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徒有其名的以马克思之名兜售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杰姆逊本不感兴趣但我对马克思备感兴趣，许多年以前我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曾经狂热地着迷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对这部最终没有完成事实上马克思也无法完成的“工人阶级圣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世界依然危机四伏困难重重据说右翼政客焦头烂额据说学院新左派幸灾乐祸的昏暗历史时刻，让我们一起来诵读马克思在这部未完成巨著第一卷倒数第二章激动人心的十九世纪最强音也许真的能够把我们再一次带回到那个据说即将降临的梦幻、天启和黎明的前夜：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被日益自觉地应用于技术上……各国的人民被卷入世界市场的网络，由此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特性。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的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剥削的程度在不断加深，而数量日益增加并且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并组织起来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最终达到了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丧钟也整整敲了一百五十年，不管这个世界是不是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现在请大家安静，上课的钟声敲响了……作为无害的课堂无政府主义者杰姆逊，作为一个非无产阶级成员的资本主义大学文学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新著《表征资本：有关〈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述》难道还会有一些真知灼见？
　　这个还有可能吗？或者情况正好相反，这个以“资本论新解”为幌子的讲演也许只是一瓶连标签都已不再时髦、广告词却依然写得晦涩而味道早就变酸了的陈酒？听听吧，让我们见识见识—杰姆逊教授来了，满脸轻松的他一跳上讲台就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扬言他绝非是在假借《资本论》谈文学：“我不希望大家将我的作品读成关于《资本论》的‘文学’解读！”凭什么？你的本行不就是文学么？因为“文学这一术语将使我重读《资本论》的努力显得琐碎”！好啊，亲爱的资产阶级教授（这既是马克思的经济地位选项，又是列宁的政治地位选项）杰姆逊先生！不幸的是，我们会马上看到你随后端出来的大杂烩不仅自食其言地“很文学”而且“很琐碎”甚至还非常令人讨厌地“很卖弄”，如果你有幸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或二十世纪初，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你自作聪明的有关他们的言论从窗口扔出去（至于我，我从未在杰姆逊的任何文字与言论中获益，但我必须感谢杰姆逊先生，因为你们会看到我将在接下来对他言论的分析与近乎藐视的评价中获益）……更有甚者，讲演伊始你又大言不惭地声称，“我”（大写的我），大名鼎鼎的杰姆逊，“我对马克思如何来呈现事实不感兴趣，对那些据说是他从这些事实中推演出来的相关规律也不感兴趣”，好极了，是啊，解构主义者当然对事实不感兴趣，对事实所赖以运行的相关规律更不感兴趣，他们只对不及物的空谈感兴趣，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只有被言辞描述的物却没有所谓客观的物（马克思会同意这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吗），正如我虽对杰姆逊本人同样不感兴趣，却对他的空言大话分外感兴趣—因为杰姆逊的混乱言说和荒谬逻辑只有放在现实关系与他为什么需要歪曲事实的当今学院政治处境中才能得到解释，而杰姆逊的新著和他的讲演绝非是《资本论》及其不肖子孙的后现代分泌物，尽管他本人对诸如此类的言辞分泌物那么地陶醉与沉溺。

