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因石头闻名，喜洲以粑粑著称。五湖四海的游客到了喜洲，毫无例外都会在那个小小的四方街上，就着风花雪月的景致，一口一口品尝喜洲粑粑刚出锅时的美味，然后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以为这就是喜洲了。其实，作为南诏王国留存下来的古镇之一，我们一口咬下的，不仅仅是粑粑的味道，更是喜洲风雨千年的悠悠历史和文化……
　　喜洲镇位于云南省西北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的北部，西枕苍山、东临洱海，山水相依、人杰地灵。全镇共有明代、清代、民国以及当代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上百院白族民居建筑。远远望去，像一座古朴典雅的城池，更像是一座巨大的民居建筑博物馆。那独具特色的造型，那几近完美的结构，都给人一种庄重雄浑而又不失轻巧灵透，古朴典雅而又不乏自由洒脱的质感和美感。
　　古镇里朴实无华但略带沧桑的院落比比皆是。作为白族聚居地，喜洲保存有明清以来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为明代遗留下来的杨士云“七尺书楼”；清代杨源大院，赵廷俊大院；民国严子珍大院，杨品相大院等共三十多院。喜洲街上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格局式样遍布其间，斗拱重叠、雕梁画栋的门第随处可见，水墨山水、翘角飞檐的照壁光彩依旧，精雕细琢、栩栩如生的门窗绚丽多姿。这里是白族民居建筑的缩影和精粹，正如美籍华人许光教授《在祖先的庇护下》一书中所说：“喜洲镇的艺人表现出他们高超的综合本领。最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对门、窗和屋檐进行的抛光和雕琢图案的工艺。在这里，仅仅是民居住宅的窗户就值得做专门的研究。”
　　而由两院“三坊一照壁”、两院“四合五天井”和一院独立西式楼房组成的严家大院，便是其中的经典代表。严家大院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民国八年（1919年）由著名民族资本家严子珍所建。大院的大门称“大夫第”，二门为“司马第”。宅院连房成套，互接贯达，匀称和谐，美观舒适，方石砌基，稳固厚实。门扇上是白族传统的花鸟题材木刻，走廊纵横交错、楼廊相通，过厅开阔通透、明亮简洁，充分展示了白族的艺术风韵和审美情趣。上世纪风靡一时的电影《五朵金花》中人民公社的办公地点就在严家大院，金花和阿鹏就在这里演泽了一段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离喜洲不远处的蝴蝶泉也因此名声远扬。
　　随着楼梯上去，古老的木地板吱吱呀呀地响，木格子的门窗精致而古朴，传说中“走马转角楼”式的过廊赫然呈现。角楼对着院子处是圆形的窗子，院中景色一览无余。来到一个小天井，照壁上书“风流翰苑”四个大字，刚劲雄厚，翰墨飘香。走过一条窄窄的过道，眼前树木葱葱，鸟语花香，这就是严家的西式别墅。它是一个符号，标志着一个新兴资产者群体的兴起、一种新的文化开始在喜洲形成。滇西抗战时期，抗日将领宋希濂、马崇六常住此楼，因而又被称为“将军楼”。
　　喜洲自古就是一个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地方，自隋朝起就流传着“二甲进士八十个，举人贡生数不清”的美谈佳话。白国（滇国）国王张乐进求就是喜洲人，曾被唐朝封为西洱河首领大将军。名垂青史的大理国开国之君段思平也是喜洲人，大理国由此持续了三百多年的辉煌。明清两代喜洲更是人才迭出。明代曾在四方街立有“题名坊”，凡有功名者，均题名刻碑其上。重要人物有著名白族诗人、学者、书画家，《山花碑》的作者杨黼，“喜洲儒林第一人”杨士云，“一门三进士，同榜四举人”张其仁一家等。民国时期，除严子珍、董澄农等工商界名流外，在国民党军界中喜洲人就出了五位将军。
　　当代的喜洲人更是人才济济，有“三百教授同一镇”的美誉。之前央视热播电视剧《金凤花开》的作者、白族作家景宜小时候就在喜洲长大，被称为“试管婴儿之母”的张丽珠，我国第一所劳动人事学院的创建者赵履宽，电影《五朵金花》的演唱者赵履珠等都是喜洲人。
　　作为唐代南诏国的第一个国都，喜洲很早就形成了一个繁忙的商业城镇，商帮的足迹远达今天中国周边的印度、缅甸、越南、老挝等国家。战国时期的涉外商道“西南丝绸之路”，还有后来的茶马古道，就在喜洲交汇。喜洲的商人在对外商贸交易中，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喜洲商帮也因而叱咤商海，誉享海内外。
　　清末民初，喜洲商帮和鹤庆商帮、腾冲商帮并称滇西三大商帮，他们跑缅甸、去印度，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每每读到喜洲商帮的历史，让我由衷敬佩的不是他们纵横商海的丰功伟绩，而是他们文商并重、以商养文的儒商之道。喜洲商帮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个人都受过严格的私塾教育，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经商重信誉、讲诚信，艰苦创业、以德为本。1936年，喜洲旅沪同乡会创办的杂志《新喜洲》，发表了《商人的道德和礼貌》、《论喜洲商业的改进》两篇文章，提倡“以道德为目的的商业”，强调“礼貌也可算是资本”，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见地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喜洲虽然商贾云集，但从来没有青楼染指。商帮以德行商，积极参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救济穷苦乡亲，兴建学校、医院、图书馆，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喜洲，除了商帮外还有一段往事无人不晓。1938年，武汉的华中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在战火中举校迁至桂林，但日军频繁轰炸，难保师生安全。1939年2月，华中大学迁移到昆明。昆明的喜洲商帮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示要接纳华中大学。1939年3月，在喜洲开明绅士的赞助下，华中大学的师生们分批迁往喜洲。华中大学以大慈寺、奇观堂、张公祠等寺庙、宗祠作校舍，借用大慈寺周边几处街巷和村落的祠堂、民宅作为师生宿舍安居下来。一时间小镇上中外著名学者教授云集，对喜洲乃至滇西地区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应邀到华中大学讲学时，惊叹于喜洲的人文荟萃和雅致环境，他写道：“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不到一里，便是洱海。不到五六里便是高山。山水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镇市，真是世外桃源啊！”
　　是的，喜洲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震憾和喜欢的地方。它犹如一本内涵深刻的大书，每翻开一页，无论是古朴的民居建筑、迷人的白族风情，还是深厚的历史人文，处处透着无穷的魅力和秘密，即使读了千遍，也不会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