湟源人物，自清代以来人才济济，层出不穷，不论从事政治、商贸、军事、文教、宗教等等，有的成为左右青海地方事业乃至中国安危重大事变中的匡谋翼武，声腾极世的叱咤风云人物，有的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中更是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忠义撑天，力挽狂澜，彰显了湟源人物爱国主义精神。其辉煌业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华民族开疆裂土和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可谓“生是英雄威震华夏，死为烈士名耀九州”。
　　参与政治方面：
　　黄会起义反清朝。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丹噶尔人李旺、西宁人董生贵与山东籍裴道人等秘密组织“黄表会”进行反清反帝活动，1911年五月李旺从内地得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讨满檄文》提出“扫清灭洋”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并张贴“皇告”表达“我起义，杀洋人，灭满清，要恢复全中国”的革命目的和任务。不到两年，会众发展到l0万之众，遂定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七月十五日正式起义。风声一出，西宁总兵惊恐不安，于是派副将抢先镇压。李旺仓促应战，率三千多会众直赴丹噶尔，丹署同知拒城固守，会众冲锋陷阵死伤一半，转而向西撤退，重振旗鼓，然而李旺不幸被俘，其余逃散，起义告终。
　　事后，官署大为震惊，在丹噶尔、西宁大肆搜捕黄会成员，并由西宁办事大臣庆恕、总兵张定邦、道员胡孚骏、知府廉兴等组成五堂会审，李旺等起义成员宁死不屈，从容就义，黄会起义为辛亥革命打响了高原第一枪，也为辛亥革命流尽了最后一点血，在青海乃至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悲壮而光彩的一页。可有“欲将热血捣黄龙，却为民国壮心酬”之说。
　　锦屏挺身乌斯藏。朱绣，字锦屏，青海湟源人。朱在二十七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西宁镇总兵马麒，为求其扩充势力，取得实权，礼贤下士，广招人才。民国三年湖南人黎丹被马麒聘为幕宾，为其智囊团首要人物，旋即任为西宁道尹。黎见朱绣博览群书，才思敏捷，劝朱弃商从政，擢为道尹公署之随员。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道尹改为观察使，黎丹由马麒推荐，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海东道观察使，朱因缘时会，取得马麒赏识，朱亦倾心报效，为其奔走。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北边事，突然紧张，因英帝国主义乘机抛出所谓“西姆拉会议草案”，提出将西藏分裂为内藏、外藏之计划，企图将包括西藏、西康及当拉岭以北连同青海果洛地区划为“外藏”，中国政府在北不设官不驻兵，允其独立。又企图将新疆南部、四川北部地区划为“内藏”，允其“自治”。并多次威逼北京政府签字，北京政府不得不征求各方反应，马麒首先通电反对，全国一致响应。民国八年，为了争取西藏当权者内向，北京政府即电咨甘督张广建，速派代表团进藏与达赖协商。黎丹以朱素怀经营边陲之愿望，且能言善辩，可为出使之材，遂保荐朱为入藏谈判特使，并经北京政府同意，委派朱为宁海镇守使署参军，张广建委为甘督军公署参军、甘督军公署咨议李业青，青海红教领袖古浪仓活佛，组成甘肃政务代表团，于同年（公元1919年）闰七月二十九日由西宁经湟源启行，渡黄河，登昆仑，越怒江，冰天雪地，历尽艰苦，于同年十一月到达拉萨，与达赖、班禅及三大寺首脑，直接会面。朱以如簧之舌，真诚确凿之言，引证事实，陈明利害，终经五个月之舌战，说服达赖等上层人士，正式表示“倾心内向”。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四月，朱等一行启程离藏，临行前，达赖设宴祖饯，并一再表示同谋五族共和，决心内向，希大总统从速派遣代表进藏，解决悬案。并给张广建、马麒等赠送了礼物，又回书马麒表示睦邻相处。当时，英帝国主义挑拨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的急先锋查里斯·柏尔，不得不在《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哀叹：“1920年1月年间，中国使者（指朱锦屏）经西藏东部长途而至拉萨……淹留四五月后即于1920年4月离开拉萨返回。自是中国在拉萨之影响渐大……中国使者设法腐化西藏与其人民之心使之反英。”同年七月朱到达西宁，汇报谈判结果，又往兰州谒见甘督张广建述职。朱以谈判胜利归来，不辱使命，北京政府传令嘉奖，并颁发了“舌动山摇，日月相和”的匾牌。张广建亦拟委朱以重任，但辞而未就。马麒则“勇过摄政，功愈介子”以藏事有功升朱为镇守使署顾问。因朱等出使成功，二三十年之间，青藏关系和好，交易便利，双方人民俱受边务安宁之福。而安边御侮之功，亦确立无疑。有“从此重联同种宜，汉藏共立中华旗”之说。
