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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几乎有30年同俄罗斯人打交道。我们之间不仅相互关系密切，而且也有曲折，还带有传奇色彩，甚至或多或少影响到两国关系。
在和俄罗斯人的接触中，有工人、司机、修理工、清洁工、教师、医生、工程师，机场场长、总调度、办票员、地面服务小姐、搬运工、海关署长，前苏联和俄罗斯驻华使馆各级外交官、外交部副部长，直到苏共中央总书记、俄罗斯总统。可以说，我和俄罗斯人有较深的感情，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发生过许多大大小小、多彩有趣的故事。
俄罗斯平民的几件小事
1960年8月，我顺利地结束了在外交学院五年的学习生活，被分配到外交部，直接到驻苏联使馆工作。
刚到使馆时，我被分到办公室总务科工作，办些行政上的杂事。如管理大使官邸施工工程，同俄工程师、工人联系；负责管理联系雇用的俄籍雇员，如医生、司机、清洁工、洗碗工、通讯员、打字员、修理工、花工等。他们都是下层人，但我很尊重他们的劳动，关系非常融洽。他们工作都很认真，也很朴实、憨厚，按时上下班，从不偷懒。每年春节前，为感谢这些工人，使馆专门举行招待会，邀请他们的家人、孩子参加。他们都像过节似的，穿上最好的衣服出席。
记得一天下大雪，午夜，在机场送走一批途径莫斯科回国的中国人后，我只身开车回使馆，突然车胎爆裂。我不会换轮胎，正在着急没法时，一位路过的出租车司机主动停下来，二话没说，很快就帮我换了轮胎。我要给钱，他无论如何不肯收，说“这是应该做的”。
使馆厨师长年在厨房工作，很少有机会外出，语言又不通，很想有一位懂俄语的人带他们到城里看看。一天，领导交待我带上几位厨师乘地铁进城。不料在换车时走丢了2个人，我十分着急。万一出了事，回不来怎么办？只好中断逛街，带其余几个人回使馆报告。但万万没想到，他们已先于我们回来了，原来是一位好心苏联人将他们送回了使馆。
我的宿舍在使馆沿街的二层，人行道紧挨在窗子下面。夏天一个周末，我开着窗子在屋内打扫卫生，播放着中国民乐“喜洋洋”、“彩云追月”等广东音乐，声音较大。音乐刚停，忽然听到外面传来热烈掌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探头朝外面一看，人行道上聚集了20多位男女老少，他们齐声高喊：“再放一遍”。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可见俄罗斯普通百姓多么喜欢听中国的民族音乐啊！
我在使馆行政科迎送组工作了近二年，同机场上下关系都很好。为了称呼方便，他们给我起了俄文名字，叫“别佳”。有一年外交部召开驻外使节会议，所有驻外使节都要回国参加。大使们都很忙，一般只提前1-2天才回京参会，且飞机衔接很紧。一天晚上，一批我驻外大使从捷克布拉格于晚6：00抵莫斯科，1小时后即转机飞北京。但布拉格的飞机晚点2小时，而莫斯科飞北京的飞机应于晚上8：00起飞，怎么办？我找机场场长和总调度说明了情况。他们当即决定，莫斯科飞北京的班机等待这批使节抵达并办完转机手续后再起飞，致使航班延误了两个小时。大使们十分高兴，夸奖我工作出色。而机场领导做出这一决定是很不容易的，我后来专门送给他们使馆工艺品表示感谢。
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产生了意识形态分歧。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全体苏共党员的一封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诬蔑。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回敬。这封信对苏广播后，引起了较好的反响，不少苏联人想得到这封信。国内把这份文件的俄译文打成蜡纸由信使送到使馆加印，然后交给我们五个人负责分送。派送对象都是我们熟悉的苏联中层人士。我车的后备箱装满了文件，一连送了五、六天。如果送办公室不方便，就送到对方家里。使馆门口远处停了好几辆苏联克格勃的车，一直在跟踪监视我们。
1963年6月2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约见我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并送交照会，指责我们五人做了“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事”， 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立刻召回”。实际上，这是限期驱逐出境。为此，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抨击苏联政府这一作法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故意破坏和恶化两国关系。
