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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从反面唤醒了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搞什么个人崇拜了。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
——题记
1967年1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跨进了第二个年头。
这一年的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4日，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联合社外的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领导权。5日，上海《解放日报》的领导权，也被夺到了造反派手中。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纠集其他造反派，召开了“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公开打出夺权的旗号，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把“文化大革命”推上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11日，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简称“全军文革”)改组，江青担任了顾问，原组长刘志坚被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而打倒。与此同时，林彪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接替了刘志坚在总政的工作。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一场夺权风暴席卷解放军报社，发生了震惊全军、轰动一时的“1．13事件”。
所谓“1．13事件”，简言之，即1月13日的凌晨，在江青的支持下，军报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说什么“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社内的文化革命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号召“革命的同志们”“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闯将的革命精神，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与此同时，一张署名“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题为《革命的同志们，勇敢地起来造反》的大字报，对肖力的造反行动，表示了最热烈的响应和最坚决的支持。还有一个“金猴战斗队”，在大字报上呼吁立即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并宣称：“从今天起，报纸由新的领导班子和左派来办。”
很明显，这是一场要在解放军报夺权的风暴。
肖力即李讷，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生下的唯一女儿，时年26岁，到解放军报任记者还不满三个月。
此大字报一出，石破天惊，林彪即派其妻叶群和关锋前往军报进行“调查”；随后，即以他个人的名义签署了《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对肖力等人的造反行动表示坚决支持，说：“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对肖力表示最热烈响应和最坚决支持的“革命到底造反纵队”，在林彪的这封信中，却被打人了另册，诬陷为“胡痴阴谋小集团”，下令对其“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胡痴乃军报当时的代理总编辑。此信报毛泽东审阅时，他老人家又亲自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在那个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的年代，亿万人民每天早晚都要站在毛泽东的像前，虔诚地向他“早请示，晚汇报”，敬祝他万寿无疆；毛泽东的话，被称作“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在林彪的信上这么一批，自然也就成为不能冒犯的神圣信条。由此，被诬为“胡痴阴谋小集团”的成员顷刻之间就变成了阶下囚。胡痴被列入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大案要案”的专政对象，被关押长达8年半之久，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直到1980年才得以彻底平反。
三十多年之后回顾此事，无意再去展示十年浩劫的苦难，更无意评说张三之长、李四之短，而是试图用今日的眼光，理智地审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期求揭示一点值得思索和耐人寻味的东西。历史都是相联系的。只有深刻了解昨天，才能懂得今天，把握明天。“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肖力是怎么到军报来的
“文革”初期，李讷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正赶上红卫兵大串联。她同当年的许多年轻学生一样，怀着到大风大浪中锻炼的激情，也经常外出串联。江青对此很不放心，曾派戚本禹带军报一男一女两名年轻记者，到浩浩荡荡大串联的人海中去寻找。后来江青和陈伯达又亲自出面，向当时的代总长杨成武和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交代，要把李讷安排到军报工作。据胡痴同志回忆：
“那是1966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杨成武给我打来电话，说江青通知，要我俩下午3时到钓鱼台15号楼陈伯达处，去接受一个任务。我们分别按时到达那里，江青、陈伯达已在等候。江青讲了很多，大意是：请你们来，是想把我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让她到军报锻炼锻炼，并说主席也同意。她还说：这孩子刚出大学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要强些。你们放心，她在政治上是跟我们走的。她的缺点是看问题有些片面，有点固执，要多帮助她。她又叮嘱，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肖力，你俩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接着，陈伯达说了些捧场的话，杨成武对李讷到军队来表示欢迎，我当然也同意。但我提出军报归总政管，此事应该通知总政肖华主任和刘志坚副主任。江青说，那就由杨代总长转告吧。离开钓鱼台的时候，杨成武又特意叮嘱我：李讷是主席的女儿，要好好帮助、照顾。这实际上也是我当时的主要心情。”
这样，李讷就改名肖力，成了军报的年轻女记者。胡痴把她分配到快报组，并交代主持《快报》工作的宋琼直接管她。出于安全考虑，还从军事博物馆选调了一个名叫宋玉芬的女同志，主要任务是陪伴肖力工作。
所谓《快报》，是“文革”初期根据毛泽东指示创办的一种“绝密”等级的内部刊物，专门刊登“文革”中的重要情况，仅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层领导阅批。它的篇幅小(多是一事一报)，速度快，频率高，有时一个钟头出版多期。快报组的成员主要由军报的记者组成。开始由宋琼主持，宋琼调“中央文革”办事组后，则由和谷岩、栾保俊等五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这些人后来都不幸被卷入“1．13事件”，成为“胡痴阴谋小集团”的成员，连那个从军博调来专门陪伴肖力的宋玉芬，也未能幸免，被造反派说成是胡痴、宋琼专门调来监视肖力的“特务”，被赶出了报社，作复员处理。这是后话。
当时，根据江青的叮嘱，李讷到军报工作，采取了保密措施，快报组的众多记者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宋琼调走后，肖力就由栾保俊直接管理。那时候，他同肖力的宿舍只有一壁之隔，不仅工作中经常见面，就是回到宿舍，也常见面。肖力会唱京戏，有时她一面漱洗，一面哼着青衣花旦唱腔，非常乐观、爽朗。她用的皮箱是旧的，她说这是爸爸过去用过的。她说在中南海并不和爸爸一起吃饭，而是自己到大食堂里吃。她说她不仅不能坐爸爸的车，也不能坐别人的车，爸 爸不允许。因此，她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天天下大雪，北风呼号，她要回家。栾保俊说：“你不要骑自行车了，我派车送你回去。”肖力赶紧阻止说：“好叔叔，千万不要派车，爸爸知道是要批评的!”栾保俊把她送到办公大楼门口，看着她骑着自行车消失在风雪里，眼睛禁不住有些湿润，心想：她不愧为毛主席培养的好后代……
钓鱼台的一个不眠之夜
1月12日的夜晚，“1．13事件”在钓鱼台拉开了序幕。
肖力要造反，早在1月在京西煤矿摘调查时，就已经酝酿了。据陪同她一起去调查情况的同志回忆，那时候，她从广播和报纸上获悉《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已经夺权，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她就说：我们回去也造反。公开宣布要造反，则是在1月12日的下午。那时她从京西煤矿调查情况回来，向《快报》的领导小组作汇报。汇报会上，谈到下面已经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爱看《解放军报》了。肖力说：“我们下去，人家听说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就不感兴趣。”她的看法是：军报已经到了“严重关头”，要改变军报的面貌，“必须起来造反”。
当日晚，肖力组织到京西煤矿一同搞调查的两个人，和她一起议论，起草大字报。实际上主要由她口授。起草完大字报，已是深夜11点，肖力随即拿着大字报底稿，匆匆来到钓鱼台，向江青禀报。
肖力决定要造反，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快报》领导小组当晚开会研究，认为应支持肖力造反。有人建议，此事应该向胡痴报告。胡痴当时经常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临时住在钓鱼台。于是，《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于当晚11点钟左右也来到了钓鱼台。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和肖力母女之间是怎么谈的，局外人当然不得而知。肖力从江青处出来后，又来到宋琼的办公室(也在钓鱼台)，征求他对大字报的意见。她刚开始给他念大字报底稿，《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也来了，他们是向胡痴汇报后来跟宋琼告别的，宋琼即向他们示意：“一起听听，提提意见。”大字报可谓“气势磅礴”，罗织了军报党委的三大“罪状”，但没有点胡痴的名，宋琼建议增加一句：“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大字报没有点胡痴的名字，看来并非疏忽。那时胡痴正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用。1月初，也就是一周之前，经中央政治局提名，毛泽东批准，任命胡痴为新华社代理社长，同时还兼管解放军报。1月11日，经政治局和军委常委开会审定、毛泽东批准的新的“全军文革”成员名单，胡痴又在其中。再往前看，1966年8月，毛泽东还曾专门接见过唐平铸和胡痴，同他俩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唐平铸原是军报的副总编，随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后，担任了人民日报的代理总编辑。谈话中，毛泽东突然发问：“邓拓、吴冷西都不听话。你们听不听呀?”接着又说：“你们是军队的，可能好些。”弄得他俩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肖力没在大字报上点胡痴的名，可能与这些情况有关。
让我们把镜头再推到钓鱼台这个不平静的夜晚。
时针已经指向了1月13日凌晨1时，宋琼等人还在议论肖力的大字报，忽接江青通知，要胡痴立即到15楼的会议室，有事要谈。宋琼便陪同前往。江青成竹在胸，对胡痴说：“小将们要起来造反，你要坚决支持他们。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自己有缺点错误，要主动检讨。”她又说：“军报同《文汇报》不一样，《文汇报》是上海旧市委领导的，军报是林副主席领导的，而林副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所以造反只能在报社内部搞，不能像《文汇报》那样公开在报上搞。”江青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态度还比较平静，声音还算温和，但是讲得斩钉截铁。由此不难看出，江青正是“1．13事件”的幕后指挥者。胡痴听了，当即表态说：“我一定支持他们造反，自己好好检讨。”从这次谈话来看，江青显然还不是要马上打倒胡痴。
从15楼会议室走出来之后，胡痴感到责任重大。他想，凌晨过后，大字报一贴出来，点了四五个社领导的名，万一打趴下了，报纸出不来，他作为代理总编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时候，《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正好还没有回去，于是就同他们一起商定了一个临时领导小组名单，预备万一出现那种情况，可以有一班人马出来负责报纸出版工作。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命运的转折，就在此时此刻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个“预防万一”的临时领导小组名单，后来竟变成了“阴谋夺权”的罪证。
三张震惊全社的大字报
1967年1月13日，寒风凛冽。我同往常一样，吃完早饭，就从宿舍向办公楼走去。当时我们的宿舍在西直门内大街，办公楼在平安里。上下班虽然都有班车接送，但因距离并不太远，不少人都乐于安步当车。一是活动筋骨，二是沿街可以看看新贴出来的大字报，从中了解些“文革”的新动向。
这天，我还是不到8点就走到了平安里，在报社大院门口，正碰上刚下夜班的吕梁副总编。他的神态有点怪，神秘地朝我努了努嘴，悄声地说了句：“快看大字报。”
军报的“文化大革命”早在1966年8月就已经正式展开，张贴大字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吕梁的神态让我感到今天的大字报绝不一般。于是我三步并作两步，迈进了办公大楼。只见一张巨型大字报用绳子悬挂在一楼的大厅正中。《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标题，用了斗大的字，十分醒目。只看这标题，就可以掂量出这张大字报的分量了。
大字报罗织了军报党委的三条“罪状”：
第一条是关于报纸宣传。大字报严厉斥责军报“忠实地执行了刘志坚的‘愚民政策’，把部队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隔离开来，以部队特殊为借口，放弃阶级斗争阵地，脱离文化大革命、脱离阶级斗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去搞什么正面教育，去宣传学习‘老三篇’，单纯提倡做好人好事。几个月来，没有一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社论和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时候，作为指导我军全军工作的元旦社论，却依然调子很低，使我军广大干部战士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的部队就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成为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有的战士不知道什么是反动路线，看到揭发刘少奇的传单，竟视为‘大逆不道’。”大字报就此提出质问：“这种状态，难道和军报宣传没有关系吗?这样的部队能够自觉地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吗?”
