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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多年诉讼，备受学界关注的蒋介石、蒋经国日记（即“两蒋日记”）所有权诉讼案，日前在台北地方法院有了初审结果：“两蒋”任职期间的文物归属“国史馆”所有，任“总统”前的档案归私人所有。
对于此结果，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几位蒋家重要当事人都婉言谢绝了采访要求。漩涡的另一中心——“两蒋日记”的暂存地胡佛研究所，则显得相对平静一些。其东亚馆藏部主任林孝庭表示：“我个人认为，初审结果对目前正在公开的档案没有影响。”他解释说，胡佛研究所展出的是日记的复制件，目的在于公开之后以推进学术研究，所以“在日记所有权的问题上，胡佛与台北的诉讼案没有关系”。另外，理论上讲，台湾方面的初审判决也并不对斯坦福大学方面有强制执行力，“胡佛最终还是要看美国联邦法庭的意见”。总的来说，目前看来都不会对胡佛档案馆的“两蒋日记”有什么影响。只不过胡佛档案馆因为疫情原因关闭了一段时间，现在只对斯坦福大学校内的学生开放；“何时能够对外界开放，仍在未定之天”。
作为当年把“两蒋日记”引进到胡佛档案馆的重要当事人之一，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则表达了另一层的忧虑：“‘两蒋日记’对于了解20世纪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社会，是极珍贵的史料。目前台北的判决虽然不是终审，但如果真的把两位蒋先生的日记分别归属于‘国史馆’或家属，那就等于把‘两蒋日记’拆散了，非常不利于日记的保存与研究。此外，能到胡佛档案馆看日记毕竟不是易事，所以许多人更期望日记的出版，现在这样的情形，未来可能也很难看到完整的日记出版。我很担心，更觉遗憾！”
拋除蒋家内部对日记所有权及处理方式的纷争，由此诉讼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或许更值得思考。“此案最大的考虑，或者在于法律如何认定日记的属性。日记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有私密性，有隐私，但政治人物有其政治身份，他们的日记，其属性为公为私？这恐怕有待厘清。包括美国历任总统的私人信笺或文件，究竟应归属档案馆还是归私人所有？对此也一直存在模糊空间。究竟该怎么定义也许要等待法律来厘清。”林孝庭说。
存放于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始于1918年，直至1972年因病中止，跨度长达54年（注：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但1915年至1917年的部分早期日记佚落）；蒋经国日记则从他1937年自苏联返回中国开始，一直到1979年底，两份皆以毛笔书写。
→ 蒋介石与妻子宋美龄、儿子蒋经国（摄于 1955年）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他的日记由蒋经国保存；1988年，蒋经国去世，蒋氏父子日记则由蒋经国三子蒋孝勇保存。这些日记后来被蒋孝勇带到了加拿大，后又转到旧金山附近的湾区。1996年，48岁的蒋孝勇因癌症去世，此后，这部分档案就由他的夫人蒋方智怡保存。
“我先生（蒋孝勇）走了之后，我先处理过一段，怎么保存它、不损害它，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当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蒋方智怡坦率地说，整理蒋介石日记对她来说是一个有难度之事：“爷爷（蒋介石）每天都会写日记，里面的人物有些是昵称，有些是字号，我们也弄不清楚，要请专家来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是怎样一个背景。”因为蒋介石日记记载了很多他早期的个人生活经历及内心世界，蒋家后人最初也并未有公之于众的想法。
2003年夏天，胡佛研究院与国民党党史馆合作，以微缩胶片方式复制保存了国民党1894年到2000年的党史资料。完成这一项“大工程”的签约之后，郭岱君萌生了游说蒋方智怡的念头——了解台湾政治的郭岱君很早就知晓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的日记都保存在蒋方智怡手中。而此时，台湾岛内的“去蒋化”风潮也波谲云诡。在此背景下，蒋方智怡也在考虑如何找一个合适的场所存放日记，放在她身边毕竟也不是好办法。
其实，当时找到蒋方智怡商谈“两蒋日记”之事的机构也非常多。相比较而言，胡佛研究所的优势在于，在此之前有与宋子文家族合作的经验——早在20世纪70年代，宋子文的家人就将他的档案，一共58箱，捐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因为日记里涉及当时仍在世的宋美龄，所以当时规定有19盒不能打开，必须等到宋美龄过世后才能公开。
“近30年胡佛也是严守这个协议，完全没有人动过。所以宋家对胡佛的专业是肯定的，包括开放的、未开放的，胡佛都处理得很好。宋家对我们有充分的信任。”郭岱君说。宋美龄去世后，2004年4月16日，宋子文的档案全部公开。
