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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讲堂上，在央视法律节目的直播间里，在天津国际SOS儿童村的普法讲座上，常能看到一个身影，他是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岳运生。1972年出生的他，在中国律师界已颇具名望。作为前有“60后”坐镇，后有“80后”追赶的“70后”，他并没有体会到太多“夹缝”中的生存危机。用他的话说，他成长在一个中国最传统的家庭，接受着最传统的教育，他的人生轨迹，也是最典型的“70后”所走的路。即将步入40岁，岳运生的心态反而越来越沉稳，身上的担子已不再只是个人奋斗，而是开始关注家族每个人。
听话而能吃苦
岳运生总结说，生于70年代的人与“80后”最典型的一个区别，就是他们的人生受到父辈的影响更重。岳家两代，5个人全都当了律师，这是其父亲岳成引以为豪的。但这却不是岳运生最早选的路。
1980年，岳运生8岁，中国刚恢复了律师制度，父亲岳成进入黑龙江海伦县司法局法律顾问处成为一名律师。但童年的岳运生对律师行业并没有憧憬向往。“律师当时是国家干部，领工资。我父亲工作的法律顾问处跟派出所在一起，我们经常放学都是在父亲的办公室做作业，总能听到隔壁派出所的争执声，所以一直对法律工作没有太多好感，一门心思要学理工科。”
岳运生至今还对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买不起4分钱的冰棍有深刻记忆。“那时候我们一家6口人，父亲的工资是37块钱。我1978年上小学，黑板上还有毛主席和华国锋的像，对粉碎‘四人帮’这些事情我都还有记忆，再后来才是改革开放。我们这拨人，多少还有受苦的记忆，当然无法和60年代经历‘文革’的人相比。所以我现在和一些‘60后’接触，就会发现在心态或为人处世上，可能‘70后’相对会阳光一些，但并不绝对。”
1989年，参加高考的岳运生选择了西安公路学院交通工程专业。4年后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城建集团做了一名助理工程师。“我的专业是公路交通工程，比如说做红绿灯相位设计、道口设计什么的，这个工作却是做土方施工，专业不对口，每天重复作业，觉得有些虚度光阴。”
1994年前后，父亲在黑龙江创办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有声有色，在家人的劝说下，岳运生终于决定子承父业，拿起从未读过的法律书籍，开始了一连串紧张的考试。1995年1月，只复习了3个月的岳运生，在北大法律系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失败。他很快继续复习，在同年5月的中国政法大学双学位考试中顺利通过，进入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学习，10月又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我们那一代人，一方面比较听话，另一方面还有点吃苦的精神。父亲觉得这个行业不错，我自己也想转行，那就决定去学法。一旦选择这条路了，那就踏踏实实苦学呗。一门心思扎下去，也没怎么让家人操心。记得当时分考得也不高，比通过线高不了多少。”性格沉稳的岳运生说起自己的事情，总是淡淡的。
回忆起青春期，岳运生觉得，他们那一代当时都挺单纯，就是无忧无虑地读书。“我和弟弟岳屾（音同“深”）山一个70年代头，一个70年代尾，做事和心态就明显有区别，他们相对更洒脱。”
在岳运生看来，吃苦精神从弟弟这个年岁再往后就不多见了。“80年代出生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和家里几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心态也不同。等他们懂事的时候，改革开放也比较深化了，各种思潮开始涌现，不像70年代的人承上启下，心态上既有保守，也有创新。”
岳运生记得，10年前他快30岁，弟弟20出头，两人很多认知不同，他总觉得弟弟不懂事，但现在这“代沟”反而被抚平了。“毕竟他也30多岁，成家立业了。不过我觉得，70年代初的人还是和60年代的人共同语言多一点，和‘80后’远一点。”
从固执到平和
1996年年底，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开到北京，即将毕业的岳运生进入所内，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打拼。“可能从择业上，我比其他‘70后’要顺利很多，少了找工作的漂泊和挫折。但当时父亲在北京也刚起步，我们一起摸爬滚打的日子，非常艰辛。”岳运生说。
一边是创业的一步步摸索，另一边岳运生也结了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随着步入而立之年，他肩负着事业和家庭两方面的责任与压力。“特别是30岁以后，当时律师行业竞争压力很大，我和父亲从外地来京，很多关系需要维护，几乎顾不上家。妻子那时就总感叹，说我回家就是为了睡觉，一周能有两天在家吃饭就很不错了。”岳运生现在回想，总说：“那时候还是年轻气盛。”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当和父亲的想法不一致时，他还是会顶撞、争执、坚持己见。“我在很多事情上很固执，心态还是有些急躁。”
就是在这样不断的磨合中，父子两代人的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最初，岳成律师事务所在京只有租来的两间办公室，六七个员工。到2006年时，却已经在三元桥购置了写字楼的一层，有2200平方米，并在广州、上海、哈尔滨、大庆、三亚都成立了分所，在美国纽约也有了代表处，律师数量增加到了100余人。随着父亲年岁的增长，岳运生也将更多的精力慢慢放在管理上，自己负责办案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相比父亲岳成的严厉，事务所的人都说岳运生更随和亲切，但遇到工作上的问题，他又犀利如剑。
年近40，岳运生更多地把时间留给了家人。“看看我周围的朋友、同学，发现大家的心都没有那么散了，不野了。不像30岁的时候，各种应酬、聚会，同学、朋友、合作伙伴之间，没完没了，精力全放在外面。”父亲岳成一直保持着传统的中国家庭习惯。虽然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有了孙子，但岳成坚决不允许孩子们出去住，子孙三代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一起工作和生活。“现在突然发现父亲年岁大了，儿子也上学了，感到自己不能只想着事业上的奋斗，家庭的担子重了起来。平日要照顾老的，想着小的，一星期大概四五天都会回家吃饭，时不时还要陪父母出去逛逛。重心不光是在事业上，家人被放到了心里最重要的位置，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心态转变。现在，外面应该是‘80后’的天地，我们‘70后’也该开始慢慢静下来了。”
