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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会上替我解围
1972年10月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一个月后，外交部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以对外友协和中日友协的名义，在北京举行一次庆祝招待会。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两国各界代表近3000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欢聚一堂。我跟随一位日方代表、关西日中经贸中心理事长木村一三先生上台，为其当翻译。没想到，一个意外发生了。
木村理事长到达时，招待会已经开始。我问他有无书面讲话稿，他答称自己没有时间准备，只在来北京的飞机上想了一个提纲。上台后，他即席讲了七八分钟，其中引用了当时中国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中日复交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按理说，这一类政治口号是最容易翻译的，我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困难。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翻译他的整段讲话时，竟漏掉了绝对不能漏掉的这两句话。坐在主桌上的另一位翻译、我的北大校友唐家璇急得大喊：“老周、老周！还有两个‘伟大胜利’没有翻译呢！”
聽到喊聲，我真的吓了一大跳，立即惊醒过来。我深知在那个年代里这件事的严重性质和可怕后果，马上当众沉痛地表示：“我刚才不慎漏译了木村先生讲话中两句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对翻译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允许的失职行为。现特补译如下。”为了挽回不良影响，更表明自己刚才漏译不是有意为之，我是用最激动、最有力、最洪亮的声音一字一字说完这两句话的。全场响起了一阵特别热烈的掌声。
回到主桌后，桌上一位平时对我十分友善的老领导轻声提醒我，领导对你很不满意，说你刚才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一听，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完全可以被上纲为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竟敢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任意删掉外国朋友称颂伟大领袖的话语。于是我站起身来，低头向就坐在身边的周总理检讨：刚才您也听到、看到了。作为一个翻译，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错误，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绝不是有意这样做的。听完我的沉痛检讨，周总理一脸严肃地说：“什么政治错误！？我看不是什么政治错误，而是肚子抗议。我们大家都已吃饱喝足，而小周两个多小时像个走马灯似的，六上六下不停地当翻译，至今滴水未进。”这几句话说得主桌的多位领导点头称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批评“造反派”
“文革”初期，我所在部门的一位干部第一个带头“造反”，带头高喊打倒陈（毅）、乔（冠华）。她在审阅一个科员起草的《关于调整我国对非政策建议》时，见文中几次出现“刚果（利）”和“刚果（布）”的称谓，以为这次终于抓到了这位平时不那么服管、不那么听话的“保守派”小头头的辫子，便当众训斥道：“刚果就是刚果，哪来什么利不利、布不布的？试问你这个外交部小干部，有什么权力把一个国家分成两个国家！？以后绝对不允许再犯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低级错误了！”实际上，稍有一些国际关系知识的人都知道，刚果（利）和刚果（布）从来就是两个国家，分别位于刚果河的两侧，一个的首都是利奥波德维尔，因此用“利”来指称；另一个的首都是布拉柴维尔，因此用“布”来指称。
1968年1月18日上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社会党资深议员石野久男和枝村要作。送走客人后，周总理见我呆呆地站在一旁，便问我最近这几天外交部有什么新鲜事。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便详细汇报了有关刚果的这起咄咄怪事，但我没有提及主角的姓名。周总理听后笑着说，这类天下奇闻竟然出现在我们外交部，真是令人难以容忍呀！接着又问，你说的那个副局级干部，就是早就小有名气的张某吧。我点头称是。他说：“我记得，当时我去女师大讲课、作报告时，她总是争坐在第一排，主动为我倒茶、添水。解放初，一次我去巴基斯坦访问，当时她是使馆二秘，又抢在大使前面，大言不惭地问我，美国已经开始向外国派遣女大使，为什么我们中国迟迟不行动？莫不是外交部领导也存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旧思想、旧观念？见她如此自以为是，不懂规矩，我当即严肃回答她：我这个兼任的外交部长从不重男轻女，中国将来肯定也会派女大使的。我看今天在座的、随我一道来访的龚澎同志（乔冠华夫人、时任外交部新闻司长兼首席发言人）现在就完全够格，你还差得远呢。”