　　朱在藏谈判时，不仅昼夜操劳边务大事，而且为了再次与藏英交涉，故不惜重资与精力，详细调查了解，收集了西藏六十年来的外事与内政方面的重要档案资料，以后写成《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一书。彭养光在序言中说：此书之成，实是锦屏“痛夷祸而忧故国之作”，故寄往《京报》，又由邵飘萍作序出版，颇引起各界注意。甘肃史家慕寿琪题以“杜牧罪言书，贾生痛哭声，王朴安边策，君皆与之并”之言，实非过誉。此外尚写有《海藏纪行》、《拉萨见闻录》等书，即被日本译为日文在东京出版，后又西康在成都印刷。皆一时之新书，为谈边事者所据。
　　邑人状告马步芳。1946年，湟源人王子贞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党务处工作。牛浈也在南京三青团中央团部，俩人乡情友谊，经常来往，谈些有关青海的情况。对马步芳的暴虐统治，同感气愤。是年秋初，牛浈拿来一份揭发马步芳的材料，由湟源人韩宝善执笔写成，委托冯云仙（杨质夫的爱人）来南京之便携来，出享堂时冯将这份材料装在裤裆里，是冒着一定的危险的。牛浈提出在这次制宪国代大会上散发，把马步芳的丑恶嘴脸曝一次光。
　　王子贞、牛浈将这份材料，做文字修订，以青题名为《控告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印刷为了隐蔽、不漏事端，用青海省一百数十万人民的名义，在南京市鼓楼后面一家小印刷店印的，装订成小册子，印版全部毁去。
　　在这年秋举行的制宪国代大会上，牛浈被派为在会工作人员，他超手过招，趁机带出千份代表名册，把印出的小册子分别装入信袋。信袋下款印“青字三十六号信箱”。所有的小册子，除从邮局分寄国民党中央各部、会，国民党政府各院、部，各省政府、各大报社并青海省政府、各厅、各县政府，甚至于给马步芳也专寄去了一册，意在揶揄。散发国大代表的部分，数量最多。 　　在这次制宪国代会上，出现《控告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小册子，无论会场内外，震动很大。消息传到青海，有如晴天霹雳，人们交头接耳，互传喜讯，以为马步芳要垮台了。
　　马步芳其人，不仅残凶狡猾，刚愎自负，曾公开说过“青海老百姓的切刀跟不到我”。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竟会受到这样一次打击，无不汗颜。据说一时震恐万状，情绪非常低落，约一周的日子里，成天睡觉，发脾气。他专电蒋介石、陈立夫，意在试探蒋的态度。蒋、陈等以时值反共进入高潮，正用得着马步芳卖力的时候，便复电“为政之难，自古同概，奸人所侮，幸勿介意等”劝慰，马步芳情绪才逐渐好转。
　　后来马步芳命令部下密查，申令如获得证据，立即逮捕，包架飞机押回青海，但鞭长莫及，南京不是他马步芳的权力地区，这件事他是查不到证据的。马步芳本欲穷追到底，斩草除根，然而马步芳最终不能称心如意，未获而果。谁知这件大快国人和青海老百姓的是湟源人不避斧钺，冒天下大不韪告的状。
　　商贸交易方面：
　　惊世创举话“歇家”。歇家是汉回与蒙藏民族商贸交易中的中介商，它是清末民初湟源得天独厚的民族贸易产物。以李耀庭为首的四十八歇家及七十多藏客在商贸交易中凭着自身的优势，发家致富，成为左右地方公益事业和地方安危重大事变中匡谋翼武，声腾一时的叱咤风云人物。
　　李耀庭，字献臣，青海湟源县李大村人，生于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家世代务农，生活贫困，瓮牖绳枢，家徒四壁。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父辈先后去逝，即弃农经商，以刁郎子为业，后经人介绍，先到乾泰永商号当伙计，后又到米舍力哇川商家当差。李勤奋自学，精明能干，逐渐得到东家米的赏识，遂给以本钱，允许去牧区经营，不数年，在海晏、天峻、共和等地办起牧场，圈有大量牛羊及马匹。李脱离米家，自起炉灶，头角峥嵘，信誉昭著。至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成为丹噶尔48歇家之首。
　　李跻身于歇家，起初充当蒙藏商业贸易的代理，又为蒙藏商贸提供债务担保，并为丹噶尔抚边同治署衙对蒙藏商贸使行稽查和监督职能，后来由代理发展到直接经商，成为独立商。京津洋行深入湟源，又成为洋行代理，具有买办特征，洋行撤走后，励精图治成为自由贸易的民族资本家、藏客。
