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由此确定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向东、向大海。中国经济随后开启了40多年的黄金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东部沿海增长极。
　　21世纪20年代开局之年，时代的罗盘指向中国西南。
　　2020年初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增长极。
　　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方向从主要的向东向大海，正在转变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当前，正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内部经济发展压力加大和外部风险挑战增多的背景下，继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之后，推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内，成为区域发展新引擎，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破解我国长期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对外，依托“一带一路”，成为扩大开放的新支点，在支撑内陆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极大拓展我国战略回旋空间。
　　当前，我国正加速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重庆、成都“双星闪耀”，正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撬动西部发展的支点

　　打开中国地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经济圈由北向南，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引领我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动力源。而在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的西部地区，却一直缺少国家级经济圈的带动。
　　广袤的西部地区需要一台动力强劲的增长引擎来拉动前行。
　　从地图上看，成渝地区如果能与沿海三大增长极连点成线，将形成一个占全国经济总量七成以上的巨大菱形空间，形成“北有京津冀，东有长三角，南有粤港澳，西有成渝”的中国区域经济格局。这有助于梯次实现先进生产力的有效牵引，最大限度覆盖及拉动西部地区的发展，有效破解我国长期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成渝能否担此重任？
　　从经济基础看，成渝地区拥有重庆、成都两个经济总量过万亿元的国家级中心城市，前者是直轄市，后者作为西部经济大省的省会城市，是国家高新技术基地。近年来，重庆经济增速曾多年领跑全国，成都也曾连续12个季度增速超8%。
　　此外，在产业基础、基础设施、科研教育、对外开放等方面，成渝地区均在西部保持领先地位。例如，作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成渝地区已形成“芯、屏、器、核、网”世界级产业集群，产能约占全球三分之一，已成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从区位优势看，成渝地区处于东西结合、南北交汇的中间地带，叠加了多项国家战略：是“一带一路”建设和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战略的交汇点，是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示范区……抓住了成渝这个关键区域，就能撬动整个西部，进而推动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
　　从协同发展看，成渝两地已摸索多年。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成渝之间的行政壁垒明显减弱，要素资源配置范围和效率明显改善。成渝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西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增长极成为共识。

内循环的关键点

　　近年来，受东南亚、南亚等新兴国家崛起，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特别是少数国家奉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加速迁移和重构。其中一个颇有象征性的现象是，在长期以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部分沿海外贸型企业选择向国外转移。
　　面对环境变化，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是当务之急。其中，两个关键词至关重要：内需和内陆——刚好对应了成渝所代表的西部地区。
　　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李敬认为，只有按照“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梯度转移顺序，将沿海的制造业更多留在西部大后方，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跨越“胡焕庸线”，激活西部地区庞大内需市场，才能形成更高质量的内循环体系。
　　“成渝地区的基础条件和发展潜力，以及承东启西、联通南北的区位优势，让这片区域有能力成为‘双循环’的核心枢纽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王一鸣说。
　　作为一家已注册6项专利技术的科技型企业，重庆溢哲渝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电子产品主板、电子终端产品远销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2017年，公司从福建转移至重庆，落户西永综合保税区。
　　市场在国外，为何公司在搬迁时没有走出去，反而选择了内陆的重庆？曾多次到东南亚、南亚国家考察的重庆溢哲渝公司总经理骆伟波谈到，成渝地区尽管人工、土地等要素成本高于东南亚、南亚国家，但成渝地区的工人素质更高，上下游产业配套齐全。随着近年来创新要素在成渝地区的集聚，以及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发力，产业基础日益雄厚，同时，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开通运营，也基本可抵消缺少出海港口的劣势。
　　“更为关键的是，成渝地区的优质营商环境，是东南亚、南亚国家所不具备的。”骆伟波说。
　　“成渝地区当仁不让地能成为经济内循环的中心之一。”重庆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姚树洁表示，成渝地区作为西部地区发展的龙头，完全有能力承担起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重任，进而激发西部地区内需潜力，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崛起。 　　成渝地区大规模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已经持续了多年，并且成果显著。
　　专家表示，从全球范围看，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拉美资源—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产业链三级分工体系。未来随着我国西部地区的崛起，这一分工体系将有可能在我国实现“内部化”：中西部地区扮演“资源圈”和“生产圈”的角色，东部沿海地区在扮演“高端生产圈”的同时，更好扮演“消费圈”的角色，以此重塑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推动我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外循环的新起点

　　每天的凌晨时分，重庆团结村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內，一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配件等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站台，驶向德国杜伊斯堡;几乎同一时间，300余公里外的成都青白江国际陆港，一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也迎着朝阳，驶向波兰罗兹。
　　2011年3月、2013年4月，重庆和成都分别开行的中欧班列，在推动全球物流供应链改造的同时，也极大地缩短了成渝地区与欧洲市场的时空距离，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内陆时代”。
　　截至目前，重庆、成都累计开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一万列，占全国中欧班列总开行量的40%以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全球海运、空运受阻的情况下，中欧班列在运输国际救援物资、疏运积压国际邮件等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
　　除了让人津津乐道的中欧班列外，成渝还是连接“一带”与“一路”的陆海新通道重要发起者、推动者和运营者。2017年9月25日，由重庆联合贵州、广西、甘肃打造的南向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常态化运营班列（陆海新通道前身）实现首发，比传统的“重庆—上海—新加坡”线路运输时间缩短15天左右，在解决西部地区出海难问题的同时，还助推中国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2019年8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预示着陆海新通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渝地区成为最大受益者。
　　如今，依托四通八达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成渝地区，已从内陆腹地变身为开放前沿，承东启西、联通南北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唱好成渝“双城记”，有利于我国利用欧洲的技术、中亚的能源等优势资源，打通南亚、东南亚市场，推动我国形成“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新格局。
　　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重构已难以避免，而是否拥有稳定可靠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将会成为全球产业、供应链巨头重新布局时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成渝独特的区位优势，通过三条稳定可靠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以及长江黄金水道，将中亚、南亚、东南亚、欧洲及中国西部、长江经济带等国内外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已经具备了发展泛亚泛欧供应链配置中心的基础，有望成为新一轮外循环的新起点。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