太宗找台阶下，迁怒于猫：“这死无葬身之地的畜生。”金口玉言一出，从此当地的猫死后均葬树上。听到这件事，我们当然从心里对汪华其人充满了鄙视。一个能够面不改色地押上9个儿子的生命来换取爵位乌纱的人，不仅将人格与灵魂“工具化”，且售价是何等的低廉。但您再深入想一想，假如百官都可以像魏徵那样，有被允许说真话的大好环境，汪华再混蛋，至于如此吗，虎毒还不食子啊？
　　最善于纳谏的李世民尚且如此，我实在难以相信其他皇帝到底能听进多少真话。如果寻根溯源，我不认为哪个人天生是爱说假话的，而恰恰首先是有人不愿听真话，导致假话越来越多。不信，您想想，说假话最少的是什么人？孩子，不谙世事的孩子不会刻意说假话。儿童基本说真话，幼儿绝不说假话。成人都从幼儿来，为什么就学会说假呢？因为有时说真话太危险。历史上有许多大人物因坚持说真话丢了官、丢了命。原因是有比他官更大的人物不喜欢那些真话。有一种可怕的现象是，现在的不少孩子也越来越说大人话了。
　　人们都喜欢好听的话，因为它能带来一种愉悦的情绪，刺耳的声音则容易让人变得烦躁。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服这种人性弱点尤为不易。很多时候，与本人相关的负面信息，本人往往是最后一个听到的。史上有一段奇闻，袁世凯看了只给他一人看的报纸，就成天陶醉在他的皇帝梦里。对于有些偏听偏信的官僚来说，身边会逐渐出现一种“过滤系统”，逆耳之言往往被自动过滤掉了。这种“过滤系统”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强大的惯性，使真话想听也听不到。怪别人不愿和他说真话吗？当然不是，都是自己使自己离真话越来越远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浮夸盛行的年代，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假话连篇、花言巧语、处处伪装的人，还有几分仁义道德可言？让人感到可怕的是，某些靠说假话已爬到较高职位的人，尝到了说假话的甜头，以后的假话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说假话、办假事，根本原因是有利可图。让造假者得不偿失，才能遏制造假冲动。反之，如果说假话、办假事的人不但未吃苦头，反而尝到甜头，就会劣币驱逐良币，让更多的人陷入不敢说真话的困境。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