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总是觉得，台湾电影要么离我们太远，要么就是太轻。对水深火热吸足雾霾的大陆民众来说，台片说的，简直是轻描淡写，小打小闹。
　　但这部《不能说的夏天》，它讲了大学校园里的性侵故事，完全就是内地现状的正在进行时。电影正撞上厦门大学吴春明事件，绝非偶然巧合，而是老天有眼。
　　准确说来，它更像一则社会新闻，那倒跟《阜阳六百里》的邓勇星有点相似。王维明跟邓勇星一样，都从成功的广告圈跨入相对陌生的电影圈。《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他是眷村217的二把手，吃了Honey一记耳光。《独立时代》则是男一号，小明。《独立时代》有这么一句台词：最容易逃避责任的办法，就是装得跟别人一模一样。显然，面对《不能说的夏天》，我们不免要想当然，那么远的事情，又跟我们没关系，女学生还认为自己爱上了教授，当然可以置之不理。但事实并非如此。
　　王维明显然不是想着颠覆小清新，不是想在绿色里面，加入血色与黑色。在大学性侵事件以外，他穿插了学运失败者和美丽湾运动，试图辐射到整个台湾社会。因为失败挫折，李教授把压抑痛苦发泄到了女学生身上，自甘堕落。因为无法阻止事情变坏，所有人都选择了习惯性逃避，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再怎么努力，那也回不去了。正是这样的心理定势，以至于有些人会屈服于体制和权威，同流合污。
　　就像女学生会天真地以为，也许教授是喜欢上了自己，再不然，她也感觉自己爱上了对方。问题就出在这里，本是正常的男欢女爱，但发生在这么不对等的师生位置上，不免是有蹊跷的。《不能说的夏天》告诉所有人，这是犯法的。
　　《不能说的夏天》在剪切时，采用了片段式的跳跃行进，章节之间，不会有太多交代，尽量的去冲突化，辅以大量的景物空镜头，碧海绿树。哪怕是在法庭上，导演也没有想要把矛头完全指向李教授，至于受害者，其实也没有刻意去渲染她的痛苦。由于故事太过平缓，以至于当木宏吼出那句：你们台北人都是这样讲话的吗？全场才迎来了一个笑点。按照朋友们的标记，这好像是“炮友”作为电影台词，第一次出现在了内地大银幕上。木宏这个角色并不是废的存在，回顾他的出场，除了跟女主角建立起联系，更充当了人物对比。涉世较浅的白白，一到寝室房间，就要他进去吹冷气，结果，他善意地打开了窗户。与之相反，李教授到了房间，关上门立马兽性大发。不得不说，凭借良好的台词功力，戴立忍演起老流氓，实在老练，得心应手。不知道编导出于什么考虑，李教授并没有被绳之以法，他以较为体面的方式，倒在了花园当中。或许，当他在法庭上公然撒谎，这个人的正面形象已经坍塌，无论他有什么理由借口。然而，字幕打出来的说明，更像是黑色幽默，也让人想起了厦大事件爆发后，有人一手炮制的学生联名信，声援吴春明，说他为人师表。
　　即便电影故事发生在台湾，然而，两岸毕竟都是传统的中国社会。在校园性侵事件中，无论受害者有何等勇气，世人经常要戴上有色眼镜去看待。一个巴掌拍不响，也许是她们自己勾引老师，更不用说，整个社会提前把天平倒下了权威一方。在老师的资源、地位和声望面前，在许多人不顾一切维护的学校形象面前，受害女学生，简直是弱势中的弱势。不说学术，她们连青春都被践踏在地，有什么伤害损害，比她们来得还大？
　　我们常说，电影经常是高于现实的，但有时候，电影也与现实同步。具体于这一次，我们更希望，现实也能像电影那样，令主人公得以听见夏天的蝉鸣，重新感受到生命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