“这批档案的开放对历史研究的积极意义，蒋方智怡也非常了解。”郭岱君回忆。她和已故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孟（Ramon Myers）教授代表胡佛与蒋方智怡接触之后，双方来来往往谈了一年有余，已基本达成意向。但在存放形式上，又遇到新问题。对胡佛研究院来说，他们收藏的档案通常都属于“donation”（捐赠）；而蒋方智怡的考虑是，蒋氏父子的档案不能永远流失于岛外。时任胡佛档案馆馆长伊莲娜·丹尼逊（Elena Danielson）曾做过美国档案协会会长，非常有经验，她提出了“deposit”（暂存）的方式，这在胡佛来说是极少的个例。此举一下子打消了蒋家的顾虑，蒋方智怡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特别提到，感谢胡佛为这批日记所做的特别处理方式。
2004年圣诞节前三天，在蒋方智怡家，郭岱君代表胡佛接收“两蒋日记”，终于看到日记的庐山真面目，将近700本日记，还有一些抄件，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但因为年代久远，有的纸已经粘在一起。当时，另外还有一小部分日记存放于加拿大，由一位中国人替他们保存。由于点交必须使用中文，加上通关的考虑，胡佛研究院派76岁的马若孟亲赴加拿大，在一个保险库里取回了剩余的日记带回胡佛。
→ 胡佛研究所保存的蒋经国日记。蒋经国1937年自苏联回国后，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开始写日记。
对日记的保护和整理是很复杂的技术工作。蒋介石日记运抵后，工作人员先要将这些存放了几十年的日记去霉，然后干燥。郭岱君说，有些早期的日记甚至打不开了——专业术语称“档案砖”，技术人员必须先用无酸的水蒸气将其弄湿滋润，小心翼翼地一页页打开，去霉、防腐、熨平、干燥，再放到无酸的盒子中存放。胡佛对每一页日记都以高精度的微缩（microfilm）保存下来，“修复比保存还要费时，成本也大得多；另外，这都很花时间，也是技术很复杂的工作”。但处理后仍有一些无法完整阅读，这或许更增加了这部日记的沧桑感。
据了解，保存蒋介石日记的档案库就像银行的保险柜一样，由专人把关，馆长和另一位负责档案收藏的工作人员各持一把钥匙，两把合起来才能打开库门提取需要的材料。哪怕是负责整理日记的专家，也不能轻易接触原件。
2005年1月10日，蒋方智怡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签署协议，同意以暂存的方式将日记公开。2006年，胡佛档案馆开放了蒋介石从1917-1931年的第一批日记；2007年4月，又开放蒋介石从1932-1945年的日记。按照计划，蒋介石日记全部开放之后，2010年会接着开放蒋经国的日记。但这一计划却因“两蒋日记”的归属权诉讼案而耽搁下来。
对蒋方智怡来说，决定公开日记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学者们几乎一致赞赏，来自岛内的争议甚至负面之辞却未消失过。在2007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蒋方智怡并不愿意具体回应这些问题。她只是说：“我一直为这些历史文件寻找适当的保存地点，最重要的考虑是档案保存能力以及学术环境的公正与否。很多学者认为，这些珍贵的史料应该留在台湾，但我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公正性的学术机构，多元化的、多面性的学者来研究，而不仅仅是大陆或台湾的学者来参与。”
另一个不和谐之声来自蒋家内部。而反对意见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蒋经国长子蒋孝文的女儿蒋友梅。蒋友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认为日记所有权应为蒋家继承人共同所有，蒋方智怡没有资格代表蒋家与胡佛签协议。
2010年，盛传已久的家族矛盾终于公开化，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复杂的诉讼。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前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总干事刘维开介绍，触发此事件的“导火索”是郝柏村的一本书的出版。郝柏村经历了国民党从抗战胜利到退守台湾的全过程，后来又曾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侍卫长长达6年。蒋介石日记全文公布后，郝柏村选定了1945到1949年这五年的日记，花了4年时间，摘注了一些重要事项加以评述，一共写了60多万字。郝柏村曾表示，他对蒋介石的日记摘录，是经过蒋方智怡同意的。
这套《蒋公日记1945-1949：从巅峰到谷底的五年》共五册的丛书，原定于2010年12月出版。不料，蒋友梅方面以一纸律师函叫停了郝柏村的书。蒋友梅认为，蒋介石日记的“著作财产权”，为蒋家“全体继承人公同共有”，未经所有继承人同意，不得出版或发行侵害著作权。此后，经各方人士协调，包括马英九也通过一些渠道表示“关切”，但终无结果。不得已之下，郝柏村只好把日记部分全部删除，只保留他的注释，压缩成一册，2011年改名为《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出版。