大字报指出：“目前全国发动了对刘邓路线的总攻击，刘邓路线在我军的代表人物刘志坚也已被揪了出来，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全军文革小组重新改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我军军史上光辉的一页。在这种形势下，军报为此发的社论，却是一篇空洞无物毫无热情的官样文章，社论只字不提军队内部存在两条路 线斗争，不讲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也没表达出全军同志对伟大领袖关怀的满腔热情，这样的时候写出这样的社论，是报社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解放军报的耻辱!”
第二条“罪状”是讲报社内部的运动。大字报说：“几个月来，军报宣传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革命也相当一段时间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为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继而又整理黑材料，抓扒手，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进而指出：“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第三条“罪状”是讲报社党委在“组织上包庇了一批犯有反党罪行的、有严重错误的人，把他们放在主要领导岗位上”。第一个被点名的是副总编冯征，说他“过去是反党野心家彭德怀的吹鼓手”，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谓“彭德怀的吹鼓手”，是指1959年，冯征曾随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苏联和东欧，回国后发表过若干篇出国访问记，由此而得名。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总编室主任王焰，说他是“彭德怀的忠实走狗”。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时，王焰曾任彭办主任，“忠实走狗”由此而来。
后来人们才获悉，大字报把冯征、王焰排在头两名不是偶然的，“文革”开始后，江青就曾指责军报：“你们军报怎么还有彭德怀的人?!”
第三个被点名的是副总编张秋桥，说他“反对记者学习毛著，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样的人却代表党委领导全社文化革命”。最后一个被点名的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编吕梁，说他“一贯右倾，软弱无力，却主持日常工作”。大字报由此提出质问：“请问报社具体工作的领导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在这样一些人把持下的《解放军报》，怎么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怎么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如果这样下去，将被革命的群众唾弃，以至彻底垮台。”
大字报最后疾呼：“革命的同志们，《解放军报》已经到了严重的时刻。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社的影响，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闯将的革命精神，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
大字报的：署名是“革命造反突击队”。这是“文革”以来在军报首次亮相的一个战斗队。后面排列了八个人的名字，为首的名叫肖力。时间是1967年1月13日6时半。
大字报上签名的8个人，多数是刚调军报不久的年轻。人，有一大半我不熟悉，就连肖力这个名字，我也是头一次见到。
匆匆看完这张大字报，走上三楼，在最醒目的地方又看到了另外两张大字报。一张的标题是：《革命的同志们，勇敢地起来造反》。大字报对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造反行动，表示了最热烈的响应和最坚决的支持。接着就用了一连串短促有力的句子，亮出了大字报的观点：“必须起来造反!必须一反到底!”“必须彻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报纸，必须由坚定的无产阶级掌权!”“冯征、王焰滚开!”“张秋桥、吕梁等同志，必须认真检查!”“胡痴同志必须猛省!”
大字报酌署名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这也是“文革”以来在军报首次亮相的一个战斗队。然后依次排列了9个人的名字。时间是1967年1月13日。
这9个人我倒是很熟悉，基本上都是记者处的人马，：之多是《快报》领导小组的成员，有的则在“中央文革”办事组任职。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有来头的名单。
另一张紧贴在这张大字报的旁边，标题是《特急呼吁》。呼吁立即成立新领导班子，宣称“从今天起，报纸由新的领导班子和革命左派来办”。署名是以胡学方为首的“金猴战斗队”。胡学方并未参加钓鱼台1月12日晚的活动，只因能写一笔好字，临时被拉来抄写大字报，就在“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那张大字报上签了名，后又依据栾保俊透露的要成立“临时领导小组”的秘闻，抢先以“金猴战斗队”的名义写出了这张大字报。
但是，这三张大字报张贴出来之后，并没有出现“登高一呼，群起响应”的局面。
如果说，人们在看一楼大厅的大字报时还是不动声色的话，那么，看了后两张大字报后，大家的愤怒就像干柴烈火一般燃烧了起来。整个编辑部像开了锅一般，三五成群，议论纷纷，特别对“革命到底造反纵队”十分不满，斥责这帮人要干什么!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效果呢?
第一，三张大字报的基本主张是要效法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军报的反，夺军报的权。这对于编辑部的大多数人来说，当时还接受不了，也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第二，大字报虽然点了军报五个领导人的名，但其锋芒所向，主要是冯征和王焰，说他们是“彭德怀的吹鼓手”和“忠实走狗”，显然是要打倒的对象。就大家当时的思想认识而言，当然还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清楚彭德怀的事，但是大字报由彭德怀株连到冯征和王焰，很多人还是从感情上接受不了的。至于大字报所罗织的军报的几条“罪状”，其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能由并非主要负责人的冯征和王焰来承担，由此不少人议论纷纷，认为这里面有“阴谋”，他们这一帮人是在搞“政变”。
第三，最重要的，肖力这时候还没有公开亮相，人们也不知道起草这三张大字报的内幕。由于肖力等8个人多是刚调军报不久的“小字辈”，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主要成员，却多是资深的“老家伙”，有些人就猜测，这三张大字报很可能是这些“老家伙”导演的。由于这些人同胡痴的关系密切，于是又猜测胡痴很可能是幕后的总策划者。
后来人们才获悉，肖力原来不是一个普通人物，而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这次真正带头造反的，是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革命到底造反纵队”和“金猴战斗队”只不过是摇旗呐喊的追随者——如果人们当时就知道这一切，那么，对这三张大字报的反应乃至整个“1．13事件”的发展，可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从“一分为二”到“合二而一”
对于编辑部这种群情激愤的怒涛，肖力是什么反应?是否曾同她的队员们紧急磋商，商量对策?局外人都不得而知，也没有特别关注。这时只有一个人从细微处感到肖力有了一点变化，他就是被肖力称作“好叔叔”的栾保俊。
栾保俊当时觉得局势严重，他们已无法控制局面，就去找肖力商量。谁知肖力对他非常冷淡，往日的那股热乎劲一点也没有了。栾保俊心里觉得不对劲，可又不明就里。他哪里知道，这“冷淡”正是风云突变的一个征兆。
下午。军报办公大楼五楼的大会议室人声鼎沸。有人在抢话筒，有人站在凳子上大喊大叫，质问“金猴战斗队”的胡学方，要他交代《特急呼吁》的那张大字报，是怎么炮制 出来的。这时候，胡痴来到了会场。他是上午正在外边参加一个会，先是接到了肖力的电话，后又接到栾保俊的电话，要他下午回报社来的。当他一进五楼的大会议室，立刻成为大会的质问对象，让他站在那里，质问同时贴出的这三张大字报，搞的是什么“阴谋”?胡痴镇定地说，头两张大字报要造反，他知道，都曾表示支持，但是都没见过原稿；第三张大字报则不知道，根本没有搞什么阴谋。这时候，肖力公开亮相了，当时大部分人仍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也就毫不客气地要她回答写大字报的经过。只见她从容不迫地站出来说：“我们革命造反突击队同他们没有关系，根本是两码事。他们为什么要贴那样的大字报，我们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三张大字报，在内容上相互呼应，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明明是“一码事”，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根本是两码事”?但是她讲得不像是辩解，倒很像真是对那两张大字报也存在着迷惑不解，这使得不少人感到有点蹊跷。一直到了这天的晚上，人们从两张针锋相对的大字报中，才看出了一点端倪。
一张是题为《严正声明》的大字报，对下午的“质问会”提出指责。认为，下午的会“极不民主，极不平等”，“只兴自己讲，不许别人说”，“蛮横地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大字报严正声明，下午的大会“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大字报的落款把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排在首位，然后依次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金猴战斗队”、“平型关兵团”、“五敢战斗队”、“遵义战斗队”。
但是，过了不久，“革命造反突击队”又贴出了一张《强烈抗议》的大字报。大字报声称：“今天的会是一个革命的会，造反的会。报社革命群众开始起来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军报社乱了，乱得好，好得很!大会的方向是正确的。”大字报笔锋一转，“但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金猴战斗队、平型关兵团、五敢战斗队、遵义战斗队等组织，却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法，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在他们的所谓《严正声明》上签了我们的名。对此，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并呼吁全体革命同志，擦亮眼睛，团结起来，为彻底肃清我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奋斗!”
