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反洗钱情报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来源 :金融发展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yeah88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引言
  反洗钱情报是指为实现预防打击洗钱犯罪目标,反洗钱主管部门采取相关措施,督促反洗钱义务机构向反洗钱主管部门或侦查机关报送洗钱犯罪或上游犯罪的线索。反洗钱情报线索被司法机关立案或判决,体现了反洗钱情报的价值,反洗钱情报成案率或判决率越高,反洗钱情报有效性就越高。目前,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明显涉嫌洗钱犯罪、恐怖融资犯罪、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影响社会稳定等紧急情形的可疑行为,金融机构要报送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和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特别紧急情况下可先行向公安部门报案。金融机构报送人民银行分支行的可疑交易报告称之为重点可疑交易报告,是基层职能部门反洗钱情报的主要来源。随着《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3号)及配套文件的颁布,反洗钱情报信息制度不断健全,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履职尽责意识逐步增强,报送的反洗钱情报为破获案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2017—2019年接收移送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及判决情况看,反洗钱情报线索立案率和判决率仍然偏低,有效性明显不足(见表1)。本文从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公安部门三个角度,对其各自在反洗钱情报线索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就提高基层反洗钱情报质量提出了相关建议。
  二、基层反洗钱情报处理流程
  反洗钱情报处理中涉及的基层职能部门主要是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和公安部门。对于金融机构移交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人民银行和公安部门建立了严格的工作流程,线索分析研判、移交、会商、调查和立案等环节逐步规范。
  (一)金融机构反洗钱情报处理流程
  目前,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都开发建设了反洗钱监控系统,有的机构实行了专家做和集中做的处理模式,即将原来分散在基层网点的反洗钱数据补录、异常交易分析甄别、可疑交易报告等工作集中在一级分行(分公司)由专门的人员分析处理,以实现可疑交易报告研判过程的全视角分析和跨区域协作,并按照客户洗钱风险的高低实施区别化监控。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例,对系统触发的可疑账户,国有商业银行总行按照客户区域管辖分发给省级处理中心;省级处理中心根据基层网点对客户核实的信息及其交易特点进行研判,并记录分析研判过程,给予上报或排除可疑交易。需要上报的重点可疑交易報告,由省级或市级金融机构向当地人民银行报送。
  (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反洗钱情报处理流程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金融机构报送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进行会商研判,需要开展行政调查的,由市级人民银行向省级人民银行提出申请;不能排除可疑交易的,移交当地公安机关,并按规定组织金融机构积极配合公安部门调查。
  (三)公安部门反洗钱情报处理流程
  对人民银行移交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公安部门按照上游犯罪类型等相关情况进行初判,转交给相应的警种开展进一步研判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符合立案条件的,进行立案侦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不予立案,并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人民银行。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出具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和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并由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三、基层职能部门在反洗钱情报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金融机构方面
  1. 反洗钱情报监测存在不足。金融机构报送的情报类型集中为网络赌博、地下钱庄或信用卡套现,在贪污贿赂等犯罪领域的监测预警很少。以山东某市为例,2018—2020年,该市金融机构报送网络赌博情报线索74份,地下钱庄情报线索40份,POS套现情报线索11份,未报送一起贪污贿赂情报线索。而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统计结果显示,2018—2020年,该市辖区共判决贪污贿赂案件292起,说明金融机构在一些犯罪领域的监测存在不足。造成部分上游犯罪情报线索较少的原因主要为:一是客户尽职调查不到位。金融机构不能真实了解实际控制银行账户的自然人和交易的实际受益人,不能掌握银行账户持有人的资金来源、用途、经济状况或经营状况,不能及时发现与其身份不符的大额资金交易行为。二是金融机构监测系统设计存在缺陷。部分金融机构未将客户身份与其收入、账户交易进行阈值监测,不能及时发现客户的可疑交易行为。
  2. 金融机构报送情报信息主动性不够。以山东某市为例,该市辖区共有金融机构110家,2018—2020年,只有17家金融机构向该市人民银行报送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其中部分金融机构报送情报线索是在该市人民银行开展专项监管走访后或公安部门就相关案件进行协助配合调查时补报的情报线索。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金融机构对该项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反洗钱人力资源配备不足。多数市级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人员一身多职,工作压力较大,对可疑交易线索分析判断流于形式,存在被动、敷衍现象,导致反洗钱情报线索流失。二是缺乏有效奖惩机制。反洗钱岗位人员报送情报线索积极性主动性不高,还面临着失去客户的风险,如果判断不准确,还可能引起客户投诉。三是缺乏安全保障机制。反洗钱岗位人员存在担心受到客户打击报复的心理。