另一方面，蒋介石日记全部档案虽然自2008年已全部开放，前往参观研读者络绎不绝，但历时58年的日记，卷帙浩繁，数千万的字数，对研究者来说短期之内根本无法穷尽全貌，为后期的研究工作造成不少障碍，如能完整出版成书，无论对专业研究者还是历史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历史学家杨天石介绍说，台湾“中研院”很早就申请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经费，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整理出版蒋介石的日记，负责人为近史所研究员张力。“第一本已经印好，‘中研院’本来准备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对外正式宣布第一本日记的发布，我也准备出席。但就在这个时候蒋友梅发起诉讼，‘中研院’不得不把工作停了下来。”杨天石说，最终张力也遗憾地退出此项目。
蒋友梅在律师函中认为，拥有“两蒋日记”的“全体法定继承人”有蒋孝章、蒋蔡惠媚、蒋方智怡、蒋友梅、蒋友兰、蒋友松、蒋友柏、蒋友常与蒋友青9人。在蒋友梅看来，仅是继承人之一的蒋方智怡单方面与胡佛研究所签约，是侵害其他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利，她希望立即改成胡佛与“两蒋日记”全体继承人签约。
对于蒋友梅的举动，蒋方智怡第一次通过律师表示，“相信自己在历史上是做对的事”；她希望不要因为个人立场，影响文物应公开的大局。双方僵持不下，多方协调无果。2011年10月4日，“两蒋日记”的继承权所有人问题首次在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但是在审判前夕，蒋友梅方面发表声明，称既然蒋方智怡与蒋友梅双方都认同“两蒋日记”为全体继承人“公同共有”，那就没有继续诉讼的必要，因而撤回起诉。“两蒋日记”引发的第一桩诉讼就此告终。但原先蒋方智怡同意的日记出版計划则因为这起诉讼而停了下来。
第二桩诉讼则是由斯坦福大学发起的。或是因为对被动卷入“两蒋日记”此起彼伏的纠纷有点不堪其扰，2013年9月20日，斯坦福大学在美国圣荷西联邦法院提起了“两蒋日记”所有权的诉讼案，对蒋家遗产所有的法定继承人提起“交叉诉讼”，要求蒋家后人自行解决他们对蒋介石日记所有权的纷争，让校方不再受到不同蒋家后人及亲戚提出的所有权要求，并将这份史料交还给合法的继承人。林孝庭解释说，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借用法律来厘清所有权的归属。
对于此结果，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几位蒋家重要当事人都婉言谢绝了采访要求。漩涡的另一中心——“两蒋日记”的暂存地胡佛研究所，则显得相对平静一些。其东亚馆藏部主任林孝庭表示：“我个人认为，初审结果对目前正在公开的档案没有影响。”他解释说，胡佛研究所展出的是日记的复制件，目的在于公开之后以推进学术研究，所以“在日记所有权的问题上，胡佛与台北的诉讼案没有关系”。另外，理论上讲，台湾方面的初审判决也并不对斯坦福大学方面有强制执行力，“胡佛最终还是要看美国联邦法庭的意见”。总的来说，目前看来都不会对胡佛档案馆的“两蒋日记”有什么影响。只不过胡佛档案馆因为疫情原因关闭了一段时间，现在只对斯坦福大学校内的学生开放；“何时能够对外界开放，仍在未定之天”。
作为当年把“两蒋日记”引进到胡佛档案馆的重要当事人之一，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则表达了另一层的忧虑：“‘两蒋日记’对于了解20世纪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社会，是极珍贵的史料。目前台北的判决虽然不是终审，但如果真的把两位蒋先生的日记分别归属于‘国史馆’或家属，那就等于把‘两蒋日记’拆散了，非常不利于日记的保存与研究。此外，能到胡佛档案馆看日记毕竟不是易事，所以许多人更期望日记的出版，现在这样的情形，未来可能也很难看到完整的日记出版。我很担心，更觉遗憾！”
拋除蒋家内部对日记所有权及处理方式的纷争，由此诉讼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或许更值得思考。“此案最大的考虑，或者在于法律如何认定日记的属性。日记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有私密性，有隐私，但政治人物有其政治身份，他们的日记，其属性为公为私？这恐怕有待厘清。包括美国历任总统的私人信笺或文件，究竟应归属档案馆还是归私人所有？对此也一直存在模糊空间。究竟该怎么定义也许要等待法律来厘清。”林孝庭说。
“两蒋日记”入“胡佛”