　　当时湟源是“环青海湖伟大国际贸易中心”、“西北民族贸易中心市场”、“外国商行在西北重要采购市场”，几乎独揽西藏、环海牧区生意，不仅内地商贾云集，而且英、美、俄、德、土等外商亦来设立洋行。李以人熟、地熟、行情熟、精通蒙藏语言，与牧区蒙藏王公、千百户部落交情至深。凡蒙藏牧民驮运来的羊毛、皮张等，除零星出售少许外，全部交给与已有联系的歇家，再由歇家介绍出售于洋行或住庄客商，有时直接由歇家收购，歇家囤积居奇，按照市场的供求变化，适时抛出，赚取更大利润。同时，李以自己所掌握的物资，胁制外商，故洋行、山陕京津等客商，必须委托当地歇家，每年春夏先预付巨款或茶布粮食前往牧区预定皮毛，秋冬交回羊毛皮张。蒙藏牧民经歇家中介，将皮毛等销售后，又托歇家买回自己所需的青稞、面粉、挂面、茶叶、馍馍、布匹等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有的由歇家直接供应，有的由歇家从市面买进后转手卖给牧民。这样，歇家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不仅是蒙藏牧民经商的代理人，又成为洋商贸易的代理人，还从洋行外商、蒙藏牧民两方面赚取丰厚利润，这就是李耀庭广开门路，生财之道。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前后，李以六万元银币的资本，在西宁开设德恒盛商号，又以十余万元银币的资本，在湟源设立德兴诚商号，由其长子李增芳负责，专营皮毛生意，次子李增兰在天津坐庄，专营皮毛等畜产品出口生意，其商务活动从西藏到京、津，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人称“李百万”。
　　李耀庭经商西藏，大约在民国10年（公元1921年）至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原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黎丹组成西藏巡礼团，前往拉萨考察时亦请他结伴同行。上个世纪30年代，藏商队伍逐渐扩大，李眼看藏商生意兴隆，获利可观，遂不避路途艰辛，长途跋涉之苦，跃跃欲试，以展雄图。
　　李进藏时，采办的主要商品是“以骡马为大宗，其次是生活用品”，有湟源陈醋、牛牦毯子、威远烧酒、陕西红枣、柿饼及景德镇龙碗，还有少量枪支，名为自卫枪，领有护照，但至藏后，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售。湟源至西藏行程约6000华里，行程近四个月，路途遥远而艰难，途中骡马及货物损耗亦属不小，但只要平安进入西藏，获利也巨。以大宗骡马为例，在湟源以白洋三百元购进的，到西藏只要顾主看中，可以卖到白洋一千五六百元；再如烧酒，每市斤约合白洋三角，而在西藏一盅（约二两多）酒可卖白洋五元。酒、醋是用木筲包装，待运至西藏，其消耗已在一半以上，但其利润不谓不可观。李返回时，运往内地的商品仍然以民族用品为主，如氆氇、藏香、经卷、金线、水獭皮、名贵药材藏红花、斜布（俗称藏斜）、皮鞋等。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遂以手表为大宗，手表体积小，便于携带，以罗马表为主，是5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鲜货，获利很厚。
　　李到西藏做生意，深受藏人的喜爱和尊敬，藏人称为“西令巴”，认为是佛祖宗喀巴的娘家人，颇受青睐，藏政府特别允许可在西藏购置房地产，办理出境（如印度、尼泊尔）手续也及时方便。
　　李耀庭次子李增兰在天津坐庄，专营皮毛出口生意，遂在当地商界首拔头筹。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西宁羊毛一直稳定在每百市斤银价十五六两，运至天津费运三四两，纳税三五钱，共计成本20两左右，而天津市场羊毛银价达四五十两，利润超过100%，甚至举高不下。
　　李以湟源为商贸中心，弹力经营，西从环海到拉萨与印度、尼泊尔贸易；东至北京天津与欧美商行直接经商。在万里商贸线上，立马昆仑，驰骋中原，其经营地域之广，商品交易之大，经营投资之多，双方获利之巨，在国内商贸界独树一帜，令人刮目相看。
　　军事将领方面：
