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伊朗官方宣布，司法总监易卜拉欣·莱希在伊朗第13届总统选举中获胜。8月5日，莱希宣誓就职。他的当选令本就充满变数的伊朗核谈判走向更加扑朔迷离。莱希竞选时强调会执行最高领袖核可的核协议，但就在他胜选后的第二天，伊朗核协议维也纳谈判便陷入停摆。

莱希施政的三大关切

　　许多舆论认为，莱希受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格外青睐，也因而肩负着带领伊朗走出当下交困局面的重任。综合伊朗目前的内外形势，莱希治国理政的核心关切有三。
　　第一是维护社会安定与政权稳定。在中东地区，伊朗政治与社会向来比较稳定，但过去几年间这种稳定性遭遇了一定挑战。例如在2017与2018年之交，伊朗多地因基本物资涨价发生街头抗议。2019年11月，伊朗德黑兰等地因燃油价格上涨发生民众抗议。这两次抗议均以军警清场收尾。最近几年，伊朗接连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甚至还罕见地出现了对最高领袖体制的非议。本届总统大选结束后，作为伊朗石油主产区的胡齐斯坦省又发生持续抗议，主要原因是当地遭受旱灾打击，致使民众面临水电短缺困境。对莱希而言，维护社会稳定与政权安全是当下的头等大事。最高领袖力挺莱希当选总统，也是希望他凭借多年司法工作经验，安民心、稳社会、固政权。
　　第二是振兴经济、改善民生。2009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GDP）因金融危机近乎零增长，2012与2013年因制裁同比分别下滑7.6%和0.4%，2018与2019年又因制裁下滑4%和9.5%。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大流行、美西方国家长期施加的沉重制裁与化石能源行业的暗淡远景，更是成为压在伊朗经济上的“三座大山”。目前伊朗名义GDP较之十年前并无明显提高。经济疲弱直接反映在民众的“餐桌”上。伊朗央行调研报告显示，1996年至2016年，伊朗家庭每周禽、肉消费量从1.5公斤下降到0.8公斤，牛奶消费量从2.6升降至2.3升。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如近几年民众抗议多与经济民生密切相关。改善伊朗的经济状况，将成为莱希被赋予更大责任前的重大考验。
　　第三是维护伊朗现行制度尤其是最高领袖制度的权威。大选后，莱希被普遍认为是哈梅内伊最可能的接班人，他的迅速崛起也被认为有赖于最高领袖的一路提拔。2016年3月，哈梅内伊任命莱希为马什哈德伊玛目礼萨圣陵负责人。圣陵基金会是伊朗最大的宗教慈善机构和颇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经济组织。三年后，莱希被哈梅内伊任命为司法总监，成为伊朗政法系统最高领导人。两年后，莱希又参加总统选举。在选前资格审查时，最高领袖控制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刷掉重量级候选人阿里·拉里贾尼，这被许多舆论认为是“保送”莱希当选。在此背景下，维护最高领袖制度权威无疑是莱希任内的重要任务。伊朗立国以来，对于作为最高领袖制度思想基础的“教法学家监国”理论，及最高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政坛、宗教界、民间亦不无质疑之声。莱希必须管控相关争议，突出最高领袖功绩。此外，在伊朗政治结构中，最高领袖指导，总统具体行政，两者间易出现不协调。莱希必须确保其政府忠实贯彻最高领袖的大政方针。

拿回主动权

　　过去十余年来，伊朗核问题对伊朗国计民生、社情民意的影响不断增强，这对伊朗执政者来说绝非积极信号。莱希的前任鲁哈尼以积极推动伊朗核谈判而上台，因促成2015年核协议而支持率大涨，最后也因该协议名存实亡而声誉大跌。一些舆论指出，鲁哈尼“过度推销”核协议，让出了施政主动权，将自己置于被动。特别是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博弈在相当程度上受美国政策左右，鲁哈尼的政策使得伊朗的发展与社会稳定受到美国因素的过度影响。如果说鲁哈尼的失误在于让治国理政围绕伊朗核协议转，那么莱希则需借鉴其教训，让该协议为治国理政服务，确保伊朗核问题博弈有利于解决上述三大关切，拿回處理该问题的主动权。
　　从维护最高领袖权威角度出发，莱希或以“稳”字当头。理论上，伊朗核问题的最终定夺应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但从过去近20年的情况看，最高领袖并不直接制定核政策，也不强力干预核谈判，其定夺权主要体现在对核谈判结果的核可与否决，这被认为有助于置身争议之外。以此观之，莱希不宜过于草率地谈成核协议。未来一旦美国再次反悔，或协议因各种因素破裂，不仅将令莱希陷入被动，更有损最高领袖权威。莱希胜选后，伊朗核问题维也纳会谈即告中止。这固然有伊朗新旧政府交接的因素，但也很可能是莱希有意放慢谈判节奏。
　　就维护社会与政权安全而言，莱希需降低伊朗核问题的重要性与敏感度。约从2009年前后开始，一旦核问题紧张或美加码对伊制裁，伊朗就会出现更多抗议。此外，核问题还成为伊朗国内政治的焦点议题。基于该状况，莱希力图冲淡“核问题是伊朗头等大事”的氛围。6月21日，在选后首场记者会上，莱希表示，“本届政府外交政策不始于也不受制于核谈判”。莱希还着力在各种场合营造出“人民第一、经济第一、内政第一”的执政导向。
　　为在经济上脱困，莱希仍希望通过核谈判获得实利。伊朗经济最显著特征是依赖石油出口，油价高、出口量大，伊朗政府就有更多资金补贴民生。若能通过重返核协议恢复石油出口，对伊朗无疑是一大利好。但是，经历了2015年核协议达成后美国反复无常、言而无信的折腾，问题不再简单。在2016～2017年的核协议执行时期，伊朗虽履约，但国际商界摄于美国制裁威胁和美伊关系变数，并未实质性恢复与伊经济合作，伊朗在石油出口恢复以外未获多少实惠。而仅恢复石油出口，无助于伊朗打造更具持久性的经济增长。为避免重蹈覆辙，莱希需促成比2015年核协议更有利、更保险的方案。
　　总体看，在拿回“主动权”的总思路下，莱希的复杂考量或致其核问题政策有相互抵牾的倾向。尽快达成新的核协议，将有助于快速复苏经济、改善民生、消弭社会不稳定因素;但要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切断美国影响伊朗政权的抓手，进而维护最高领袖体制权威，则需尽可能放慢核谈进程，提高谈判要价。作为肩负接班换代使命的政治家，莱希似乎更可能采取后一种策略。基于上述推断，伊朗核协议的谈判进程较过去或将更为曲折艰难。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形是，美国为加速谈判进程而施压伊朗，伊朗为争取更好结果而挑战美国，中短期内双方“斗法”可能性及相关地区安全风险或将升高。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