我们回国后受到热烈欢迎，成了“最受欢迎的人”。7月3日，周总理亲切接见，对我们积极负责的态度和奋斗不屈的精神进行了表扬。总理对我本人也十分关心，说我原来在使馆搞迎送、接待工作，礼宾司正合适，就到礼宾司去吧！并当即交待陪见的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安排。7月7日，外交部等单位7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集会，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席并讲话。梅文岗同志代表我们五人，介绍了这次被苏联政府无理要求召回的经过情况。
六年过后，1969年中苏两国进行边界谈判时，我被任命为中国政府代表团联络员，负责与苏方代表团会谈相关的礼宾工作。实际上，我的身份、经历，苏联人心知肚明。一次，乔冠华团长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宴请活动时，曾开玩笑地指着我向苏联人说：“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苏联人回答：“我们知道是礼宾司的。”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接过来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那件事（指我被赶回）是瞎胡闹，是我们的过错，鲁任何时候去苏联都欢迎。”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幽默地对我说：“鲁培新，你的护照现在带来了吗？我三分钟就给你签证。”大家听了以后，一阵哈哈大笑。
自1969年10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是马拉松式的谈判，每周1-2次，每次3个小时，谈判复杂敏感，世界也十分关注。我作为中方代表团的联络员，不但要做好联络工作，在日期、时间、地点等礼宾安排上不能出现一丝差错，而且还要负责生活接待上的事情。苏联代表团工作人员有四个人住北京饭店，我长期陪住。在会谈中间休息时，我方还为苏方代表团准备了丰富的点心、水果，有小笼包、烧饼、春卷等，春卷最受欢迎。酒类当然少不了茅台，每到休息时，伊利切夫团长总是先倒茅台喝上两杯。
在和俄罗斯人的接触中，有工人、司机、修理工、清洁工、教师、医生、工程师，机场场长、总调度、办票员、地面服务小姐、搬运工、海关署长，前苏联和俄罗斯驻华使馆各级外交官、外交部副部长，直到苏共中央总书记、俄罗斯总统。可以说，我和俄罗斯人有较深的感情，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发生过许多大大小小、多彩有趣的故事。
俄罗斯平民的几件小事
1960年8月，我顺利地结束了在外交学院五年的学习生活，被分配到外交部，直接到驻苏联使馆工作。
刚到使馆时，我被分到办公室总务科工作，办些行政上的杂事。如管理大使官邸施工工程，同俄工程师、工人联系；负责管理联系雇用的俄籍雇员，如医生、司机、清洁工、洗碗工、通讯员、打字员、修理工、花工等。他们都是下层人，但我很尊重他们的劳动，关系非常融洽。他们工作都很认真，也很朴实、憨厚，按时上下班，从不偷懒。每年春节前，为感谢这些工人，使馆专门举行招待会，邀请他们的家人、孩子参加。他们都像过节似的，穿上最好的衣服出席。
记得一天下大雪，午夜，在机场送走一批途径莫斯科回国的中国人后，我只身开车回使馆，突然车胎爆裂。我不会换轮胎，正在着急没法时，一位路过的出租车司机主动停下来，二话没说，很快就帮我换了轮胎。我要给钱，他无论如何不肯收，说“这是应该做的”。
使馆厨师长年在厨房工作，很少有机会外出，语言又不通，很想有一位懂俄语的人带他们到城里看看。一天，领导交待我带上几位厨师乘地铁进城。不料在换车时走丢了2个人，我十分着急。万一出了事，回不来怎么办？只好中断逛街，带其余几个人回使馆报告。但万万没想到，他们已先于我们回来了，原来是一位好心苏联人将他们送回了使馆。
我的宿舍在使馆沿街的二层，人行道紧挨在窗子下面。夏天一个周末，我开着窗子在屋内打扫卫生，播放着中国民乐“喜洋洋”、“彩云追月”等广东音乐，声音较大。音乐刚停，忽然听到外面传来热烈掌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探头朝外面一看，人行道上聚集了20多位男女老少，他们齐声高喊：“再放一遍”。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可见俄罗斯普通百姓多么喜欢听中国的民族音乐啊！