　　抗英名将士魏启明。湟源县人。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由行伍随固原提督芳讨平张格尔。七年（公元1827年）在沙布都尔庄，神兵天降阿尔巴特，敌顿时溃逃，启明乘胜夺阵，冲锋陷阵，屡有战功，赏戴蓝翎。启明敬官有素，勤事不渝，十年四月（公元1830年）授赤金营额外委，时浩罕安集延夷匪纠众围攻噶什城，启明遂大臣札隆阿守城御敌，身先士卒，拔旗先登，纵横电扫、虎穴深探，顿荡群酋，望风归附，城赖以全，事平叙功，命以千总超补，换长翎。十二年（公元1832年）初任甘肃提标前营千总，十三年（公元1833年）补西宁镇左营千总，历久无虞。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英帝国主义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大肆进犯浙江，气焰十分嚣张。启明请缨，随大军协剿。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二月与英军在慈溪之大宝山战斗中，率军奋战，杀伤大量的英国侵略军后，被围困七日，宁死不屈，执干戈以卫中华而英勇捐躯。启明英雄事迹，国人无不赞许，湘南雨民先生的《卸侮烈士诗》中有《题咏西宁三首·魏千总启明一首》中颂道：“喀什城边挫敌锋，堕台不令敌城中。东业壮气浑难遏，剩有盈腔热血红。”可见“古以名将，无以加焉。” 　　静安护送刘志丹。1924年初，北伐战争酝酿已久，国内各派力量，急促分化，成为北军——即北洋军阀，和南军——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尤其从1926年起，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战争，这次战争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基础，1926年从广东出师北上，很快发展到长江流域。在国共达成合作之时，1925年，湟源人张静安在冯玉祥二集团军四路军马鸿逵名下，当骑兵警卫营营长，驻防西安皇城（后改为红城）。总指挥马鸿逵，正式宣布国共合作，共同北伐，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并介绍冯玉祥集团军总部派来的政治处长刘志丹。事后张从马鸿逵那里知道刘志丹处长是共产党，政治处还有好几个也是共产党员。在驻防宁夏时，就已知道刘志丹名声很大，领导穷人闹革命，占领了陕北十三个县，但和马鸿逵的关系并不太坏，互相照顾，还有来往，陕宁交界处的盐池县，马鸿逵和刘志丹都派有县长，甚为亲近，马鸿逵把所产之盐，大多送给刘志丹。现在国共合作，冯玉祥派刘志丹给四路军马鸿逵当政治处长，显然是有历史根源。
　　刘志丹为人勤奋好学，大半与马鸿逵相处，其余时间则访贫问苦，但从不入百姓之家，只在田间地头，宣传革命，经常讲的是实行三民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等革命道理，军民都说他是一个好官。
　　1927年北阀将要胜利结束，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及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再加上共产党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国民党得以屠杀革命者，造成“清党事件”，国共合作，遭到彻底破坏，北伐事业，也被中途夭折。
　　当时对清党事件，南军中的国民党汪精卫、蒋介石、冯玉祥的态度各不一样，汪蒋对共产党血腥镇压，“宁可枉杀千人，不可放走一人”，斩尽杀绝，而冯玉祥阳奉阴违一面服从国民党中央命令，表面清除共产党员离开军队，实际礼送共产党员出境，未曾屠戮。
　　刘志丹当时已随军驻守湖北省边境的白桑，马鸿逵奉到清党命令之后，即召见刘志丹，说明情况，然后设宴送行，将张静安叫去亲自交代任务，并派武装骑兵一连，约六十余人，连夜护送刘志丹前往洛阳。
　　当夜，刘志丹轻装简从，一无家眷，二无行李，只带挎包一个，不带武器，遂即由张静安人马护送，刘志丹也跃身上马，连夜北上。临行时，马鸿逵再三吩咐张静安一路小心维护，不得发生任何事故，一旦送到洛阳，立即返回复命。护送刘志丹一路上风餐露宿，昼夜兼行。骑兵前后各派三十余人，刘志丹一定要和张静安并笼而行，不使分开行进。他态度乐观，谈笑风生，毫无颓废气象，亦不谈时局政治。急行三日两夜后，始达洛阳火车站。上火车前，刘志丹与张静安一一握手，只说“后会有期，前途珍重”，并奖给全连护送人员银币伍拾元，还说：“这点钱大家喝碗茶吧，本想给每人买双鞋，但钱不够。”于是依依告别，上了火车。
　　刘志丹身处险象环生白色恐怖之中，湟源人张静安挺身面出，舍生忘死将刘志丹平安无恙护送到目的地，这为刘志丹以后开创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国勋抗日捐躯。李国勋，湟源县申中乡李大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七月应征参加湟源民团。