　　“我愿意强调的是，资本主义被表征（吴亮注：涂尔干还是米德或者舍勒？）为一种总体性（吴亮注：卢卡奇还是黑格尔？），一种地狱机器（吴亮注：是德勒兹还是一款新电玩游戏？），只有（吴亮注：唯一的？）以辩证方式（吴亮注：哪种辩证法？关于创世或末世的还是将神学世俗化的，或者是被马克思唯物主义所颠倒了的绝对精神与恩格斯擅用的否定之否定？）才能描绘出这一点：而将马克思的模式（吴亮注：马克思以来的各种经济社会模式还是阅读马克思的各种模式？）推导到如今的全球化（吴亮注：经济全球化还是文化全球化？）、后现代的资本主义阶段（吴亮注：仅为了兜售杰姆逊自以为独创其实不过仿拟千禧年传统悲观论的末世情怀和幸灾乐祸的晚期资本主义？）……”不行，这种跳跃破碎毫无逻辑的语言与不得不及时插入的猜测性注解只适合喝醉了的芬尼根和细心的解释者（不然我们不仅看不懂杰姆逊甚至还会误以为他过于渊博，就像那位赫赫有名的德里达，据他自称二十多年来一直将《芬尼根的守灵夜》放在案头，靠模仿这部难以解读的小说风格才撰写出数十本可以天马行空无限延异的解构主义文本），请慢一点，守灵人杰姆逊先生，这些来源不同的概念背后究竟分别指代了什么？分别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你并没有给我们作出解释；紧接着，紧接着你突然给出一个斩钉截铁的判断（我喜欢这样干脆利落），尽管这个先声夺人的判断是对你刚才作出的那个“对事实及通过事实呈现的相关规律不感兴趣”之承诺的背叛，现在请继续，“我将劳动价值论的真理视为一种形而上学议题……”再等一下杰姆逊先生，将“劳动价值论”视为形而上学议题，就像将托勒密宇宙地心体系或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视为无关事实的形而上学议题一样荒谬和哗众取宠，难道你不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基于有关事实呈现的陈述，不认为“劳动价值论”恰恰是通过若干事实推演出来进而被整个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大多数人所相信和过度相信的“相关规律”之一吗？亲爱的渊博的想象力丰富的杰姆逊教授，你居然认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将同意你把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视为无关事实，只不过呈现为一个空谈家的形而上学议题吗？对事实不感兴趣的人显然是不适合谈论马克思的，特别是某位扬言对事实的呈现不感兴趣的人（顺便说一句：杰姆逊也不适合谈形而上学，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马克思非但十分强调事实的呈现，还尤为强调“从这些事实中推演出来的相关规律”，至少，尊敬的杰姆逊先生，你再怎么对事实不感兴趣也不能把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和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尽管马克思于1845年放弃了普鲁士国籍）是两个人这个事实搞错—当你信马由缰提到“劳动价值论”的时候，从你的上下文看，你是把这个在亚当·斯密手里完成的古典经济学定义归在马克思名下了，而众所周知的事实则是：马克思对这条定义的伟大推进（或伟大发明）是据说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即被恩格斯后来赞誉为足以和哥白尼革命相提并论的“剩余价值”！ 　　现在，我们不妨停留片刻，就在插着“劳动价值论”这块著名历史路标的地方稍作停留，如果我们跟着杰姆逊的后现代交叉跑动尾随他留下的杂乱脚印亦步亦趋，我们将迅速陷进泥潭—“劳动价值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十九世纪命题，一个由亚当·斯密命名进而被卡尔·马克思推演为“剩余价值论”其后又通过列宁等欧亚先锋队之手影响并改变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类命运之观念枢纽，一个声称发现了世界不公平之秘密、并意欲拯救全人类于地狱装置的思想起爆器—如前所述，“劳动价值论”这个命题绝非马克思原创，而无论是斯密还是马克思他们都不会从天而降，让我们从亚当·斯密和影响了亚当·斯密得出这一结论的十八世纪苏格兰学院经济学传统和加尔文主义宗教背景说起。