这张大字报立刻成为编辑部关注的焦点。它用张贴大字报的实际行动，向报社广大群众宣告：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金猴战斗队”，确确实实“没有关系”，地地道道是“两码事”。于是，形势大变。第一张题为《火烧胡痴》的大字报，很快贴了出来。大字报声称，“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大字报，“玩弄的夺权阴谋，完全是胡痴一手策划的”，“其目的，是为了破坏报社革命群众对他的揭发批判”，是“一个阴谋”。大字报的落款是：“井冈山战斗队”、“：云水怒战斗队”、“红彤彤战斗队”。这张大字报一出，栾保俊感到形势不妙，就同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乘车到钓鱼台，同宋琼商量对策去了。
此时此刻，人们才开始知道，肖力原来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
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是在“三忠于”、“四无限”的“红海洋”中，怀着真挚的感情，唱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走过来的，对毛主席的感情，确实达到了“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境界。现在，毛主席的亲人率领一支“突击队”，正在自己身边造反，由此激起人们心灵上的感情波涛，那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报社的阵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天上午，人们还把相互呼应的三张造反的大字报，看作是“一码事”，表示了对这种造反的强烈愤慨，现在则是从心灵深处把他们“一分为二”了，从而也就同真正的造反者“合二而一”了。
这天夜晚，已经公开亮相的肖力，开始到一些办公室：走动。这时候，有人提出，应当把宋琼、栾保俊那伙人从钓鱼台揪回来，请肖力同“中央文革”联系一下。肖力回答说，不需要我联系，如果你们行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相信“中央文革”是会支持的。于是，一辆大轿车从军报驶向了钓鱼台，这已是1月14日的凌晨了。
钓鱼台作为“中央文革”所在地，一般人不得人内。当时，栾保俊等人可能认为钓鱼台是他们的“避风港”，只要进入那里就谁也不敢侵犯了。谁知，这辆大轿车来到钓鱼台同传达室一联系，居然顺利地把他们揪了回来。临行时，宋琼悄悄对栾保俊说，江青接见了他，要他们回报社参加运动，不要和群众对立。由此不难看出，把宋琼等人揪回来，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群众的自发行动，实际上也是江青同肖力早已商定好了的。
宋琼、栾保俊等被揪回来之后，就被集中在办公楼的一楼一间房子里。从此，在“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大字报上签名的9个人，都成了群众专政的对象，就连根本没有看过大字报、更没在上面签名的胡痴，也从此跌人了命运的低谷。
胡痴是一位老报人。他最早结缘于报纸，是在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时创办的一张小报《辘声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办过《动员报》、《先锋报》。之后，相继出任过冀鲁豫军区机关报《战友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机关报《人民战士报》的社长兼主编。1955年5月，他奉命调总政，参与创办《解放军报》，任总编室主任、编委、副总编辑、代理总编辑。直至1967年1月13日，他在军报领导岗位上度过了11个春秋。令人遗憾的是，他所痴情的新闻事业就此画上了句号，再也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上，时年还不满50周岁。
风云突变之谜
肖力要造军报的反，乃至对大字报的修改、定稿，都是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主要成员进行过磋商的。而这些“好叔叔”们对她的造反行动，又是表示了最热烈的响应和最坚决的支持。那么，肖力为什么会突然宣布同他们“根本是两码事”?并由此令他们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呢?这曾使很多人迷惑不解、众说纷纭。
当年亲身经历这一事件的栾保俊，是这么说的：“肖力姑娘的风云突变，对我来讲，一直是个谜，至今也找不到把门打开的钥匙。‘1．13事件’之后，我想找肖力姑娘谈谈，了解一下内情，遗憾的是，从那时起，再也没有见到她，自然也无从谈起了。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在‘1．13’之前，胡痴、宋琼都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而我们办的《快报》，又曾多次受到表扬。在这种情况下，肖力姑娘给予我们一定程度的信任，必是真诚的，决不会是伪装。但是，她毕竟是伟大领袖的女儿，有气魄，有胆量，非普通女性可比；而长期以来变幻无常的政治斗争，也不会不在她的心灵中打上烙印。当她认为，我们这班人可以作为改变军报面貌的使用力量时，自然会利用我们一道前进；但当她感到和我们在一起不利于发动群众时，自然也会弃之如同敝屣。在她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只会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而决不会是这一个人或那一群人的命运。这就叫‘政治斗争’。而‘政治斗 争’是没有情义可谈的!”
当时还有一种传闻：说是江青在钓鱼台看了军报三张大字报的抄件，认为第一张和第二张都没问题，看到“金猴战斗队”呼吁立即成立新的领导班子那张大字报时，脸色突变，把手一拍说：“这张大字报有问题!”由此导致了军报运动的风云突变。
“金猴战斗队”的那张大字报问题在哪里?当时不少人进行过猜测。一种说法是：肖力的大字报，是要放一把火，揭军报阶级斗争的盖子，而“金猴战斗队”提出立即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干扰了这个战略部署，由此被看作是捂盖子。另一种说法是：“金猴战斗队”的那张大字报透露了一个信息，要成立新的领导班子，而这个班子的名单里却没有肖力，这就埋下了祸根。江青闻报，当然不能容忍．认为这一帮子人是打着支持肖力造反的旗号，实际上是乘机来“摘桃子”，另搞一套。肖力那句“他们为什么要贴那样的大字报，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即由此而来。
一位当年参加过“革命造反突击队”后来又分裂出去的同志认为，上面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是最关键之点。他说，肖力对报社有一个基本看法，认为“旧势力太严重”，凡是在军报工作多年的，她都看作是什么“三朝元老、旧班底、旧势力”。她认为，在军报有一条“又粗又长又深的黑线”，造反就是要彻底挖掉这条黑线。“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那一班人，虽然支持了她的造反行动，成为她暂时的同盟军，但在骨子里，她同样把他们看作是“旧势力”。形势一变，说翻脸就翻脸。她相信和依靠的，是刚调报社不久，同报社没有什么瓜葛，而且是调子高的年轻人。当初成立“革命造反突击队”，其成员也大都符合这个标准。即使对这样的人，她也不断地“吐故纳新”，其中有两个人后来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两个人被隔离审查(其中包括陪伴她的宋玉芬)，所以后来她又重新组建了“新革命造反突击队
哭笑不得的“群众代表”
夺权风暴席卷军报的当日晚上，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在“三座门”会议室，接见了军报的几位领导和群众代表。
最早来到的是吕梁、张秋桥两位副总编，接着来的是军报的四名群众代表。其中三人，这一天从下午到晚上，风风火火地办了桩“杞人忧天”的傻事。
他们是报社的老编辑。当天上午看到那三张造反的大字报的时候，他们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心急如焚，确有“天要塌下来”的感觉。其中一位认为，“当务之急是把报社的情况赶快向上报告”。于是在下午的“质问会”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和另一个老编辑就悄悄地离开了会场。先是驱车来到了钓鱼台，想向“中央文革”报告，但因警卫森严，不得而入。他们又来到毛家湾林彪居住和办公的所在地，出来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军人，看样子是“林办”的秘书。他问有什么事?他俩说，军报今天发生了大事，要向这里报告。他冷冷地说：“发生了大事，胡痴同志还不会报告吗?”那意思很明白，不须你们多此一举。他们只好站在门口，三言五语地将报社发生的情；兄，向他讲了讲，就打道回府了。晚饭之后，又一位老编辑提议，到人民日报找唐平铸，听听他的看法。于是，三个人又急如星火地跑到了人民日报，同唐平铸谈了不一会儿，军报来了电话，说是肖华主任在三座门要接见报社的领导和群众代表，要他们三个人都去。这个“群众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或是什么人指定的，他们当时来不及细问，就急忙从人民日报社又赶到了三座门。
他们来到会议室，不一会儿，肖华主任到会。看得出，肖华对报社今天发生的事并不感到震惊，他一边让代表们汇报情况，发表意见，顺便也插上几句话。他不赞同“胡痴策划夺权”的说法，他说，胡痴就是报社的总编辑，那不成了“胡夺胡权”吗?他最后讲了几点：一是对胡痴要“一烧二保”；二是报社要稳定，不能乱；三是抓革命促生产，报纸要办好；四是经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报社新的领导班子名单，报总政、军委审批。与会者都认真地作了记录，没有人提出异议。
从三座门返回报社，已是深夜。四个群众代表同另外几个坐在办公室里听消息的老编辑，商定了办两件事：一是明天上午向各战斗队传达肖华的讲话；二是根据肖华讲话的四个要点，起草了一张题为《四点倡议》的大字报。不难看出，他们是把肖华的讲话作为总政领导解决报社问题的指示来对待的，想不到由血此竟招来一场“烧身”之祸。
第二天上午，向各战斗队传达了肖华讲话之后，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他们已成为全报社各战斗队的领导核心)就召集了一个“串连会”，由各战斗队派代表参加。会上，肖力向传达肖华讲话的那位“群众代表”提问：“你们是以什么身份去见肖华的?是以造反派的身份，还是以他的部下的身份?”这位“群众代表”脑子还算灵活，当即回答：“是以造反派的身份。”肖力又问：“你们对肖华的讲话，是怎么个看法?是赞成，还是不赞成?”这位“代表”又随机应变地回答：“有些我们是赞成的，有些我们并不赞成。赞成和不赞成的，我在传达时，是用语气来表达的，有的是用加重的语气，有的是一笔带过。”肖力接着又问：“你们在《四点倡议》的大字报中，依据肖华的指示，提出酝酿成立军报新的领导班子。请问，在阶级阵线现在还不明朗的情况下，酝酿领导班子的群众基础是什么?”肖力的这一提问无疑“高屋建瓴”，这位“代表”张了张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俗话说得好：“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在这个“串连会”上，肖力对肖华的这个讲话，连一句反对的话也没讲，但是与会者都心领神会了：肖力是不赞成这个讲话的，更不赞成《四点倡议》那张大字报。这位“代表”回来苦笑着摇了摇头：“复杂啊，复杂!”