　　“七七”事变发生后，湟源民团被编为骑兵暂编第一师第三团，李国勋继续担任营长之职。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九月一日，骑兵暂编第一师从西宁出发，奔赴抗日前线。东进途中，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四月，在完成保护西荆公路（西安至荆州），确保华中地区军事物资运输供给任务中，与师所属部队，参加了进剿长毛老道妖匪的战斗，一举全歼匪徒，受到西北行辕通令嘉奖。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秋，在执行河南省周口至槐店的河防任务中，李国勋奉命驻守万寨。万寨虽一弹丸之地，但在当时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上级命令：万寨决不能丢失，守防将士要与阵地共存亡。为了保住战略要地，在驻守万寨的日日夜夜，他处心积虑，想方设法，决心歼灭来犯之敌。在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依靠群众，征用民间古老防守寨堡的大小土炮，组织精于炮术的老手，组成抗日土炮队。为了解决弹药，发动群众，收集破铜烂铁，将破铁锅砸碎后的渣粒作为土炮弹药。抗日土炮队与李所部分别部署在主要渡口和据点，严阵以待，防御来犯之敌。一天拂晓，二十多只汽艇，满载全副武装的日军，由黄泛上游顺白马河（周口北）进入贾鲁河与黄泛会合处，上空有飞机掩护，汽艇强渡黄泛，当敌军靠近万寨时，李国勋一声令下，抗日土炮大显神威，鬼子兵的汽艇一遇土炮喷射出的铁渣，即泄气沉没，补救无法，二十多只汽艇，一百余名日军，全军覆没。告捷后，上级对李营全体官兵通令嘉奖，并予慰劳。同年9月上旬，李国勋营参加豫东淮阳第一次战役（孔庄附近），任务是渡黄泛北袭击淮阳（陈州）县城日军，策应友军袭击开封附近之敌。李营进至孔庄，（距淮阳城十五华里）构筑工事。翌日拂晓，日军以优势兵力，密集火力，向李营阵地进攻，激烈战斗持续五个多小时。因日军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且以重炮猛轰李营阵地，李国勋营长被炮弹击中壮烈殉国。连长赵清心、排长郑成功、郑成仁兄弟（均系湟源人）等亦相继阵亡。李国勋营长牺牲后，旅部派员去万寨搬运遗体时，当地老百姓已以盛仪埋葬，并说：“李营长是个好营长，他的遗体不能搬走，要留着让万寨人世世代代纪念他。”情极感人，只好顺从民情，让忠骨永留万寨。在万寨，由当地民众发起举行了盛大的“抗日骑兵师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并立了纪念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及青海当局都有悼念唁电，家乡湟源县也召开追悼会，隆重悼念李国勋营长及抗日阵亡将士。
　　文化巨匠方面：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甘肃省颁布了部檄《乡土志例》。令省属各府州县编纂乡土志。经选用知县、四品花翎顶戴靳学书推荐，新任厅同知邓尔康委邑贡生杨治平纂修。杨氏即从王矩南那里要来光绪初年辑成的《乡土志》残稿，用其材料，并搜集补充，按《乡土志例》要求，于同年冬辑成初稿四十余页，约万余言，名为《丹邑新志》。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秋，甘肃省成立“通志局”，通令各地编修《乡土志》，催逼公文纷至沓来。新任厅同知张庭武正在为难之际，靳学书又以《丹邑新志》稿呈之。张见其稿虽依部檄《乡土志例》叙次而成，但觉得与新颁《通志》条目未能合谐，又邀杨治平重新编辑，并组织人员协助。杨治平乃远绍史传，旁稽存档，广为搜罗，补充修改，昼夜辛劳，寒暑如一，至次年六月脱稿，名为《丹噶尔厅志》。
　　《丹噶尔厅志》有许多特点：如将建制沿革与历史大事合为编年体大事记，略古代，详清代，记事简明，条目清楚，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政绩录》中，对本地历任文武官职，凡能御边固篱，抚治有方，为官清廉，躬行善政，筑路修桥，创设书院，造福于人民者，均予褒扬，且能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在《兵事》中，对雍正时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同治、光绪间回民之反清，记载详尽。撰者虽站在清王朝立场上记叙，但所叙史实，对研究清代青海之军政、商贸、民族、文化、宗教等仍可供参考。
　　《丹噶尔厅志》比《丹邑新志》篇目增多，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记载详尽，且能“因地制宜，各有所重”，如实地记载了清代丹噶尔的自然和社会风貌，成为湟源乃至青海第一部宝贵的方志著作。治平还撰写了《青海开设新省政策》、《戊申夏对礼部来谕逐条案》、《乡土志列目》、《史论草本》、《地学浅释》、《西学杂抄》、《天文略歌》等64部240余册，近二百万字。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治平也盛名见高，故称“陇上名士”。