  3. 金融机构反洗钱情报信息数据质量不高。金融机构报送的情报数据分析报告中,跨机构交易对手身份等关键信息不全,不能提供IP或MAC地址等关键信息,不利于情报线索的追踪。金融机构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时,无法核实客户的职业、联系方式、实际住址等关键信息是否正确,客户随意填写上述信息,导致系统不能准确监测预警其可疑行为。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一方面,金融机构不同业务系统之间、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信息壁垒,有的金融机构系统功能不完善,不能实现对IP或MAC地址的获取;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可以对客户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息进行联网核验,但对于常驻地址、职业、联系方式等信息没有实现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核实印证,埋下了不法分子躲避资金监测的风险隐患。   (二)基层人民银行方面
  1. 基层人民银行行政调查存在局限。目前,基层人民银行获取反洗钱情报信息主要源于金融机构报送的线索或社会公众、职能部门举报提供的情报线索,不能直接主动地从反洗钱监测系统内获取相应情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规定,省一级人民银行发现可疑交易活动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向金融机构进行调查。基于该规定,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未向人民银行地市级中心支行以下机构下放反洗钱监测分析用户权限,基层反洗钱部门不能运用反洗钱监测系统主动对本辖区可疑账户开展监测,也无法对金融机构报送的线索进行深入研判分析。当前金融机构报送的情报线索限于主体对手的资金交易,若对线索进行深入分析,获取交易对手下一级交易数据时,需要向省级机构申请行政调查,手续烦琐,工作时限长,工作有效性低。
  2. 反洗钱科技手段应用不足。人民银行对重点可疑交易报告的审核分析,仅限于金融机构报告的交易数据,基层人民银行运用自身开发的小程序或人工运用Excel对数据进行简单分析,对于可疑交易的海量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不够。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在科技支持反洗钱监测分析方面的人力和资金投入不足,未开发专业化的反洗钱资金分析系统。二是未能实现数据信息共享。基层信息共享机制不够完善。 如对于可疑账户,由于反洗钱情报部门与政府职能部门没有实现信息共享,职能部门留存的客户信息不能对反洗钱情报提供信息支撑。
  (三)公安部门方面
  1. 线索立案前的调查存在难点。公安部门核实金融机构提供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时涉及的机构、账户较多,跨行交易较多,有的还跨省市,查询较为困难,导致案件进展缓慢。
  2. 案件调查效率不高,侦办缓慢。为追溯反洗钱情报线索最终资金来源和去向,需要金融机构提供上下几级交易对手的交易信息,公安部门要向人民银行申请开展行政调查,地市中心支行无行政调查权,按规定向副省级以上人民银行申请查询数据,涉及全国范围的账户数据还需要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进行申请,工作效率低下,影响了案件侦办进程。
  四、提高基层反洗钱情报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金融机构资金监测有效性
  反洗钱情报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案件的侦查效率。金融机构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线索质量:一是优化反洗钱监测标准设计规则。加强对洗钱犯罪及上游犯罪案例资金交易特点的分析总结,密切关注社会风险事件舆情监测,根据监管部门发布的风险提示,以及金融机构自身发现的洗钱活动特点,及时优化反洗钱监测系统,提高系统监测有效性。二是强化客户尽职调查。要严格落实客户尽职调查规定,掌握客户本人的真实身份,了解客户的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质、资金来源和用途,落实有关规定。三是加强反洗钱培训,提高岗位人员反洗钱专业技能。重点加强分析方法、数据筛选技巧方面的培训,提升专业技能,积极探索提高反洗钱情报质量的方法措施。四是建立激励机制和安全保障机制。将反洗钱情报报送工作纳入业绩考核范围,对反洗钱情报质量进行考核评价,提高岗位人员主动发现洗钱线索及上游犯罪线索的积极性。加强对情报人员安全保护,做好保密工作,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情报人员的后顾之忧。五是要加强交易数据信息的治理。实现反洗钱系统与各业务系统信息联通,完善信息关键要素内容,全面反映交易时间、方式、网络地址和交易对手等信息。有条件的机构要开发情报数据分析系统,直观反映可疑资金来源与去向,为案件侦破、锁定侦查方向提供便利。六是积极配合侦查部门的案件协查工作,采取合理有效措施避免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
  (二)加强监管制度建设
  一是人民银行要加强对金融机构报送反洗钱情报的监管力度,建立和完善金融数据信息共享网络系统,实现金融机构之间高风险客户风险信息共享,打通银行机构之间以及银行与支付机构等第三方资金交易对手的对接,便于可疑交易报告的分析和资金交易的追溯。二是稳步推进职能部门政务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建设。按照《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国办函〔2017〕84号)要求,建立数据信息共享标准,明确相关单位的數据提供责任和数据使用权限,探索建立工商、税务、网络信息通讯、水电等行政职能部门间的电子化网络,实现安全、高效的大数据信息共享。三是下放行政调查权限。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赋予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反洗钱行政调查权限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相应的用户权限,便于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主动获取本辖区重点可疑交易客户在各金融机构或支付机构的资金情况。四是强化义务机构反洗钱情报考核制度。人民银行应从可疑交易报送的时限、数量、质量、立案和判决各方面进行量化考核,在年度考核中突出可疑交易报告权重,加大对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的检查力度,提升金融机构报送情报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三)加大金融信息数据实战力度
  公安机关应加大运用金融情报信息实战的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对涉嫌洗钱犯罪活动开展全链条打击。一是提高反洗钱情报信息的重视程度,加大对犯罪分子利用线上、跨行业甚至暗网进行非法资金转移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发挥数据侦查破案的积极作用。二是强化与金融机构、人民银行、检察院等部门的情报会商,就重点可疑交易报告立案侦查、审判查处等优先处理,将相关犯罪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三是加强保密教育,做好情报人员安全保障工作,提高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责任编辑    王   媛;校对   GJ,WY)