没过几天，一张题为《把“四点倡议”背后的鬼揪出来》的大字报贴出之后，这几个“群众代表”的命运很快也就发生了转折，开始被勒令检查交代《四点倡议》大字报是怎么出笼的。其中的三个人先后成为专政对象，被关押了起来。这是后话。
林彪的支持信一锤定音
其实，当时对“复杂”的认识，还是很皮毛很肤浅的，事隔两天之后，即1月17日，人们从林彪签署的《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才领悟到事情已经“复杂”到了高层领导之间。对胡痴，肖华要“一烧二保”，而林彪则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对报社的局势，肖华说“要稳定，不能乱”，而林彪则说“‘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在这种局势下，又怎么能像肖华要求的那样，酝酿成立军报新的领导班子呢!不仅如此，过了不久，肖华本人也被打人了另册。在江青的指挥下，打倒肖华的大标语上了街，肖华的家被抄，肖华开始被批斗。这也是后话。
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同志们：
解放军报社由肖力等八位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 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在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做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个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肖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评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劝说学生和其他机关的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边设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说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林彪一月十七日
毛泽东同日在林彪这封信上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据了解内情的人士后来透露，林彪的这封信，是出自关锋之手。1月14日下午，关锋和叶群奉林彪之命来到军报，同肖力和她的队员们在三楼的小会议室里密谈。局外人不得入内，交谈的内容也秘而不宣。多年之后，了解内情的人士才透露出来，林彪信中关于“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意思，是关锋在这次密谈时提出来的。他当时的原话是：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政变社论”，也不能发“羞羞答答的政变社论”。后来形成文字，落实到林彪的信上，竟无中生有地栽到了胡痴等人的头上，变成了“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个阴谋”。
在那个“以言代法”和“权大于法”的年代，林彪的这封信，再加上毛泽东的批示，自然具有最高的权威。于是，无须任何法律程序，胡痴、和谷岩、宋琼、栾保俊等，就以“胡痴小集团阴谋夺权”的奇冤大罪，押送北京卫戍区关了起来。
对于林彪的这封信，当时在军报自然还是一片拥护之声。肖力由此也就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拥戴为群众领袖，服服帖帖地听命于她和她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指挥。肖力的任何动向乃至只言片语，都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了人们的指路标。军报的“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其特点，后来有人把它概括为五个“一”，即：一队(革命造反突击队)专政；一个人说了算；一张大字报定调子；所有战斗队都是一边倒；全报社只有一种声音。
记得有一位作家说过，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人们往往是忠诚热忱有余，独立思考的能力却较差；组织纪律性非常强，个人权利和民主意识却较薄弱；“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虽然是林彪提出的口号，其实也是那一代人的写照。就军报当时的状况而言，确是如此。
肖力走上神坛，军报人仰马翻
肖力在军报刚刚公开自己的身份时，曾在全社大会上讲过几句话。她说：我爸爸让我告诉大家，我只上过几年学，还很年轻，很幼稚，也很蠢。爸爸要我向叔叔阿姨学习，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教育我。如果有了错误，怎么批评都行。她还用了当年“文革”的流行语言说，对她“炮打”、“火烧”都可以。大家感到很亲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13事件”之后，她那张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和经毛泽东批示的林彪的那封信，很快被许多红卫兵小报全文刊载，于是肖力的名字也就传遍全军、全国。人们也由，此获悉肖力与李讷实为一人。肖力也就成为风云一时、万众瞩目的人物。
对肖力的颂扬开始升温。
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全国所有单位的办公室乃至宿舍都挂有毛泽东的像，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具有军报特色的是，在毛泽东像的两侧，都挂上了“向肖力同志学习”、“向肖力同志致敬”的红色条幅。后来发展到有些家庭宿舍也照此办理。
大会小会，人们言必称肖力，并且还要尊称“敬爱的肖力同志”、“毛主席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肖力同志”等等，这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谁也不敢疏忽。
“肖力同志是代表毛主席在军报工作的。”“紧跟肖力同志，就是方向，就是路线，就是胜利!”“紧密地团结在敬爱的肖力同志的周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一类话，越来越频繁地见诸大字报和会议发言稿上。
当时极力讨好江青的吴法宪，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向军报下达了“指示”：“在全国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是现行反革命，在军报反对肖力同志的也是现行反革命!”由此，“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肖力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不仅成为开会(特别是批斗大：会)必呼的口号，而且成为军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后来被揪斗、被专政的一大批编辑、记者和各级领导，其中不少都戴有“反肖力”的大帽子。
肖力由此走上了神坛，那个声言要“向叔叔阿姨学习”的年轻姑娘，竟成为军报至高无上的权威。
此后，判别是非黑白，都以肖力的口径为标准。
此后，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指向哪里，人们打到哪里，所向披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简言之，从1967年1月13日到同年8月23日，肖力率领“革命造反突击队”和后来改组的“新革命造反突击队”，先后推翻了军报两届领导班子，制造了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和“赵易亚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案”。1968年，肖力已经离开了军报，跟随她造反的“革命小将”，仍然打着肖力的旗号，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阴谋绑架肖力同志的反革命案”；经过无限上纲，炮制出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颠覆军报红色政权反革命案”。这些案件涉及数十人，其中有的被投进监狱，长期关押；有的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家，监督劳动；有的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除此之外，还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名目下，揪出了一大批名目繁多的“牛鬼蛇神”，统统被撕掉领章帽徽，关进“牛棚”。还以办“学习班”为名，将一大批编辑记者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上述各项人数相加，占军报当时干部总人数的60％以上，其中两届社一级领导班子除刚从部队调来的一人外，无一幸免，中层领导干部除少数外也大都被揪，把军报搞得人仰马翻。这一系列斗争开展得惊心动魄，其“胜利”的取得说穿了却也简单，一是靠个人迷信，或曰“打旗号”：“肖力同志是代表毛主席在军报工作的”、“紧跟肖力同志就是方向，就是路线，就是胜利”。这一招 确实威力无比，它使人们不敢有丝毫怀疑。二是靠专制：“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这一手更厉害，不用说反对，稍有怀疑或非议，就能打成现行反革命，谁还敢出来唱对台戏呢!
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军报从而进入了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恶性循环的怪圈，其恶果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权威资料表明：十年浩劫，全国制造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上至国家主席、三军元帅，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深受其害，祸及近亿人口。军报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让历史告诉未来，这类史无前例的“革命”，再也不能让它重演了!