当天下午回单位，我向全体人员传达了周总理的谈话，张某本人也在场。出乎我的意料，听完传达后，站起来第一个表态的竟是她本人。只见她一改平时唯我独尊的架势，低着脑袋，细声细气地说：我愿意虚心接受总理的批评教育，脱胎换骨，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请大家今后批评、帮助、监督我。
严厉训斥工作人员
在我的印象中，平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周总理，“文革”期间很容易生气、发火。起初我一直以为，可能是全国各地每日层出不穷的麻烦事使他精疲力尽、心情不好，有一次他严厉训斥身边工作人员时讲的一段伤心话，却使我感到，很可能还有一些难于言表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次是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一个重要的日本代表团。同往常一样，他提前半小时到达，听取接待人员的汇报。他那天似乎情绪特别不好，对于接待人员有些模棱两可、不得要领的汇报很不高兴，严厉批评在场人员做了这么多年对日工作，却连日本的一些基本情况都搞不清楚，简直不可理喻。他越批越有气，言词越来越激烈，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差一点就要拍桌子骂人了。
这时，他的外事秘书钱嘉东走过来，轻声告诉我，一群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会见厅，在门外等着拍摄周总理走出去与日本客人握手、问候的镜头，要我从旁提醒总理说话小声一点。但我担心这样做会打乱他的思路，加剧已经很紧张的气氛，就没有提醒，心想他批一阵后自己会停下来的。谁知周总理是个眼明手快、异常敏锐的人，一下子发现会见厅门外已经站着一群日本记者。他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就把话题一转，查问在场的人为什么不及时向他报告这件事情。我低着头，没有吭声，更没敢认错。
周总理也没有再追查下去，而是低声但非常激动地说了一番话：你们为什么连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这件区区小事，都对我封锁消息！？我周恩来搞过多年外交，还多少懂得一点内外有别的道理。如果你们及时告诉我，即使我对你们有再大的意见，也绝不会不顾国际影响，朝你们大叫大嚷的。你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这些年我周恩来对你们怎么样？可以说我把自己的心都掏给你们了。而你们又对我周恩来怎么样！？你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许多事情都瞒着我、欺骗我、捉弄我……
实话实说，我当时听了很困惑，但只是隐约觉得周总理可能话中有话，另有所指，借机诉说他心中的不满、苦楚。因为当天在场的几位都是跟随他多年的部下。后来，我才慢慢懂得一些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1972年10月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一个月后，外交部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以对外友协和中日友协的名义，在北京举行一次庆祝招待会。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两国各界代表近3000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欢聚一堂。我跟随一位日方代表、关西日中经贸中心理事长木村一三先生上台，为其当翻译。没想到，一个意外发生了。
木村理事长到达时，招待会已经开始。我问他有无书面讲话稿，他答称自己没有时间准备，只在来北京的飞机上想了一个提纲。上台后，他即席讲了七八分钟，其中引用了当时中国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中日复交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按理说，这一类政治口号是最容易翻译的，我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困难。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翻译他的整段讲话时，竟漏掉了绝对不能漏掉的这两句话。坐在主桌上的另一位翻译、我的北大校友唐家璇急得大喊：“老周、老周！还有两个‘伟大胜利’没有翻译呢！”
聽到喊聲，我真的吓了一大跳，立即惊醒过来。我深知在那个年代里这件事的严重性质和可怕后果，马上当众沉痛地表示：“我刚才不慎漏译了木村先生讲话中两句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对翻译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允许的失职行为。现特补译如下。”为了挽回不良影响，更表明自己刚才漏译不是有意为之，我是用最激动、最有力、最洪亮的声音一字一字说完这两句话的。全场响起了一阵特别热烈的掌声。