　　著名文士石殿峰。湟源人，生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自幼勤奋好学，文思敏捷，博览群书，出口成章。报章杂志手不释卷。藏书三千余册，是个知识渊博，学富五车，一专多能的饱学之士，名气更盛，为解放前青海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之一。廖霭庭先生称赞为“四十年代青海不可多得的文学家。”国画大师于佑仁先生曾赠言“古石生灵草，长松栖异兽”。石殿峰除专长文史外，酷爱音乐、民间曲艺。在湟源县立小学时，曾从盲艺人尤仙学习三弦。抗战以后与著名音乐家王洛宾作歌（由他写词，王谱曲），创作了不少新歌曲。上世纪40年代初（1943年），在麒麟公园（今称儿童公园）参加了艺术研究会（1938年原名为青海省文艺观摩会）。此会除正副会长各一人、指导员10人外，委员有赵永鉴、丑辉瑛、丑辉瑗、王洛宾、周宜遵、周宜逵、方之南、张之纲、王海天、李万霖以及有名气的书法家刘冬森、李德渊、马余三、丁元杰等。由石殿峰、宋守义分任《艺林》期刊正副编辑。足见石殿峰在当时青海乃至国内文化界的地位和作用。
　　1943年四十集团军正式成立之日，马步芳为了炫耀声势，专门组织了写作班子集中于乐家湾，其中有艺术研究会的成员，还有王云阶等新聘成员。除了编写一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词曲外，还大量收集了改编的民歌、地方曲艺，出版了一个专辑。石殿峰填写了《五更词》、《牡丹到处香》等歌词。曲调是民歌原有的。当时在西宁古城曾风靡一时。去乐家湾之前，王云阶还改谱了民歌《再等上一等我》的曲调。由石填词写成《四季歌》，至今仍然脍炙人口，传唱大江南北，流行国内海外。这首《四季歌》，通过时序的延续，展示了大自然四季多姿多彩的美好盛景，并以此为依托，表抒了年轻女儿纯真热烈的爱情，后来还搬上电视荧幕，颇受观众喜爱，成为经久不衰的传世佳作。
　　著名学者魏英邦。生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湟源县人，自幼聪慧好学，孜孜不息，学习成绩一贯优异。在兰州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学习。后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专心攻读中外哲学名著及史学，获学士学位。
　　1934年，由青海省玛沁县拉加寺香萨活佛介绍，曾于庐山晋见蒋介石，获其嘉许，并准予公费留学。于同年即至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毕业后留在巴黎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工作之余，集中精力，钻研多方面的学术著作，汲取了广博的知识并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翻译多部法文、俄文的著作，得到了当时法国一些学者的好评。1940年，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1948年，又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并由巴黎大学的法学院及文学院颁发了法学及文学博士的学位证书。
　　1950年，他在异邦听到祖国的解放，成立了新中国，非常激奋，怀着一片赤诚的报国之心，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回国，即获得允许。1952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将回国路费汇往法国。九月间他辞去了巴黎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毅然回国，结束了旅居异邦十九年的生活。
　　回国后即被分配到国家翻译局担任翻译，为法文版的《人民中国》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专著。1958年调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蒙古史。1959年以下放的性质调到宁夏大学任教，并兼图书馆主任。当时因国外关系，受到了冲击。1976年从宁夏大学退休，返回西宁，由青海师范大学聘至外语系教授法语。继而转至青海民族学院任教。后又接收兰州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聘请，至兰州专门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工作，翻译了许多法文有关敦煌学的论著。后因年老体弱仍回青海民族学院居住，他仍然孜孜不息进行学术研究及翻译工作。