为李讷说几句必须说的话
回顾李讷在“文革”初的这些往事，不是要纠缠历史老账，更不是要揭她的“伤疤”。从历史的全局看问题，说句公道话，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给军报带来的灾难简单地归之于李讷一个人。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林彪和江青一伙在军报干下的那些让人胆战心惊的事，以及江青的几员“革命小将”打着她的旗号，干下的那些错事、坏事，怎么能让李讷独吞苦果呢?何况这场运动当年确有其迷惑人的神圣光环，有能够吸引亿万人民参加的号召力。当年有多少年轻后生特别是天真的学生，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鼓噪下，怀着真诚的狂热，理直气壮地干下了一系列蠢事、错事乃至坏事，结果为自己留下了难以忘却的精神创伤。李讷在这方面留下的苦衷和隐痛，肯定不会比别人少，也不比别人轻，所以应该得到人们的体谅。当然，由于她那不能自己选择的独特身份，在“文革”中又确实起到了一般人不可代替的作用，这也是毋庸讳言的。这同那个狂热年代个人崇拜的盛行、封建主义的影响分不开，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李讷。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又没能把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盛行，也就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造成了历史的悲剧。本文将李讷在“文革”初的活动作为一条贯穿线进行一点回顾，正是试图揭示那个狂热年代个人崇拜盛行的社会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果。
十年浩劫从反面唤醒了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摘什么个人崇拜了。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文化大革命”虽然已成历史，它留下的沉痛深刻的教训，却值得人们长久反思，永志不忘。
——题记
1967年1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跨进了第二个年头。
这一年的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4日，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联合社外的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领导权。5日，上海《解放日报》的领导权，也被夺到了造反派手中。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纠集其他造反派，召开了“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公开打出夺权的旗号，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把“文化大革命”推上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11日，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简称“全军文革”)改组，江青担任了顾问，原组长刘志坚被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而打倒。与此同时，林彪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接替了刘志坚在总政的工作。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一场夺权风暴席卷解放军报社，发生了震惊全军、轰动一时的“1．13事件”。
所谓“1．13事件”，简言之，即1月13日的凌晨，在江青的支持下，军报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说什么“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社内的文化革命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号召“革命的同志们”“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闯将的革命精神，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与此同时，一张署名“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题为《革命的同志们，勇敢地起来造反》的大字报，对肖力的造反行动，表示了最热烈的响应和最坚决的支持。还有一个“金猴战斗队”，在大字报上呼吁立即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并宣称：“从今天起，报纸由新的领导班子和左派来办。”
很明显，这是一场要在解放军报夺权的风暴。
肖力即李讷，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生下的唯一女儿，时年26岁，到解放军报任记者还不满三个月。
此大字报一出，石破天惊，林彪即派其妻叶群和关锋前往军报进行“调查”；随后，即以他个人的名义签署了《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对肖力等人的造反行动表示坚决支持，说：“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对肖力表示最热烈响应和最坚决支持的“革命到底造反纵队”，在林彪的这封信中，却被打人了另册，诬陷为“胡痴阴谋小集团”，下令对其“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胡痴乃军报当时的代理总编辑。此信报毛泽东审阅时，他老人家又亲自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在那个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的年代，亿万人民每天早晚都要站在毛泽东的像前，虔诚地向他“早请示，晚汇报”，敬祝他万寿无疆；毛泽东的话，被称作“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在林彪的信上这么一批，自然也就成为不能冒犯的神圣信条。由此，被诬为“胡痴阴谋小集团”的成员顷刻之间就变成了阶下囚。胡痴被列入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大案要案”的专政对象，被关押长达8年半之久，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直到1980年才得以彻底平反。
三十多年之后回顾此事，无意再去展示十年浩劫的苦难，更无意评说张三之长、李四之短，而是试图用今日的眼光，理智地审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期求揭示一点值得思索和耐人寻味的东西。历史都是相联系的。只有深刻了解昨天，才能懂得今天，把握明天。“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肖力是怎么到军报来的
“文革”初期，李讷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正赶上红卫兵大串联。她同当年的许多年轻学生一样，怀着到大风大浪中锻炼的激情，也经常外出串联。江青对此很不放心，曾派戚本禹带军报一男一女两名年轻记者，到浩浩荡荡大串联的人海中去寻找。后来江青和陈伯达又亲自出面，向当时的代总长杨成武和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交代，要把李讷安排到军报工作。据胡痴同志回忆：
“那是1966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杨成武给我打来电话，说江青通知，要我俩下午3时到钓鱼台15号楼陈伯达处，去接受一个任务。我们分别按时到达那里，江青、陈伯达已在等候。江青讲了很多，大意是：请你们来，是想把我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让她到军报锻炼锻炼，并说主席也同意。她还说：这孩子刚出大学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要强些。你们放心，她在政治上是跟我们走的。她的缺点是看问题有些片面，有点固执，要多帮助她。她又叮嘱，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肖力，你俩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接着，陈伯达说了些捧场的话，杨成武对李讷到军队来表示欢迎，我当然也同意。但我提出军报归总政管，此事应该通知总政肖华主任和刘志坚副主任。江青说，那就由杨代总长转告吧。离开钓鱼台的时候，杨成武又特意叮嘱我：李讷是主席的女儿，要好好帮助、照顾。这实际上也是我当时的主要心情。”
这样，李讷就改名肖力，成了军报的年轻女记者。胡痴把她分配到快报组，并交代主持《快报》工作的宋琼直接管她。出于安全考虑，还从军事博物馆选调了一个名叫宋玉芬的女同志，主要任务是陪伴肖力工作。
所谓《快报》，是“文革”初期根据毛泽东指示创办的一种“绝密”等级的内部刊物，专门刊登“文革”中的重要情况，仅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层领导阅批。它的篇幅小(多是一事一报)，速度快，频率高，有时一个钟头出版多期。快报组的成员主要由军报的记者组成。开始由宋琼主持，宋琼调“中央文革”办事组后，则由和谷岩、栾保俊等五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这些人后来都不幸被卷入“1．13事件”，成为“胡痴阴谋小集团”的成员，连那个从军博调来专门陪伴肖力的宋玉芬，也未能幸免，被造反派说成是胡痴、宋琼专门调来监视肖力的“特务”，被赶出了报社，作复员处理。这是后话。
当时，根据江青的叮嘱，李讷到军报工作，采取了保密措施，快报组的众多记者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宋琼调走后，肖力就由栾保俊直接管理。那时候，他同肖力的宿舍只有一壁之隔，不仅工作中经常见面，就是回到宿舍，也常见面。肖力会唱京戏，有时她一面漱洗，一面哼着青衣花旦唱腔，非常乐观、爽朗。她用的皮箱是旧的，她说这是爸爸过去用过的。她说在中南海并不和爸爸一起吃饭，而是自己到大食堂里吃。她说她不仅不能坐爸爸的车，也不能坐别人的车，爸 爸不允许。因此，她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天天下大雪，北风呼号，她要回家。栾保俊说：“你不要骑自行车了，我派车送你回去。”肖力赶紧阻止说：“好叔叔，千万不要派车，爸爸知道是要批评的!”栾保俊把她送到办公大楼门口，看着她骑着自行车消失在风雪里，眼睛禁不住有些湿润，心想：她不愧为毛主席培养的好后代……
钓鱼台的一个不眠之夜
1月12日的夜晚，“1．13事件”在钓鱼台拉开了序幕。
肖力要造反，早在1月在京西煤矿摘调查时，就已经酝酿了。据陪同她一起去调查情况的同志回忆，那时候，她从广播和报纸上获悉《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已经夺权，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她就说：我们回去也造反。公开宣布要造反，则是在1月12日的下午。那时她从京西煤矿调查情况回来，向《快报》的领导小组作汇报。汇报会上，谈到下面已经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爱看《解放军报》了。肖力说：“我们下去，人家听说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就不感兴趣。”她的看法是：军报已经到了“严重关头”，要改变军报的面貌，“必须起来造反”。
当日晚，肖力组织到京西煤矿一同搞调查的两个人，和她一起议论，起草大字报。实际上主要由她口授。起草完大字报，已是深夜11点，肖力随即拿着大字报底稿，匆匆来到钓鱼台，向江青禀报。
肖力决定要造反，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快报》领导小组当晚开会研究，认为应支持肖力造反。有人建议，此事应该向胡痴报告。胡痴当时经常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临时住在钓鱼台。于是，《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于当晚11点钟左右也来到了钓鱼台。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和肖力母女之间是怎么谈的，局外人当然不得而知。肖力从江青处出来后，又来到宋琼的办公室(也在钓鱼台)，征求他对大字报的意见。她刚开始给他念大字报底稿，《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也来了，他们是向胡痴汇报后来跟宋琼告别的，宋琼即向他们示意：“一起听听，提提意见。”大字报可谓“气势磅礴”，罗织了军报党委的三大“罪状”，但没有点胡痴的名，宋琼建议增加一句：“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大字报没有点胡痴的名字，看来并非疏忽。那时胡痴正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用。1月初，也就是一周之前，经中央政治局提名，毛泽东批准，任命胡痴为新华社代理社长，同时还兼管解放军报。1月11日，经政治局和军委常委开会审定、毛泽东批准的新的“全军文革”成员名单，胡痴又在其中。再往前看，1966年8月，毛泽东还曾专门接见过唐平铸和胡痴，同他俩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唐平铸原是军报的副总编，随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后，担任了人民日报的代理总编辑。谈话中，毛泽东突然发问：“邓拓、吴冷西都不听话。你们听不听呀?”接着又说：“你们是军队的，可能好些。”弄得他俩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肖力没在大字报上点胡痴的名，可能与这些情况有关。
让我们把镜头再推到钓鱼台这个不平静的夜晚。
时针已经指向了1月13日凌晨1时，宋琼等人还在议论肖力的大字报，忽接江青通知，要胡痴立即到15楼的会议室，有事要谈。宋琼便陪同前往。江青成竹在胸，对胡痴说：“小将们要起来造反，你要坚决支持他们。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自己有缺点错误，要主动检讨。”她又说：“军报同《文汇报》不一样，《文汇报》是上海旧市委领导的，军报是林副主席领导的，而林副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所以造反只能在报社内部搞，不能像《文汇报》那样公开在报上搞。”江青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态度还比较平静，声音还算温和，但是讲得斩钉截铁。由此不难看出，江青正是“1．13事件”的幕后指挥者。胡痴听了，当即表态说：“我一定支持他们造反，自己好好检讨。”从这次谈话来看，江青显然还不是要马上打倒胡痴。
从15楼会议室走出来之后，胡痴感到责任重大。他想，凌晨过后，大字报一贴出来，点了四五个社领导的名，万一打趴下了，报纸出不来，他作为代理总编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时候，《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正好还没有回去，于是就同他们一起商定了一个临时领导小组名单，预备万一出现那种情况，可以有一班人马出来负责报纸出版工作。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命运的转折，就在此时此刻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个“预防万一”的临时领导小组名单，后来竟变成了“阴谋夺权”的罪证。
三张震惊全社的大字报
1967年1月13日，寒风凛冽。我同往常一样，吃完早饭，就从宿舍向办公楼走去。当时我们的宿舍在西直门内大街，办公楼在平安里。上下班虽然都有班车接送，但因距离并不太远，不少人都乐于安步当车。一是活动筋骨，二是沿街可以看看新贴出来的大字报，从中了解些“文革”的新动向。
这天，我还是不到8点就走到了平安里，在报社大院门口，正碰上刚下夜班的吕梁副总编。他的神态有点怪，神秘地朝我努了努嘴，悄声地说了句：“快看大字报。”
军报的“文化大革命”早在1966年8月就已经正式展开，张贴大字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吕梁的神态让我感到今天的大字报绝不一般。于是我三步并作两步，迈进了办公大楼。只见一张巨型大字报用绳子悬挂在一楼的大厅正中。《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标题，用了斗大的字，十分醒目。只看这标题，就可以掂量出这张大字报的分量了。
大字报罗织了军报党委的三条“罪状”：
第一条是关于报纸宣传。大字报严厉斥责军报“忠实地执行了刘志坚的‘愚民政策’，把部队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隔离开来，以部队特殊为借口，放弃阶级斗争阵地，脱离文化大革命、脱离阶级斗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去搞什么正面教育，去宣传学习‘老三篇’，单纯提倡做好人好事。几个月来，没有一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社论和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时候，作为指导我军全军工作的元旦社论，却依然调子很低，使我军广大干部战士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的部队就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成为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有的战士不知道什么是反动路线，看到揭发刘少奇的传单，竟视为‘大逆不道’。”大字报就此提出质问：“这种状态，难道和军报宣传没有关系吗?这样的部队能够自觉地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吗?”
