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城市管理模式正处于初创阶段。这一模式将随着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渐进演变,随着中华文化的寻根、重塑和繁荣而孕育生长，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而结网、延展并建构成型。
　　中国城管模式一定是最早萌生于中国文化不仅深厚而且仍然存活在民心之中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仍然藕断丝连的中小城市（亦或是县城），当位于民营资本和自由市场经济活跃的南中国，宣城就是这样的地方。
　　宣城模式的特征是以文化人，以人为本、社会共治、政府守责。
　　一、以文化人。文化是社会发展之基因，是生命价值之所在，是城市社会之空气。文化，是文化之于民，闻于民声，见于民行，成于民德，定于社规，并在所有的活动领域形成绚烂多彩的物件，在每个人生记忆中形成斑斓多姿的痕迹。宣城的中国文化基因没有遗失核心片段，还没有本质上的变异，更没有异化为西方文化基因，这些基因使市民能够对城市生活的需求形成共识，对城市家园拥有融于山水、和于人生、巧于天工的理念。对城市化中城市管理的方向形成坚定的选择，对种种疑难问题形成富有创造力的方案。共同的文化基因使官民、官商、民商之间乐于沟通、乐于变革、乐于规范和被规范，从而使城市文化成为城市管理模式的营养皿。
　　二、以人为本。管理者以市民的需求为本来确立管理的目标---满足居民发展中的需求。人的需求与设施供给的矛盾，是中国城市管理现代化的根本矛盾，而其复杂性又在于不同人群之间需求存在很大差异。这对矛盾不仅表现为设施供给数量难以满足需求，还表现在设施种类和水平难以满足多元化和多层次的需求。宣城管理者不仅满足国外游客的高端需求，而且满足市民的基本需求，如就近买早点、买菜、买零食，这样的需求可能在别的城市被视为低端需求，而宣城把他看做中国传统形式的需求，大众的需求，基本的需求，多元的需求，同样想方设法给予满足，划地方，提供便利设施，让卖者低成本经营，让买者少支付铺面费。这样的需求还有自行车、摩托车的停放处，羊肉串的摊位等等，都各就其位，各得其所。
　　三、社会共治。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政府，生产者是私人和第三部门，生产者带来的外部性生产者要出力治理，政府提供服务并负责监管，公私之间职责分明。市容卫生、信息收集等专业服务，悉数委托承包商提供服务，这就有利于打破原来政府承揽这些业务时受制于条块分割、专业分离，以及政府间碍于情面等问题了。由服务生产者承担社会协同治理的职责，符合承包商的利益，也维护了经营者的正当利益。
　　四、政府守责。城市管理的社会治理体系是个网络，政府在其中的定位是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政府提供服务、组织或协商制定规则，畅通市民（顾客）利益表达的渠道，对承包商的服务加以监管，这是基本的责任。推进信息化是畅通市民利益表达、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加强服务监管的一举多得的手段，关键是信息化要求政务规范、政务公开，政府必须有勇气和魄力建立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才能同时保障承包商的服务处于公众和政府的双重监管之下，才能保障承包商的专业服务业务不会受制于政府部门利益的约束和影响。信息化的过程必须伴随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改革，整体化政府、扁平化政府和透明政府之建设要同时推进实施，才能真正提高管理和服务效益。
　　宣城城市管理模式在上述四个方面，理念正确，定位精准，路径合理，各方面均取得实质进展。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管理的现代化就是政府管理现代化、企业服务和管理现代化、市民意识和行为现代化的同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