存放于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始于1918年，直至1972年因病中止，跨度长达54年（注：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但1915年至1917年的部分早期日记佚落）；蒋经国日记则从他1937年自苏联返回中国开始，一直到1979年底，两份皆以毛笔书写。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他的日记由蒋经国保存；1988年，蒋经国去世，蒋氏父子日记则由蒋经国三子蒋孝勇保存。这些日记后来被蒋孝勇带到了加拿大，后又转到旧金山附近的湾区。1996年，48岁的蒋孝勇因癌症去世，此后，这部分档案就由他的夫人蒋方智怡保存。
“我先生（蒋孝勇）走了之后，我先处理过一段，怎么保存它、不损害它，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当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蒋方智怡坦率地说，整理蒋介石日记对她来说是一个有难度之事：“爷爷（蒋介石）每天都会写日记，里面的人物有些是昵称，有些是字号，我们也弄不清楚，要请专家来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是怎样一个背景。”因为蒋介石日记记载了很多他早期的个人生活经历及内心世界，蒋家后人最初也并未有公之于众的想法。
2003年夏天，胡佛研究院与国民党党史馆合作，以微缩胶片方式复制保存了国民党1894年到2000年的党史资料。完成这一项“大工程”的签约之后，郭岱君萌生了游说蒋方智怡的念头——了解台湾政治的郭岱君很早就知晓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的日记都保存在蒋方智怡手中。而此时，台湾岛内的“去蒋化”风潮也波谲云诡。在此背景下，蒋方智怡也在考虑如何找一个合适的场所存放日记，放在她身边毕竟也不是好办法。
其实，当时找到蒋方智怡商谈“两蒋日记”之事的机构也非常多。相比较而言，胡佛研究所的优势在于，在此之前有与宋子文家族合作的经验——早在20世纪70年代，宋子文的家人就将他的档案，一共58箱，捐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因为日记里涉及当时仍在世的宋美龄，所以当时规定有19盒不能打开，必须等到宋美龄过世后才能公开。
“近30年胡佛也是严守这个协议，完全没有人动过。所以宋家对胡佛的专业是肯定的，包括开放的、未开放的，胡佛都处理得很好。宋家对我们有充分的信任。”郭岱君说。宋美龄去世后，2004年4月16日，宋子文的档案全部公开。
“这批档案的开放对历史研究的积极意义，蒋方智怡也非常了解。”郭岱君回忆。她和已故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孟（Ramon Myers）教授代表胡佛与蒋方智怡接触之后，双方来来往往谈了一年有余，已基本达成意向。但在存放形式上，又遇到新问题。对胡佛研究院来说，他们收藏的档案通常都属于“donation”（捐赠）；而蒋方智怡的考虑是，蒋氏父子的档案不能永远流失于岛外。时任胡佛档案馆馆长伊莲娜·丹尼逊（Elena Danielson）曾做过美国档案协会会长，非常有经验，她提出了“deposit”（暂存）的方式，这在胡佛来说是极少的个例。此举一下子打消了蒋家的顾虑，蒋方智怡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特别提到，感谢胡佛为这批日记所做的特别处理方式。
2004年圣诞节前三天，在蒋方智怡家，郭岱君代表胡佛接收“两蒋日记”，终于看到日记的庐山真面目，将近700本日记，还有一些抄件，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但因为年代久远，有的纸已经粘在一起。当时，另外还有一小部分日记存放于加拿大，由一位中国人替他们保存。由于点交必须使用中文，加上通关的考虑，胡佛研究院派76岁的马若孟亲赴加拿大，在一个保险库里取回了剩余的日记带回胡佛。
对日记的保护和整理是很复杂的技术工作。蒋介石日记运抵后，工作人员先要将这些存放了几十年的日记去霉，然后干燥。郭岱君说，有些早期的日记甚至打不开了——专业术语称“档案砖”，技术人员必须先用无酸的水蒸气将其弄湿滋润，小心翼翼地一页页打开，去霉、防腐、熨平、干燥，再放到无酸的盒子中存放。胡佛对每一页日记都以高精度的微缩（microfilm）保存下来，“修复比保存还要费时，成本也大得多；另外，这都很花时间，也是技术很复杂的工作”。但处理后仍有一些无法完整阅读，这或许更增加了这部日记的沧桑感。
据了解，保存蒋介石日记的档案库就像银行的保险柜一样，由专人把关，馆长和另一位负责档案收藏的工作人员各持一把钥匙，两把合起来才能打开库门提取需要的材料。哪怕是负责整理日记的专家，也不能轻易接触原件。
2005年1月10日，蒋方智怡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签署协议，同意以暂存的方式将日记公开。2006年，胡佛档案馆开放了蒋介石从1917-1931年的第一批日记；2007年4月，又开放蒋介石从1932-1945年的日记。按照计划，蒋介石日记全部开放之后，2010年会接着开放蒋经国的日记。但这一计划却因“两蒋日记”的归属权诉讼案而耽搁下来。
纷争不断