大字报指出：“目前全国发动了对刘邓路线的总攻击，刘邓路线在我军的代表人物刘志坚也已被揪了出来，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全军文革小组重新改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我军军史上光辉的一页。在这种形势下，军报为此发的社论，却是一篇空洞无物毫无热情的官样文章，社论只字不提军队内部存在两条路 线斗争，不讲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也没表达出全军同志对伟大领袖关怀的满腔热情，这样的时候写出这样的社论，是报社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解放军报的耻辱!”
第二条“罪状”是讲报社内部的运动。大字报说：“几个月来，军报宣传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革命也相当一段时间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为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继而又整理黑材料，抓扒手，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进而指出：“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第三条“罪状”是讲报社党委在“组织上包庇了一批犯有反党罪行的、有严重错误的人，把他们放在主要领导岗位上”。第一个被点名的是副总编冯征，说他“过去是反党野心家彭德怀的吹鼓手”，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谓“彭德怀的吹鼓手”，是指1959年，冯征曾随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苏联和东欧，回国后发表过若干篇出国访问记，由此而得名。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总编室主任王焰，说他是“彭德怀的忠实走狗”。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时，王焰曾任彭办主任，“忠实走狗”由此而来。
后来人们才获悉，大字报把冯征、王焰排在头两名不是偶然的，“文革”开始后，江青就曾指责军报：“你们军报怎么还有彭德怀的人?!”
第三个被点名的是副总编张秋桥，说他“反对记者学习毛著，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样的人却代表党委领导全社文化革命”。最后一个被点名的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编吕梁，说他“一贯右倾，软弱无力，却主持日常工作”。大字报由此提出质问：“请问报社具体工作的领导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在这样一些人把持下的《解放军报》，怎么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怎么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如果这样下去，将被革命的群众唾弃，以至彻底垮台。”
大字报最后疾呼：“革命的同志们，《解放军报》已经到了严重的时刻。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社的影响，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闯将的革命精神，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
大字报的：署名是“革命造反突击队”。这是“文革”以来在军报首次亮相的一个战斗队。后面排列了八个人的名字，为首的名叫肖力。时间是1967年1月13日6时半。
大字报上签名的8个人，多数是刚调军报不久的年轻。人，有一大半我不熟悉，就连肖力这个名字，我也是头一次见到。
匆匆看完这张大字报，走上三楼，在最醒目的地方又看到了另外两张大字报。一张的标题是：《革命的同志们，勇敢地起来造反》。大字报对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造反行动，表示了最热烈的响应和最坚决的支持。接着就用了一连串短促有力的句子，亮出了大字报的观点：“必须起来造反!必须一反到底!”“必须彻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报纸，必须由坚定的无产阶级掌权!”“冯征、王焰滚开!”“张秋桥、吕梁等同志，必须认真检查!”“胡痴同志必须猛省!”
大字报酌署名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这也是“文革”以来在军报首次亮相的一个战斗队。然后依次排列了9个人的名字。时间是1967年1月13日。
这9个人我倒是很熟悉，基本上都是记者处的人马，：之多是《快报》领导小组的成员，有的则在“中央文革”办事组任职。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有来头的名单。
另一张紧贴在这张大字报的旁边，标题是《特急呼吁》。呼吁立即成立新领导班子，宣称“从今天起，报纸由新的领导班子和革命左派来办”。署名是以胡学方为首的“金猴战斗队”。胡学方并未参加钓鱼台1月12日晚的活动，只因能写一笔好字，临时被拉来抄写大字报，就在“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那张大字报上签了名，后又依据栾保俊透露的要成立“临时领导小组”的秘闻，抢先以“金猴战斗队”的名义写出了这张大字报。
但是，这三张大字报张贴出来之后，并没有出现“登高一呼，群起响应”的局面。
如果说，人们在看一楼大厅的大字报时还是不动声色的话，那么，看了后两张大字报后，大家的愤怒就像干柴烈火一般燃烧了起来。整个编辑部像开了锅一般，三五成群，议论纷纷，特别对“革命到底造反纵队”十分不满，斥责这帮人要干什么!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效果呢?
第一，三张大字报的基本主张是要效法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军报的反，夺军报的权。这对于编辑部的大多数人来说，当时还接受不了，也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第二，大字报虽然点了军报五个领导人的名，但其锋芒所向，主要是冯征和王焰，说他们是“彭德怀的吹鼓手”和“忠实走狗”，显然是要打倒的对象。就大家当时的思想认识而言，当然还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清楚彭德怀的事，但是大字报由彭德怀株连到冯征和王焰，很多人还是从感情上接受不了的。至于大字报所罗织的军报的几条“罪状”，其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能由并非主要负责人的冯征和王焰来承担，由此不少人议论纷纷，认为这里面有“阴谋”，他们这一帮人是在搞“政变”。
第三，最重要的，肖力这时候还没有公开亮相，人们也不知道起草这三张大字报的内幕。由于肖力等8个人多是刚调军报不久的“小字辈”，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主要成员，却多是资深的“老家伙”，有些人就猜测，这三张大字报很可能是这些“老家伙”导演的。由于这些人同胡痴的关系密切，于是又猜测胡痴很可能是幕后的总策划者。
后来人们才获悉，肖力原来不是一个普通人物，而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这次真正带头造反的，是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革命到底造反纵队”和“金猴战斗队”只不过是摇旗呐喊的追随者——如果人们当时就知道这一切，那么，对这三张大字报的反应乃至整个“1．13事件”的发展，可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从“一分为二”到“合二而一”
对于编辑部这种群情激愤的怒涛，肖力是什么反应?是否曾同她的队员们紧急磋商，商量对策?局外人都不得而知，也没有特别关注。这时只有一个人从细微处感到肖力有了一点变化，他就是被肖力称作“好叔叔”的栾保俊。
栾保俊当时觉得局势严重，他们已无法控制局面，就去找肖力商量。谁知肖力对他非常冷淡，往日的那股热乎劲一点也没有了。栾保俊心里觉得不对劲，可又不明就里。他哪里知道，这“冷淡”正是风云突变的一个征兆。
下午。军报办公大楼五楼的大会议室人声鼎沸。有人在抢话筒，有人站在凳子上大喊大叫，质问“金猴战斗队”的胡学方，要他交代《特急呼吁》的那张大字报，是怎么炮制 出来的。这时候，胡痴来到了会场。他是上午正在外边参加一个会，先是接到了肖力的电话，后又接到栾保俊的电话，要他下午回报社来的。当他一进五楼的大会议室，立刻成为大会的质问对象，让他站在那里，质问同时贴出的这三张大字报，搞的是什么“阴谋”?胡痴镇定地说，头两张大字报要造反，他知道，都曾表示支持，但是都没见过原稿；第三张大字报则不知道，根本没有搞什么阴谋。这时候，肖力公开亮相了，当时大部分人仍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也就毫不客气地要她回答写大字报的经过。只见她从容不迫地站出来说：“我们革命造反突击队同他们没有关系，根本是两码事。他们为什么要贴那样的大字报，我们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三张大字报，在内容上相互呼应，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明明是“一码事”，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根本是两码事”?但是她讲得不像是辩解，倒很像真是对那两张大字报也存在着迷惑不解，这使得不少人感到有点蹊跷。一直到了这天的晚上，人们从两张针锋相对的大字报中，才看出了一点端倪。
一张是题为《严正声明》的大字报，对下午的“质问会”提出指责。认为，下午的会“极不民主，极不平等”，“只兴自己讲，不许别人说”，“蛮横地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大字报严正声明，下午的大会“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大字报的落款把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排在首位，然后依次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金猴战斗队”、“平型关兵团”、“五敢战斗队”、“遵义战斗队”。
但是，过了不久，“革命造反突击队”又贴出了一张《强烈抗议》的大字报。大字报声称：“今天的会是一个革命的会，造反的会。报社革命群众开始起来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军报社乱了，乱得好，好得很!大会的方向是正确的。”大字报笔锋一转，“但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金猴战斗队、平型关兵团、五敢战斗队、遵义战斗队等组织，却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法，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在他们的所谓《严正声明》上签了我们的名。对此，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并呼吁全体革命同志，擦亮眼睛，团结起来，为彻底肃清我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奋斗!”