　　众多经济思想史著作在提到亚当·斯密的时候，总是不会忘记先适度批评重商主义与同样适度赞扬重农主义，然后再从作为被公认的经济科学创始人的亚当·斯密开始。按照罗斯巴德的描述，“亚当·斯密的声望几乎遮蔽了阳光”，但他享有的声望与他对经济思想所作出的“值得怀疑的贡献”以及与现实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事实上经济科学是一门自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以来就存在的科学，当然斯密是否是经济科学的创始人不是一个特别需要争辩的问题。问题在于斯密的许多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著名观点都各有出处，他从他的导师哈奇森那儿得到了大多数想法乃至包括经济学和道德讲义的组织结构，却“忘了”对导师表示致谢；或在不注明出处的情况下大段“抄袭”另一位同代经济学家坎替隆，但是这依然不是严重的问题，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亚当·斯密所提出来的原则性观点和定义大部分是错误的。在这些错误中，为十九世纪经济学带来决定性影响并先是给欧洲注入革命酵母然后以各种形式的小册子的方式扩散到了世界各地的，就是这个标志性的“劳动价值论”。杰姆逊先生将这个以偏概全的错误判断和定义毋庸置疑地视为真理（“我将劳动价值论的真理视为一种形而上学议题。”杰姆逊语），进而将这一历史性错误（以永恒真理的名义）的源头通通归咎于（归功于）和强加于（奉献于）《资本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出有关“形而上学议题”的活报剧，而是又一个轻率地因“对事实呈现不感兴趣”而导致的学术误植在西方学院“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蔚然成风之下发生的“所指事件”，尽管那些闻讯赶来的莘莘学子只不过是为了亲睹这位后现代晚期资本主义脱口秀明星，他们也未必听清楚杰姆逊究竟在说什么，他们更无法表示究竟是同意还是反对。事实上这场带有学术丑闻意味的现场演讲也许很快就会被杰姆逊的崇拜者遗忘，但是我依然必须郑重地指出：杰姆逊的这次演讲就是一个丑闻—下面我们继续。
　　无论正确错误，斯密的经济学思想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斯密受到了他此前的重农学派影响，重农学派对经济思想的某些贡献令人将信将疑，其中之一就是“只有农业才能为经济提供一种剩余，一种纯产品”。斯密不仅保留了这一让人遗憾的有关“生产的”劳动概念，而且进一步将这个劳动概念扩展到一般的物质产品生产领域。在斯密看来只有在物质客体上的劳动才是“生产的”；但是在非物质客体上的劳动则被排除在外，譬如对消费者的服务就是“非生产”的。在专门讨论劳动价值论的《国富论》第二篇，斯密认为投在物质客体上的劳动是生产的，而其他劳动则不是生产性的劳动，因为它没有“使自己固定在或体现在任何具体的实体上。这个实体在劳动投入之后将持久地存在，并且用它可以在以后购买相对数量的劳动”（这一表述立即让我们联想起《资本论》第一卷）。按这样的定义我们就能够毫无疑问地推论，既然是体现在非物质实体上、因而属于非生产性劳动的劳动，那么“仆人、教会牧师、律师、医生、各色文人、演员、小丑、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在斯密看来都是“非生产”的，他们的所有工作都“立刻消失在他们的生产过程中”。正如斯密所举例的那样，“演员的朗诵，演说家的演说，或音乐家的曲调，他们的工作在其生产过程中迅速消失掉了！”（等等，是不是我们的杰姆逊教授的精彩讲演也不能算生产性的劳动，因此也就没有丝毫价值可言？）斯密继续指出：“生产的劳动对于其所投入其中的实体增加了价值”，而“非生产的劳动则没有”。这是以另一种方法来表示这样的事实：投入于服务中的劳动是没有物化在“任何具体的实体”中的。不仅如此，斯密的“生产的”劳动还被断言为创造了制造业中作为利润的一种“剩余”，斯密的重农主义偏见还体现在他关于农业同制造业相比是具有更为明显得多的生产性的行业这一荒谬的结论中。除此之外，令人遐想的是斯密比马克思更通俗地提出了一个有关“谁养活谁”的结论：在同一篇章里他这么写道：产品是完全由“生产劳动者”创造的，他们不仅“维持了”自己，而且还养活了所有的非生产劳动的阶级。