　　英邦先生半生治学，始终无懈，除翻译外文著作及撰写论著外，还通晓英文、法文、俄文，精通蒙文、突厥、朝文、藏文等，在国内外堪称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翻译的主要著作有：《草原帝国》（法）勒尼·格鲁塞著，《尼泊尔史研究》（法）列维著，《西方伊斯兰教史》（俄）伯列也夫著，《拉萨僧诤记》（法）戴密微著，《论格萨尔诗中的实问题》（俄）策丁·达木丁苏仑著，《藏语言语言语法》（法）让·巴戈著。其他尚有《赵南汉文古籍录》、《朝鲜汉古籍录》、《俄罗斯文学史》等。 英邦先生自撰的著述有：《边事论文集》、《解放前青海五十年大事记》，他还撰写了十余篇有关民族、宗教、语言方面的论文。以上英邦先生的译著，如《草原帝国》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尼泊尔史研究》等已在报刊上发表，风靡全省、全国、全球，为当世杰作。
　　著名活佛方面：
　　湟源东科寺是一座古老的黄教寺院，约在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前后由东科尔一世达哇坚赞创建于西藏安多地区，又名桑钦多杰林。后至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四世东科尔嘉木央嘉措经青藏汗王固始汗同意东迁，并给予土地，来青海德木尔卡（今湟源县）又修建了东科寺（丹噶曲科林）。历世东科尔即为东科寺寺主，亦即该寺的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意为“圣人”、“有福者”，汉族称“活佛”。清代以这些封号授予藏、蒙古地区佛教大喇嘛，以此荣宠。成为最高活佛，至1984年已相继转世十三世。其中湟源籍的东科尔活佛4人，皆为藏传佛教界出类拔萃的人物。
　　在湟源籍4人中，在国内佛学界首筹著名的有九世东科尔和十一世东科尔。
　　九世东科尔称图丹吉美嘉措。于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出生于拉格温地区（今湟源地区）。幼时到塔尔寺求学，于曲藏仁保且出家并依次受比丘戒。在圣藏康巴尊者座下学习多年，由于聪明好学，蒙古、藏、汉文颇为精通，佛学造诣亦深。道光年间曾赴京朝拜过道光皇帝。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又奉召前往北京学医。先后得到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皇帝的召见，受到了其他活佛未曾受到的礼遇。上述四个皇帝给图丹吉美嘉措授予掌印喇嘛之权，委以西北宗教首领之任，历时三十六年。在京期间曾先后十三次去蒙古讲经，为藏传佛教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并曾奉旨去几个省讲经“求雨”，祈祷国泰民安。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圆寂于北京，享年六十四岁。遗体迎回东科寺后，经贴金粉饰乃供奉于佛殿。
　　十一世东科尔罗藏久买次成嘉措，又称崔伯嘉措。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生于巨里格加桑，从师于塔尔寺活佛贺什清叶谢嘉木措，聆听了显宗、密宗教规，聪明好学，经两年多时间的学习，既已掌握经典要义，众僧称为活佛中的秀才。适逢十三世达赖来塔尔寺，召见时，罗藏久买次成嘉措因深通经义，答辩如流，颇受达赖称赞。他十五六岁时已有藏学、佛学研究著述，现在化隆县德扎寺存有其著作刻版，又在藏传佛教中美称“奇才”。
　　曾随十三世达赖进京朝拜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颇受太后、光绪皇帝赏识。又与达赖同赴佛教圣地五台山，受到达赖的灌顶与受戒。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圆寂于东科寺。
　　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而历史的发展，又造就了杰出的人物，可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诚然湟源人物所处的历史的时代不同，个人的阶级与政治归属迥异，贡献与业绩虽有不同，有的还有一些过失，但他们都是湟源、青海乃至中国出类拔萃的人物，是一代英才，他们的光辉业绩闪光足迹，犹如勒石铭金，功盖日月，永垂不朽。他们对民族和国家拳拳忠诚之情和热爱之心，对事业执著的追求精神，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与史书同在。我们应当以湟源历史人物和当代献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为开发建设新湟源、新青海，建设社会主义小康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