这张大字报立刻成为编辑部关注的焦点。它用张贴大字报的实际行动，向报社广大群众宣告：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金猴战斗队”，确确实实“没有关系”，地地道道是“两码事”。于是，形势大变。第一张题为《火烧胡痴》的大字报，很快贴了出来。大字报声称，“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大字报，“玩弄的夺权阴谋，完全是胡痴一手策划的”，“其目的，是为了破坏报社革命群众对他的揭发批判”，是“一个阴谋”。大字报的落款是：“井冈山战斗队”、“：云水怒战斗队”、“红彤彤战斗队”。这张大字报一出，栾保俊感到形势不妙，就同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乘车到钓鱼台，同宋琼商量对策去了。
此时此刻，人们才开始知道，肖力原来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
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是在“三忠于”、“四无限”的“红海洋”中，怀着真挚的感情，唱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走过来的，对毛主席的感情，确实达到了“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境界。现在，毛主席的亲人率领一支“突击队”，正在自己身边造反，由此激起人们心灵上的感情波涛，那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报社的阵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天上午，人们还把相互呼应的三张造反的大字报，看作是“一码事”，表示了对这种造反的强烈愤慨，现在则是从心灵深处把他们“一分为二”了，从而也就同真正的造反者“合二而一”了。
这天夜晚，已经公开亮相的肖力，开始到一些办公室：走动。这时候，有人提出，应当把宋琼、栾保俊那伙人从钓鱼台揪回来，请肖力同“中央文革”联系一下。肖力回答说，不需要我联系，如果你们行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相信“中央文革”是会支持的。于是，一辆大轿车从军报驶向了钓鱼台，这已是1月14日的凌晨了。
钓鱼台作为“中央文革”所在地，一般人不得人内。当时，栾保俊等人可能认为钓鱼台是他们的“避风港”，只要进入那里就谁也不敢侵犯了。谁知，这辆大轿车来到钓鱼台同传达室一联系，居然顺利地把他们揪了回来。临行时，宋琼悄悄对栾保俊说，江青接见了他，要他们回报社参加运动，不要和群众对立。由此不难看出，把宋琼等人揪回来，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群众的自发行动，实际上也是江青同肖力早已商定好了的。
宋琼、栾保俊等被揪回来之后，就被集中在办公楼的一楼一间房子里。从此，在“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大字报上签名的9个人，都成了群众专政的对象，就连根本没有看过大字报、更没在上面签名的胡痴，也从此跌人了命运的低谷。
胡痴是一位老报人。他最早结缘于报纸，是在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时创办的一张小报《辘声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办过《动员报》、《先锋报》。之后，相继出任过冀鲁豫军区机关报《战友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机关报《人民战士报》的社长兼主编。1955年5月，他奉命调总政，参与创办《解放军报》，任总编室主任、编委、副总编辑、代理总编辑。直至1967年1月13日，他在军报领导岗位上度过了11个春秋。令人遗憾的是，他所痴情的新闻事业就此画上了句号，再也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上，时年还不满50周岁。
风云突变之谜
肖力要造军报的反，乃至对大字报的修改、定稿，都是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主要成员进行过磋商的。而这些“好叔叔”们对她的造反行动，又是表示了最热烈的响应和最坚决的支持。那么，肖力为什么会突然宣布同他们“根本是两码事”?并由此令他们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呢?这曾使很多人迷惑不解、众说纷纭。
当年亲身经历这一事件的栾保俊，是这么说的：“肖力姑娘的风云突变，对我来讲，一直是个谜，至今也找不到把门打开的钥匙。‘1．13事件’之后，我想找肖力姑娘谈谈，了解一下内情，遗憾的是，从那时起，再也没有见到她，自然也无从谈起了。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在‘1．13’之前，胡痴、宋琼都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而我们办的《快报》，又曾多次受到表扬。在这种情况下，肖力姑娘给予我们一定程度的信任，必是真诚的，决不会是伪装。但是，她毕竟是伟大领袖的女儿，有气魄，有胆量，非普通女性可比；而长期以来变幻无常的政治斗争，也不会不在她的心灵中打上烙印。当她认为，我们这班人可以作为改变军报面貌的使用力量时，自然会利用我们一道前进；但当她感到和我们在一起不利于发动群众时，自然也会弃之如同敝屣。在她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只会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而决不会是这一个人或那一群人的命运。这就叫‘政治斗争’。而‘政治斗 争’是没有情义可谈的!”
当时还有一种传闻：说是江青在钓鱼台看了军报三张大字报的抄件，认为第一张和第二张都没问题，看到“金猴战斗队”呼吁立即成立新的领导班子那张大字报时，脸色突变，把手一拍说：“这张大字报有问题!”由此导致了军报运动的风云突变。
“金猴战斗队”的那张大字报问题在哪里?当时不少人进行过猜测。一种说法是：肖力的大字报，是要放一把火，揭军报阶级斗争的盖子，而“金猴战斗队”提出立即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干扰了这个战略部署，由此被看作是捂盖子。另一种说法是：“金猴战斗队”的那张大字报透露了一个信息，要成立新的领导班子，而这个班子的名单里却没有肖力，这就埋下了祸根。江青闻报，当然不能容忍．认为这一帮子人是打着支持肖力造反的旗号，实际上是乘机来“摘桃子”，另搞一套。肖力那句“他们为什么要贴那样的大字报，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即由此而来。
一位当年参加过“革命造反突击队”后来又分裂出去的同志认为，上面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是最关键之点。他说，肖力对报社有一个基本看法，认为“旧势力太严重”，凡是在军报工作多年的，她都看作是什么“三朝元老、旧班底、旧势力”。她认为，在军报有一条“又粗又长又深的黑线”，造反就是要彻底挖掉这条黑线。“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那一班人，虽然支持了她的造反行动，成为她暂时的同盟军，但在骨子里，她同样把他们看作是“旧势力”。形势一变，说翻脸就翻脸。她相信和依靠的，是刚调报社不久，同报社没有什么瓜葛，而且是调子高的年轻人。当初成立“革命造反突击队”，其成员也大都符合这个标准。即使对这样的人，她也不断地“吐故纳新”，其中有两个人后来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两个人被隔离审查(其中包括陪伴她的宋玉芬)，所以后来她又重新组建了“新革命造反突击队
哭笑不得的“群众代表”
夺权风暴席卷军报的当日晚上，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在“三座门”会议室，接见了军报的几位领导和群众代表。
最早来到的是吕梁、张秋桥两位副总编，接着来的是军报的四名群众代表。其中三人，这一天从下午到晚上，风风火火地办了桩“杞人忧天”的傻事。
他们是报社的老编辑。当天上午看到那三张造反的大字报的时候，他们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心急如焚，确有“天要塌下来”的感觉。其中一位认为，“当务之急是把报社的情况赶快向上报告”。于是在下午的“质问会”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和另一个老编辑就悄悄地离开了会场。先是驱车来到了钓鱼台，想向“中央文革”报告，但因警卫森严，不得而入。他们又来到毛家湾林彪居住和办公的所在地，出来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军人，看样子是“林办”的秘书。他问有什么事?他俩说，军报今天发生了大事，要向这里报告。他冷冷地说：“发生了大事，胡痴同志还不会报告吗?”那意思很明白，不须你们多此一举。他们只好站在门口，三言五语地将报社发生的情；兄，向他讲了讲，就打道回府了。晚饭之后，又一位老编辑提议，到人民日报找唐平铸，听听他的看法。于是，三个人又急如星火地跑到了人民日报，同唐平铸谈了不一会儿，军报来了电话，说是肖华主任在三座门要接见报社的领导和群众代表，要他们三个人都去。这个“群众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或是什么人指定的，他们当时来不及细问，就急忙从人民日报社又赶到了三座门。
他们来到会议室，不一会儿，肖华主任到会。看得出，肖华对报社今天发生的事并不感到震惊，他一边让代表们汇报情况，发表意见，顺便也插上几句话。他不赞同“胡痴策划夺权”的说法，他说，胡痴就是报社的总编辑，那不成了“胡夺胡权”吗?他最后讲了几点：一是对胡痴要“一烧二保”；二是报社要稳定，不能乱；三是抓革命促生产，报纸要办好；四是经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报社新的领导班子名单，报总政、军委审批。与会者都认真地作了记录，没有人提出异议。
从三座门返回报社，已是深夜。四个群众代表同另外几个坐在办公室里听消息的老编辑，商定了办两件事：一是明天上午向各战斗队传达肖华的讲话；二是根据肖华讲话的四个要点，起草了一张题为《四点倡议》的大字报。不难看出，他们是把肖华的讲话作为总政领导解决报社问题的指示来对待的，想不到由血此竟招来一场“烧身”之祸。
第二天上午，向各战斗队传达了肖华讲话之后，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他们已成为全报社各战斗队的领导核心)就召集了一个“串连会”，由各战斗队派代表参加。会上，肖力向传达肖华讲话的那位“群众代表”提问：“你们是以什么身份去见肖华的?是以造反派的身份，还是以他的部下的身份?”这位“群众代表”脑子还算灵活，当即回答：“是以造反派的身份。”肖力又问：“你们对肖华的讲话，是怎么个看法?是赞成，还是不赞成?”这位“代表”又随机应变地回答：“有些我们是赞成的，有些我们并不赞成。赞成和不赞成的，我在传达时，是用语气来表达的，有的是用加重的语气，有的是一笔带过。”肖力接着又问：“你们在《四点倡议》的大字报中，依据肖华的指示，提出酝酿成立军报新的领导班子。请问，在阶级阵线现在还不明朗的情况下，酝酿领导班子的群众基础是什么?”肖力的这一提问无疑“高屋建瓴”，这位“代表”张了张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俗话说得好：“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在这个“串连会”上，肖力对肖华的这个讲话，连一句反对的话也没讲，但是与会者都心领神会了：肖力是不赞成这个讲话的，更不赞成《四点倡议》那张大字报。这位“代表”回来苦笑着摇了摇头：“复杂啊，复杂!”