对蒋方智怡来说，决定公开日记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学者们几乎一致赞赏，来自岛内的争议甚至负面之辞却未消失过。在2007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蒋方智怡并不愿意具体回应这些问题。她只是说：“我一直为这些历史文件寻找适当的保存地点，最重要的考虑是档案保存能力以及学术环境的公正与否。很多学者认为，这些珍贵的史料应该留在台湾，但我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公正性的学术机构，多元化的、多面性的学者来研究，而不仅仅是大陆或台湾的学者来参与。”
另一个不和谐之声来自蒋家内部。而反对意见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蒋经国长子蒋孝文的女儿蒋友梅。蒋友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认为日记所有权应为蒋家继承人共同所有，蒋方智怡没有资格代表蒋家与胡佛签协议。
2010年，盛传已久的家族矛盾终于公开化，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复杂的诉讼。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前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总干事刘维开介绍，触发此事件的“导火索”是郝柏村的一本书的出版。郝柏村经历了国民党从抗战胜利到退守台湾的全过程，后来又曾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侍卫长长达6年。蒋介石日记全文公布后，郝柏村选定了1945到1949年这五年的日记，花了4年时间，摘注了一些重要事项加以评述，一共写了60多万字。郝柏村曾表示，他对蒋介石的日记摘录，是经过蒋方智怡同意的。
这套《蒋公日记1945-1949：从巅峰到谷底的五年》共五册的丛书，原定于2010年12月出版。不料，蒋友梅方面以一纸律师函叫停了郝柏村的书。蒋友梅认为，蒋介石日记的“著作财产权”，为蒋家“全体继承人公同共有”，未经所有继承人同意，不得出版或发行侵害著作权。此后，经各方人士协调，包括马英九也通过一些渠道表示“关切”，但终无结果。不得已之下，郝柏村只好把日记部分全部删除，只保留他的注释，压缩成一册，2011年改名为《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出版。
另一方面，蒋介石日记全部档案虽然自2008年已全部开放，前往参观研读者络绎不绝，但历时58年的日记，卷帙浩繁，数千万的字数，对研究者来说短期之内根本无法穷尽全貌，为后期的研究工作造成不少障碍，如能完整出版成书，无论对专业研究者还是历史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历史学家杨天石介绍说，台湾“中研院”很早就申请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经费，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整理出版蒋介石的日记，负责人为近史所研究员张力。“第一本已经印好，‘中研院’本来准备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对外正式宣布第一本日记的发布，我也准备出席。但就在这个时候蒋友梅发起诉讼，‘中研院’不得不把工作停了下来。”杨天石说，最终张力也遗憾地退出此项目。
蒋友梅在律师函中认为，拥有“两蒋日记”的“全体法定继承人”有蒋孝章、蒋蔡惠媚、蒋方智怡、蒋友梅、蒋友兰、蒋友松、蒋友柏、蒋友常与蒋友青9人。在蒋友梅看来，仅是继承人之一的蒋方智怡单方面与胡佛研究所签约，是侵害其他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利，她希望立即改成胡佛与“两蒋日记”全体继承人签约。
对于蒋友梅的举动，蒋方智怡第一次通过律师表示，“相信自己在历史上是做对的事”；她希望不要因为个人立场，影响文物应公开的大局。双方僵持不下，多方协调无果。2011年10月4日，“两蒋日记”的继承权所有人问题首次在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但是在审判前夕，蒋友梅方面发表声明，称既然蒋方智怡与蒋友梅双方都认同“两蒋日记”为全体继承人“公同共有”，那就没有继续诉讼的必要，因而撤回起诉。“两蒋日记”引发的第一桩诉讼就此告终。但原先蒋方智怡同意的日记出版計划则因为这起诉讼而停了下来。
第二桩诉讼则是由斯坦福大学发起的。或是因为对被动卷入“两蒋日记”此起彼伏的纠纷有点不堪其扰，2013年9月20日，斯坦福大学在美国圣荷西联邦法院提起了“两蒋日记”所有权的诉讼案，对蒋家遗产所有的法定继承人提起“交叉诉讼”，要求蒋家后人自行解决他们对蒋介石日记所有权的纷争，让校方不再受到不同蒋家后人及亲戚提出的所有权要求，并将这份史料交还给合法的继承人。林孝庭解释说，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借用法律来厘清所有权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