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是清末民初书法界的领军人物，篆隶楷行草无一不通。他的书法创作以篆书为主，也多有行草、隶书作品。吴昌硕的楷书始学于颜真卿，行书学习黄庭坚、王铎，隶书学习汉代石刻，篆书学习石鼓文。60歲后，他的书法圆熟精悍，刚柔并济，尤精于石鼓文，不拘成法，传世书迹有《临石鼓文轴》《致醉翁尺牍》《寿书词》《汉书下酒联》等。

书：金石气之重

　　吴昌硕的楷书从临摹颜鲁公入手，后又学习曹魏时期钟繇的小楷，自称学“钟太傅”有20余年。清代后期的书风崇尚碑学，受此影响，吴昌硕遍临汉魏碑帖，将碑体风格糅入钟繇体之后，他的楷书更显古朴刚劲，为其书法巅峰期的到来打下坚实基础。
　　吴昌硕也很重视隶书学习，青壮年时在外游学，临习了大量的汉碑拓片，如《嵩山石刻》《张公方碑》《张迁碑》《石门颂》等，自述“曾读百汉碑”，说明吴昌硕对汉隶有着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在传世书法作品中，吴昌硕的隶书早期以“齐云馆印谱”为代表；中年以后的隶书笔力雄浑饱满、刚柔并济；到了晚年，吴昌硕所写隶书结体已变长，取纵势，信笔拈来，高古之至。
　　吴昌硕的行草书最初临习与董其昌齐名的明末书法家——王铎，王铎的雄健书风对他影响顿大，后来又学习唐宋名家欧阳询、黄庭坚、米芾等人。在章法行气上，吴昌硕注重字与字之间的连属关系，字体结构上多左低右高、中宫收紧、四肢辐辏。晚年后在草书创作上，吴昌硕以篆隶笔法入草书，即他所说“强抱篆隶作狂草”，其草书越发苍劲雄浑。
　　吴昌硕尤其擅长篆书，又以石鼓文造诣最为精深。他写石鼓文近60年，可谓形神兼备，形成格调高古、独具特色的个人书风，堪称“石鼓篆书第一人”。
　　石鼓文刻石作品始见于商代，至先秦战国乃成大观。唐代初年，在陕西宝鸡出土10个石鼓，刻有记载战国时期秦王狩猎事迹的大篆文字，故此这种文字被称为“石鼓文”。“石鼓文”是与周代金文不同的周代篆书，它继承了先秦金文、籀文风格，又开启了秦代小篆书风，无论笔法、字形、结构，都显示出书法的成熟与完善，达到极高的审美水平。
　　吴昌硕临写的石鼓文
　　吴昌硕临写的石鼓文
　　吴昌硕博览金石法帖，却不以刻意模仿、徒求形似为目标。他参以秦权铭款、《散氏盘》铭文、《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等体势笔意，所作石鼓文从“有法”到“无法”，从“入乎规矩”到“出乎规矩”，自出机杼，风格独特。在运笔行笔上，起笔藏锋回护，行笔圆润充实，收笔或戛然而止，或轻顿缓提；在用墨上，以浓湿为主，饱墨铺毫，有时墨尽笔枯，亦添苍莽朴拙之趣；在字体结构上，吸收秦小篆的特点，字形稍长，以纵取势，上部相对紧密，下部疏朗，垂笔左右微张；在文字布局上，疏密有致，避让得宜，茂密处与空白处多相呼应，在整体上形成雄强浑厚、恣肆老辣的书风。
　　“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纵入今人眼，输却万万古。”尽管吴昌硕数十年临池不辍，书法艺术到达极高的水平，但他始终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他独出心裁地将金文和刻石书体融入篆书创作，形成独特的金石书法。他还把封泥、砖瓦等特点，尤其是篆刻刀法、绘画用笔，自然地融入他所写的石鼓文中，以追求变化多样、古拙朴实的效果。
　　晚年的吴昌硕常集石鼓文字为联，在诸多的传世作品中可以看出，其书法已脱去临本原貌，人书俱老，风格成熟，金石味极浓。此时，他的石鼓文不再拘泥于古人的谨严秩序，而是自己在写，写出一种对艺术自由和生命活力的强调与回归。这个时候，他的篆隶楷行草均能互相渗融，形成独特的趣味，不断地丰富个人书风。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石鼓文虽然出土千余年，历代诗人咏叹不绝，但直到近代，在吴昌硕的研习与提倡下，才真正受到书家的青睐与推崇。可以说，先是石鼓文成就了吴昌硕，而后又是吴昌硕成就了石鼓文。苏东坡在《石鼓歌》中问：“独立千载谁与友？”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吴昌硕。

画：大写意之大

　　中国历来便有“书画同源”之说，行笔和用墨是中国书画的共同特色，元代赵孟頫、明代徐渭、清代石涛等人，皆探索并试验以书入画，书法化为画法。吴昌硕的绘画成就也得益于书法，他曾说：“我生平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除此之外，精通传统文化的吴昌硕，在绘画上取各家之长，“书画篆刻，供一炉冶”，所作花鸟、山水、人物都力求新颖，意境幽深。
　　有人曾说，吴昌硕是“传统文人画的收尾，近现代中国画的开端”。自19世纪中叶起，上海成为中国绘画重镇，据杨逸《海上墨林》记载，清末上海画家多达500人，可见当时之盛况。对于这些画家来说，绘画不仅是笔墨清玩，也是现实的谋生技艺，在继承文人画传统的同时，他们吸取了民间绘画中有益元素。与此同时，这些画家们还接纳来自西方的文明成果，培育新的审美观念，从而形成在中国画坛举足轻重的“海上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