没过几天，一张题为《把“四点倡议”背后的鬼揪出来》的大字报贴出之后，这几个“群众代表”的命运很快也就发生了转折，开始被勒令检查交代《四点倡议》大字报是怎么出笼的。其中的三个人先后成为专政对象，被关押了起来。这是后话。
林彪的支持信一锤定音
其实，当时对“复杂”的认识，还是很皮毛很肤浅的，事隔两天之后，即1月17日，人们从林彪签署的《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才领悟到事情已经“复杂”到了高层领导之间。对胡痴，肖华要“一烧二保”，而林彪则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对报社的局势，肖华说“要稳定，不能乱”，而林彪则说“‘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在这种局势下，又怎么能像肖华要求的那样，酝酿成立军报新的领导班子呢!不仅如此，过了不久，肖华本人也被打人了另册。在江青的指挥下，打倒肖华的大标语上了街，肖华的家被抄，肖华开始被批斗。这也是后话。
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同志们：
解放军报社由肖力等八位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 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在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做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个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肖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评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劝说学生和其他机关的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边设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说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林彪一月十七日
毛泽东同日在林彪这封信上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据了解内情的人士后来透露，林彪的这封信，是出自关锋之手。1月14日下午，关锋和叶群奉林彪之命来到军报，同肖力和她的队员们在三楼的小会议室里密谈。局外人不得入内，交谈的内容也秘而不宣。多年之后，了解内情的人士才透露出来，林彪信中关于“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意思，是关锋在这次密谈时提出来的。他当时的原话是：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政变社论”，也不能发“羞羞答答的政变社论”。后来形成文字，落实到林彪的信上，竟无中生有地栽到了胡痴等人的头上，变成了“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个阴谋”。
在那个“以言代法”和“权大于法”的年代，林彪的这封信，再加上毛泽东的批示，自然具有最高的权威。于是，无须任何法律程序，胡痴、和谷岩、宋琼、栾保俊等，就以“胡痴小集团阴谋夺权”的奇冤大罪，押送北京卫戍区关了起来。
对于林彪的这封信，当时在军报自然还是一片拥护之声。肖力由此也就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拥戴为群众领袖，服服帖帖地听命于她和她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指挥。肖力的任何动向乃至只言片语，都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了人们的指路标。军报的“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其特点，后来有人把它概括为五个“一”，即：一队(革命造反突击队)专政；一个人说了算；一张大字报定调子；所有战斗队都是一边倒；全报社只有一种声音。
记得有一位作家说过，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人们往往是忠诚热忱有余，独立思考的能力却较差；组织纪律性非常强，个人权利和民主意识却较薄弱；“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虽然是林彪提出的口号，其实也是那一代人的写照。就军报当时的状况而言，确是如此。
肖力走上神坛，军报人仰马翻
肖力在军报刚刚公开自己的身份时，曾在全社大会上讲过几句话。她说：我爸爸让我告诉大家，我只上过几年学，还很年轻，很幼稚，也很蠢。爸爸要我向叔叔阿姨学习，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教育我。如果有了错误，怎么批评都行。她还用了当年“文革”的流行语言说，对她“炮打”、“火烧”都可以。大家感到很亲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13事件”之后，她那张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和经毛泽东批示的林彪的那封信，很快被许多红卫兵小报全文刊载，于是肖力的名字也就传遍全军、全国。人们也由，此获悉肖力与李讷实为一人。肖力也就成为风云一时、万众瞩目的人物。
对肖力的颂扬开始升温。
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全国所有单位的办公室乃至宿舍都挂有毛泽东的像，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具有军报特色的是，在毛泽东像的两侧，都挂上了“向肖力同志学习”、“向肖力同志致敬”的红色条幅。后来发展到有些家庭宿舍也照此办理。
大会小会，人们言必称肖力，并且还要尊称“敬爱的肖力同志”、“毛主席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肖力同志”等等，这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谁也不敢疏忽。
“肖力同志是代表毛主席在军报工作的。”“紧跟肖力同志，就是方向，就是路线，就是胜利!”“紧密地团结在敬爱的肖力同志的周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一类话，越来越频繁地见诸大字报和会议发言稿上。
当时极力讨好江青的吴法宪，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向军报下达了“指示”：“在全国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是现行反革命，在军报反对肖力同志的也是现行反革命!”由此，“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肖力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不仅成为开会(特别是批斗大：会)必呼的口号，而且成为军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后来被揪斗、被专政的一大批编辑、记者和各级领导，其中不少都戴有“反肖力”的大帽子。
肖力由此走上了神坛，那个声言要“向叔叔阿姨学习”的年轻姑娘，竟成为军报至高无上的权威。
此后，判别是非黑白，都以肖力的口径为标准。
此后，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指向哪里，人们打到哪里，所向披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简言之，从1967年1月13日到同年8月23日，肖力率领“革命造反突击队”和后来改组的“新革命造反突击队”，先后推翻了军报两届领导班子，制造了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和“赵易亚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案”。1968年，肖力已经离开了军报，跟随她造反的“革命小将”，仍然打着肖力的旗号，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阴谋绑架肖力同志的反革命案”；经过无限上纲，炮制出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颠覆军报红色政权反革命案”。这些案件涉及数十人，其中有的被投进监狱，长期关押；有的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家，监督劳动；有的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除此之外，还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名目下，揪出了一大批名目繁多的“牛鬼蛇神”，统统被撕掉领章帽徽，关进“牛棚”。还以办“学习班”为名，将一大批编辑记者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上述各项人数相加，占军报当时干部总人数的60％以上，其中两届社一级领导班子除刚从部队调来的一人外，无一幸免，中层领导干部除少数外也大都被揪，把军报搞得人仰马翻。这一系列斗争开展得惊心动魄，其“胜利”的取得说穿了却也简单，一是靠个人迷信，或曰“打旗号”：“肖力同志是代表毛主席在军报工作的”、“紧跟肖力同志就是方向，就是路线，就是胜利”。这一招 确实威力无比，它使人们不敢有丝毫怀疑。二是靠专制：“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这一手更厉害，不用说反对，稍有怀疑或非议，就能打成现行反革命，谁还敢出来唱对台戏呢!
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军报从而进入了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恶性循环的怪圈，其恶果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权威资料表明：十年浩劫，全国制造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上至国家主席、三军元帅，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深受其害，祸及近亿人口。军报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让历史告诉未来，这类史无前例的“革命”，再也不能让它重演了!
为李讷说几句必须说的话
回顾李讷在“文革”初的这些往事，不是要纠缠历史老账，更不是要揭她的“伤疤”。从历史的全局看问题，说句公道话，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给军报带来的灾难简单地归之于李讷一个人。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林彪和江青一伙在军报干下的那些让人胆战心惊的事，以及江青的几员“革命小将”打着她的旗号，干下的那些错事、坏事，怎么能让李讷独吞苦果呢?何况这场运动当年确有其迷惑人的神圣光环，有能够吸引亿万人民参加的号召力。当年有多少年轻后生特别是天真的学生，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鼓噪下，怀着真诚的狂热，理直气壮地干下了一系列蠢事、错事乃至坏事，结果为自己留下了难以忘却的精神创伤。李讷在这方面留下的苦衷和隐痛，肯定不会比别人少，也不比别人轻，所以应该得到人们的体谅。当然，由于她那不能自己选择的独特身份，在“文革”中又确实起到了一般人不可代替的作用，这也是毋庸讳言的。这同那个狂热年代个人崇拜的盛行、封建主义的影响分不开，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李讷。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又没能把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盛行，也就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造成了历史的悲剧。本文将李讷在“文革”初的活动作为一条贯穿线进行一点回顾，正是试图揭示那个狂热年代个人崇拜盛行的社会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果。
十年浩劫从反面唤醒了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摘什么个人崇拜了。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文化大革命”虽然已成历史，它留下的沉痛深刻的教训，却值得人们长久反思，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