　　斯密的这些带有部分事实依据却又隐藏着重大缺陷的经济学研究结果和言简意赅的结论，以经济科学的实证力量与面目肯定了或潜在地肯定了人类经济活动及其赖以运行的经济结构中普遍存在的“剥削”，而不再是以往那种对人类社会各种压迫与不平等的文学传统类型或具有宗教色彩的道德指控，经济学的介入尤其是“劳动价值论”的提出（亚当·斯密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经济学先驱，他的“劳动价值论”是即将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之奠基石）使这一切逐渐走向了另一个即将打开的有关阶级对立、阶级分裂、阶级斗争和你死我活的现代潘多拉盒子。
　　斯密的上述理论缺陷并非没有被他的同时代经济学同行敏锐地发现，十九世纪稍晚的伦敦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为斯密校编《国富论》的埃德温·坎南曾经对此有过一段非常睿智的评论，他说，“人们总是强烈地倾向于把他们不经意中认为是最重要的阶级想象为‘维持’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重农学派断言农夫维持了他自己以及其他所有的阶级，亚当·斯密则断言农夫、制造业者和商人维持了他们自己和其他阶级……亚当·斯密没有看到制造业者和商人是由烹饪和洗衣的卑贱劳动服务所维持，就像厨师和洗衣匠是由无檐帽的制造者和茶叶的进口所维持的”。 　　但是作为斯密老师的哈奇森，他的另一些建立在人类经济行为观察之上的有关“价值由什么决定”的真知灼见，却被斯密不在意地抛弃了（哈奇森则受到了更早的普芬多夫男爵的启发）。在哈奇森的《道德哲学体系》中对“价值”的讨论部分已经有这样的论述，“如果没有需求，也就没有价格”，他还敏锐地将“有用性”定义为某种高度主观性的东西，即物品之有用是由于它具有“可以满足由流行的习惯与偏好所决定的任何欲望的任何倾向”。但遗憾的是，哈奇森在“成本”这一问题上发生了转向，他不仅把“劳动的困难”作为价格决定的一个因素，甚至认为“在对两种物品的需求相等的场合”，“困难的劳动”将是更主要的价格决定因素。显然，这个被夸大了的因素被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一并汲取了。
　　哈奇森与格劳秀斯的著名追随者普芬多夫男爵都生活在加尔文新教气氛浓郁的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当亚当·斯密汲取了他的前人和同代人的经济学思想贡献开始建构他宏大的古典经济学体系时，整个苏格兰的“意识形态”背景仍然如此。斯密反对酗酒、奢侈品和过度消费以及坚决支持“反高利贷”，这除了为他个人的道德价值判断所决定之外，与加尔文派提倡节俭反对奢靡的苏格兰日常生活中弥漫的政治正确风气也不无关系……因此我们就很容易想象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之提出为什么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挑战，似乎无论在一般人们的常识中还是在那些经济科学家的分析中，劳动受到尊敬，劳动创造价值，乃至劳动是唯一的价值创造之来源，那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