我在使馆行政科迎送组工作了近二年，同机场上下关系都很好。为了称呼方便，他们给我起了俄文名字，叫“别佳”。有一年外交部召开驻外使节会议，所有驻外使节都要回国参加。大使们都很忙，一般只提前1-2天才回京参会，且飞机衔接很紧。一天晚上，一批我驻外大使从捷克布拉格于晚6：00抵莫斯科，1小时后即转机飞北京。但布拉格的飞机晚点2小时，而莫斯科飞北京的飞机应于晚上8：00起飞，怎么办？我找机场场长和总调度说明了情况。他们当即决定，莫斯科飞北京的班机等待这批使节抵达并办完转机手续后再起飞，致使航班延误了两个小时。大使们十分高兴，夸奖我工作出色。而机场领导做出这一决定是很不容易的，我后来专门送给他们使馆工艺品表示感谢。
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产生了意识形态分歧。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全体苏共党员的一封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诬蔑。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回敬。这封信对苏广播后，引起了较好的反响，不少苏联人想得到这封信。国内把这份文件的俄译文打成蜡纸由信使送到使馆加印，然后交给我们五个人负责分送。派送对象都是我们熟悉的苏联中层人士。我车的后备箱装满了文件，一连送了五、六天。如果送办公室不方便，就送到对方家里。使馆门口远处停了好几辆苏联克格勃的车，一直在跟踪监视我们。
1963年6月2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约见我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并送交照会，指责我们五人做了“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事”， 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立刻召回”。实际上，这是限期驱逐出境。为此，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抨击苏联政府这一作法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故意破坏和恶化两国关系。
我们回国后受到热烈欢迎，成了“最受欢迎的人”。7月3日，周总理亲切接见，对我们积极负责的态度和奋斗不屈的精神进行了表扬。总理对我本人也十分关心，说我原来在使馆搞迎送、接待工作，礼宾司正合适，就到礼宾司去吧！并当即交待陪见的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安排。7月7日，外交部等单位7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集会，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席并讲话。梅文岗同志代表我们五人，介绍了这次被苏联政府无理要求召回的经过情况。
六年过后，1969年中苏两国进行边界谈判时，我被任命为中国政府代表团联络员，负责与苏方代表团会谈相关的礼宾工作。实际上，我的身份、经历，苏联人心知肚明。一次，乔冠华团长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宴请活动时，曾开玩笑地指着我向苏联人说：“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苏联人回答：“我们知道是礼宾司的。”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接过来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那件事（指我被赶回）是瞎胡闹，是我们的过错，鲁任何时候去苏联都欢迎。”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幽默地对我说：“鲁培新，你的护照现在带来了吗？我三分钟就给你签证。”大家听了以后，一阵哈哈大笑。
自1969年10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是马拉松式的谈判，每周1-2次，每次3个小时，谈判复杂敏感，世界也十分关注。我作为中方代表团的联络员，不但要做好联络工作，在日期、时间、地点等礼宾安排上不能出现一丝差错，而且还要负责生活接待上的事情。苏联代表团工作人员有四个人住北京饭店，我长期陪住。在会谈中间休息时，我方还为苏方代表团准备了丰富的点心、水果，有小笼包、烧饼、春卷等，春卷最受欢迎。酒类当然少不了茅台，每到休息时，伊利切夫团长总是先倒茅台喝上两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