听话而能吃苦
岳运生总结说，生于70年代的人与“80后”最典型的一个区别，就是他们的人生受到父辈的影响更重。岳家两代，5个人全都当了律师，这是其父亲岳成引以为豪的。但这却不是岳运生最早选的路。
1980年，岳运生8岁，中国刚恢复了律师制度，父亲岳成进入黑龙江海伦县司法局法律顾问处成为一名律师。但童年的岳运生对律师行业并没有憧憬向往。“律师当时是国家干部，领工资。我父亲工作的法律顾问处跟派出所在一起，我们经常放学都是在父亲的办公室做作业，总能听到隔壁派出所的争执声，所以一直对法律工作没有太多好感，一门心思要学理工科。”
岳运生至今还对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买不起4分钱的冰棍有深刻记忆。“那时候我们一家6口人，父亲的工资是37块钱。我1978年上小学，黑板上还有毛主席和华国锋的像，对粉碎‘四人帮’这些事情我都还有记忆，再后来才是改革开放。我们这拨人，多少还有受苦的记忆，当然无法和60年代经历‘文革’的人相比。所以我现在和一些‘60后’接触，就会发现在心态或为人处世上，可能‘70后’相对会阳光一些，但并不绝对。”
1989年，参加高考的岳运生选择了西安公路学院交通工程专业。4年后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城建集团做了一名助理工程师。“我的专业是公路交通工程，比如说做红绿灯相位设计、道口设计什么的，这个工作却是做土方施工，专业不对口，每天重复作业，觉得有些虚度光阴。”
1994年前后，父亲在黑龙江创办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有声有色，在家人的劝说下，岳运生终于决定子承父业，拿起从未读过的法律书籍，开始了一连串紧张的考试。1995年1月，只复习了3个月的岳运生，在北大法律系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失败。他很快继续复习，在同年5月的中国政法大学双学位考试中顺利通过，进入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学习，10月又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我们那一代人，一方面比较听话，另一方面还有点吃苦的精神。父亲觉得这个行业不错，我自己也想转行，那就决定去学法。一旦选择这条路了，那就踏踏实实苦学呗。一门心思扎下去，也没怎么让家人操心。记得当时分考得也不高，比通过线高不了多少。”性格沉稳的岳运生说起自己的事情，总是淡淡的。
回忆起青春期，岳运生觉得，他们那一代当时都挺单纯，就是无忧无虑地读书。“我和弟弟岳屾（音同“深”）山一个70年代头，一个70年代尾，做事和心态就明显有区别，他们相对更洒脱。”
在岳运生看来，吃苦精神从弟弟这个年岁再往后就不多见了。“80年代出生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和家里几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心态也不同。等他们懂事的时候，改革开放也比较深化了，各种思潮开始涌现，不像70年代的人承上启下，心态上既有保守，也有创新。”
岳运生记得，10年前他快30岁，弟弟20出头，两人很多认知不同，他总觉得弟弟不懂事，但现在这“代沟”反而被抚平了。“毕竟他也30多岁，成家立业了。不过我觉得，70年代初的人还是和60年代的人共同语言多一点，和‘80后’远一点。”
从固执到平和
1996年年底，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开到北京，即将毕业的岳运生进入所内，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打拼。“可能从择业上，我比其他‘70后’要顺利很多，少了找工作的漂泊和挫折。但当时父亲在北京也刚起步，我们一起摸爬滚打的日子，非常艰辛。”岳运生说。
一边是创业的一步步摸索，另一边岳运生也结了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随着步入而立之年，他肩负着事业和家庭两方面的责任与压力。“特别是30岁以后，当时律师行业竞争压力很大，我和父亲从外地来京，很多关系需要维护，几乎顾不上家。妻子那时就总感叹，说我回家就是为了睡觉，一周能有两天在家吃饭就很不错了。”岳运生现在回想，总说：“那时候还是年轻气盛。”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当和父亲的想法不一致时，他还是会顶撞、争执、坚持己见。“我在很多事情上很固执，心态还是有些急躁。”
就是在这样不断的磨合中，父子两代人的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最初，岳成律师事务所在京只有租来的两间办公室，六七个员工。到2006年时，却已经在三元桥购置了写字楼的一层，有2200平方米，并在广州、上海、哈尔滨、大庆、三亚都成立了分所，在美国纽约也有了代表处，律师数量增加到了100余人。随着父亲年岁的增长，岳运生也将更多的精力慢慢放在管理上，自己负责办案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相比父亲岳成的严厉，事务所的人都说岳运生更随和亲切，但遇到工作上的问题，他又犀利如剑。
年近40，岳运生更多地把时间留给了家人。“看看我周围的朋友、同学，发现大家的心都没有那么散了，不野了。不像30岁的时候，各种应酬、聚会，同学、朋友、合作伙伴之间，没完没了，精力全放在外面。”父亲岳成一直保持着传统的中国家庭习惯。虽然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有了孙子，但岳成坚决不允许孩子们出去住，子孙三代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一起工作和生活。“现在突然发现父亲年岁大了，儿子也上学了，感到自己不能只想着事业上的奋斗，家庭的担子重了起来。平日要照顾老的，想着小的，一星期大概四五天都会回家吃饭，时不时还要陪父母出去逛逛。重心不光是在事业上，家人被放到了心里最重要的位置，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心态转变。现在，外面应该是‘80后’的天地，我们‘70后’也该开始慢慢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