　　为了概括地描述被杰姆逊作为一个毋庸证明的公理而提出，又将其魔术般地变为形而上学议题来加以讨论的“劳动价值论”之归属、来源与流变，我们已经把杰姆逊丢在一旁太久了，现在我们回来看看他别冷落了他，不过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再次踏进杰姆逊的沼泽地，看看在那里能否找到“尼伯龙根的指环”，“《资本论》三卷中唯一完整的作品，即第一卷……它已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的完整画面（吴亮注：这就是杰姆逊的‘形而上学’！所以《资本论》马克思写一卷就够了，资本主义已经完整地被描绘了，管用一百五十年，直到永远，还谈什么第二阶段帝国主义第三阶段全球化？）……形式意义……再现……表征……如何公正地对待总体性……关系系统……非经验的，又是完全处在运动中的……不断扩张……（吴亮注：文学的，太文学了！）处于运动之中……永恒的崩溃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结构也是本质性的（吴亮注：又闪烁其辞地回到了‘资本主义’，一个小高潮？）……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一种机器，它不可避免地会崩溃，因此为了维持自己的实存它必须不断地用扩张自身、扩张自己控制领域的方式来修复自身……辩证思维可谓是一种全新的思维类型（吴亮注：辩证思维是一种古老的思维类型，从公元三世纪柏罗丁创世神学就开始了的历史辩证过程一直到在黑格尔手中完成的神学世俗化改造，以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最后降临）……它特别被发明出来（吴亮注：这倒是真的，莫非就是被你们发明出来的解构主义，一种在学术伦理上倒退了的思维与故弄玄虚的语文表达？）用以克服所谓资本的独特总体性创造出来的表征的两难局面（吴亮注：这种发生在杰姆逊语文表达中的混乱并非是世界表征混乱所致，上帝原谅他！）……不过在这里，我不会花更多的篇幅来阐述辩证法或为之辩护（吴亮注：这个段落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的上帝啊，你会原谅我们这位可怜的不知所云的杰姆逊教授吗？杰姆逊一思考，你会发笑还是发怒？或许杰姆逊先生是一个无神论者兼唯物主义者，难道唯物主义者就可以傲慢地声称“对事实呈现不感兴趣”吗？而一个自我标榜“特别发明”了某种“辩证思维”的人就可以在虚晃了一下手里的那面旗帜之后突然可疑地逃之夭夭，只因为他“不会花费更多的篇幅为之辩解”，而他已经不仅仅以他跳蚤般的舞步浪费了他大量的篇幅，并且还要假装渊博云山雾罩地继续浪费我们的大量时间吗？
　　十八、十九世纪乌托邦作家的诚恳来源于一种深厚的欧洲自由意志传统（信奉就是信奉，而且是狂热地信，身体力行地信；不再信奉了就承认自己已经不再信奉，无论是圣西门还是魏特林。尤其是马克思，当他已经不再是黑格尔主义者后，他就不愿公开发表对他个人来说深受黑格尔异化概念影响、观点业已过时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如所周知的《资本论》第一卷在一八六七年出版后，马克思的生命还有整整十六年漫长时光尚且难以继续写完它，不论马克思面临怎样无法解决的困难，不勉强写或有尊严地保持沉默，都是出于他对理论思考及其写作的诚恳），这一传统的诸种不同表现不仅是令人着迷的也是令人尊敬的。遗憾的是，出于我们可以理解和不太能理解的复杂的原因，十九世纪的知识分子美德在今天的所谓西方学院新左派教授们那里已经全面丧失，请看看这位杰姆逊吧—他的讲演甫一开始，就言辞凿凿地承诺将在讲演的最后“就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思想任务提出一项实践性的结论”，结果在临近尾声时我们等到了这样一大段芬尼根式的概念意识流：“接下来我想就当前的思想和政治状况再来说上几句以此来总结本次演讲。”好的，让我们洗耳恭听杰姆逊的“后现代晚期高潮”将怎样到来（以下的总结既是片段又是浓缩，既是延异又是表征，由具有典型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风格的术语和关键词组成，一堆花里胡哨的后现代厨房垃圾），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转向后现代日常领域……即主体构造领域……及尚属推测中的……信息技术改变了劳动……主体醒着的时间，消耗在电视屏幕之前……时间经验被替换为空间经验……需要追问时间感何以要屈从空间的统摄……我们的问题比柏格森更激烈……不仅柏格森还有托马斯·曼和普鲁斯特……他们都迷恋深度时间……起源于现代化进程不平衡……眼花缭乱的都市……乡村的消失……每个人都是消费者……也是雇佣者……空间表面无限延展……过去的区域不平等是民族国家造成……现在是全球化……殖民体系解体了……今天应该谈商业而不是民族解放……”停一停杰姆逊先生，但是他停不下来了！