回到主桌后，桌上一位平时对我十分友善的老领导轻声提醒我，领导对你很不满意，说你刚才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一听，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完全可以被上纲为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竟敢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任意删掉外国朋友称颂伟大领袖的话语。于是我站起身来，低头向就坐在身边的周总理检讨：刚才您也听到、看到了。作为一个翻译，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错误，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绝不是有意这样做的。听完我的沉痛检讨，周总理一脸严肃地说：“什么政治错误！？我看不是什么政治错误，而是肚子抗议。我们大家都已吃饱喝足，而小周两个多小时像个走马灯似的，六上六下不停地当翻译，至今滴水未进。”这几句话说得主桌的多位领导点头称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批评“造反派”
“文革”初期，我所在部门的一位干部第一个带头“造反”，带头高喊打倒陈（毅）、乔（冠华）。她在审阅一个科员起草的《关于调整我国对非政策建议》时，见文中几次出现“刚果（利）”和“刚果（布）”的称谓，以为这次终于抓到了这位平时不那么服管、不那么听话的“保守派”小头头的辫子，便当众训斥道：“刚果就是刚果，哪来什么利不利、布不布的？试问你这个外交部小干部，有什么权力把一个国家分成两个国家！？以后绝对不允许再犯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低级错误了！”实际上，稍有一些国际关系知识的人都知道，刚果（利）和刚果（布）从来就是两个国家，分别位于刚果河的两侧，一个的首都是利奥波德维尔，因此用“利”来指称；另一个的首都是布拉柴维尔，因此用“布”来指称。
1968年1月18日上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社会党资深议员石野久男和枝村要作。送走客人后，周总理见我呆呆地站在一旁，便问我最近这几天外交部有什么新鲜事。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便详细汇报了有关刚果的这起咄咄怪事，但我没有提及主角的姓名。周总理听后笑着说，这类天下奇闻竟然出现在我们外交部，真是令人难以容忍呀！接着又问，你说的那个副局级干部，就是早就小有名气的张某吧。我点头称是。他说：“我记得，当时我去女师大讲课、作报告时，她总是争坐在第一排，主动为我倒茶、添水。解放初，一次我去巴基斯坦访问，当时她是使馆二秘，又抢在大使前面，大言不惭地问我，美国已经开始向外国派遣女大使，为什么我们中国迟迟不行动？莫不是外交部领导也存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旧思想、旧观念？见她如此自以为是，不懂规矩，我当即严肃回答她：我这个兼任的外交部长从不重男轻女，中国将来肯定也会派女大使的。我看今天在座的、随我一道来访的龚澎同志（乔冠华夫人、时任外交部新闻司长兼首席发言人）现在就完全够格，你还差得远呢。”
当天下午回单位，我向全体人员传达了周总理的谈话，张某本人也在场。出乎我的意料，听完传达后，站起来第一个表态的竟是她本人。只见她一改平时唯我独尊的架势，低着脑袋，细声细气地说：我愿意虚心接受总理的批评教育，脱胎换骨，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请大家今后批评、帮助、监督我。
严厉训斥工作人员
在我的印象中，平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周总理，“文革”期间很容易生气、发火。起初我一直以为，可能是全国各地每日层出不穷的麻烦事使他精疲力尽、心情不好，有一次他严厉训斥身边工作人员时讲的一段伤心话，却使我感到，很可能还有一些难于言表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次是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一个重要的日本代表团。同往常一样，他提前半小时到达，听取接待人员的汇报。他那天似乎情绪特别不好，对于接待人员有些模棱两可、不得要领的汇报很不高兴，严厉批评在场人员做了这么多年对日工作，却连日本的一些基本情况都搞不清楚，简直不可理喻。他越批越有气，言词越来越激烈，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差一点就要拍桌子骂人了。
这时，他的外事秘书钱嘉东走过来，轻声告诉我，一群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会见厅，在门外等着拍摄周总理走出去与日本客人握手、问候的镜头，要我从旁提醒总理说话小声一点。但我担心这样做会打乱他的思路，加剧已经很紧张的气氛，就没有提醒，心想他批一阵后自己会停下来的。谁知周总理是个眼明手快、异常敏锐的人，一下子发现会见厅门外已经站着一群日本记者。他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就把话题一转，查问在场的人为什么不及时向他报告这件事情。我低着头，没有吭声，更没敢认错。
周总理也没有再追查下去，而是低声但非常激动地说了一番话：你们为什么连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这件区区小事，都对我封锁消息！？我周恩来搞过多年外交，还多少懂得一点内外有别的道理。如果你们及时告诉我，即使我对你们有再大的意见，也绝不会不顾国际影响，朝你们大叫大嚷的。你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这些年我周恩来对你们怎么样？可以说我把自己的心都掏给你们了。而你们又对我周恩来怎么样！？你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许多事情都瞒着我、欺骗我、捉弄我……
实话实说，我当时听了很困惑，但只是隐约觉得周总理可能话中有话，另有所指，借机诉说他心中的不满、苦楚。因为当天在场的几位都是跟随他多年的部下。后来，我才慢慢懂得一些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