其他文献
以临夏回族自治州(简称临夏州)为研究对象,以旅游综合收入为解释变量Y,选取旅游人数等7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用OLS回归分析对其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临夏州游客总数在0.02水平上显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0.04水平上显著,这两个变量均对当地旅游收入有促进作用;旅行社和星级酒店数量对旅游有阻碍作用,但影响程度较小;临夏州接待游客人数每提升1%,其旅游收入提升0.8%.政府加强引导与规划、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加强旅游业基础设施建设,突出民族特色,强化旅游品牌,加强旅游业管理人才培养
连杆是柴油机的重要零部件,由于锻造工艺的原因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尺寸超差和杆身弯曲,这给划线和机械加工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另外,高原恶劣的气候条件,对连杆的加工精度要求也更高。对连杆划线创新操作法、工艺设计及加工难点进行剖析,并对划线及机械加工首次提出预后理论,是对研究方向和工作经验的总结。
摘 要: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成为乡村建设与发展研究的重要话题,与其他研究议题相比,乡村振兴中起全面领导作用的党组织的有关研究稍显不足,但增长势头较快。既有研究成果从历史传统、乡村整合、政党使命、政党能力等维度建构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成依据,逐步发现农村基层黨组织不仅需要加强自身建设,还应通过纵向下沉、横向拓展、区域化党建等方式进行组织辐射,以期统合乡村治理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应不断
粮食是社稷之本,种业是粮食之基.农业每次发生质的飞跃,大都取决于种子的变革,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农业的基因.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为提升种子质量,促进常熟种业发展,江苏省常熟市总投资6200万元的现代种业工程项目于2021年3月开工,开启了常熟种业育繁推一体化建设新篇章.
期刊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政府部门如何培育发展企业品牌,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新命题.近年来,江苏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积极谋划品牌发展新路径,以打造“三高”(高知名度、高美誉度、高忠诚度)品牌为重点,深入实施“品牌强农营销富民”工程,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两只手”作用,优化发展环境,规范品牌评价标准,守住品质底线,探索省级农业品牌赋能新机制,创新农业品牌培育新模式,以区域公用品牌引领企业品牌,“苏”字号农业品牌蓬勃发展.
期刊
一、金融领域新技术应用要求  (一)新技术的特性  自200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出版标志性著作《Wharton on Manag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以來,新兴技术的识别、跟踪、预测和管理长期受到广泛关注。目前认可的“新技术”定义为:“基于科学的,有可能创立一个新行业或者改造一个现有行业的创新”。新技术具有以下特性:一是创新性。新技术突破原有技术存在的局限性,
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对社会承诺的形象和追求理念的结合(蒙宇,2003),具有激励、导向、约束、协调等作用,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Schein,1997)。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金融业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竞争格局,金融企业如何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以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赢得核心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国内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现状和存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相继出台了多项措施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进一步向传统农业引流注资,相关金融支农措施迅速落地,也要求工作重心在关注普惠型涉农贷款扩大增量、增速的同时完善相关风险防控机制。通过熵值法与生存模型实证分析我国西部某省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贷款数据,筛选出影响普惠型涉农贷款中8个主要的风险影响因素并进行综合权重排名分析,并与新冠肺炎疫情前做对比。结果表明,是否曾出现逾期、农业保险覆盖率、信用评分、销售渠道是权重排名前四位的主要风险影响因素
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自贸区”)建设的深入,自贸区政策对金融开放的影响成为重要研究话题.在梳理自贸区政策对金融开放作用机制的基础上,以上海自贸区为例,利用200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和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自贸区政策对金融开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自贸区政策促进了金融开放,并主要通过金融制度创新和投融资渠道拓宽机制实现,跨境贸易便利机制的作用效果不明显.多种稳健性检验表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为进一步发挥自贸区政策对金融开放的作用,应持续深化制度创新,充分利用境外投融资市场,推进跨境贸易转型升级.
在目前经济新常态和国内外疫情影响的双重背景下,不良资产处置已经成为实现经济稳定发展、企业持续运营、金融环境提质的重要措施。如何在不良资产处置中实现债权债务和担保三方的帕累托最优,实现作为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AMC”)债权回收和支持实体企业发展的双重甚至多重目标,通过构建不良资产处置下的三方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何种博弈策略能够实现博弈参与方的“纳什均衡”,并从经济法视角下得出担保方基于“双重困境”下履约的动机是债务方的重组收益及保证自身通过担保责任获取收益;当债务额度与债务减让之间的差异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