“……时间性的终结，一切终止于身体与此刻……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的现代化道路……主体的死亡……资本主义竞争如今已衰落……资产阶级文化在消耗殆尽之前……数十亿芸芸众生……群体……他者……憎恨……美国中心主义……整个世界被一种新的无名所统治……今日之世界政治皆与房地产相关！”杰姆逊显然被“超我”催眠了，他仿佛站在九霄之上背负青天朝下看尽是人间城郭，房地产！（吴亮注：杰姆逊把巴勒斯坦聚集地、难民营、生态问题、联邦制、公民权、移民问题、法国简易大棚、巴西贫民窟都归结为土地掠夺因而也无非是房地产问题，你太有文学想象力了，你以为只要把一堆性质各不相同、各有不同历史根源、关系到不同的现实矛盾与冲突的词语堆砌在一起，那些问题就会变成一个由完整句子构成的统一问题！） 这就是你对政治与思想状况既狂妄又幼稚的总结？而《资本论》也只不过是一部有关“失业的书”（吴亮注：这是杰姆逊在演讲中的又一个有关马克思“惊人预言”的意外发现）？你究竟想说什么，信口开河的杰姆逊先生？你知不知道政治讨论与思想表达绝不可以是文学意识流？你懂不懂所谓学术总结应该具有怎样一个明晰简扼的格式？令人厌恶的无轨电车司机喝醉了的芬尼根概念贩子杰姆逊先生，当你无可救药地丧失了诚恳之后，你究竟还有没有剩下最后的诚意？
　　莫非以《资本论》的守灵人自居的杰姆逊就是二十一世纪硕果仅存的乌托邦理论作家兼习惯天马行空的悲观浪漫主义诗人，只是他喜欢在理论中夹杂乔伊斯普鲁斯特意识流同时又在诗句里掺入黑格尔本雅明卢卡奇概念？按照莫尔纳的观察与描述，几乎所有信奉乌托邦或诺斯替教的作家其实对到目前为止的历史阶段都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都是念念不忘自我和热衷自我表现的人。他们把历史想象为一种走向自己的过程，他则作为最终的享有者。他总是妄想自己像先知那样宣布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已到晚期（如果还不是末日的话），世界进程在他的一生期间在加速，他赫然屹立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两者之间。当然，以这样的图像描绘来衡量比对，杰姆逊还远远够不上是一个乌托邦作家，因为在骨子里他对乌托邦早已不再抱有信奉、热忱与诚恳。现在的杰姆逊不过是一个“晚期资本主义”日益没落的西方学院讲坛上的演员（“晚期资本主义”，借用了杰姆逊爱用的一个词），他热衷扮演并且也擅长担任的角色介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预言家和小丑之间（显然，他想扮演马克思的守灵人角色还力有不逮）：前者总是预言病兆、晚期、死亡、崩溃直至末日，后者则在世界末日迟迟不来的幕间卖弄他拿手的插科打诨和玩点小把戏—的确，这两种角色的长期轮番扮演不会不影响杰姆逊对自我身份的错认，曾让我迷惑不解的是他常常在某种离题的口误中泄露一些小秘密。杰姆逊最终在停止他的发言之前情绪灰暗地突然提到了乌合之众的出现，似乎他本人因为只是一个报幕员而免于身陷其中，我恍然大悟地发现杰姆逊先生冷不防以失败者的口气吐出这一令人沮丧的词语时，他戏剧性地以弗洛伊德的方式泄露了自己的真正身份以及对泄露这一身份的恐慌。其实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亲爱的杰姆逊先生，你既不是一个什么先知，也够不上是一个什么忧心忡忡的乌托邦作家，你充其量就是这个不再有乌托邦的永远不会完美的世界之平庸的一员。历史没有消亡，过去还在，未来依然值得憧憬，即便你杰姆逊信誓旦旦地争辩说从你站立的那一边看到的每天都是落日，但从我这一边看过去却永远是朝霞。
　　说明：二○一二年十二月间，杰姆逊教授在上海几所大学和学术机构就《资本论》问题作过多次演讲，本文依据的是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华东师范大学所作《〈资本论〉新解》演讲录音记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